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科学发展的曲折看科学原始创新之难

一、从科学发展的曲折性看科学原始创新的艰巨性（论文文献综述）

宋屹东^[1]（2018）在《新时代科学精神引论》文中研究表明整体研究思路和线索:新时代的伟大复兴与中国精神的弘扬→科学发展→科学精神→新时代科学精神。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在弘扬中国精神的基础上实现科学发展。科学发展,不仅仅是依靠和运用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且更应该是遵循科学规律与秉承科学精神的发展;弘扬中国精神以促进和推动科学发展,必须给中国精神不断地注入科学元素与科学精神养分。“科学精神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一个民族进步兴盛必不可少的精神。”虽然五四先哲在一百余年前就开始在中国倡导弘扬和培育科学精神,但科学精神至今依然未能真正成为中国人民的核心精神支撑与精神自觉。究其原因,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未能充分实现“科学精神”这一舶来品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努力推进并实现科学精神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并进而以其引领和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科学发展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事业,正是本文的意义与创新之所在。实现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首先要对“什么是科学精神”抑或“科学精神是什么”进行准确的认识和界定。然而,“科学精神”内在包含着“科学”与“精神”两个重要的方面,准确认识和界定“科学精神”,首先要对“科学”与“精神”进行准确的认识和界定。通过简单的梳理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科学”不仅是历史的、具体的,而且也是“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统一,同时还是各国家、民族普遍发展与特殊发展的辩证统一;它不仅包括近现代自然科学,而且还包括哲学社会科学。“精神”则是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实践活动的最高产物,是人类德行情怀与价值追求在实践中的具体彰显,是人类新技能与新智慧在实践中的深度凝练,是人类理想及其实现意志在实践中的终极呈现。科学精神,不仅包括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所彰显的狭义的“科学之精神”,而且还包括这种“科学之精神”在人类更广泛实践中拓展和延伸后的广义的“科学的精神”。从本质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是人类科学实践以及人类运用科学成果所进行实践活动的最高精神产物,是人类崇高情怀与价值追求在实践中的具体彰显,是人类高超智慧在实践中的深度积淀,是人类伟大理想及其实现意志在实践中的终极呈现。从逻辑构成的角度看,科学精神既包括突显自身崇高和伟大的组成部分,也包括突显自身高超和神奇的组成部分,而这两个部分在两个相互联系、相互支撑的同时,又都饱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人类之所以重视和抬爱科学精神,主要是因为它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需要的积极精神支撑和精神力量。只有立足科学精神自身曲折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其与人类社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实际,才能真正认清科学精神的功能和价值。以此为根本方法路径进行研究和分析科学精神,其功能和价值可以简要概括为:科学精神不仅能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人类科学事业的发展,能促进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能力的提升,而且还能引领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并进而通过推动以上三个方面的发展最终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从事一切与科学精神有关的工作,都不能脱离新时代的现实国情与客观需求。在新时代中国正确发挥和运用科学精神的功能与价值,既要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苦难辉煌的历史进程中汲取相应的经验与精神启示,同时也要借鉴其它国家和民族在以科学精神引领自身发展进步上的经验与教训,更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当前我们在科学精神方面存在的问题与不足。简而言之,就是要以适合新时代国情与现实需要的科学精神,来引领和支撑当前中国的科学发展以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稳步推进。立足当前现实国情、满足现实需求,必须概括和凝练新时代的中国科学精神,并积极推动其大众化。概括和凝练新时代的中国科学精神,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根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指导,必须坚持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必须坚持借鉴人类科学精神发展的优秀成果,必须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实需要。坚持上述方法论与基本原则,本文把凸显崇高和伟大层面的新时代中国科学精神内核概括和凝练为“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至善致和、造福人类”四个主要方面,把凸显高超和神奇层面的内核概括和凝练为“理性认知、实践检验、勇于怀疑、坚忍不拔”四个主要方面。科学精神的功能和价值,最终要通过具备科学精神的人才能在实践活动中体现出来,但不同群体因其所从事实践活动的不同,理应在具备科学精神普遍内核与共同特质的同时,也应该重点具备并运用科学精神的部分内核与特质。以新时代科学精神引领和支撑中国的科学发展,并进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稳步实现,首先要通过科学精神的弘扬,在中华大地逐步营造出崇尚科学精神的社会氛围和精神文化基础。其次,要通过科学精神的培育和培养,使科学精神真正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核心构成以及每一社会成员的重要精神素养。最后,还要建立、健全和完善相应的体制机制,以引导激励、监督和保障中华民族每一成员都能在实践中切实遵循与正确运用科学精神。

