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小说形态

一、20世纪90年代小说形态论（论文文献综述）

林佳锋^[1]（2021）在《“别现代”批评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前文艺理论批评发展面临建构中国文论批评体系的问题,存在着中国文论“西化”、自创批评理论不足的窘境。即使学界已有一定的反思与自省以及“破”与“立”的努力,但依然存在着理论创新及应用的问题。批评家们使用着西方文论的话语、范畴、方法对当下中国的文艺作品进行阐释与批评,“强制阐释”及“场外征用”等不恰当的批评现象盛行。进入新时代以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切合中国当下实际的文论体系是文艺界目前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这不仅是主流话语强调的“特色论”“自信论”的要求,也是中国文艺理论现代性建构的重要一环,是中国文艺理论趋向成熟的自觉表现。为当下中国的文艺理论量身打造一套“解决方案”既需“师夷长技”——学习西方理论建构的过程,更应深刻理解、把握中国的社会现实。出于对当下社会现实的特征概括,王建疆提出“别现代”概念,并提出“别现代主义”及建立中国学派的主张,逐步形成别现代理论话语,渐次构建别现代理论体系。“别现代”提出后引发国内国外学者讨论,形成了别现代艺术流派和别现代批评思潮。论文绪论在讨论选题的来源与背景的基础上,对研究现状做综述及评价,阐发该研究的目的与意义。论文主体以五个部分划分形成结构框架及主要内容。一是对“别现代”及相关概念进行梳理与辨析。首先对“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梳理与阐释;其次,对“别现代”概念进行阐发,意指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杂糅的状况,可以“别现代状况”作为概括。别现代主义是针对这种状况所提出的的理论主张,旨在对别现代状况进行批判,以达成对别现代状况的超越,完成对别现代的时代跨越;最后,在前两点的基础上对“别现代批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阐发。二是把握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基础。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基础在于别现代理论,主要涵盖哲学、美学等方面理论内容。其中,别现代哲学理论具体包括“别”的哲学思想、时间的空间化理论、别现代发展四阶段论、“跨越式停顿”理论等理论;别现代美学理论具体包括美学待有论、别现代审美形态论、别现代人生论美学等。三是研究并建构别现代批评的理论内容。论文在别现代主义的理论框架内,从别现代批评理论的批评观、对象、功能及方法论等方面入手对别现代批评理论进行建构及阐发,提出了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四是引入并进行别现代艺术批评的具体实践。别现代批评的具体实践目前主要集中于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及文学作品。其中,别现代艺术批评主要有水墨艺术批评、油画艺术批评、装置艺术批评等;别现代影视批评主要关注了“穿越”题材影视剧、现实及超现实题材电影以及喜剧电影;别现代文学批评实践目前较少,主要有对莫言、阎连科、李洱、周大新、刘庆邦等作家的作品批评。论文在引入相关艺术作品、批评实践的同时,讨论了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的形成。五是探讨别现代批评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别现代批评的理论价值一方面体现在对别现代理论的补充与建设上,并以别现代理论-批评-艺术双向生产机制为别现代理论注入理论活力;另一方面为当代文艺理论批评提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中国文艺理论批评的国际影响力。其现实意义主要在于为艺术家与批评家提供对话平台、为理论创生的路径提供实践经验、为中国学派的建设提供参考价值等。当然,别现代理论体系及批评实践体系仍然还在不断丰富完善的建构过程中,仍然需要深化拓展研究空间。目前,别现代主义正在进行着其“理论的世界旅行”,这种理论的中国经验在国际上具备一定的影响力,有效提升了国内学界的学术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具体践行。对别现代批评进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有参与当代中国文艺学美学理论建构、促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的意义。

