一、《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论文文献综述）
古丽奴尔·米吉提[1]（2021）在《近十年兵团红色文学研究 ——以兵团出版社红色主题文学类图书为视角》文中认为
晋江艳[2]（2021）在《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文中提出在历史的漫漫长河中,中国人民的社会保障实践持续了上千年,且随着社会发展,保障对象逐步扩大,保障措施日益多样,保障思想不断丰富,但严格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始终没有建立起社会保障制度。1949至1956年,较全国其他地区,东北地区经济基础较好,重工业相对发达,加上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处于战争前沿,优抚安置任务异常艰巨,促使社会保障事业迅速发展,建立了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在内的完整的社会保障制度,为之后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研究这一时期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对丰富东北地区党史研究和完善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具有一定意义。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重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计量史学法,分六部分对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进行全面分析。作为文章的起点,第1章遵循党史研究基本思路,介绍了选题背景,说明选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重点整理和介绍了国内外研究成果,认为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保障的研究已硕果累累,但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尚有不足,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任何实践都不是空中楼阁。研究社会保障,首先要追根溯源,探究其实践基础。1949至195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开展的社会保障实践具有坚实的理论、历史和现实基础,三者缺一不可。第2章和第3章围绕这一主题展开,认为这一时期东北地区党组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保障思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社会保障思想）为指导,受中国传统社会保障思想影响,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尤其是东北解放区的社会保障实践基础上,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政治形势,建设国家重工业基地、开展农业合作化的经济计划以及抗美援朝战争形势,在学习借鉴苏联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情况下,领导人民创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可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亟需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也具备了建立社会保障的条件。第4章和第5章是本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各级政府始终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保障”概念,社会保障机制尚不完善,但无论是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还是社会优抚工作都已经开展起来。多元化的资金来源渠道、相对系统的组织机构体系、广泛的社会动员以及以政府、社会和内部机构为主体的监督机制搭建了一个社会保障体系。第4章重点介绍了这一内容,即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在这一制度框架下,东北各地竭尽所能救济灾民、贫民和朝鲜战灾孤儿,收容改造旧社会遗留的娼妓和游民;重点在企业中建立劳动保险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职工福利,为社会上的孤寡老人、孤儿、残疾人以及精神病人建立民政福利;优待军烈属和革命残废军人,褒扬抚恤革命英烈,妥善安置回乡转业人员等,丰富的内容使社会保障由简单的制度构建层面跨越到充实的制度实践层面。第5章则重点介绍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在充分认识制度结构和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第6章进一步提升,重点分析了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认为其对政治建设而言,通过保障群众的基本生活巩固了新生政权;对于经济建设而言,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进而促进了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建设;对于军事活动而言,激发了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为抗美援朝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对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言,构建了社保制度的基本框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在此基础上,总结经验教训,结合当前东北地区的社会保障现状,以史鉴今,提出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坚持群众观点,反对官僚主义作风;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总体来说,1949至1956年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实践是成功的,但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稳定性和和可持续性不足。因此,对于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实践,本文采取在总体肯定的基础上加以批判借鉴的态度。
