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年来荀子管理思想研究撮述（论文文献综述）
刘心长[1]（2016）在《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文中研究表明荀子是我国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是先秦诸子的集大成者。然而,荀子的姓氏及故里问题却是一个千古疑案。从西汉到现在两千多年中,这个问题在学者中争议很大,莫衷一是。西汉司马迁认为荀子姓"荀",刘向认为荀子姓"孙",从而形成两派意见。通过对历史文献、遗址地望和相关史实的考证,认为荀子应该姓"孙",而不是姓"荀"。刘向校雠荀子遗文认定荀子姓"孙"是正确的,而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荀子姓"荀"有误。本文还认为,荀子出生地是赵国都城邯郸。荀子的始祖是春秋时期从卫国出逃晋国后移居邯郸的公子鱄。考虑到历史发展的不确定性这个因素,如果今后新发现的历史文献或出土文物证明荀子姓"荀",那么荀子的出生地应该在赵国的柏人城即今河北省隆尧县西。正如搞清曹雪芹的家世祖籍对《红楼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一样,搞清荀子的故里姓氏始祖对荀子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
邓艳兰[2]（2015）在《董仲舒德育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古代传统道德教育思想一直以来都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它讲述的许多道理都充分体现了人们日常行为规范,甚至包涵了人们生活处事所具有的根本智慧和思想。人类思想所具有的品质是人类性格形成的重要原因和实质动力,它不仅对人类的行为举止具有客观作用,而且还对人类的智力能力形成影响。人是从属于社会的,且发起和引导各种社会运动。人类经过思想品德的感化,会熏陶出高尚的情操；人类通过品德的教导,来形成先进的思维；人类通过实现精神上的富足来促进社会的进步。良好的思想熏陶使人类拥有宽容的度量和成熟的理想以及善良的品德,不然人类就不会再有前进的步伐,更不会有努力的目标。董仲舒,汉朝时期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董仲舒所处的时期,正值政局动乱的时期,匈奴入侵,诸侯分据,农民起义等等。这个时候统治者急需要一种文化武器为自己正名,武装自己,得到民众的支持。而董仲舒为了满足统治者的需要,顺势提出了他的德育思想主张。董仲舒继承和融合了先秦以来的各位大家们的人性观点,尤其是借鉴了孔、孟、荀的思想形成了自己的人性论,他按照人性的不同将人分为三等,即“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性”本身是自然质朴的,人性中既有善的成分,又有恶的成分,而只有经过了王者的教化才能去除人性中潜在的恶,成为真正的善。对于董仲舒而言,它的德育思想正是以其人性论为基本理论依据的。董仲舒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三纲五常”思想和礼乐教化思想。“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而“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五个封建道德教条。它们是一种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同时也是作为人性修养的必要手段与途径而存在的。同时,他提倡礼乐教化,他把古代的四书五经以及“六艺”编入礼乐教化的教材内容中,他认为礼乐教化对于提高个人自身的品德修养以及国家的治乱兴废都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此外董仲舒阐述了其德育思想中关于仁义法和“重义轻利”的内容,即：“以仁安人,以义正我”；“必仁且智”；“重义轻利”；“明道重志,行道养志”。而他提出的主要德育方法有：榜样示范法、情感陶冶法、自我教育法、循序渐进法、礼乐教化法。董仲舒所规定的道德教育内容,以及他提倡的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原则和方法,最终都是服务于统治阶级的,统治阶级正是凭借着这些理论武器来对民众进行思想上的控制,最终达到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但是,其中也有体现人类社会统一的生活准则、弘扬民族道德传统、探讨教育规律和特点的积极一面。董仲舒把道德教育作为实现德治政治的根本手段,是顺应当时的历史发展需求的,它使阶级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和,推动了封建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它渐渐地变成了流于形式的虚伪说教,不仅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而且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通过对董仲舒的德育思想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两方面辩证的客观评价,可以看出它对中国传统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最后,站在现代的角度,针对现代人的精神状态和社会稳定发展所面临的危机,重新考察董仲舒的德育思想,从中得到启发和指导：大力推广和普及道德教育,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加强基础教育建设,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增强“德”在人才选拔中的比重；健全道德行为保护和道德评价制度,净化社会风气；以道德引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在今后对其德育思想的借鉴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其中优秀的传统道德思想得以继续发展和传承。
曹宁[3]（2014）在《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现代文献编目理论为参照,将研究视角凝聚于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形式、方法和体例,通过对书目基本款目中着录信息的挖掘、归纳与分析,探讨和揭示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产生、发展、变革的历史过程。具体内容包括:根据辑佚资料,对中国古代宋以前已经亡佚的经典目录文献,如《别录》、《七略》、《晋中经簿》、《七志》、《七录》、《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等的着录形式、方法和体例,进行了推测、分析和概括。结合宋以后现存目录的着录面貌,总结了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事业的基本特点并分析了其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在对汉代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汉志》修订《七略》书目题名的情况进行了详细考证;对向歆父子在编撰书目过程中选取文献题名和自拟题名的方法与原则进行了细致研究;对《七略》与《别录》提要之异同进行了比较分析。在《汉志》“篇卷”和“家”的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认为《汉志》中着录的篇卷数是对文献外在形式特征的描述,在着录中篇卷并不混用,卷是常态,篇是特例。若文献中的每一篇均做到以一卷载之,则全书以篇计;若文献内部不分篇或虽然分篇但篇卷并不一一对应,其中或有一卷容纳多篇,或有一篇以多卷载之,或两种情况均有时,则全书以卷计。而《汉志》中的“家”并不以“一行”或“一书”计算,“家”的划分只在父子师徒之间。有直接师承关系的父子师徒（含活动时代相近的宗师与再传弟子）即便各自有署名着作,如无“更张义例,别有发明”的具体记载,原则上也应合为一家。在对魏晋以来书目的研究过程中,对《今书七志》的书名及附录构成进行了考证;对《隋志》的参考书目特别是“梁有”书目的来源做了推测分析。针对中国古代“目”和“录”的产生与发展变迁提出新的观点。认为“类书”与“类人”体例皆发端于《汉志》,而成型于南北朝时期,且“类人”在前而“类书”在后,进而对唐以后两种体例的交替变化、利弊得失进行了梳理和分析。本文认为兴盛于魏晋南北朝的传录体提要,可能在隋唐以后还延续了较长的一段时间,直到宋元才退出提要体例的主流地位,而其余脉则一直延续到明清。