彭涛^[2]（2015）在《湖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经济社会发展到新的阶段的客观要求,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近些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增速逐步进入换挡期,各省市纷纷采取措施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加大了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湖南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与全国一样,湖南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直制约着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其典型特征是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大投入、大投资,内生动力不足;产业结构不合理,产品附加值低、缺乏自有品牌和核心竞争力;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差异、行业差异和城乡差距仍在不断扩大;收入分配不合理,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方式难以形成;资源能源消耗大,导致了生态环境方面的一些问题。本文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运用经济学增长理论,结合湖南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采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印证,同时运用历史分析、以SPSS为主的统计分析、图表分析、对比分析、归纳和演绎等方法,按照文献总结、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总体思路,采用1991-2014年的相关数据,对湖南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进行研究。国外的经济发展理论大致经历了经济增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和以人为中心的综合发展等4个阶段。相关经济学流派和学者,探讨了经济发展方式与经济增长方式之间的传承、包容、统一性,论述了在指导思想、理论基础、划分类型、衡量指标、研究阶段、研究内容、推进动力、功能作用、目标取向等9个方面存在的不同。同时,国外学者对经济增长的源泉进行了阐述,并对中国相应阶段的经济增长源泉进行了实证检验。国内对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方式的研究经历了三个阶段,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进行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仍然处于以要素投入为主的经济发展阶段,但近年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决策,党的十八大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8个重点,为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指明了方向,相关理论研究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环境和谐、体制创新等方面提出了政策主张,一些研究对省域层面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行的比较分析,为湖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借鉴相关经济学理论,采用学术界通行的一些判断标准,对湖南经济社会发展结构进行分析评价,发现湖南的产业结构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求结构处于投资拉动型阶段,城乡结构处于一体化发展阶段,区域结构处于各版块齐头并进阶段,所有制结构处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阶段,分配结构处于突出公平优先阶段。采用索罗余值法对湖南经济增长进行计量分析,测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从而判断经济增长的集约化程度,分析湖南经济增长质量的变化趋势和空间差异,发现湖南经济增长质量总体上不高,主要依靠投资和劳动投入拉动,是典型的粗放式经济增长模式。从时间变化看,湖南经济增长质量先是随时间变化而波动较大,1995年以后波动较小,即湖南经济以低质量态势保持高速增长。从空间差异上看,湖南绝大部分市州的绝大部分年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低于资本和劳动的贡献。面对国际和国内发展环境的双重挑战、经济下行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压力、有效需求和市场信心的双重不足、隐性债务和金融系统的双重风险,湖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紧迫性,也面临着一些重大的机遇和挑战。发达国家的经济转型通常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一般都通过注重科技创新和应用、发挥失常机制在竞争性领域中的作用、合理采取促进转型的经济政策、建立完善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变革更新传统生产方式和管理模式等加以实现。借鉴这些经验,湖南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从实际出发,以提高科技创新能力为核心环节,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注重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如何判断经济发展方式,如何量化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对于采取相应措施,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国内外研究评价方法主要有全要素生产率方法、索洛余值法、主成分分析法、线性加权法、专家打分法、功效系数法、随机前沿面分析、数据包络分析、ahp等。论文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构建了一个包括7个一级指标、32个二级指标的指标体系,对湖南经济发展的类型进行综合判断。结论表明,湖南省1998-2014年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存在阶段性特征。在1998-2002年,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转变的趋势较明显;在2002-2010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处于上下波动区间,没有统一的方向,整体呈下跌态势;2010年以后,整体向集约型方向转变,同时不同指标间的转变程度存在显着差异,反映投资、出口、产业、就业等结构得到优化,但是原创性技术、关键技术、重大技术较少,资金的利用效率较低,收入结构和分配结构中仍然存在较多的矛盾和问题。对于不同的省份来讲,由于自然资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以及制约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同,其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和难点也是不一样的。对湖南而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以新常态下的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握“两型引领”、“五化带动”、创新发展、绿色发展、协调发展、共享发展、开放发展7个基本原则,着眼产业、需求、城乡、区域、所有制、分配支出、科技创新、资源环境8大战略目标,坚持“三驾马车”协同拉动,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坚持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拓宽经济发展空间;坚持改善和保障民生,实现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坚持优化发展环境,努力提升发展软实力5大战略重点,从宏观层面的政府视角、中观层面的产业和行业视角,微观层面的企业和民众视角,采取一整套合理科学的政策措施。