李娜^[2]（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认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刘培^[3]（2020）在《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文中指出信息技术、互联网与计算机等技术建构的网络空间成为与现实社会空间并存的第二空间。但网络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技术发展中不断演进的。随着大数据技术在互联网领域应用的广泛推进,借助于大数据可以量化一切的强大计算能力,网络空间确已进入到一个高度依赖数据和算法的阶段,形成了新型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是在大数据技术深度介入下形成、以数据生态为核心、以算法为主导的、虚实深度交融的网络空间。它不仅是世界的数据化再现,而且是大数据算法与人的意向性协同敞开的网络空间。作为大数据技术形塑的空间,“大数据-网络空间”不是固态的、稳定的、不可更改的,而是可以被技术发展与各类媒体、政党、国家等主体意愿建造、编制和构筑,即“大数据-网络空间”具有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作为各种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的传播载体和场域,同样也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了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带来了受众、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效果的可量化与可计算,实现了精准化和个性化传播。另一方面,“大数据-网络空间”亦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带来挑战,主要包括:大数据技术理性张扬下传播者经验的下降与自身的隐匿、数据化传播受众画像的失真、假新闻深度转向与传播生态的后真相化、资本逻辑与算法逻辑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逻辑的干扰。面对这些挑战,已有相关研究往往集中在大数据技术薄弱、西方的数据霸权和意识形态渗透方式的多样化等方面进行探讨,而忽视了“大数据-网络空间”自身的可塑造性。“大数据-网络空间”与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关系不仅仅是大数据以工具性载体助推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大数据-网络空间”是被技术和各种意识形态共同塑造与建构的。由此,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必然要求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能力。如何塑造“大数据-网络空间”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能力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首先,要规避算法主导的传播方式,建构基于传播者与受众能动性的个性化传播,从而积极地影响、修正甚至改变算法推荐主导的传播内容,以塑造主流意识形态在“大数据-网络空间”的核心地位。其次,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从而建构“主流价值算法”。主流价值算法通过纠正流量至上的价值导向以消解各种社会思潮和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空间的挤压,从根本上塑造一个正能量的“大数据-网络空间”。再次,展开数据素养和政治素养的双维教育。通过数据素养教育提升传播者和传播受众的数据素养,同时强化大数据技术人员的意识形态教育。最后,推动大数据检测技术与平台监管齐头并进。积极研发大数据检测技术,以检测、识别和过滤虚假信息。且按照精细化、区别化的原则进行分类分级地监管各类传播媒体与平台,健全法律与行业规范的双重规制,从而有力推进“大数据-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