陈冠伟[4]（2013）在《晚清湖湘礼学研究》文中指出晚清的中国社会虽然已经在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演变，但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政治制度还有很大程度的遗留，封建社会的与三纲五常相适应的伦理观念、礼制与礼学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动摇，因而传统文化观念、礼制礼学观念仍在流行并被遵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较之封建社会，毕竟有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变化，西学东渐也带来了一些学术观念的影响，晚清社会人文科学较之以往自然也有了相应的新内容，晚清礼制礼学思想也就不会与以往完全一致。湖湘，在国人的心目中长时期是作为蛮荒之地而存在的。晚清及之前的历朝历代，湖湘地区被认为经济不发达，思想很闭塞，文化程度低，礼乐文明远不及中原、江浙、齐鲁与鄂皖地区。湖湘的学术历来不受重视，譬如湖湘经学，包括湖湘礼学与语言学，通常不被看好。这种情况，到明末清初王夫之出，才算有了一点点改变。可是以章太炎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依旧看不起湖湘学术，认为湖湘经学不过“粗闻经义”，后来的湘中经学家由于不通古音之学这个“同病”，故不能称大家。研究晚清湖湘的礼学，就是要说明一个事实：湖湘学者不通经学礼学、仅仅“粗闻经义”的时代，早在王夫之以前就已经结束了。到晚清，湖湘学人切磋礼学，已经进入条分缕析、激浊扬清、攀登理论高峰的时代。自晚清以来，湖湘地区乃至整个中国，风云际会，群贤辈出。晚清湖湘礼学界的代表性人物有曾国藩、郭嵩焘、王闿运、皮锡瑞，这四人是有专着的一类。还有看不到专着或者所谓专着份量不是很重的一类，如魏源、何绍基、曾纪泽、王先谦、叶德辉等人。曾国藩是研究晚清湖湘礼学首先要说到的着名人物，他对礼制礼学极其重视，并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付诸实践。郭嵩焘治礼的专着比曾国藩的多，其思想基本原则是遵守传统礼制。王闿运有专治礼学的着作《三礼笺》（《周官笺》《礼经笺》《礼记笺》），其中虽有许多失误之处，但胜义亦不少。皮锡瑞的礼学成就，在晚清湖湘诸子中应居首位，在当时的众多礼学家中亦名列前茅，《三礼通论》是皮锡瑞礼学达到晚清礼学高峰的显着标志。晚清国运已经明显地走向衰败，湖湘知识界先驱比较早地意识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的责任，最早睁开眼看世界。曾国藩的洋务思想是比较早而又比较自觉的，魏源第一个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郭嵩焘则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驻外公使。如何处理国际关系，成了晚清湖湘礼学家们注意的重要内容之一。郭嵩焘与曾纪泽做到了不辱国格而成为中华礼义的代表，而曾国藩办洋务的表现是引起过异议的。晚清礼学家都注重日常生活的礼仪、礼典活动，都自觉地将礼义之邦的传统礼仪、礼制贯彻于生活实践。从他们的日记与诗文中可以看出，这是较为普遍的情形。湖湘知识分子群体中并不缺乏敢为人先的精英，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中大多数依旧忠于传统礼制、礼义。晚清湖湘礼学家对传统礼义观点与传统礼制的固守值得注意。晚清之前已经揭开了湖南礼学走向兴盛的序幕。自曾国藩、郭嵩焘一辈人物到王闿运、皮锡瑞，是湖南礼学取得长足发展的阶段。虽然就总体看，晚清湖湘礼学在着述方面尚不能与江浙吴皖比肩，但是已经接近当时的高水平。其中对礼制礼学的通论已经达到高水平，对礼学史、礼学精神以及三礼关系的认识与把握并不比其他任何地域逊色，而对西洋礼制礼仪的研究和把握已是全国之冠。
朱旭[5]（2013）在《荀子的“天人关系”学说及其意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关系”学说受到了历代思想家的关注和重视。司马迁曾说：“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辩。”宋代思想家邵雍曾评价：“学不济天人，不足以为学。”因此，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先人为当代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坚实的理论基石。本文以战国末期哲学的集大成者——荀子的“天人关系”学说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以夏、商、西周三代为代表的上古时期中国社会对于“天人关系”的认识，从源头上探寻荀子天人观的理论来源。并在与百家争鸣中的诸家如儒家、道家、墨家的天人思想相比较中，梳理荀子的天人观。在论述荀子的“天人关系”问题当中，本文首先讨论了荀子对于自然观的理解和认识，其次，在分别总结了天与人的基础上，通过“明于天人之分”、“化性起伪”和“制天命而用之”三个方面对荀子的“天人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探讨荀子“天人关系”思想对于其自身哲学体系及整个哲学体系所产生的学术意义和对于当代人应如何认识自然，认识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
张冬冬[6]（2012）在《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本选题是以研究战国、秦以降典籍所载古代史书书署制度文献为经，尝试以20世纪以来考古发掘简牍书迹实物的整体作为主体考察材料，主要从①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②20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③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④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⑤20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⑥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⑦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⑧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与其书署形制的特点，⑨周代外史（大学）“掌达书名于四方”的“谕书名”教育，同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之间的关系，⑩书署课吏制度中“兼会杂体”与“正文字”对书法史五体并存的影响。等10个方面来探讨和论述：简牍书署制度的存在状况以及对早期中国字体的演变与书法史以及魏晋以降书法“名家流派时代”的决定性意义为主要目的。
孙运玲[7]（2012）在《荀子礼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礼学思想作为荀子思想体系的核心部分，历来是研究的重点问题。把这部分作为一个问题来研究，目的就是想通过对荀子礼学的思想渊源，社会背景的探究，来了解荀子礼学思想的意义。夏商周三代及以前时代作为中国文化的奠基时期，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那时的礼文化也得以极大的发展，尤其是周朝的礼已经比较完备。孔子就是在继承前人礼思想的基础上，对周礼进行了完善发展，形成了以“仁”为主体的礼学思想，孟子基本传承了孔子的思想，将礼内化为情感心理。到荀子生活的年代，新的生产力逐渐发展，政治、文化各方面都有了一系列的大变革和新发展，天下出现了封建大一统的趋势。荀子正是在当时背景下吸收了前人思想的合理之处，结合了当时的社会现状，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礼学思想体系。在天人关系方面，他主张天人相分，认为天是自然的客观的，人有主观能动性可以认识天，但需要遵循客观规律来改造自然。这样既不同于道家对天的出世态度，又为儒家入世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上依据。在人性论问题上，荀子主张“性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后世的善都是“伪”的结果，这也就强调了后天教化环境的重要性，即“礼’的重要性；但是他又强调“礼”的制定者在少数的“圣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这就使得他在肯定人的自然之性平等的基础上衍生出社会性的不平等，这也就论证了等级制度的合理性。在认识论方面，他强调“虚壹而静”，做到“虚壹而静”也就达到了“大清明”状态，即认识是从感官到理性再到心的过程。在政治思想方面他强调“礼治”的最终目的是为“人治”服务的，只有在“人治”的基础上，各司其职才能使社会和谐，人治的最高境界是实现“王道”，但他并不完全反对“霸道”；另外他还说明了君臣关系的重要性，认为和谐的君臣关系是和谐社会的前提；君主在荀子看来是政治上的至高者，而圣人是道德至高者的代表，在他所在的社会这二者并没有能合一，所以最后他阐述了实现理想社会的途径是“成圣之道”，即君主和圣人的合二为一。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很多地方显现出自然主义倾向，这是他思想特点之一。本文正是在前人资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荀子思想的内涵。在理论分析中找出荀子思想的合理与不足之处，以及在“礼崩乐坏”的浪潮中产生荀子礼学思想的原因，同时分析荀子的礼学思想在整个中国古代礼学发展史上是否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以便得到更确切的理解与认识。