李保江[3]（2020）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剧乐队的演变、发展和回归——基于口述访谈资料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桂剧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具有代表性的地方剧种,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不同历史时期,伴随国家的文化政策的变动,桂剧的伴奏乐器发生着不同的变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伴随着国家对于戏剧的改良和重视,桂剧开始丰富和增加传统乐器。至"文革"时期,伴随移植样板戏的历程,开始大量加入西洋乐器,几乎在传统乐器基础上,形成了以单管制为主的西洋乐队编制。20世纪80年代以后,西洋乐器逐渐淘汰,至80年代中后期,逐渐回归至传统乐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广西桂剧乐队的编制变化,一定程度也反映了中国戏曲改革历程中的共同现象。通过口述访谈的调研,对这一时期乐队的变化能够有更鲜活的认知,体现了口述史料对于当代历史研究的重要性。
薛文龙[4]（2016）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文中研究表明建国前后至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单位共同体一直是我国城市基本的“社会——空间”单元,整个城市社会围绕着单位共同体形成了一整套以行政权力为核心的刚性社会治理结构。对于这一高度组织化的共同体如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大变革中成为可能,综合以往相关研究的成果,基本可将其划分为苏联模式影响、根据地制度起源、民国制度改革起源、工人抗争遗产、制度叠加形成等五种理论解释。不过,相关研究不仅数量较少,且由于视角和观点的差异使得将已有研究体系化的努力不多。单位共同体既是一系列相互补充的复杂制度建构的结果,亦是不断的社会空间实践的产物。为此,本研究以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研究为视角,以1946年～1960年的哈市为研究时空界限,基于最原始的记录资料系统的考察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实践建构过程及其逻辑。本研究首先考察了 1946年后建构单位共同体相关制度政策的实践场域——国营企业在哈市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城市社会重构实践中,国营企业成为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哈市在这一建设方针下完成了由“消费城市”向“生产城市”的转型,国营企业中的工人阶级亦成为城市中的核心人群。围绕着促进生产、保障工人生活等重要治理命题,国营企业成为城市治理实践中最重要、最核心的单位共同体类型。在单位共同体内部权力安排和互动模式的制度化展开过程中,以中苏合办的中长铁路公司诸工厂为媒介,哈市在国营企业的治理实践中系统的学习了苏联相关经验,包括厂长负责制、经济核算制八级工资制、劳动竞赛制度等都成为国营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着“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对于“厂长负责制”的取代,中国共产党在国营企业中建立了一直延伸到车间班组的稳固健全的基层党组织,这成为国营企业由“生产功能体”走向“生活共同体”的转折点。由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党政一体模式的确立促使原本应有国家承担的社会服务和保障职能越来越多的下沉到国营企业身上,“企业办社会”的模式拥有了制度化的推动机制。国营企业中的职工福利制度是单位共同体的最典型、最核心的制度形态,本研究以1953年为界,将其制度化演进脉络分阶段加以梳理。哈市解放前作为一座殖民城市,在其社会结构中广泛存在着近代机器大工业与传统农业经济并存、资本主义现代企业组织和前资本主义的家庭作坊经营并行、机器生产和传统手工生产并举的“二元区隔”现象。这种“区隔”现象使得这类大工业企业所需的人才、工人、材料等都无法在社会上实现普遍良性的流动,普遍性的生活保障制度的建立既缺乏体制推动力也缺乏社会基础,导致在解放前哈市的大型企业中就存在着针对职工的企业保障制度。在哈市解放后,运动式的工人“分红制”很快被放弃,通过学习苏联的劳动保险制度,哈市最早开始了制定劳动保险法案来保障工人生活的尝试。哈市的《战时暂行劳动法（草案）》/《哈尔滨特别市战时暂行劳动条例》成为随后制定的《东北战时暂行劳动保险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的制度起点,哈市在最初劳动保险法律条例制定的尝试,为后续的东北乃至全国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参考。由于这一制度中将劳动保险事业的执行主体落实到基层生产单位,最重要的基础生产单位——国营企业开始按照自身体量举办各种与职工生活相关的事业,从而使劳动保险制度在执行中开始向“单位职工福利”转化,职工的生活保障越来越依赖其所属工作单位。而订立集体合同的政策和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形成更是进一步促进了单位福利的体系化发展。社会性的劳动保险事业由此开始向“单位化”的职工福利模式转变。1953年开始的“一五计划”,是单位共同体制度化程度快速提升的开始。以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为契机,单位共同体在空间实践和体制化形塑全面展开。依托大型国营企业建构的单位共同体,其空间扩张更为规范化和标准化,在组织建设、基本设施建设、人员配置等方面更为完善。不仅如此,这类国营企业还成为“社会重构模版”。在城市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公私合营后的中小企业和各类合作社等不断合并重组,以建立类似的“生产和生活合一”的基层单位。尽管缺乏标志性事件,但到1960年,各种不同的实践、制度、政策的叠加已在单位共同体中形成了稳定而成熟的制度结构,单位共同体已经覆盖到城市各基层单位,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城市中的标准“空间——社会”单元。追溯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过程,供给制与“小公经济”同为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革命遗产,虽然对于建国后的城市治理策略仍有影响,但其作为一种制度事实上都已被取消。苏联因素对于国营企业体制的影响广泛而深远,但在后续的发展中均被弱化、替换或消解,尤其是党委制的确立和劳动保险制度向职工福利制度的转型,开启国营企业由“工作单位”向“生活共同体”转变的进程。早期共产党人受“工读互助主义”和“新村主义”影响而形成的思想模型亦在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实践中发挥了作用。此外,单位共同体的形成还存在着中国近代社会精英的宏观现代性方案与地域性实践互动的维度,建国后党政系统中的“职责同构”现象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工人阶级治理实践从不同方面促进了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建构。