王禹耕^[4]（2020）在《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文中认为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Toynbee）是20世纪英国着名的历史学家,是继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之后文明形态史观集大成者。其鸿篇巨着《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剧烈反响,曾在欧美掀起汤因比思想高潮。汤因比因此成为美国《时代周刊》（Time）封面人物。在欧美掀起“汤因比热”的同时,汤因比学术思想也遭受到西方史学界的猛烈批判。20世纪50年代,他在欧美的热度逐步退潮。但与此同时,日本却对汤因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两者越走越近、频繁互动。大量汤因比着作被引入日本,日本也出现了许多宣传汤因比思想的学者。日本还成立了世界上唯一以汤因比名字命名的民间组织“汤因比市民会”（トインビー市民の会）,旨在宣传和发展汤因比思想。在日本人眼中,汤因比已经成为指导二战后日本文明走向的智者。本文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主要利用历史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从历史角度解读日本文化心理。这一过程中,不仅探究和考证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各自动因,阐述和分析了互动过程及汤因比与日本知名人士的谈话内容,力求从两者多角度互动的史实和影响上阐明汤因比思想在日本学界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内在联系。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历次引入外来文明进行分析研究,试图透视出日本引进外来文明过程中的文化心理因素。为日本文明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观点。本文大体分为引言、正文及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从研究缘起着手,就国内外学术界对汤因比研究的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提出了本文的研究意义、研究方法和主要学术价值。正文部分由第一至四章构成。第一章为汤因比及其史学思想。本章着重考察了汤因比的生平经历、家庭环境和主要史学思想。着重阐述了汤因比文明生态史观的主要内容,力求从个人经历和家庭环境两个角度透视出对其史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同时,在分析汤因比与日本相互关系之前,系统展现出汤因比史学思想的主要内容,为后文分析日本引入汤因比思想奠定学理基础。第二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的记述和访问,由两节构成。第一节为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印象,第二节为汤因比三次访日经历,试图通过史学考证透视出双方在二战前后对彼此都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笔者对汤因比日本印象的分析着重于汤因比着作中的日本形象。因为彼时汤因比对日本文明缺乏直观认识,更多受西方日本观影响。对于汤因比在1929年、1956年及1967年三次访日经历的分析透视出汤因比在二战前后对日本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他曾在1929年斥责日本重蹈迦太基的覆辙;又在1956年称赞日本是亚洲的先驱。一贬一褒的区别,其内涵值得深思。同时,二战之后日本对汤因比也展现出截然不同于战前的欢迎,在引进汤因比思想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主动性和迫切性。这种态度的反转也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渴求的客观实际。第三章为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本章旨在从汤因比与日本人士的谈话中透视两者的互动过程。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的互动《展望二十一世纪: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谈集》（二十一世纪への対话）早已被国人熟知。然而,在池田大作之外,汤因比还与包括松下幸之助（Matsushita Konosuke）、若泉敬（Wakaizumi Kei）等多名日本社会人士开展过谈话。相比于汤因比的学术理论与访日报道,汤因比与日本社会人士的谈话对日本社会民众的影响更加深远和广泛,达到了扩大影响、形成日本“汤因比热”的效果。第四章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引进、接纳与诠释。通过前两章的考证,笔者分析出日本引进和传播汤因比思想的两条主线。即:第一是汤因比着作对日本社会的影响;第二是汤因比三次访日之旅对日本社会大众的影响。两条主线虽然形式不同,但均以1956年为分界线前后形成巨大差异。在此过程之中,日本涌现出如松本重治（Matumoto Shigeharu）、山本新（Yamamoto Shin）、秀村欣二（Hidemura Shinji）、吉泽五郎（Yoshisawa Goro）等一批富有战后时代性的本土汤因比思想推动者。他们不仅在学术界力主引进汤因比思想,同时也撰写了大量的面向普通民众的汤因比思想通俗读物。同时,通过分析也可透视出,日本对汤因比思想并非全盘吸收,其吸收内容存在着吸收对日本的褒扬而舍弃对日本的批判。在此过程中,势必存在对汤因比言论的刻意误读。第三部分由第五章及结语构成。第五章为日本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文化心理的影响。本章通过阐述心理史学与文化心理内涵,分析日本在吸收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时存在的文化心理影响因素,透视出日本对外来文明抱有的特殊观点,以及吸收外来文明过程中存在的“自卑-学习-超越-排斥”及“较量-失败-学习-模仿”两个文化心理公式。结语部分从文明交往角度回溯了日本与汤因比互动的动机、过程和结果,并从两个文化心理公式角度分析日本对外来文明的吸收模式,明晰了日本基本文化心理态度,透视出汤因比思想作为日本战后吸收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一直沿用其文化心理公式,为日本未来国际关系和文明处理行为带来预判性思考。

王顺^[5]（2020）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初,为了打破“文学工具论”这一僵化的文学本质观念,一些学者结合中国社会现实,吸收苏联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有益成分,提出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审美意识形态论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在被多数学者接受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赞同此理论的学者们认为审美意识形态论强调文学的审美性,对前一时期僵化的文学观念进行了纠正,具有很大的时代意义,并且肯定它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所做出的贡献。质疑的声音则主要集中在文学是意识形式还是意识形态、文学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对文学审美性的强调导致审美主义倾向等问题上。论争意味着学术氛围的正常和学术研究的进展,经过学者们的不断讨论,不仅审美意识形态论得到了完善,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也更加深入。本文对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展进行研究,意在描述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观念变化和文学理论发展的轨迹,以期在文学本质的探寻上引发更深入、更开阔的思考。本文在第一章梳理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产生的国内因素和国外因素,即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时代针对性和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历史继承性。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是在新时期改革文学观念的迫切需要下应运而生的,这一文学观念除了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外,还借鉴了苏联文论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有益成果,以及吸收了新时期初期的审美反映理论。其次在第二章中对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历时性考察。将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发生、发展分为萌芽期、探索期以及成熟期三个阶段,围绕“审美与意识形态的关系”对此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审美意识形态论者是如何看待此问题,其他学者又是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在学者们的赞同与质疑声中,审美意识形态论逐步完善和成熟,也产生了许多有意义的文学本质观点。最后在第三章中对审美意识形态论进行共时性分析。审美意识形态论的提出不仅仅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同时也具有很多理论贡献,其中包括了对文学审美属性的概念化以及改变了人们在研究文学本质时的思考方式,使得文学本质全面化、立体化。另外研究它与以往强调文学工具论的不同,凸显出审美意识形态论的历史语境贡献。同时分析审美意识形态论对文学审美性与意识形态性关系的处理方式,指出这一理论的历史局限以及其所面临的困境原因,并尝试提出解决方案。在结语部分对文章的正文进行了总结,并提出自己对于新的文学本质问题研究的理解。