林俊俊[8]（2012）在《《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荀子是先秦儒学的集大成者,在中国哲学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荀子》一书是汇集荀子主要思想的理论成果,其中融汇了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先秦时期学术思想的批判性总结,也是我国传统管理哲学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是关于如何管理国家、社会和人的自身行为,以维持国家稳定发展和实现人的自我完善的重要理论,它不仅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发展产生了深远广泛的历史影响,而且对现代社会管理具有独特的价值意义。本文从《荀子》相关的历史文献资料出发,采用归纳、分析、比较等方法,对《荀子》管理哲学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和发掘。全文共有六章,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章和第二章,重点研究和分析《荀子》管理哲学的核心精神、主要特点和基本内容。在第一章中概括和论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隆礼重法,并阐述其“以儒为本”、“儒法之桥”、“综合百家”等三个主要特点。在第二章中深入剖析《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即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以礼治辨、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以法为端、最高管理者的主要管理原则——君主之道、一般管理者的主要管理原则——为臣之道,并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在各个管理领域中的具体应用。第二部分,即第三章至第五章,主要是对《荀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认识论和人性论基础进行系统研究。其中,第三章是《荀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基础一天人之分,第四章是《荀子》管理哲学的认识论基础——知明而行,第五章是《荀子》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性恶善伪；由此,通过对《荀子》管理哲学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之形成和主要内容的分析,进一步探讨《荀子》的管理哲学意义,及其在管理思想中的应用和启示。第三部分,即第六章,主要是论述《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时代局限和现代价值。最后,通过简要梳理《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内在逻辑和构成,阐述了借鉴吸收和创造性转化《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现实必要性。
智王晴[9]（2011）在《荀子理欲观研究 ——兼与朱熹理欲观比较》文中指出本文通过对荀子理欲观的梳理及其现实价值的分析,以及与朱熹的理欲观的比较,以达到对中国古代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中理欲观的辩证思考。本文主要内容从四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引言,主要包括选题原因、相关概念的界定,以及本文主要的研究方法和国内外的研究成果,在绪论中主要涉及的是选题的一些问题,基于国内外已有的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理欲观问题的深远影响意义,基于此,我开始着手进行了深入了解和研究。第一章是荀子礼欲观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首先分析了荀子礼欲观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社会经历了极度剧烈的变革,所以战争成为当时最突出的社会现象与此同时,社会信仰出现危机,这些客观上都为荀子的理欲观提供了现实的土壤。荀子对诸子思想进行批判接受,在综合百家的基础上建构了新的体系,这一举措不仅为确立和维护统一的封建大帝国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解答了重构价值信仰和文化秩序的时代课题；并且荀子作为儒家学派的传承者,建立在孔孟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比较全面、系统的社会整合理论,分别阐述了孔孟荀的理欲观。第二章是荀子理欲观的丰富内容与研究范式。本章节主要分析了荀子理欲观的具体合理内容：对合理欲望的肯定,因人生而有欲；分析“隆礼重义”的调节作用；“重利不轻义”的义利观正确取向,以及“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通过对荀子理欲观内容的分析,可以观察出他的研究范式,荀子在建立理欲观的第一要务,就是对当时突出的社会现象作出回应：第一,在举世逐利的情况下,如何看待人欲。第二,随着传统的价值观念和社会调控手段的崩溃,如何重释礼制的合理性。第三,利和理二者的关系又是如何。.第三章是与朱熹理欲观的比较。通过三个方面的对比,分别是：对人欲的看法,荀子认为“人生而有欲”,而朱熹认为天理和人欲是“人之一心”中两种“不容并立”的意识。对人欲的价值取向,荀子的“进则近尽,退则节求”,而朱熹“天理人欲,不能并立”。对人欲的态度,荀子主张“制礼义以分之”,而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欲”。当然,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相同性,对合理欲望的肯定。第四章是荀子理欲观的当代价值,首先通过上面章节的对荀子理欲观的理解,分析正确的义利观的当代价值,荀子的义利思想对于当代建立社会主义荣辱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仍具有重大的意义。其次,分析理欲观与当代企业的发展,这是正确理欲观的运用。最后,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对于我们加强以诚信为重点的思想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荀子关于人应该具备讲诚信的道德品质的思想,对于我们当代社会的公民树立讲诚信之道德品质,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结语是通过前面的研究,对整个文章的总结。对荀子的理欲观的重新审视,兼与朱熹的理欲观相比较,取其精华舍弃糟粕,发掘其合理内涵和当代价值。通过学习传统理欲观,学习正确处理天理和人欲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两者关系的正确处理,以达到合理解决两者之间矛盾构建和谐社会,以及正确处理现时代的新的不同主体间不同利益冲突问题。
唐桂艳[10]（2011）在《清代山东刻书史（一）》文中研究说明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山东是圣人之乡,文物之邦,文化底蕴深厚。但是至今还没有一部山东刻书史,不能不认为是一个遗憾。本文即是基於这样的原因而撰写的。不遇仅仅探讨了清代部分,并兼及明代与民国,希望对弥补这一缺憾尽到一份力量。鉴於山东刻书的界限确定起来有一定困难,本文探取了较为宽泛的办法,探讨的范围包括山东本地刻书和山东人在山东以外地区的刻书。这檬做可以使山东刻书得到更全面的反映,而不至於遇於拘守据文献记载,山东刻书始於五代初,青州所刻《王公判事》当是已知的山东最早刻本。郓城和凝是我国历史上刻印自己集子的第一人。宋代济南到家功夫针铺印刷的商标是我国发现最早的商标,也是山东在宋代唯一流傅下来的印刷实物。山东的金刻本有一定数量,但多数是道害,且大都未见流傅。演都道人王一兴所刻的《栖霞长春子丘神仙磻溪集》三卷,在现存的金刻本中,可谓鲁殿灵光。宋神宗元丰八年,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翰曾纂修《家谱》并刊行,此为孔氏有谱之始。正大四年,阙里孔氏曾刻遇孔元措《孔氏祖庭广记》十二卷,可惜原本早佚。蒙古马乃真後元年,阙里孔氏又据以重雕,刀法凝重苍劲,字划精美,为蒙古时期雕版印刷的上乘之作。蒙古太宗九年,莱州掖城道士披云真人宋德方主持刊刻《玄都宝藏》。元东平丁思敬於大德八年在南丰州刻宋曾巩《元丰类稿》,版式宽大,字画精整,为元刻本上乘。明代是山东刻书的发展期,刻书数量大幅增加,三大刻书系统基本形成。官刻51种,家刻361种,藩府刻书39种,以明後期刻书为主。开始形成世家大族刻书的特色,如淄川毕氏、新城王氏、临朐冯氏。但也呈现各地刻书发展不平衡的现象。以上为本文第一章论述的内容,即清以前的山东刻书概沉。承接明代的刻书发展趣势,清代山东刻书达到了极盛,刻书数量近4000种。本文以版刻特黠,将清代划分为三期,顺治至乾隆四朝为清前期,嘉庆、道光、咸丰三朝为清中期,同治、光绪、宣统三朝为清後期。此三期为本文的第二、三、四章,是文章的主体部分。清前期,政治上逐步稳定,经济上渐超繁荣,出现了康乾盛世。清代学衍也经历了由清初的明连体用到清中叶的乾嘉学衍雨个时期。特别在乾嘉畴期,山束以经学为中坚,视小学为门迳,形成了大批颇具学术价值的考据训诂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为山东刻书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使得清前期的山东家刻最为丰富,有737种。各府中,以济南府刻害最多,青州府次之,兖州府居第三,主要为孔氏刻书,出现了孔贞瑄、孔尚任、孔继涵、孔继汾等重要刻书人物。登州府刻书仅37种,是青州府的五分之一,舆清初此地的于七起羲有关,加之海禁,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刻书数量。在刻书内容上,集部书有462种,占百分之六十三,盖系王士禛主盟全国诗坛所致。史部、子部、经部大体相常。经部书以兖州府所刻最多,与孔继涵、孔广森、孔广林的经学研究成果不无关系。在时间分布上,康熙270种,年平均刻害4种,乾隆358种,年平均刻书6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期的社会稳定形势。清前期最明显的刻书特点是出现了褚多刻书大家,亦出现了褚多的刻害家族。如新城王氏、曲阜孔氏、德州卢氏、益都李文藻、安邱张氏、济南朱氏、德州田氏、益都趟氏、益都孙氏、寿光安氏、淄川高氏、安邱曹氏、褚城丁氏、德平葛氏、莱阳宋氏、莱扬左氏、高密单氏、胶州法氏,还有淄川唐梦赉、潍县韩梦周,不仅刻害数量大,而且各有特点。这些世家大族刻书成为清前期私家刻书的主体,而王士禛、趟执信、田雯、朱缃的刻害封诗坛的贡献,孔尚任刻书对戏曲的贡献,逍起杲刻书封小说的贡献,以及卢见曾、李文藻刻书对汉学发展的贡献,都是此期山东刻书最值称颂的地方。山东清前期的官刻书,在数量上亦不少,有50余种,其中,省级衙门刻书12种,地方官刻书仅7桓,另有书院刻书7种。坊铺刻书有聊城“四大害庄”相继开业。