张冀[5]（2011）在《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文中指出在现代中国汉语文学史上,左翼小说革命叙事在主体重构、叙事修辞、美学成规等方面形成自己独有的叙事经验,“红色经典”小说与之有着客观存在的历史承袭。这种难以割舍的血缘联系,实证了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的后世影响和“典范”意义,也标志着“红色经典”小说经典性的全然缺失。具体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的深度结盟,引发作家抛却“国民性”批判的道德优越和教化常态,对以农民为主体的工农大众的精神品格做了极为大胆的艺术处理,导致了农民文化人格的变异与阶级身份的冲突。作家也因“诗人”到“战士”的身份置换,决定其社会职责由“艺术”到“政治”的角色错位,完成了小说对知识精英皈依工农大众的自我救赎的精细描述。其次,以二元冲突作为叙事修辞,将阶级观念、政治理性渗透到小说中。父子农民的代际冲突注入阶级内涵,子辈以“革命之子”的阶级身份,在精神上和父辈断裂,父辈最终实现了向子辈的思想认同。“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也有新质：革命者的自我约束心理机制和情爱资源配置模式。再次,革命预设的正义观念,让暴力复仇获得了道义上的合法性；革命附加的美好愿景,又让英雄传奇获得了审美上的合理性。这一宏大叙事突显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实用功利主义的“战斗精神”特质。出现以上三大影响的原因在于：知识精英作家在革命风潮的强劲裹挟下,在对革命、民众的心灵阵痛和精神焦虑中迷失了自我；而顺利接班的工农大众作家,文学素养和理论储备又普遍先天不足,这就为其小说创作借用与承袭左翼小说革命叙事提供了内在契机。因此,重新辨析“左翼文学”的概念命题,全面还原“红色经典”文学的创作资源,科学理性地揭示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对“红色经典”文学的深刻影响,客观务实地评价这种影响的政治功利性审美、文化现象,真实再现中国作家对于革命理念认知的复杂心路历程,不仅构成本文的研究缘起,而且还将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生长点,积极地拓展左翼文学、“红色经典”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
车红梅[6]（2010）在《北大荒知青文学研究》文中指出本文以北大荒知青文学为研究对象,从研究对象的界定出发,对北大荒及北大荒知青文学,北大荒知青作家的生成以及北大荒文学演进中的北大荒知青文学进行整体的概括。通过梳理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创作概况,把握北大荒知青文学从20世纪70年代的出现至80年代的繁荣再到90年代以来的成熟的发展历程和风貌特征。对北大荒知青文学主题的研究,试图把握隐含在情感体验和审美指向中的思想观念:人性之光,主要研究梁晓声作品对人的尊严与精神的书写;人性之恶,重点把握张抗抗创作中呈现的知青可贵的自省;人性之迷,主要研究韩乃寅和李晶、李盈小说对极“左”思潮造成再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人性迷失的反思。从北大荒知青小说文本出发,总结出活跃在其间的三类人物形象系列:一是“硬汉”、“铁姑娘”等先进知青典型形象,“黑五类”子弟、“冒牌”知青、流氓无产者等另类知青形象,知青的管理者——政治舞台上的“土皇帝”形象,这为知青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色彩。北大荒知青文学主要凸显粗犷豪放的主格调,这种粗犷豪放体现在人物形象的个性特征上,体现在场景的描写上,体现在人物语言上。北大荒知青文学还体现出悲喜融合的风格。北大荒知青文学风俗描写的审美特质首先是历史变迁下的时代镜像;其次是声色共融中的风俗情韵;最后是风俗即人的审美追求。北大荒知青小说中的风俗描写蕴含着浓郁的情感,具有北大荒文化动人的魅力。
艾佳慧[7]（2008）在《社会变迁中的法院人事管理 ——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由于法官都是“趋利避害”的有限理性人,由于任何组织管理都会遭遇事前、事后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如何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减少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并使得法官在最大化自身收益的同时也有利于司法制度目标（如司法公正和司法效率）的达成,是一个既有学术意义又有实践意义的重要问题。我们需要研究法官面临的诸多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约束,以一种行为主义的视角关注法官的现实选择,力求在实证和理论的层面解释中国司法面临的诸多制度困境和疑惑。根据大量实地调研而来的法官数据、法院资料和二手统计数据,运用信息经济学、博弈论、组织理论和管理学的相关理论和逻辑,本论文在比较法的背景下,力图准确地描述中国法官和中国法院人事管理制度的真实形态,在此基础上发现专属于中国的特殊现象——中国法院系统大众化、行政化的人事管理模式——并对其进行解释。除了“导论”和“结语”,本论文包括两编六章。第一编“制度”,包括三篇文章,从中国法院人事管理的正式制度（绩效考评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法院内部行政性调动制度）入手,总结了包括法官遴选、法官薪酬、法官培训、绩效考评和法官行政性调动等制度在内的中国法院人事管理模式的特点。第二编“后果“,也包括三篇文章,主要论证当代中国法院系统既有的人事管理制度带来了三个我们所不欲的现实后果,分别是最大化官位和收入的法官（直接后果）、民事诉讼率的下降（间接后果）和现代程序制度的失灵。最后的“结语”部分主要从制度建构的角度探讨了如何在社会变迁背景和既有宪政体制下改进中国法院的人事管理制度,具体包括:首先在国家财力增强的前提下改革法官薪酬的地方化,以满足优秀法律人才选择法官职业的参与约束;其次化解法官遴选大众化的问题,严格法官的初次遴选和法院系统内部的职业晋升制度,建立全国法官遴选和晋升委员会,以解决法院和法官之间的事前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三,构建包括晋升制度、判决公示制度等制度在内的法官声誉机制,解决法院和法官之间的事后信息不对称问题;第四应该取消法院内部的行政性调动制度,不应该将专业法官视为一般政工人员而随意调动;最后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经济制度下,执政党应该适当调整和改变长久以来形成的人民司法理念和行政化司法观。