邱丹^[6]（2020）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文中研究表明先锋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景观,它是新时期语境下西方文化刺激与文学审美现代性诉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先锋小说通过对宏大话语与叙事成规的颠覆,创造了全新的小说观念、叙述手法及语言体验,为小说本体的回归创造了可能。这场带有审美哗变色彩的叙事美学变革,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意义非凡。而传统文学资源作为先锋小说变革的重要参照体系,其脉流也会潜移默化地渗透在先锋叙事中,并参与着先锋话语的建构。可以说,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不仅仅有反叛,同样包蕴着继承与转化。本论文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先锋派作家的先锋小说为研究对象,结合中国先锋小说特质,阐明传统与传统文学相关理论,深入探究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反叛与继承的艺术呈现,挖掘先锋与传统、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进一步探寻中国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与不足。这也是新世纪对先锋小说的再思考,对先锋小说处理中西方文学资源关系的再思考,以期发掘共通性的学理性特征,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参考。首先,论文结合中西方的文化语境,阐释西方先锋派与中国先锋派的差异,并明确中国先锋派文学的发生、发展与特质。中国先锋派文学发生在文学断裂之后,经由了从舶来到消融本土的整合,作为带有现实焦虑的形式变革,它不像西方先锋派文学那样激进、深刻,更倾向于“文学本体论”意义上的文学变革。在中国先锋小说发展的浪潮中,“先锋”的释义也在发生变化。因此,对先锋作家与先锋小说进行整体剥离与指认,对于先锋小说相关问题的阐述与论证,至关重要。其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超越是通过对传统文学观念、主题话语、叙事策略等方面的多重变革实现的。由于“传统”本身的复杂性及其内部的变奏异调,就需要对“传统”“传统文学”“文学传统”等概念进行有力地阐释与辨析,并把握传统文学的主题、故事、形象及时间等叙述内容与叙事层面所呈现的美学特征,探寻文学与现实、作家与现实、文学内容与形式、文学社会功能等方面所体现的传统文学观念,为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做好铺垫。再次,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继承与转化,呈现了从不自觉借鉴到自觉汲取的发展线索。将先锋小说整体性作为考量时,不能忽略传统文学资源从“潜在”资源转向“显在”资源的原因,这是由传统文学本身、先锋文学本身、语境变革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个过程也体现先锋作家在中西方文学资源转化过程中,对资源突围与认知方面所进行的调整与变化。正是由于传统文学中叙事传统在题材类型与叙事技艺上的精妙之处,抒情传统在情感抒发与诗词意象运用上的独到特色,才使得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从叙述内容到叙事方略的继承与转化成为可能。另外,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叙述内容与叙事方略等方面的择取与拓新,呈现了传统与现代、西方与本土融合的审美特点。先锋小说在反叛传统文学的过程中,对传统文学中一些经典的题材类型、文学母题、精湛的叙事手法还是有所保留、有所继承、有所转化。先锋小说呈现了对侠义公案、才子佳人、武侠江湖、历史家族等题材类型的吸纳与超越;对“命运”“神秘”“地域”等传统母题的延揽与新构;还呈现了对“故事套故事”“旧瓶新酒”“借笔墨拈出”“以虚构补充”“故事新编”等故事处理方式的延续与新变;对传奇人物、传奇情节及异端境界等传奇叙事手法的吸纳与转化。同时,由于语言的相对稳定性、文化母语的潜在记忆与惯性作用、传统文学语言的艺术魅力等因素,先锋小说在自然景物类词汇、意象类词汇词义、诗词歌赋、诗性语言等方面也呈现了对传统文学语言的汲取与新变。最后,在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资源反叛与继承的总体向度上,对先锋小说资源转化中遇到的问题与突围的策略进行了问题求解性的探索,阐明传统与先锋之间带有悖论性的复杂关系,并进一步辩诘反叛与继承之间的辩证关系。先锋小说的创作路径,也引发了文学创作应该如何看待“传统”,如何看待“中西方文学资源”,如何处理多种创作资源、多种创作手法之间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先锋小说在创作实践中充分体现了多种美学力量碰撞所产生的审美张力,它在对传统文学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也展现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体认与反思,其所生成的文学价值、文化价值、审美缺憾无疑对当下乃至未来文学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传统文学资源庞大、多元、驳杂,有很多“生机”可待挖掘。虽然先锋小说深受西方文学影响,但传统作为血液中不可抗拒的因子,也在无形之中影响着先锋小说的创作。反过来,丰饶的传统也在先锋小说的创造性转化中得以赓续、绵延。未来文学的方向,不仅要放眼世界,也要彰显民族文学的文化气韵,在超越中确立民族身份与文化认同。唯有这样,中国文学才能在接收新知与转化传统中不断延续、不断生长。