寺庙刻书有泰山普照寺、青州法度寺等。清中期,政府在政治、经济上处於非常困难的境地。山东也不能得免。但在学术上,延续乾隆时的盛况,山东此三朝的经学、小学尤其是金石学极为兴盛。家刻共734种,与前期相较,刻害大家明显减少,仅聊城杨氏、福山王氏、曲阜孔氏、章邱马氏、李氏、安邱王筠、褚城刘喜海、日照静瀚、淄川王培荀、德州李氏、邱县刘大观、栖霞郝氏、牟氏、海阳赵氏、潍县郭氏、宁阳黄恩彤,但在刻书的个人分布及地区分布上,则更具广泛性。刻害雨种以上五种以下的所在多Ⅱ有,成为清中期各地刻书的主体。此期的登州府家刻有赶超济南府之势,与其经济发展及海运阴通有极大关保。而泰安的数量最少,与乾隆时发生在此地的雨大文字狱案有直接的关系。此期家刻在内容分布上,经部数量有较大提高,占到整个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以登州府和东昌府为多,说明清中期的胶东是山东经学发展的重镇,出现了以刻经书为主的栖霞郝氏、牟氏,福山王德瑛、王祖源,黄县丁氏等。在朝代分布上,道光的年平均刻书量为14种,说明此时的山东受外界的斡扰少,经学得到了稳定的发展,“济南诗派”的诗歌创作一派繁荣。清中期的官刻不发连,数量虽然较前期为少,但在机构的层次与内容的多檬化上,则较前期有特色。刻书的机构不仅有省级衙门,还有地方衙门。省级衙门刻害不仅有布政司、按察司、提督学政、都转运司,还有巡抚官署。内容上不仅关注国计民生,如赋役,如河道,如盐法,如救灾,如农业,在文化上的需求更强烈一些。清中期的山东坊刻发展迅速,出现了烟台成文信、周村有三益堂、济南会文齐等着名坊铺。清後期,自太平天国失败,清政府推行“洋务运动”,形成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之後,虽然社会动荡,资本主伊国家入侵,但中国学术因对西学的接受,呈现一派新气象,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各地官书局的陆续创辨,山东官书局也於同治八年成立,成为清後期山东官刻书的主要机构。山东书局共刻书70余种,虽与其他书局还有一定的差距,但在内容上,经、史、子、集,无所不包。其中,翻刻内府本是其重要内容。山东书局刻书关注地方文献,重版本,精校勘。被公认为校勘精审的本子有《十三经读本附校勘记》和《资治通监网目四编合刻》。除了山东书局,山东的教育机构刻书亦复不少,如尚志书院刻书35种,其内容更注重学衍性。清末寅行新政,山东大学堂为了便於教学,刊印了不少课本,虽为新式教育,但所刻内容还以传统国学为主。清後期的山东官刻,数量上大幅增加。还有省级衙门刻书17种和地方官衙刻书10种。清後期的家刻共593种,数量上不及前期和中期,但年均刻书量约在12种,比前期、中期要高。在前、中期稳定发展的莱州府位居第二位,登州府亦与莱州府、济南府相垺。而在清前期占尽风头的青州府刻书却急速下降,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在经济与文化上的差异开始明显。在刻书内容上,子部书较前期和中期有较大增长,约占总刻书量的百分之二十一,原因是胶州的儒学类书籍较多,蓬莱、黄县的善书和医书较多。在朝代分布上,光绪一朝刻书最多,年刻害量在13种,是刻书业发展到晚期的“回光返照”。清後期的家刻还呈现出一个新特点,即除了本土的刻书家族如海丰吴氏、福山王氏、黄县丁氏、乐成孙氏、潍县郭氏、日照丁氏、利津李氏、济宁孙氏、褚城尹彭寿外,流寓山东或在山东为官者刻书亦夥,如太湖张承燮、河南扶沟柳堂、山阴陈锦、归安丁彦臣、桐城方敦吉、闽县冀易图等,体现了清後期山东刻书与各地刻书的融合与交流。山东清後期的坊刻,在坊铺和刻书数量上,均较清前期和中期有大幅增加。济南府坊铺有近30家,东昌府坊铺达24家。随着烟台的开埠,清後期的烟台坊刻最为兴盛。莱州府、青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的坊铺亦有相常数量。总的来说,清後期的山东坊铺已达97家,与江苏整个清代坊铺202家相较,已不相上下。清後期的宗教楼构刻书最为丰富。其中寺庙刻书6种,道观书3种,教堂刻书最多,有7种,大多集中在青州与烟台雨地,反映了晚清宗教在山东的渗透。民间团体刻书亦有发展,以慈善组织为多,所刻以医籍、善书为主。本文的第五章《清代山东刻书的余波》,讨论在清代山东刻书日趋没落的情沉下,民国山束刻害猫在相常畏的一段时间内,壑持亚延续着这一传统的印刷技艺,产生了褚多艺衍精品。民国畴期山束的私家刻害主要内容还是持文集,经部书有日照丁以此《毛诗正韵》；史部有胶州柯昌济的《殷虚书契补释》,静鸿磐撰《方舆考证》,高唐田士懿所刻三种有关金石学的着述；子部害中,乐镜宇创办的济南宏济堂药店刻有《宏济堂药目》,最珍稀者当为畏山养正堂刻《续学统》。这一时期受石印、铅印、珂罗版印书的冲击擎,传统的雕版印刷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官刻书由於动荡的社会状况而刊刻极少,坊刻是新技术的最先受益者,故以雕版印刷的坊铺寥若辰星。宗教机耩刻书,最着名者当属济南万国道德会。慈善机耩刻书数量亦较清末大为减少。但此期还是产生了诸多具有艺衍价值的名品,如滕县生克昭北平法源寺刻《[民国]续滕县志》五卷和《滕县生氏族藉》四卷,非常精美,是民国山东刻书的代表之作。最有名的是张宗昌皕忍堂刻《唐开成石壁十二经》和《重刻武经七书》,兼具版本、艺衍、文献等多重价值。这与当时崇尚精审、雕摩精细的刻书风尚有关。二书由陶湘经营,沿其精美一路,为山东刻书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本文的第六章,在前五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了清代山东刻书的特色,即刻书数量庞大,地域分布广泛,刻书品类丰富,经学、小学、金石、文学见长,以家大族刻书为主。对於清代山东刻书的社会意义,除了保存山东文献、促进书籍流通之外,着重探讨了刻书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对全国刻书风气的影响。同时,刻书保存了大量的刻书史料,对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清代山东刻书与江南刻书比较,亦有不足,如刊刻丛书不发达,高层次的出版物少,而这正是山东未能成为清代刻书中心的原因之一。
二、二十年来荀子管理思想研究撮述（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二十年来荀子管理思想研究撮述（论文提纲范文）
（2）董仲舒德育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 课题的来源 |
| (二) 研究的目的意义 |
| (三) 国内研究现状 |
| (四) 研究方法 |
| 一、董仲舒的德育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理论渊源 |
| (一) 时代背景 |
| (二) 理论渊源 |
| 1.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 |
| (1) 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 |
| (2) 孟子的性善论 |
| (3) 荀子的性恶论 |
| 2. 先秦儒家的修养论 |
| (1) 孔子的修养论 |
| (2) 孟子的修养论 |
| (3) 荀子的修养论 |
| 二、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理论依据 |
| (一) “性三品”论 |
| 1. 分析和比较孟子的性善论和荀子的性恶论 |
| (1) 批驳孟子的性善论 |
| (2) 对荀子的性恶论进行修正 |
| 2. 提出“性三品”的理论 |
| 3. 人性有待王者教化论 |
| (二) 阴阳五行说 |
| 三、董仲舒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一) 三纲五常思想 |
| (二) 礼乐教化思想 |
| (三) 仁义法和“重义轻利”思想 |
| 1. “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
| 2. “必仁且智” |
| 3. “重义轻利” |
| 4. “明道重志,行道养志” |
| 四、董仲舒对德育方法的探索 |
| (一) 德育的目的 |
| (二) 德育的方法 |
| 1. 榜样示范法 |
| 2. 情感陶冶法 |
| 3. 自我教育法 |
| 4. 循序渐进法 |
| 5. 礼乐教化法 |
| 五、董仲舒德育思想的总结与评价 |
| (一) 董仲舒德育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 |
| 1. 积极意义 |
| (1) 对孔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
| (2)提升统治者的道德素质,促进社会稳定与发展 |
| (3) 强化了“大一统”理论 |
| 2. 消极影响 |
| (1) 成为封建社会后期的精神枷锁 |
| (2)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人的个性自由 |
| (二) 董仲舒德育思想对当代的启示 |
| 1. 推广对国民的伦理道德教育,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
| 2. 普及道德教育,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 |
| 3. 增强“德”在人才选拔中的比重 |
| 4. 健全道德行为保护和道德评价制度,净化社会风气 |
| 5. 以道德引领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
| 结语 |
| 注释 |
| 主要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着录释义与研究范畴 |
| 一、着录释义 |
| 二、研究范畴 |
| 第二节 现、当代“古代书目着录”研究综述 |
| 一、古代书目中的书名着录 |
| 二、古代书目中的责任者着录 |
| 三、古代书目中的篇卷着录 |
| 四、古代书目中的版本若录 |
| 五、古代书目中的提要及其体例 |
| 六、古代书目中的“互着”与“别裁” |
| 七、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发展与变迁 |