魏贤玲[8]（2007）在《卓尼藏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历史上的卓尼藏区在安多藏区的东南部，地处汉藏文化交界处，北面与临夏州相连，东面与定西地区相接，东南面与西面分别与四川和青海藏区为邻，在宗教上又与西藏有紧密的联系。从远古的氐、羌、吐谷浑到唐宋时期的吐蕃，及其随后在西北地区建立的强大的唃厮啰政权，直至明代大量戍边的军人滞留，东来的、西至的、南下的和北上的，多民族融合，最终形成了以些地为始祖的卓尼土司家族统治之下的卓尼藏族。卓尼在历史上不仅在安多藏区负有盛名，而且在整个藏区也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卓尼藏区同整个藏族有着共同的发展历史和文化源，形成了在社会、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面互动互联的关系。由于内地到达藏区或西藏进入中原地区，这里是必经之地和跳板，起着桥梁和纽带作用。卓尼土司雄居一方，延续20代，时间长达500余年，是西北地区势力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土司；卓尼大寺历经700多年，学制严格，高僧大德辈出而名扬藏区。全文共分为前言和正文两大部分。前言从四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本论文研究的逻辑前提，目的、意义、方法和研究中出现的问题。也明确地提出了自己在研究中的立场和观点。正文共分为九章内容，主要研究了卓尼藏族的历史及现状。从卓尼藏族的源流出发，通过对卓尼藏族历史上的政治制度、风俗习惯、宗教、文化、教育及经济、对外关系、历史人物的系统研究，对前言中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论述。因为历史和现实等各方面的原因，卓尼藏区社会经济文化都处于一个迅速发展变化的波动时期。卓尼藏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保护好最佳传统模式，尽快适应变化的环境并发展自己，实现具有自己特色的民族现代化，这是卓尼藏族今后实践的重要问题，同时，这一问题也是其它藏区同样面临的问题。
徐忠明[9]（2002）在《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西学东渐，随着现代西方的法制、法律教育与法学研究范式的全面导入，古典中国的法律制度结构与法律知识体系开始出现断裂，并且迅速解体。在这种语境下，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也被逐步“建构”起来，迄今已有百年历史。其间，虽然屡经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的变迁；但是，总体而言，中国法律史的叙事范式基本处于西方法律知识系谱的“认知控制”之下。本稿试图追问的是：这套知识体系究竟是否能够有效地运用于“体悟”中国古典时代的法律制度呢?另一方面，过去的中国法律史研究，大抵囿于官方的法律典章和正史记载的解读，即便冠以中国法律文化史的某些研究，情形也是如此。然而问题在于：这些资料尽管颇能反映古典中国法律制度或者法律文化的面貌，但是，毕竟也有缺陷。根本原因就是，中国法律典章难免“理想”建构的情形，正史记载也难免遭到“点窜”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正史记载基本属于帝皇将相的政治活动和法律活动，对于“处江湖之远”的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显然记述甚少。据此，本稿考虑用带有民间色彩的包公故事来解读中国法律文化，把它作为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一个特定的视角。 本稿分为三章，现在，稍作介绍如下。 第一章：“学术史与方法论”。鉴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学术课题，而且涉及历史领域；因此，有关本稿采取的学术姿态与研究方式，很有必要作出全面透彻的解释。首先，对于中国法律史的研究范式给予必要的梳理，以期勾勒本稿研究的问题意识；进而指出，解读中国古代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与法律意识，对于我们把握中国法律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次，通过考察“档案、正史与文学”之间的内在关联，从而指出，文学故事不仅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历史叙事的样式，它们对于细民百姓的法律生活和律意识的叙事，具有档案和正史无法替代的价值。再次，从“公案”文学角度看，它们与中国古代判牍有着非常密切的关联；说的直接一点，这些故事原本就是出自司法档案文书。最后，所谓“法律文化”研究，就是对于法律蕴涵的“意义结构”的解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稿提出在“语境”中解释法律文化“意义结构”的设想。而“语境”的建构，必须考述相关的历史事实；否则的话，所谓“语境”的说法，也就无从真正落实。据此，“考证、语境和意义”由此获得一种内在的关联。 第二章：“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包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一个清官的典范；然而，包公又是怎样成为民间清官故事的“母题”的呢?进而，历史上的包公与民间故事中的包公又有怎样的关联呢?这是我们在研究包公故事时无法回避的问题。首先，通过考察作为历史叙事的包公形象，本稿认为，包公具有孝亲、忠君、清廉、爱民、刚毅严猛、不畏权贵的特征；所有这些，都是后来文学叙事的基调。其次，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和法律人物，包公自身对于政治和法律又有一些什么想法和论述呢?本稿认为，鉴于仁宗时代“吏治偷惰”的局面，包公政治思想的要旨在于：一是重建官僚的忠君和爱民的道德理想；二是完善官僚的选拔和考核的制度安排。包公的法律思想的基点在于：一是谋求天道、民意和法律的协调；二是维护皇权和刑法必须符合中道。最后，民间的包公信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本稿详尽地考察了包公故事的“作者和读者”与包公流播的基本脉络；并且，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作了必要的比较。