谭诗民^[7]（2019）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中存在社会政治、审美和文化研究三种主导型的理论范式,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思想根基和知识讲述的基本模式。三种范式的独立存在、相互连接或理论转型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整体的理论景观,折射出中国文化发展和社会变迁总体的时代风貌。无论是从理论的完备程度,逻辑的严密程度,还是影响的范围广度,以及研究者对理论的热衷态度,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都占有显着的位置,具有突出的优势。因而也是当下文学理论研究回溯和反思的热点话题和关键论域。新时期以来,一大批学者就文学审美问题或文学审美论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和业绩,但从范式研究的角度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本体研究和系统阐释的成果还相对略显单薄和滞后。本文选取“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分析此一文学理论范式的基本内涵、历史形成、理论类型和实践范例。文章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主要是指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熟于80年代中后期,于90年代在消费社会建立和大众文化崛起中被文化研究所替代的一种文学理论研究模式和话语模型。它主张从文学审美特性角度切入阐释文学活动,构建文学理论知识系统,突出文学活动与美或审美的深刻关联与内在贯通,将文学理论的知识讲述限定在文学审美特性的具体阐释和理论说明上。审美范式肯定文学艺术的本质是审美,审美性是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特征和关键因素。文学的审美特性主要体现在文学自身的情感特性、语言特性、形式构造和符号创造等方面。其中,文学的情感性是审美范式的关键性特征。文学的是表现情感的,以情感人是文学艺术的根本属性,对文学艺术的审美评价就是情感评价,即中国当代文学审美范式是一种主情的文学理论范式。基于文献的梳理和理论的思考,文章具体开展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主要阐释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基本内涵。主要对“范式”“文学理论范式”与“文学理论审美范式”概念的梳理和阐释。“范式”是“一个科学集体所共有的全部规定”,是特定集体成员所共同的理论信仰、公认的价值规范和固定的技术路线的总和。它是某一时期内人们普遍认同的某种自明性的“精神景观”类型,是人们进行某种思想和理论活动不自觉的深层预设。它规定了人们活动的深度、宽度和范围,也是特定的话语系统产生的理论模型。“范式”次一级的意义是指“范例”,即科学共同体在研究中所处理的具体谜题及其解答所形成的具体实例。“审美范式”是一定时期内作为艺术整体所呈现出来的共同遵循的普遍审美价值取向的原则。在某种审美范式之下,共同体成员会一再反复地遵循相同的美学价值取向和一再重复使用相同的美学概念,人们的审美观念和审美表达是在某种自明性的预设和前提的控制下完成的。第二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历史形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兴起是建立在反思文学理论社会政治范式的基础上的。“为文艺正名”重新审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确定了文学的独立性地位,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前提;人道主义讨论使人的主体性得到伸张,文学的情感性得以突出,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哲学基础;而20世纪80年代的“美学热”无论是从思想上,还是在方法上都为审美范式的建立提供了思想支持和学科参照。第三章概括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类型。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存在三种主要的理论类型,即意识形态的文学审美观、语言形式论的文学审美观和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意识形态论的文学审美观包括文学“审美反映论”和“审美意识形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者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前提下,总结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进程正反两方面经验,根据文学艺术发展实际的理论创新,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主导理论形态。语言形式论的文学观念受西方“语言论”转向大潮下形成的形式主义、“新批评”研究以及结构主义影响,主要关注文学的语言结构、形式特征和符号创造等问题,可分为语言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形式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和符号本体的文学审美观。内在超越论的文学审美观是在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基础上,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和生命哲学研究成果而提出的一种文学审美观。它主要关注文学在超越现实生活、构建理想王国、实现个人自由和体现终极关怀方面的价值和作用。超越论文学审美观更加注重文学在人的精神层面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是对文学审美观念的更进一步的发展,客观上也造成了文学审美与现实生活的分离,文学审美逐渐走向极端,成为新兴的文化研究对文学审美论反驳和攻击的主要突破口。第四章分析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实践范例。本章认为,童庆炳先生为代表的文学“审美派”所开创的“文学审美特征论”是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典型范例。它以其理论的完备性、解释的有效性、操作的实用性和传播的广泛性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审美建构和文学作品的审美阐释提供了具体的分析方法和操作案例。“文学审美特征论”将文学审美放在人类特有的生活活动进程中定位,认为审美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是人类掌握世界的一种独有方式,文学审美贯穿人类活动始终。审美本质上是文学各个部分相互综合联系整体生成的一种“格式塔质”。在此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文学审美特征论”系统地分析了文学作品的审美结构和文学接受的审美过程。将文学观念构成中的审美意识形态论、语言形式论和内在超越论统一于“文学活动审美特征论”。结语主要反思了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理论局限,进而希望在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的多元建构与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建设的关系探索中,找到一条以审美阐释为核心构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模式的思路。即在坚持审美阐释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既坚持文学理论的思辨性,又发展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既坚持文学理论的知识讲授性,又发展文学审美的价值创造性。