| 第三节 研究思路、方法与本文的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二、本文的创新点 |
| 第二章 先秦到两汉: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的开端 |
|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献的时代特点 |
| 一、载体形式上的简帛兼用 |
| 二、图书流传中的单篇别行 |
| 三、文献书名与责任者信息的大量缺失 |
| 第二节 《七略》和《汉志》的书名与责任者着录 |
| 一、《汉志》修订《七略》书名之考证 |
| 二、《七略》的书名着录 |
| 三、《七略》的责任者着录 |
| 四、《七略》书名与责任者着录的顺序 |
| 第三节 《七略》与《汉志》的篇卷着录 |
| 一、两汉目录中的“篇”“卷”概念 |
| 二、《七略》和《汉志》中的“篇”、“卷”着录方法 |
| 第四节 《别录》叙录、《七略》提要与《汉志》附注的着录 |
| 一、刘向《别录》之叙录 |
| 二、刘歆《七略》之提要 |
| 三、《汉志》之附注 |
| 第五节 《七略》和《汉志》中“家”的概念与统计方法 |
| 一、“家”的概念分析 |
| 二、“家”的统计方法 |
| 第三章 魏晋到隋唐: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体例的确立 |
|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官修目录的着录特点 |
|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私人目录与宗教目录的着录特点 |
| 第二节 隋唐时期的书目着录特点 |
| 一、《隋书·经籍志》的着录特点 |
| 二、《古今书录》与《旧唐志》的着录特点 |
| 第三节 提要体例的分化:传录体的兴起与延续 |
| 一、传录体提要的兴起及其社会原因 |
| 二、传录体提要的内容特点与结构形式 |
| 三、传录体提要的历史延续 |
| 第四章 宋元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发展与理论研究的兴起 |
| 第一节 宋元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与融合 |
| 一、《崇文总目》与《新唐志》:书目着录体例的并行 |
| 二、宋元目录对“类人”与“类书”着录体例的选择与融合 |
| 三、南宋私家目录书中的版本信息着录 |
| 第二节 宋元书目提要体例的完善与发展 |
| 一、叙录体提要的改进与完善 |
| 二、辑录体提要的酝酿与定型 |
| 第三节 郑樵“书目着录”的理论研究与实践 |
| 一、郑樵的“书目着录”理论研究 |
| 二、郑樵的书目着录实践 |
| 第五章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与规范 |
| 第一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一、明代书目着录项目的增加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成熟 |
| 第二节 明清时期的书目提要与注释 |
| 一、明代目录:叙录体的衰落与注释体的兴盛 |
| 二、清代目录:叙录体的巅峰与版录体的兴起 |
| 第三节 明清时期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一、明代书目着录方法的进步:以祁承(?)为例 |
| 二、清代书目着录体例的规范化进程 |
| 第六章 结论:中国古代书目着录特点及对当代之影响 |
| 第一节 中国古代书目的着录特点 |
| 一、以“辨考”思想为核心价值体现 |
| 二、以书名为核心着录要素 |
| 三、着录体例之分化缘于不同的书目类型需求 |
| 第二节 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的影响 |
| 一、古代“辨考”思想与当代FRBR理论的融合 |
| 二、中国古代书目着录对确定当代古籍编目着录单位的启示 |
| 三、中国古代目录之书序在当代书目系统中的定位 |
| 四、中国古代书目责任者着录对当代文献编目规范控制之影响 |
| 参考文献 |
| (一) 史料部分 |
| (二) 专着部分 |
| (三) 论文部分 |
| 致谢 |
（4）晚清湖湘礼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现状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现状综述 |
| 1.2 研究途径与创新 |
| 1.2.1 研究的途径 |
| 1.2.2 论文结构与创新 |
| 第2章 曾国藩礼学研究 |
| 2.1 关于曾国藩《读三礼录》的研究 |
| 2.1.1 曾国藩读《礼记》和《周官》的笔记 |
| 2.1.2 曾国藩《读仪礼录》的研究 |
| 2.2 曾国藩对《仪礼郑注句读》的批点 |
| 2.2.1 曾国藩订讹误、定句读之功 |
| 2.2.2 曾国藩纠补郑注贾疏阙失的成绩 |
| 2.2.3 曾国藩纠补张蒿庵解说经注之疏失的功绩 |
| 2.3 曾国藩诗文中的礼学思想 |
| 2.3.1 阐述宣扬礼的要义（礼学大要，礼的重要性） |
| 2.3.2 《祭韩公祠文》、《讨粤匪檄》给人们的启示 |
| 2.3.3 呼吁人们学礼行礼 |
| 2.3.4 《奏稿》反映的礼制礼学思想 |
| 2.4 曾国藩书信日记中的伦理学思想 |
| 2.4.1 曾国藩复刘蓉信中的礼学思想 |
| 2.4.2 曾国藩家书中的伦理思想体系 |
| 2.4.3 曾国藩日记中的伦理思想 |
| 第3章 郭嵩焘礼学研究 |
| 3.1 郭嵩焘《礼记质疑》研究 |
| 3.1.1 《礼记质疑》其书 |
| 3.1.2 《礼记质疑》的成就 |
| 3.1.3 《礼记质疑》的疏失 |
| 3.2 郭嵩焘《校订朱子家礼》的社会学考察 |
| 3.2.1 社会学和礼学略论 |
| 3.2.2 对《校订朱子家礼》的社会学考察 |
| 3.3 郭嵩焘礼学专着之外的诗文表现的礼学思想 |
| 3.3.1 《郭嵩焘诗文集》反映的礼学思想 |
| 3.3.2 《郭嵩焘奏稿》反映的礼学思想 |
| 3.3.3 《郭嵩焘日记》反映的礼学思想 |
| 第4章 王闿运礼学研究 |
| 4.1 王闿运的学术造诣与《湘绮楼诗文集》的礼学思想 |
| 4.1.1 《湘绮楼诗文集》中与礼学相关的联语 |
| 4.1.2 《湘绮楼诗文集》中与礼学相关的论文与书信 |
| 4.1.3 《湘绮楼诗文集》中与礼学相关的诗词 |
| 4.2 《湘绮楼日记》反映的礼制礼俗与礼学思想 |
| 4.2.1 《湘绮楼日记》中的礼典礼俗举例 |
| 4.2.2 《湘绮楼日记》反映的礼学思想 |
| 4.3 试论《周官笺》的得失 |
| 4.3.1 《周官笺》对郑注的维护 |
| 4.3.2 《周官笺》违背郑注而产生的错误 |
| 4.3.3 《周官笺》在学术上的若干新意 |
| 4.4 试论《礼经笺》的得失 |
| 4.4.1 《礼经笺》之误 |
| 4.4.2 《礼经笺》的过人之处 |
| 4.4.3 王闿运的行礼根据 |
| 4.5 试论《礼记笺》的得失 |
| 4.5.1 《礼记笺》“足备一义”或“实得经恉”者 |
| 4.5.2 《礼记笺》之“穿凿附会”、“不足据信”者 |
| 第5章 皮锡瑞礼学研究 |
| 5.1 论《礼记浅说》的得失 |
| 5.1.1 《礼记浅说》值得肯定者 |
| 5.1.2 《礼记浅说》的疏失 |
| 5.1.3 《礼记浅说》“醇多疵少” |
| 5.2 皮锡瑞《三礼通论》的成就与疏失 |
| 5.2.1 对《三礼通论》前四条的评价 |
| 5.2.2 《三礼通论》其余诸条的选读和选评 |
| 5.2.3 《三礼通论》之中尚有疑议的少数论题 |
| 5.3 皮锡瑞礼学专着之外的礼论 |
| 5.3.1 《尚书大传疏证》表现的礼论 |
| 5.3.2 《经学历史》中值得注意的礼学思想 |
| 5.3.3 《师伏堂日记》表现的礼学思想 |
| 5.4 皮锡瑞关于周礼、王制以及鲁礼的见解 |
| 5.4.1 《答临孝存周礼难疏证》的见解 |
| 5.4.2 《王制笺》的见解 |
| 5.4.3 《鲁礼禘祫义疏证》的见解 |
| 第6章 曾郭王皮之外的礼论 |
| 6.1 魏源的礼学思想与礼论 |
| 6.1.1 《古微堂四书》的礼学思想 |
| 6.1.2 《海国图志》的礼学思想 |
| 6.1.3 《元史新编》的礼学思想 |
| 6.1.4 《皇朝经世文编》及其他一些文章的礼学思想 |
| 6.2 何绍基的礼学思想与礼论 |
| 6.2.1 反映礼俗的作品 |
| 6.2.2 反映典礼的作品 |
| 6.2.3 议礼之作 |
| 6.2.4 建议更正某种祠典与某些陋规 |
| 6.3 曾纪泽的礼学态度与思想 |
| 6.3.1 认真研读礼书 |
| 6.3.2 行礼不懈怠 |
| 6.3.3 外交礼仪尤须慎重 |
| 6.3.4 曾纪泽日记之外的诗文反映的礼制礼学思想 |
| 6.4 王先谦的礼学思想 |
| 6.4.1 王先谦经学着作中的礼学思想 |
| 6.4.2 王先谦史学着述中的礼学思想 |
| 6.4.3 王先谦经学史学之外诗文中的礼学思想 |
| 6.5 叶德辉在清末表现的礼学思想 |
| 6.5.1 《周礼郑注正字考》的成就 |
| 6.5.2 《仪礼郑注正字考》的得失 |
| 6.5.3 《礼记郑注正字考》的得失 |
| 6.5.4 《翼教丛编》反映的叶德辉的礼学礼教思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的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清单 |
（5）荀子的“天人关系”学说及其意义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0.1 关于荀子“天人关系”问题的研究概况 |
| 0.2 关于论文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之处 |
| 1 荀子“天人关系”的理论渊源 |
| 1.1 上古时期天的含义 |
| 1.2 上古时期人的观念 |
| 1.3 荀子之前的思想家的天人观及荀子的评价 |
| 1.3.1 孔孟的天人关系问题及荀子的评价 |
| 1.3.2 老庄的天人关系问题及荀子的评价 |
| 1.3.3 墨子的天人关系问题及荀子的评价 |