总之，民间叙事中的包公形象与历史叙事中的包公形象，既有一致的地方，也有背离的地方。这种背离，不仅在于许多故事与包公本身无关这一方面，而且在于神化包公。必须指出的是，只有通过这种神化，包公才能获得“穿越”阴阳两界的神性力量，从而担当怎拯救细民百姓的使命，才能成为“权威”与“正义”的象征。 第三章：“包公故事的法律阅读”。本稿考察的包公故事涉及话本、戏曲、说唱、短篇小说专集、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各类文学样式，共有二百七十一个故事。通过仔细辨析每个故事，可以发现，其中绝大多数属于刑事案件；与此相关，作为描写司法审判的“公案”故事，也就必然限于刑事审判场域。首先，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具有“刑法”中心的特质，与包公故事的描写颇为一致。在包公故事里，剔除重复的案件，刑事案件共有一百四十八个：进而，通过详细解读这些刑事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我所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包公故事的描写与当时的法律规定基本吻合。由此可以证明，这些故事与中国古代的判犊文书有关：换句话说，它们大都出自司法判赎文书，或者是对于司法判犊文书的改编。在这个意义上，把它作为法律文化研究的资料，应该．没有问题。其次，本稿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司法文化具有“集权”的特征，出于维护皇帝“集权”之目的，司法审判也就难免专断。在包公故事里，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就是凸现和张扬“暴力”的价值取向，这是维护皇权所必不可少的东西。通过解读包公故事描绘的司法审判场景：权力关系、司法空间与司法仪式，本稿对于“集权”与“恐怖”的司法特征，作了非常详实而有力的解释。 总之，通过解读包公故事
李绪成,廖伟文[10]（2001）在《《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文中提出本报讯：国内首部《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丛书12月24日由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约100多万字，较为翔实地反映了广大复转军人离开军队后，积极投身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党和人民再立新功的光辉业绩。 在丛书入选的近2000人
二、《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理论基础 |
| 2.1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1.2 列宁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 中国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1 中国传统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2.2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主要领导人的社会保障思想 |
| 第3章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和现实基础 |
| 3.1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历史基础 |
| 3.1.1 革命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2 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
| 3.1.3 解放区的社会保障 |
| 3.2 东北地区建立社会保障的现实基础 |
| 3.2.1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
| 3.2.2 农业合作化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的发展 |
| 3.2.3 处于抗美援朝战争前沿 |
| 3.2.4 苏联社会保障制度及其示范效应 |
| 第4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制度及其运行机制 |
| 4.1 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 |
| 4.1.1 社会救济的资金来源 |
| 4.1.2 社会保险的资金来源 |
| 4.1.3 社会福利的资金来源 |
| 4.1.4 社会优抚的资金来源 |
| 4.2 社会保障的组织机构 |
| 4.2.1 政府机构 |
| 4.2.2 社会团体 |
| 4.2.3 企业内部机构 |
| 4.3 社会保障制度的动员与监督 |
| 4.3.1 社会保障中的社会动员 |
| 4.3.2 对社会保障工作的监督 |
| 第5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 |
| 5.1 社会救济 |
| 5.1.1 灾害救济 |
| 5.1.2 贫民救济 |
| 5.1.3 娼妓游民收容改造 |
| 5.1.4 朝鲜战灾孤儿救济 |
| 5.2 社会保险 |
| 5.2.1 养老保险 |
| 5.2.2 医疗保险 |
| 5.2.3 伤残保险 |
| 5.2.4 生育保险 |
| 5.2.5 优异贡献待遇 |
| 5.3 社会福利 |
| 5.3.1 民政福利 |
| 5.3.2 职工福利 |
| 5.4 社会优抚 |
| 5.4.1 优待补助 |
| 5.4.2 褒扬抚恤 |
| 5.4.3 安置复员军人 |
| 第6章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及启示 |
| 6.1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作用 |
| 6.1.1 增强了人们对新生政权的认同,提高了党的执政合法性 |
| 6.1.2 提高了劳动者积极性,促进东北工业迅速发展 |
| 6.1.3 激发了群众支前热情和军人士气,保障抗美援朝取得胜利 |
| 6.1.4 构建了社会保障制度基本框架,为新中国社会保障奠定了基础 |
| 6.2 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的启示 |
| 6.2.1 坚持实事求是,确保社会保障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 |
| 6.2.2 坚持群众路线,反对官僚主义作风 |
| 6.2.3 坚持自力更生,克服“等靠要”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攻读成果 |