高原^[8]（2019）在《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结构与演进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社会形态是马克思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起源时常用的表征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一个概念。后来经过推广,这一概念被他应用到世界历史与东西方各个国家的具体发展道路的历史研究中,成为组成唯物史观的最重要的概念之一。马克思创立的关于社会形态的理论体系是以现实的人为逻辑基点并囊括整个世界历史,以社会形态结构与演进理论为主体,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追求的一个科学体系。它不仅科学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一般发展规律并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立论基础,还可以应用到东西方各个国家具体的历史发展道路中,为其指明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生成是一个化茧成蝶的过程,从萌芽到成熟有一个很长的时间跨度。马克恩、恩格斯的早期着作零星地、朦胧地涉及到历史分期的思想,这可以看作是社会形态概念生成的萌芽阶段;他们合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同时在这一着作中,用分工的发展情况标识人类历史发展阶段的思想可以看作是社会形态概念的初步确立,是概念生成的雏形阶段;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用更加规范的语言阐述了唯物史观的相关原理,提出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四个社会形态演进的思想,标志着社会形态概念的正式形成;马克思在此后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中,他把“社会形态”这一概念推广应用到东方各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使它成为研究整个人类历史的标尺,有效地扩展了理论的深度与广度,这标着社会形态概念的成熟。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形态这一概念的含义,我们需要与社会有机体、社会结构等概念进行相互对比。习近平同志近年来构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发展倡议,为社会形态理论的进一步拓展提供了用武之地。在明确概念的内涵之后,我们有必要先对社会形态进行横向分析,即对组成社会形态的具体结构进行分析。我们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构想作为指导思想,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他把宏观的社会结构分为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以及意识形态结构三大宏观模块。以马克思研究西欧资本主义起源而划分的四个经济的社会形态为基本历史阶段,再加上马克思、恩格斯对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原则,笔者对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与意识形态结构的典型形态与历史流变分别进行了论述。从这些宏观的历史进程中,笔者总结出了三大宏观模块各自的演变规律。同时,对这三大宏观模块彼此互动的有机性、整体性与衍生性进行了理论探讨,进一步明确了各个社会结构模块之间的互动特性。在横向分析完成之后,我们继续对社会形态进行纵向分析,即对社会形态的演进机制进行研究。由于社会形态内部的结构是多元的,因此,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划分也不可能只有一个标准。在社会形态演进的过程中,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视角来审视,就会呈现不同的内容。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划分情况来看,形成了以生产关系划分社会形态为主线,以其他视角或标准划分社会形态为补充的多元统一体系。它们的共同旨趣是揭示人类历史的客观的发展规律,从不同的角度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提供有力的理论论证。在社会形态演进的划分体系中,有关“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相互关系与地位的争论最为激烈。在2005年至2006年前后,中国人民大学段忠桥教授、北京大学赵家祥教授与南京大学奚兆永教授就马克思“五形态论”与“三形态论”的相关疑难问题展开了一次精彩的并且影响深远的学术论争。本文简要地概括了三位资深学者的论战,并对这次精彩的学术辩论中涉及到的理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拙见。在解决了划分问题之后,本文继续从微观与宏观两个层面对社会形态演进的动力系统进行探讨,并尝试分析了微观系统与宏观系统的关系。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被马克思比喻为是一个似自然史的过程,他在提出了人类历史总的发展规律之后,晚年又对东方社会不同的社会形态演进道路进行了研究。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扞卫了马克思的基本观点,领会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有效地扩展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同时,本文也批驳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力争更加有力地保卫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入新时代面临的重大理论难题。这一理论问题的探索必须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为指导。我们必须深刻地剖析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认清当前中国所处的历史方位,正确地认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与发展的规律。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取得的发展成就让世人刮目相看,这充分说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华儿女用实际行动不断地证明世界历史不会终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制度,我们的使命就是要通过深化社会改革,创造出优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与社会制度,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典范。我国最终会通过与世界各民族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式,共同迈向共产主义的世界。