| 2 荀子对天与人的理解 |
| 2.1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的自然观 |
| 2.2 荀子对人的价值的理解 |
| 2.2.1 荀子对人的性、情、欲的划分 |
| 2.2.2 “隆礼重法” |
| 2.3 荀子对天人关系的阐释 |
| 2.3.1 “明于天人之分” |
| 2.3.2 “性恶”论与“化性起伪” |
| 2.3.3 “制天命而用之” |
| 3 荀子天人思想的意义 |
| 3.1 荀子天人思想在其哲学体系中的意义 |
| 3.2 荀子的天人关系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意义 |
| 3.2.1 荀子的天人思想是先秦天道观的质的飞跃 |
| 3.2.2 荀子天人思想对后世的启迪 |
| 4 荀子思想的当代意义 |
| 4.1 “敬己”与“能群”的和谐关系 |
| 4.2 认识自然规律与遵循自然规律的和谐统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提要 |
| 中文摘要 |
| English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本课题研究状况概述 |
| 1.2 本研究课题采用的研究方法 |
| 1.3 本研究课题的主要目的 |
| 第二章 用简用牍及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综述 |
| 2.1 简、牍的源流及简牍书署制度的概念 |
| 2.2 简牍年代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3 简牍书署制度研究的成果、内容及现状 |
| 2.4 用简、用牍制度的起源 |
| 2.5 20 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出土战国楚系竹简册的类型学分类及简牍学特征 |
| 2.5.1 楚地出土简册年代学综论 |
| 2.5.2 出土战国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早期、中期前段至中期 |
| 2.5.3 出土战国楚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后段至中期偏晚 |
| 2.5.4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战国中期晚段竹书的代表 |
| 2.5.5 出土战国楚简册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战国晚期早段至晚期 |
| 2.5.6 系年未能确定或信息不全面的部分战国楚地出土简册 |
| 2.6 简牍署书文字的字体及书写特征 |
| 2.6.1 战国楚系简牍文字概念的界定 |
| 2.6.2 战国简牍楚系文字字体的书写特征 |
| 第三章 简牍制度的起源及先秦简牍实物的抄手 |
| 3.1 先秦佚籍文献、卜筮祭祷与司法文书等三类写手间的联系及其书署形制特点 |
| 3.2 简牍书署制度中的先秦两汉古佚籍抄件特点 |
| 3.3 文献中书署制度的主体与先秦简牍实物中的签署人 |
| 3.4 周代小学六艺教育中的“书名”传习及书写实物的对应考察 |
| 3.5 包山 M2 楚墓所出土文书类及卜筮祭祷类简文，所见署名分类及战国简牍书署制度的探讨 |
| 3.5.1 包山 M2 楚墓出土文书简简文后署名的分类与书写风格的划分 |
| 3.5.2 包山二号楚墓出土筮祷祠简简文中的署名之分类及书写风格的划分 |
| 第四章 秦及两汉时期——简牍书署制度的完成 |
| 4.1 “掌官书以赞治”的周代史官与秦汉衙署府史、胥吏的“史书而仕宦”的传承关系 |
| 4.2 秦汉之际以书课吏制度的书署专门之学 |
| 4.3 20 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出土秦简、秦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4.3.1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战国秦至始皇前期 |
| 4.3.2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秦始皇嬴政至二世时期 |
| 4.3.3 出土秦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秦与西汉之相交叠时期 |
| 4.4 秦系简牍署书文字实物的时代下限 |
| 4.4.1 秦系简牍文字的专称——“署书”概念的界定与近年来考古所见实物的关系 |
| 4.4.2 秦系简牍署书的书写特点 |
| 4.5 秦汉宦学教本——早期习书的“法帖” |
| 4.5.1 《为吏之道》作为秦代学吏制度习字教本的文献依据 |
| 4.5.2 《为吏之道》在书写风格及字形结体上同其它秦汉简牍抄件的联系 |
| 第五章 两汉简牍年代学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长江流域汉代墓葬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1.1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含帛书）类型学分类的第一期——西汉早期至武帝期 |
| 5.1.2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二期——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 |
| 5.1.3 汉代墓葬出土简牍类型学分类的第三期——东汉早期至东汉晚期 |
| 5.1.4 两汉简牍部分详细系年待公布或无法确定者 |
| 5.2 20 世纪初以来，西北地区汉代边塞遗址简牍（含纸文书）的发现及其简牍学特征 |
| 5.2.1 敦煌汉简部分 |
| 5.2.1.1 1949 年以前，有关敦煌及部分楼兰遗址出土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1.2 20 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关于敦煌汉简的进一步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1.3 1949 年以来，新发现敦煌汉简的发掘与整理 |
| 5.2.2 罗布淖尔汉简部分 |
| 5.2.3 居延汉简部分 |
| 5.2.3.1 1949 年以前，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5.2.3.2 1949 年以来，国内有关旧居延汉简图版与释文的整理与研究成果 |
| 5.2.3.3 1949 年以来，台湾对旧居延汉简图版及释文的最新研究成果 |
| 5.2.3.4 新居延汉简的发现与整理工作的进展 |
| 5.2.4 1949 年以来，甘肃省东部——武威地区汉简的发现与整理 |
| 5.2.5 1949 年以后，西域地区于阗、尼雅等地区出土汉简牍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第六章 简牍制度在两汉的形成 |
| 6.1 古代简牍制度文献的比勘、研究与分析 |
| 6.2 从简牍出土实物与文献的比勘，看简牍制度的形成 |
| 6.3 汉代简牍署书体——“八分”的起始年代问题 |
| 6.4 20 世纪以来出土简牍中所载秦汉字书兼法帖：《仓颉篇》书体之研究 |
| 第七章 简牍书署制度对名家流派书法时代的决定性影响 |
| 7.1 简牍书署制度对秦汉书法风格的决定性影响 |
| 7.2 简牍缀联与后世书法作品的行款 |
| 7.2.1 简牍缀联与书写顺序 |
| 7.3 史“掌官书以赞治”的化石性标志——简牍书迹行款中装饰性笔画：掠磔饰笔 |
| 7.3.1 问题的提出 |
| 7.3.2 掠磔笔画在两汉简牍书迹中出现的规律 |
| 7.3.3 装饰性掠磔笔划在两汉简牍书迹章法中的作用新探 |
| 7.3.4 “掠磔笔划”的渊源及其与隶变的关系 |
| 7.3.5 书简书牍制度对秦汉其它写件的影响 |
| 7.4 秦汉简牍文书习语与汉代早期草书形成的关系 |
| 7.4.1 西汉早期简牍草书体系年的考察 |
| 7.4.2 简牍文书中习语与简署书体书写草化之间的关系 |
| 第八章 三国、两晋及六朝——简牍与纸张的交替时代 |
| 8.1 三国、孙吴及魏晋时期简牍所载的署书及署书书体的渊源与流变 |
| 8.1.1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吴至十六国时期简牍的类型学分类及其简牍学特征 |
| 8.1.2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晋六朝简牍的简牍学特征及类型学分类 |
| 8.1.3 20 世纪初以来出土三国、两晋时期无法系年的简牍 |
| 8.2 20 世纪以来，西域地区新疆楼兰遗址等出土汉晋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1 1949 年以前，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发现、整理与研究 |
| 8.2.2 1949 年以来，有关新疆楼兰遗址内汉文魏晋木简牍及纸文书的整理与研究 |
| 8.2.3 1949 年以后，新疆楼兰地区出土简牍的发现与整理工作 |
| 8.3 书署字体在简牍制度探讨上的重要地位 |
| 8.3.1 简牍书署制度的研究对探讨书法艺术基本美学的重要意义 |
| 馀论 |
| 论文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以来发表的学术专着、论文目录 |
（7）荀子礼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1章 绪论 |
| 1.1 论题的研究现状 |
| 1.2 本文的主题、研究方法、结构 |
| 第2章 荀子礼学思想的时代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时代背景 |
| 2.1.1 当时的经济状况 |
| 2.1.2 当时的政治状况 |
| 2.1.3 当时的文化状况 |
| 2.2 思想渊源 |