| 致谢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剧乐队的演变、发展和回归——基于口述访谈资料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一、三位被访者的基本情况 |
|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桂剧乐队的基本编制和不足 |
|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桂剧乐队编制丰富 |
| 四、“文革”期间桂剧乐队编制的西洋化发展 |
| 五、改革开放以来桂剧乐队编制的传统回归 |
| 六、结语 |
（4）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问题缘起:单位共同体起源的制度与空间视角 |
| 1.2 选题意义 |
| 1.2.1 现实意义:单位共同体遗产的继承与思考 |
| 1.2.2 理论意义:单位共同体形成的制度“实践中介” |
| 1.3 概念梳理 |
| 1.3.1 “单位”概念梳理 |
| 1.3.2 单位制及其衍生概念梳理 |
| 1.3.3 单位共同体 |
| 1.4 国内外已有研究及评述 |
| 1.4.1 苏联模式影响 |
| 1.4.2 根据地制度起源 |
| 1.4.3 民国制度改革起源 |
| 1.4.4 工人抗争遗产 |
| 1.4.5 制度实践叠加 |
| 1.5 时空界限 |
| 1.6 研究方法与资料说明 |
| 第二章 单位共同体的背景及发轫 |
| 2.1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早期发展 |
| 2.2 1898年—1946年哈市企业的治理传统 |
| 2.3 解放后至“南厂北迁”时期的哈市国营企业 |
| 2.4 “一五”时期哈市国营企业的发展 |
| 2.5 国营企业: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城市载体 |
| 第三章 单位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和激励机制 |
| 3.1 中长铁路与国营企业领导体制 |
| 3.2 “单位之核”:企业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 |
| 3.3 “企业化”管理:从战时供给制到经济核算制 |
| 3.4 企业民主化:从工厂管理委员会到职工代表大会 |
| 3.5 企业薪资制度演变:从分红制到工薪制 |
| 3.6 劳资关系:集体合同与终身就业制度的形成 |
| 3.7 国营企业中的政治动员与道德激励机制 |
| 第四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演进(1946～1953) |
| 4.1 哈市劳动保险和福利制度的早期背景 |
| 4.2 哈市的劳动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
| 4.3 公共服务事业向职工福利事业的转型 |
| 4.4 国营公营企业的职工福利体系的发展 |
| 4.5 集体合同对国营企业职工福利事业的形塑 |
| 4.6 职工福利事业投资体制的初步形成 |
| 第五章 单位共同体的制度化定型(1953～1960) |
| 5.1 哈市单位共同体的空间实践 |
| 5.1.1 哈尔滨锅炉厂 |
| 5.1.2 哈尔滨电机厂 |
| 5.1.3 哈尔滨汽轮机厂 |
| 5.1.4 哈尔滨轴承厂 |
| 5.1.5 哈尔滨亚麻纺织厂: |
| 5.2 哈市单位共同体空间实践的相关讨论 |
| 5.2.1 单位共同体的“差序格局” |
| 5.2.2 苏联因素的作用 |
| 5.2.3 生产与生活合一的社会空间模式 |
| 5.2.4 大跃进时期单位共同体扩张加速 |
| 5.2.5 “单位——国家”的同构效应 |
| 第六章 分析与讨论 |
| 6.1 结论分析 |
| 6.1.1 由“农村革命”向“城市管理”的实践策略转换 |
| 6.1.2 “苏联经验”移植与转型的实践模板 |
| 6.1.3 典型单位共同体的空间治理实践 |
| 6.2 余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和致谢 |
（5）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缘起 |
| 二、对象的界定 |
| 三、思路与方法 |
| 第一章 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历史生成语境和后世影响契机 |
| 第一节 变异与转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
| 第二节 知识精英的激情归途与"党的文学"的权威规训 |
| 第三节 身份与生存:知识精英作家的焦虑与工农大众作家的换班 |
| 一、"赵树理方向":指涉错位的心灵阵痛 |
| 二、"全国文代会":文艺战士的身份期许 |
| 三、知识精英作家的退隐与工农大众作家的换班 |
| 第二章 主体重构:知识精英和工农大众的角色互换 #41——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之一 |
| 第一节 工农大众的政治精英化 |
| 一、从"半无产"到"无产者":工农大众的内涵过渡 |
| 二、从"愚昧民"到"改造者":工农大众的角色错位 |
| 第二节 知识精英的工农大众化 |
| 一、从"新青年"到"革命者":知识精英的立场转变 |
| 二、从"领导者"到"追随者":知识精英的身份定位 |
| 三、知识精英的精神自戕和涅盘新生 |
| 第三章 叙事修辞:父子农民和革命情爱的双重冲突 #77——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之二 |
| 第一节 父辈农民与子辈农民的代际差异 |
| 一、父子冲突:由母题转向修辞之演进过程的考察与反思 |
| 二、从认命到觉醒的宗法老农与从躁动到反抗的阶级新人 |
| 三、并非多余的闲话:农民"新人"塑形的爱与痛 |
| 第二节 革命理性与情爱诉求的两难困境 |
| 一、"革命的浪漫谛克":多方清算与自我纠偏 |
| 二、压抑本能欲望的自我约束心理机制 |
| 三、美人结合英雄的情爱资源配置模式 |
| 第四章 美学成规:复仇暴力和英雄传奇的宏大叙事 #112——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之三 |
| 第一节 "黑手高悬霸主鞭"的复仇暴力美学 |
| 一、进化史观、尚武思潮与阶级斗争学说的遇合 |
| 二、火爆"斗地主":农民、复仇与暴力的政治 |
| 第二节 "遍地英雄下夕烟"的血色浪漫传奇 |
| 一、含魅的写意:武装斗争的英雄传奇 |
| 二、真实的幻像:亲历历史与旧梦新知 |
| 三、官方力挺的大众艺术:英雄传奇的历史生成 |
| 结语 |
| 主要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北大荒知青文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绪论 |