周芬芳^[9]（2018）在《德拉布尔后期老年小说的价值赓续主题研究》文中提出玛格丽特·德拉布尔（Margaret Drabble,1939—）是英国当代着名作家。其新千年创作的四部老年小说深深植根于英国当代老龄化社会语境,反映了对老龄化这一社会现象及应对措施的理性思考,暗指了前大英帝国衰落后向何处去这一母题,体现了一位作家的时代责任与担当。这四部老年小说代表了德拉布尔小说创作艺术的最高峰,巩固了德拉布尔在英国文坛的地位。德拉布尔后期老年小说的价值赓续主题研究,极具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对其老年小说仅有针对单部作品的零散研究,没有将其老年小说作为有机整体进行探讨。作家后期的创作思想和美学追求也鲜见系统分析。德拉布尔后期老年小说的价值赓续主题研究着眼于解决上述问题,发掘老年小说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为中国当代文学创作提供启示,为了解帝国之殇后英国国民品格的变化提供参考,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大多数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德拉布尔的老年小说从积极视角探讨年老引发的个体境遇变化和社会问题及其应对策略。这与老年社会学的“活跃理论”不谋而合,展现了老龄化时代老年人价值的补偿性实现和代际延续的时代出路。老年并不完全意味着衰退,也应该是人生价值收获的季节,还是人生智慧积淀向下传递的阶段。德拉布尔笔下的老年群体基于自我审视和反思探寻,产生老年身份重构和价值延续的现实需求。为与“年老即无用”的文化价值观进行抗争,他们立足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内核促生的自强自立精神,拒绝衰退并不断寻求现实进步与道德提升。最终在朋辈支持、社区关怀、政府和社会的保障下完成现世自治和价值实现。现世追求的实现也使得他们理性地看待死亡,催生了他们视死亡为道德救赎的死亡观,以超然的态度拥抱必将来到的来世。同时,其老年小说呼应了“日不落帝国”衰落这一母题,传达了延续民族共同体内在价值并构建文化帝国的思想。德拉布尔的后期创作仍然秉承形式服务于内容的创作观,力图通过其高超的叙事艺术完美地呈现出价值赓续主题的内涵:困境、奋争、实现和延续。在后现代多元疏离的社会语境中,德拉布尔通过作者闯入、不确定叙述、叙述视角杂糅、开放式结尾等离散叙事手段构建了立体、多元、开放的现实图景。直线叙事从时间镜像和空间居所两个维度刻画了最具年龄表征意义的身体。时间镜像中的身体冲破年老带来的衰退,在自我价值实现后由内而外地焕发出独有的美丽和光芒。游走于作为共同体的乡村乌托邦和“异化的”城市生存空间两极之间的身体,在遁世与融入之间徘徊与挣扎。这凸显了身份重构和价值实现的焦虑与困难,歌颂了超脱于物理空间的心灵提升。双轴叙事以老年群体自我价值的实现与延续暗指昔日帝国文化传统和民族信仰内在价值的延续,深化了作品主题。英国的老龄化社会语境、“英国性”的文化浸染、前辈和同时代作家的影响、作家的个人经历与创作的提升与成熟综合作用,影响了作品中价值赓续主题的内涵与表现形式。英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之一,老龄化特征明显。此外,前大英帝国衰落后,整个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体系面临危机。以“英式尊严”、节制和妥协为关键词的“英国性”是老年群体独立自强、理性抗争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精神支柱。乔治·艾略特的道德伦理观、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是记录生命形式的创作观、多丽丝·莱辛的女性身份建构观使得作家选择以老年群体身份重构和价值实现为主线进行创作。此外,作家步入老年的个人经历、其充满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的作家使命和创作内容与形式的创新需求都催生了后期老年小说的创作。德拉布尔老年小说的美学价值和现实意义都不容小觑。其美学价值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其一,德拉布尔在继承英国文学“伟大的传统”的同时,在后现代创作特征、对“真实”的理解、叙事结构的多样化、语言上诡异多变的黑色幽默四个方面锐意创新,实现了文学的严肃性和娱乐性,高雅性和大众性的统一。其二,身体书写的实践为文学创作提供了范例。其三,延续并发展了成长小说。同时,其创作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对英国而言,展现了“英国性”内涵变化对于重建民族共同体的作用,为帝国之殇后重建文化帝国的未来之路提供了参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而言,就“活跃理论”指导下的养老,如何完成老年身份建构和价值实现及延续,做到老有所为、老有所成,提供了许多可资借鉴的启示。德拉布尔的老年小说犹如一幅时代画卷,描绘了老年群体在困境中奋争并实现自我价值的现实图景,展示了老年生活的宽度和温度,凸显了老年群体不惧衰退,成就自我的时代命题。并且,暗指了前大英帝国衰落后文化价值体系的延续。对德拉布尔老年小说价值赓续主题的系统研究丰富了德拉布尔研究,拓宽了文学研究的边界,为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借鉴。