李东坡^[3]（2015）在《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培育研究》文中研究表明社会心态是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就始终存在的客观现象,又是人类在对象化的感性实践活动中创造出的对象化世界,并是一个始终随着实践变化而不断展现新特征的过程。在我国社会转型、改革和发展进入到更具复杂性的今天,不断变化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实践形式,导致社会心态在保持相对静态的言说状态时,更多地凸显其动态发展的基本走样,对于人们的情感维系、情绪维护、认知维续和价值维持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和作用。与中国经济的不断增长、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相一致,当下中国的社会现实正在生成一个复杂巨大系统,并且更多地呈现出社会复杂性的一面。复杂性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构过程,是一个综合了农业文明变升至工业文明、跃升至信息文明、提升至生态文明的同时间、共空间的整体性社会变迁过程。农业文明的传统底蕴与观念羁绊、工业文明的现代活力与体制弊端、信息文明的骤然崛起与秩序紊乱、生态文明的时代生成与建构艰难,导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要兼顾不同发展阶段的顺序性与层次性,又要把握社会发展走向的现代性与合理性,还要调和具体实践过程中的矛盾性与冲突性。经济领域的系统性改革、政治领域的现代性变革、文化领域的多元性交锋、社会领域的和谐性诉求、生态领域的永续性探索,集中彰显着当下中国社会的整体复杂性,突出化构成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超级复杂性。社会的复杂性引发了诸多百态纷呈的心态现象,突出地表现为既有积极健康向上、平和理性自信的社会心态,又有消极异化颓废、激进感性失序的心态问题,构筑成一个“横看成岭侧成峰”、“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心态百花园。随着复杂社会的渐进形成、社会问题的频繁出现、社会交往的革命性突破,社会心态更多地由传统的安定有序演变为现代的紊乱失序,并生发出一系列突出的社会问题,引发人的思考,鞭策人的研究。本质上而言,社会心态是人的感性的自然存在和理性的实践存在交相织就的心理态势,是以感性实践活动为基础的并由社会实践所决定的人在心理层面的本质对象化的过程、实践和表征。社会心态作为一种社会心理现象,既是个体心理表象的聚合,又是社会心理表征的融合；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既是社会存在发展的映射化,又是实践主体调适的对象化；作为一种国民性格演绎,既是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积淀的产物,又是现代社会民族转型发展的事物。社会心态生成的“主观—客观性”,社会心态表象的“整体—群体性”,社会心态内含的“倾向—暗示性”,社会心态演化的“届时—弥散性”,总体上构成了社会心态十分突出和格调鲜明的复杂性特征,并在复杂社会中国表现为社会认识层面的深化与偏差并存、社会情绪层面的理性与感性共生、价值观念层面的主导与多元互动、社会信仰层面的坚守与迷失同在以及行为倾向层面的平和与偏激相映等问题。社会心态危机问题的根源是复杂社会的生成、变化和发展,以及由复杂社会所形成的现代化改革和变迁的复杂性场域,同时也深受宏观层面结构性失衡的影响、中观层面系统性失调的制约和微观层面整体性失联的诱发。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问题和社会心态危机已然成为不争的事实,化解社会心态问题和消解社会心态危机,则是进一步发展和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然之选择、应然之要求、天然之趋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并不仅仅是物质生产的现代化,同时也是精神生产的现代化。社会心态的调控、导引、治理和培育是一个文化性建构、价值观塑造和心理性调适的综合性、系统性工程,需要借助思想政治教育的广阔平台、成熟体系以及有效路径,破解复杂社会条件下的社会心态问题和社会心态危机。社会心态问题和社会心态危机是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在现实的社会变迁中、在多元的文化体系中生成、演变和传播的,社会心态的治理,同样需要树立整体性思维、确立系统性视角、采用综合化方式、建构全方位路径,才能真正实现有根源性的治理方略、有针对性的培育方针、有总体性的逻辑建构、有实效性的调控手段,才能真正在厘清社会心态问题的产生根源和制约要素的基础上,引导人的社会心态朝着现代化、科学化和合理化的方向有序发展。总体而言,社会心态的培育重点在于破除传统治理社会心态的落后观念,实现社会心态培育的思想革新；整合以往调控社会心态的多元目标,明确培育和谐的社会心态总体目标；优化当下培育社会心态的措施手段,建构社会心态培育的系统路径。