| 一、北大荒及北大荒知青文学 |
| 二、北大荒知青作家的生成 |
| 第一章 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发展历程 |
| 第一节 20 世纪70 年代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出现 |
| 一、时代产物：北大荒知青的先进事迹报道 |
| 二、图解政治：北大荒知青小说的基本轨迹 |
| 第二节 20 世纪80 年代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兴盛 |
| 一、神奇土地：北大荒知青小说的繁荣 |
| 二、知青情结：北大荒知青纪实文学的兴起 |
| 第三节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北大荒知青文学的成熟 |
| 一、暗夜舞蹈：北大荒知青小说个人化言说 |
| 二、纪实品格：北大荒知青历史的书记员 |
| 第二章 对北大荒知青文学的主题研究 |
| 第一节 人性之光——人的尊严与精神的书写 |
| 一、坚守尊严：北大荒知青精神的闪光 |
| 二、超越国界：战争背景下的人性透视 |
| 第二节 人性之恶——知青可贵的自省 |
| 一、“残忍”种种：人性恶的剖解 |
| 二、回望来时路：知青人性恶探源 |
| 第三节 人性之迷——极左思潮的反思 |
| 一、再教育者——“贫下中农”的人性迷失 |
| 二、被教育者——知青人性的迷失 |
| 第三章 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形象群 |
| 第一节 先进知青的典型形象 |
| 一、“硬汉”形象 |
| 二、“铁姑娘”形象 |
| 第二节 另类知青形象 |
| 一、“黑五类”子弟 |
| 二、“冒牌”知青 |
| 三、害群之马 |
| 第三节 “土皇帝”的形象 |
| 一、傅正连：奴役知青的封建家长 |
| 二、王大楞：以管代教的知青管教 |
| 三、王肃：玩弄权术的老狐狸 |
| 第四章 北大荒知青文学的艺术风格 |
| 第一节 粗犷豪放与似喜实悲的风格 |
| 一、粗犷豪放的文化精神书写 |
| 二、似喜实悲的主体情怀表现 |
| 第二节 北大荒知青文学风俗描写的审美特质 |
| 一、历史变迁下的时代镜像 |
| 二、声色共融中的风俗情韵 |
| 三、风俗即人的审美追求 |
| 第三节 人化的景物描写 |
| 一、知青苦难和“乡愁”的象征 |
| 二、知青心灵律动的透视 |
| 结语 |
| 一、北大荒知青文学的意义 |
| 二、北大荒知青文学的缺失 |
| 三、北大荒知青文学的写作趋向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及其成果 |
| 后记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7）社会变迁中的法院人事管理 ——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研究社会变迁中的法院人事管理 |
| 一、本文的研究对象 |
| 二、为什么从法院人事管理切入？ |
| 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 |
| 四、材料 |
| 五、研究方法和进路 |
| 六、本文的结构安排 |
| 第一编 制度 |
| 第一章 中国法院绩效考评制度研究——“同构性”与“双轨制”并存的逻辑及其问题 |
| 一、各级法院绩效考评的“同构性” |
| 二、同一法院绩效考评的“双轨制” |
| 三、“同构性”与“双轨制”并存的逻辑 |
| 四、“同构性”和“双轨制”背后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司法知识与法官流动——从法院内部行政性调动切入 |
| 一、样本概况 |
| 二、法官为什么流动？ |
| 三、行政性调动的利弊分析 |
| 四、更进一步的讨论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语境中的制度变迁——中国法院人事管理模式的谱系学考察 |
| 一、中国法院的人事管理模式 |
| 二、百年司法变迁史上的司法改革 |
| 三、谱系学的考察 |
| 四、语境论的审视 |
| 五、制度变迁的可能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编 后果 |
| 第四章 中国法官最大化些什么 |
| 一、数据以及相关说明 |
| 二、对数据的初步分析 |
| 三、中国法官的效用函数 |
| 四、更深入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诉讼率变迁中的社会行动者 |
| 一、问题的界定 |
| 二、数据以及相关说明 |
| 三、诉讼率为什么如此变迁？ |
| 四、诉讼率变迁背后的法官市场 |
| 五、诉讼率变迁背后的司法产品市场 |
| 六、诉讼率变迁的供求结构分析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没有司法的“司法”——从法院人事管理看中国程序制度的失灵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程序制度的价值 |
| 三、程序真的失灵了吗？ |
| 四、程序为何失灵：一个法院人事管理的角度 |
| 五、两种审判模式的较量 |
| 本章小结 |
| 结语：需要什么样的法院人事管理？ |
| 一、引子：已有的变革经验及其不足 |
| 二、内部遴选与外部遴选 |
| 三、重建法官的声誉机制 |
| 四、重构法院的人事管理模式 |
| 五、中国问题的复杂性以及变革的艰难性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8）卓尼藏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突破 |
| 第一章 卓尼藏族的源流与部落组织 |
| 一、卓尼藏族的源流 |
| 1. 族源及形成 |
| 2. 发展 |
| 二、部落组织在卓尼藏区的表现形式 |
| 1. 卓尼藏区的部落组织 |
| 2. 甘肃藏区部落组织的特点 |
| 第二章 卓尼土司制度及其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
| 一、土司制度的形式 |
| 1. 土司政权的兴起与衰亡 |
| 2. 土司的政权组织 |
| 3. 土司的“兵马田制” |
| 4. 土司衙门对群众诉讼案件的处理 |
| 二、土司制度的特点 |
| 1. 土司制度与藏传佛教的关系 |
| 2. 历代土司与中央王朝的关系 |
| 三、土司杨积庆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
| 第三章 卓尼土司与西藏和周边的关系 |
| 一、与中央王朝及西藏的政教关系 |
| 1. 与中央王朝的政教关系 |
| 2. 与西藏的关系 |
| 二、与蒙古及内地佛教寺院的政教关系 |
| 1. 与蒙古地区的关系 |
| 2. 与内地佛教寺院的法缘关系 |
| 三、与周边各势力的关系 |
| 1. 与拉卜楞寺的政教关系 |
| 2. 与宕昌马土司的关系 |
| 3. 与会川赵土司的政教关系 |
| 第四章 卓尼藏族文化 |