| 2.2.1 礼的起源 |
| 2.2.2 从礼到孔子礼学思想的发展 |
| 2.2.3 荀子对前人的继承与损益 |
| 第3章 荀子礼学思想的内容 |
| 3.1 王道思想的建构—礼学思想的宗旨 |
| 3.2 元气自然观—气本论思想 |
| 3.3 性恶论—礼学思想的人性论预设 |
| 3.4 虚壹而静—礼学思想的认识论前提 |
| 3.5 礼的形式、功能、作用 |
| 3.6 礼制实现的途径 |
| 第4章 荀子礼学思想的意义 |
| 4.1 心理与文化的关系 |
| 4.1.1 心理与文化的含义 |
| 4.1.2 心理与文化的内在逻辑关系 |
| 4.2 礼学思想的意义 |
| 4.2.1 社会意义 |
| 4.2.2 理论意义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关于管理哲学思想的若干理念 |
| 二、中国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
| 三、《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现状及其价值意义 |
| 四、本论文的主要内容和结构安排 |
| 第一章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和主要特点 |
| 第一节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核心精神——隆礼重法 |
| 一、隆礼明义 |
| 二、重法明制 |
| 三、礼本法末 |
| 第二节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
| 一、以儒为本——继承发展儒家学说 |
| 二、儒法之桥——兼收并蓄法家精神 |
| 三、综合百家——集百家思想而大成 |
| 第二章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 |
| 第一节 社会管理的根本原则——以礼治辨 |
| 一、礼的产生：物欲相持而长 |
| 二、隆礼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礼在管理中的应用 |
| 第二节 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以法为端 |
| 一、法的产生：礼义生而制法度 |
| 二、重法思想的主要内容 |
| 三、法在管理中的应用 |
| 第三节 最高管理者的主要管理原则——君主之道 |
| 一、君主之道的特点和要求 |
| 二、君主之道的主要内容 |
| 三、君主之道的应用 |
| 第四节 一般管理者的主要管理原则——为臣之道 |
| 一、臣的特点及分类 |
| 二、为臣之道的主要内容 |
| 三、为臣之道的应用 |
| 第三章 《荀子》管理哲学的自然观基础——天人之分 |
| 第一节 “天人之分”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
| 一、“天人之分”思想的形成 |
| 二、“天人之分”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天人之分”思想在管理哲学中的意义和应用 |
| 一、“天人之分”思想的管理哲学意义 |
| 二、“天人之分”思想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和启示 |
| 第四章 《荀子》管理哲学的认识论基础——知明而行 |
| 第一节 “知明而行”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
| 一、“知明而行”思想的形成 |
| 二、“知明而行”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知明而行”思想在管理哲学中的意义和应用 |
| 一、“知明而行”思想的管理哲学意义 |
| 二、“知明而行”思想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和启示 |
| 第五章 《荀子》管理哲学的人性论基础——性恶善伪 |
| 第一节 “性恶善伪”思想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
| 一、“性恶善伪”思想的形成 |
| 二、“性恶善伪”思想的主要内容 |
| 第二节 “性恶善伪”思想在管理哲学中的意义和应用 |
| 一、“性恶善伪”思想的管理哲学意义 |
| 二、“性恶善伪”思想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的应用和启示 |
| 第六章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及现代价值 |
| 第一节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与时代局限 |
| 一、《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历史影响 |
| 二、《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时代局限 |
| 第二节 《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的现代价值 |
| 一、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方略的管理价值和启示 |
| 二、对当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管理价值和启示 |
| 三、对加强各级管理者自身建设的管理价值和启示 |
| 结语 |
| 附录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9）荀子理欲观研究 ——兼与朱熹理欲观比较（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荀子礼欲观的理论渊源与时代背景 |
| 第一节 荀子理欲观的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 |
| 二、理论来源 |
| 第二节 荀子理欲观的研究脉络 |
| 一、孔子的理欲观 |
| 二、孟子的理欲观 |
| 三、荀子的理欲观 |
| 第二章 荀子理欲观内容与研究范式 |
| 第一节 理欲观的具体合理内容 |
| 一、"人生而有欲"的对合理欲望的肯定 |
| 二、"隆礼重义"的调节作用 |
| 三、"重利不轻义"的义利观正确取向 |
| 四、"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
| 第二节 荀子理欲观的研究范式 |
| 第三章 荀子理欲观与朱熹理欲观的比较 |
| 第一节 对人欲的看法 |
| 一、"人生而有欲" |
| 二、"天理"和"人欲" |
| 第二节 对人欲的价值取向 |
| 一、"进则近尽,退则节求" |
| 二、"天理人欲,不能并立" |
| 第三节 对人欲的态度 |
| 一、"制礼义以分之" |
| 二、“存天理,灭人欲” |
| 第四节 荀子和朱熹两者对合理欲望的肯定 |
| 第四章 荀子理欲观的当代价值 |
| 第一节 正确的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
| 一、荀子义利观的当代价值 |
| 二、理欲关系的合理解决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 |
| 三、理欲关系的合理解决有利于完善社会管理与保持社会安定有序 |
| 四、理欲关系的合理解决有利于实现可持续发展 |
| 第二节 理欲观与市场经济的发展 |
| 一、义以生利:正确协调市场经济主体与社会、国家之间的关系 |
| 二、见利思义:为现代市场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指明了方向 |
| 第三节 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 |
| 一、诚信是为人之本,成事之基 |
| 二、诚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基石 |
| 三、诚信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道德基础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目录 |
（10）清代山东刻书史（一）（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舆研究意羲 |
| 二、关于《清代山束刻鲁史》的研究范围 |
| 三、研究步骤及方法 |
| 四、突破与创新 |
| 凡例 |
| 第一章 清以前山东刻书概述 |
| 第一节 明以前山东刻书概述 |
| 第二节 明代官刻 |
| 一 省级衙门刻书 |
| (一) 巡抚刻书 |
| (二) 布政司刻书 |
| (三) 按察司刻书 |
| (四) 清吏司刻书 |
| (五) 盐运司刻书 |
| (六) 运河道济宁分司刻书 |
| 二 孔府刻书 |
| (一) 刻家谱 |
| (二) 衍圣公孔胤植刻书 |
| 三 各地官刻 |
| (一) 济南府官刻 |
| (二) 兖州府官刻 |
| (三) 青州府官刻 |
| (四) 登州府官刻 |
| 第三节 明代家刻 |
| 一 济南府家刻 |
| 二 东昌府家刻 |
| 三 登州府家刻 |
| 四 莱州府家刻 |
| 五 青州府家刻 |
| 六 兖州府家刻 |
| 第四节 明代坊刻 |
| 第五节 明代藩府刻书 |
| 一 德藩刻书 |
| 二 衡藩刻书 |
| 三 鲁藩刻书 |
| 四 汉王府刻书 |
| 五 新乐王府刻书 |
| 六 高唐王府刻书 |
| 第六节 清以前山东刻书的特色及历史地位 |
| 一 清以前山东刻书的特色 |
| 二 清以前山东刻书的历史地位 |
| 第二章 清前期(顺治至乾隆)山东刻书 |
| 第一节 清前期山东刻书概述 |
| 一 清前期的社会经济状沉 |
| 二 清前期的学衍文化状况 |
| 三 清前期的山东刻书情况 |
| 第二节 济南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一) 各级衙门刻书 |
| (二) 书院刻书 |
| 二 家刻 |