谢慧英^[10]（2018）在《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论的多元建构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文中研究指明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论成为文论建设的主要流派之一,并形成了多元共生的发展态势,其主要形态有审美反映论、审美形式论、审美意识形态论和审美超越论等。90年代后,语言论转向在中国发生,后现代主义思潮在中国蔚成主流;新世纪以来,文化研究热潮兴起,"生活美学""大众美学"不断扩张。文艺理论的话语建构要在对新时期文学审美论进行深入反思的基础上,应对现实变化进行审美论范式更新,以推进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

二、20世纪90年代小说形态论（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20世纪90年代小说形态论（论文提纲范文）

（1）“别现代”批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论文提纲范文）

（7）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结构与演进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德拉布尔后期老年小说的价值赓续主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论的多元建构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论文提纲范文）

四、20世纪90年代小说形态论（论文参考文献）

• [1]“别现代”批评研究[D]. 林佳锋. 广西师范大学, 2021(12)
• [2]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3]基于大数据的网络空间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研究[D]. 刘培.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7)
• [4]转变与选择：日本对汤因比思想的“扬弃”[D]. 王禹耕.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5]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意识形态论发展研究[D]. 王顺. 沈阳师范大学, 2020(12)
• [6]先锋小说对传统文学的反叛与继承[D]. 邱丹. 辽宁大学, 2020(01)
• [7]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审美范式研究[D]. 谭诗民. 陕西师范大学, 2019(01)
• [8]马克思社会形态的结构与演进思想研究[D]. 高原.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3)
• [9]德拉布尔后期老年小说的价值赓续主题研究[D]. 周芬芳. 湘潭大学, 2018(12)
• [10]新时期以来文学审美论的多元建构与中国现代文论的建设[J]. 谢慧英. 文学评论, 20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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