| 一、卓尼藏族民俗 |
| 1. 饮食 |
| 2. 服饰 |
| 3. 传统节日 |
| 4. 丧葬 |
| 5. 其它生活习俗 |
| 二、卓尼藏族文化 |
| 1. 卓尼方言与西藏方言的渊源关系及其分布特点 |
| 2. 文学艺术 |
| 三、寺院文化 |
| 1. 职能各异的四大学院 |
| 2. 千姿百态的佛教文化艺术 |
| 第五章 卓尼藏区的宗教 |
| 一、藏传佛教在甘肃的传播与发展 |
| 1. 唐宋时期甘肃藏传佛教 |
| 2. 元代甘肃藏传佛教 |
| 3. 明代甘肃藏传佛教 |
| 4. 清代甘肃藏传佛教 |
| 5. 民国时期的甘肃藏传佛教 |
|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甘肃藏传佛教 |
| 二、藏传佛教在卓尼的表现特点 |
| 三、历史上卓尼藏区的寺院 |
| 1. 禅定寺完善的管理机构 |
| 2. 所属寺院简介 |
| 3. 主要藏传佛教寺院活佛传承系统 |
| 4. 六位专职僧纲 |
| 四、本教 |
| 1. 本教寺院 |
| 2. 本教与藏族整体文化的关系 |
| 3. 本教与藏传佛教各派的关系 |
| 第六章 民族教育在藏区的表现 |
| 一、传统的寺院教育 |
| 1. 寺院教育的形成及发展 |
| 2. 寺院教育的内容和特点 |
| 3. 寺院教育的影响 |
| 二、现代世俗教育 |
| 1. 新中国成立前的民族教育状况 |
| 2. 新中国成立前卓尼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形成及发展 |
| 3.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教育的发展状况 |
| 三、寺院教育与世俗教育的关系 |
| 1. 世俗教育早于寺院教育 |
| 2. 藏族地区的寺院教育以藏文为主，世俗教育以汉语或双语为主 |
| 3. 寺院教育与世俗教育的联系 |
| 四、民族教育的现状 |
| 1. 卓尼藏区民族教育的基本情况 |
| 2. 双语教育在卓尼藏区的状况 |
| 五、影响民族教育发展的原因及发展藏区民族教育的对策研究 |
| 1. 影响民族教育发展的原因 |
| 2. 发展藏区民族教育的对策研究 |
| 第七章 婚姻制度与家庭关系 |
| 一、藏族传统社会的婚姻家庭形式 |
| 二、恋爱婚姻问题 |
| 1. 藏民族传统社会主张自由恋爱 |
| 2. 离婚、改嫁和再娶的特点 |
| 3. 禁止近亲结婚 |
| 三、家庭关系 |
| 1. 家庭结构的基本形式 |
| 2. 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 |
| 四、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特点及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
| 1. 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占主导地位 |
| 2. 受藏传佛教影响重，入寺人数庞大，妇女负担沉重 |
| 五、纳浪、卡车一带婚礼 |
| 1. 纳浪一带婚礼 |
| 2. 卡车一带婚礼 |
| 第八章 旅游业的兴起与发展 |
| 一、丰富的旅游资源 |
| 1. 自然资源 |
| 2. 自然景观 |
| 3. 人文资源 |
| 4. 发展现状 |
| 二、四大特色文化旅游资源 |
| 1. 藏传佛教文化 |
| 2. 土司文化 |
| 3. 觉乃藏族民俗文化 |
| 4. 洮砚文化 |
| 三、发展旅游业的软硬件设施及基本框架 |
| 1. 发展旅游业的软硬件设施 |
| 2. 《卓尼县旅游发展总体规划》框架思路 |
| 3. 开发旅游业的意义和思考 |
| 四、卓尼地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对策研究 |
| 1. 卓尼地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
| 附:卓尼历代人物 |
| 一、历史文化人物 |
| 1. 宗教人物 |
| 2. 四世策墨林活佛 |
| 二、政治人物 |
| 1. 历代土司 |
| 2. 其他政治人物 |
| 三、现当代人物 |
| 1. 宗教人物 |
| 2. 文化人物 |
| 3. 政治人物 |
| 主要参考书目 |
| 博士期间的学术研究情况 |
| 致谢 |
（9）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问题的提出 |
| 第一章 学术史与方法论 |
| 第一节 过去、现在与未来 |
| 一. 古典传统 |
| 二. 范式转变 |
| 三. 新的动向 |
| 第二节 正史、档案与文学 |
| 一. 从官方到民间 |
| 二. 从档案到文学 |
| 第三节 考证、解释与语境 |
| 一. 史实与考证 |
| 二. 史料与理论 |
| 三. 历史的真相 |
| 第二章 关于包公的三种叙事 |
| 第一节 包公时代的政治语境 |
| 第二节 作为历史叙事的包公 |
| 一. 包公的一般形象 |
| 二. 包公的司法故事 |
| 三. 包公的政治活动 |
| 第三节 作为自我叙事的包公 |
| 一. 包公的吏治思想 |
| 二. 包公的法律思想 |
| 第四节 作为文学叙事的包公 |
| 一. 公案文学之变迁 |
| 二. 包公文学之考述 |
| 第三章 包公故事的法律阅读 |
| 第一节 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 |
| 一. 刑治的成因与特质 |
| 二. 包公故事中的罪与罚 |
| 第二节 包公故事中的司法运作 |
| 一. 刑事审判的基本特质 |
| 二. 包公故事中的司法运作 |
| 尾声： 最后的清唱 |
| 附表 |
| 参考书目 |
| 后记 |
四、《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论文参考文献）
- [1]近十年兵团红色文学研究 ——以兵团出版社红色主题文学类图书为视角[D]. 古丽奴尔·米吉提. 新疆大学, 2021
- [2]中国东北地区社会保障研究（1949-1956）[D]. 晋江艳. 吉林大学, 2021(01)
- [3]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桂剧乐队的演变、发展和回归——基于口述访谈资料的研究[J]. 李保江. 歌海, 2020(04)
- [4]单位共同体的制度起源与建构 ——以1946～1960年间的哈尔滨市为中心[D]. 薛文龙. 吉林大学, 2016(01)
- [5]左翼小说革命叙事经验的后世影响（1942-1966）[D]. 张冀. 南京师范大学, 2011(12)
- [6]北大荒知青文学研究[D]. 车红梅. 吉林大学, 2010(08)
- [7]社会变迁中的法院人事管理 ——一种信息和知识的视角[D]. 艾佳慧. 北京大学, 2008(08)
- [8]卓尼藏族研究[D]. 魏贤玲. 兰州大学, 2007(04)
- [9]包公故事：一个考察中国法律文化的视角[D]. 徐忠明. 中国政法大学, 2002(01)
- [10]《全国优秀复转军人传略》出版[N]. 李绪成,廖伟文. 科技日报,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