| (一) 历城刻书 |
| (二) 章邱、邹平、淄川、长山刻书 |
| (三) 新城刻书 |
| (四) 德州刻书 |
| (五) 齐河、济阳、陵县、德平、平原刻书 |
| 三 坊刻及宗教机构刻书 |
| 四 济南府刻书特色 |
| 第三节 东昌府、泰安府、武定府、临清州刻书 |
| 一 东昌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东昌府刻书特色 |
| 二 泰安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宗教机构刻书 |
| (四) 泰安府刻书特色 |
| 三 武定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武定府刻书特色 |
| 第四节 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刻书 |
| 一 登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登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莱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莱州府刻书特色 |
| 三 青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宗教机构刻书 |
| (三) 青州府刻书特色 |
| 第五节 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州刻书 |
| 一 兖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兖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沂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宗教机构刻书 |
| 三 曹州府刻书 |
| (一) 书院刻书 |
| (二) 家刻 |
| (三) 曹州府刻书特色 |
| 四 济宁州刻书 |
| (一) 书院刻书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宗教机构刻书 |
| 第三章 清中期(嘉庆至咸丰)山东刻书 |
| 第一节 清中期山东刻书概述 |
| 一 清中期的社会经济状况 |
| 二 清中期的学术文化状况 |
| 三 清中期的山东刻书情况 |
| 第二节 济南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一) 省级衙门刻书 |
| (二) 各地衙门刻书 |
| (三) 书院刻书 |
| 二 家刻 |
| (一) 历城刻书 |
| (二) 章邱、邹平、淄川刻书 |
| (三) 长山、新城、齐河、齐束、济阳、长清、德州、德平刻书 |
| 三 坊刻 |
| (一) 历城坊刻 |
| (二) 周村坊刻 |
| 四 济南府刻书特色 |
| 第三节 东昌府、泰安府、武定府、临清州刻书 |
| 一 东昌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东昌府刻书特色 |
| 二 泰安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泰安府刻书特色 |
| 三 武定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武定府刻书特色 |
| 四 临清州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临清州刻书特色 |
| 第四节 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刻书 |
| 一 登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登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莱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莱州府刻书特色 |
| 三 青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青州府刻书特色 |
| 第五节 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州刻书 |
| 一 兖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兖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沂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沂州府刻书特色 |
| 三 曹州府刻书 |
| 四 济宁州刻书 |
| 第四章 清後期(同治至宣统)山东刻书 |
| 第一节 清後期山东刻书概述 |
| 一 清後期的社会经济状沉 |
| 二 清後期的学术文化状况 |
| 三 清後期的山东刻书情况 |
| 第二节 济南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一) 省级衙门刻书 |
| (二) 山东书局刻书 |
| (三) 书院刻书 |
| (四) 山东大学堂刻书 |
| (五) 各地官刻 |
| 二 家刻 |
| (一) 历城刻书 |
| (二) 章邱、淄川、长山、新城、济阳、临邑、长清、德州、平原刻书 |
| 三 坊刻 |
| (一) 历城坊刻 |
| (二) 章邱、淄川、周村、德州坊刻 |
| 四 宗教机构刻书 |
| 五 民间组织刻书 |
| 六 济南府刻书特色 |
| 第三节 东昌府、泰安府、武定府、临清州刻书 |
| 一 东昌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民间组织刻书 |
| (四) 东昌府刻书特色 |
| 二 泰安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泰安府刻书特色 |
| 三 武定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民间组织刻书 |
| (四) 武定府刻书特色 |
| 四 临清州刻书 |
| 第四节 登州府、莱州府、青州府刻书 |
| 一 登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书院刻书 |
| (三) 家刻 |
| (四) 坊刻 |
| (五) 宗教机构刻书 |
| (六) 民间组织刻书 |
| (七) 登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莱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宗教机构刻书 |
| (五) 民间组织刻书 |
| (六) 莱州府刻书特色 |
| 三 青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书院刻书 |
| (三) 家刻 |
| (四) 坊刻 |
| (五) 宗教机构刻书 |
| (六) 民间组织刻书 |
| (七) 青州府刻书特色 |
| 第五节 兖州府、沂州府、曹州府、济宁州刻书 |
| 一 兖州府刻书 |
| (一) 官刻 |
| (二) 家刻 |
| (三) 坊刻 |
| (四) 宗教机构刻书 |
| (五) 兖州府刻书特色 |
| 二 沂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沂州府刻书特色 |
| 三 曹州府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四 济宁州刻书 |
| (一) 家刻 |
| (二) 坊刻 |
| (三) 宗教机构刻书 |
| 第五章 清代山东刻书的余波 |
| 第一节 民国官刻 |
| 第二节 民国家刻 |
| 一 济南道家刻 |
| 二 济宁道家刻 |
| 三 东临道家刻 |
| 四 胶东道家刻 |
| 第三节 民国坊刻 |
| 一 济南道坊刻 |
| 二 济宁道坊刻 |
| 三 东临道坊刻 |
| 四 胶州道坊刻 |
| 第四节 民国宗教机构刻书 |
| 第五节 民国民间组织刻书 |
| 第六节 民国山东刻书的特色 |
| 第六章 清代山东刻书的特色及社会意义 |
| 第一节 清代山东刻书的特色 |
| 一 刻书数量庞大 |
| 二 地域分布广泛 |
| 三 刻书品类丰富 |
| 四 经学、小学、金石、文学见长 |
| 五 世家大族刻书 |
| 第二节 清代山东刻书的社会意义 |
| 一 保存山东文献的作用 |
| 二 流通作用 |
| 三 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
| 四 对全国刻书风气的影响 |
| 五 保存了大量的刻书史料 |
| 第三节 清代山东刻书的不足 |
| 一 刊刻丛书不发达 |
| 二 高层次的出版物少 |
| 主要参考文献 |
| 後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四、二十年来荀子管理思想研究撮述（论文参考文献）
- [1]荀子故里姓氏始祖考[J]. 刘心长. 邯郸学院学报, 2016(02)
- [2]董仲舒德育思想研究[D]. 邓艳兰. 广西师范大学, 2015(08)
- [3]中国古代书目着录之研究[D]. 曹宁. 南京大学, 2014(05)
- [4]晚清湖湘礼学研究[D]. 陈冠伟. 湖南大学, 2013(09)
- [5]荀子的“天人关系”学说及其意义研究[D]. 朱旭. 辽宁大学, 2013(01)
- [6]20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含帛书）年代学暨简牍书署制度研究[D]. 张冬冬. 吉林大学, 2012(04)
- [7]荀子礼学思想研究[D]. 孙运玲. 吉林大学, 2012(09)
- [8]《荀子》管理哲学思想研究[D]. 林俊俊. 华东师范大学, 2012(01)
- [9]荀子理欲观研究 ——兼与朱熹理欲观比较[D]. 智王晴. 安徽大学, 2011(04)
- [10]清代山东刻书史（一）[D]. 唐桂艳. 山东大学, 20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