李伟^[4]（2014）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文中指出现代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和特定阶段。对于现代化目标的憧憬和追求,贯穿于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发展的始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改革发展的全面深化,实质上仍然是发端于19世纪中期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延续和创新。现代化实践的发展需要现代化理论的指导,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孕育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理论；现代化的理论又会促进现代化实践的发展,基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的理论研究,是进一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已走过半个世纪的历程,其间的思想政治教育虽然犯过“政治压倒一切”的错误,但更多地是发挥了“生命线”的作用。然而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基础理论的系统分析,却在一定程度上滞后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因此,对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进行中观层次的理论抽象和初步探索,无疑是必要而迫切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过程紧密相连,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任务,以现代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和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时代问题为切入点,从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视角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运行过程。总体上按照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概念考察、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的理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动力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的逻辑思路,阐释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具体内容。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概念考察。现有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之所以流于表面、难以深入,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相关概念范畴的混乱和研究视角的线性。鉴于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概念群,包含着若干内涵相似、意义相近的子概念。论文在界定现代化与现代性、社会转型与转型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现代性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等概念的含义和关系的基础上,提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现代转型的实践过程。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理论分析。论文分别从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背景、研究视野和结构转型三个方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确立基本方向。首先,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理论分析的社会主义场域,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历史进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理论分析的主要背景；其次,通过架构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传统与现代理论框架,以及坚持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立场、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属性等内在要求,明确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根本取向；最后,从思想政治教育与意识形态、思想政治教育者与教育对象、思想政治教育者系统要素的结构转型,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结构的现代化转型。第三,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实践动力。探索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实践的动力来源,主要是想表明两个意思：第一,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相当深厚的实践基础。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现代社会人的发展需要的角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外部驱动力；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更是一个自我建构的过程,即现代化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发展的结果。以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矛盾为切入点,挖掘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部动力。与此同时,从横向的角度审视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动力变迁可以发现,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动力有一个从单一动力到复合动力的变化过程。第四,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内容体系比较庞大,学界主要从微观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者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目标、方法和载体等要素的现代化,已经进行了比较多的探讨。因而论文试图另辟蹊径,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主导意识,推进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现代化；扩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视野,推进思维方式的现代化；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效用,推进实践功能的现代化三个方面,探讨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的有效实现。

熊韵波^[5]（2014）在《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研究》文中指出理想信念作为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既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又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现实诉求。社会主义理想信念与中国梦蕴含着不可或缺的生态内涵,从生态文明理论向度上加强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为理论基础的科学性及被掌握的程度,决定着信仰者的坚定性和忠诚度,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坚定源自其理论上的成熟。生态危机的发生已经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生态危机根源之一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表明消除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自然环境保护问题,更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批判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原罪,是培养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逻辑起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要求,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和坚持走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的生态科学性,证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社会领域是真理,在生态社会领域同样是真理,是值得信仰的科学真理：社会主义的生态必然性,证明社会主义必然是生态的,生态文明是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超越并是社会主义的文明形态,能够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中国道路的生态合理性,证明中国生态文明道路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具有生态合理性和社会正当性,可以大大增强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信心及对党和政府的信任。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诉求,是对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的集中表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孙莉娟^[6]（2013）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的科学技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十二五规划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人才强国、科教兴国的战略。科学技术是经济社会发展中最活跃、最具革命性的因素，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党的十八大在论述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特别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特别是在当下，全球化浪潮日益澎湃，新科技革命给我国带来了机遇和挑战，是否掌握最先进的核心技术是把握一个国家灵魂的关键。本文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辩证批判的方法，理论联系实际，在查阅大量文献资料的基础之上，从手稿出发分析其历史地位及其理论内涵，指出《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在马克思创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基础性的作用，并简要论述了手稿所包含的理论内涵以及科学技术理论在手稿中内涵的今释。针对手稿中的科学技术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与雇佣劳动制度，剩余价值规律是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及科学技术对剩余价值生产所起的作用，并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分析科学技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影响。最后从手稿出发分析科学技术理论与当代中国科技的创新发展，系统论述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技术理论的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理论对当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贡献。

易大东^[7]（2012）在《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文中研究表明中国地大物博，疆域面积辽阔，又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区经济发展历来就极不平衡。作为执政党，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致力于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探索与实践。从毛泽东重点发展内地的均衡发展战略到邓小平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从江泽民协调发展思想到胡锦涛的统筹发展思想，中国共产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日臻成熟与完善，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标志性理论成果—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新发展为选题，主要尝试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论述。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理论依据或基础。党的区域经济思想主要是中国产党在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自主艰辛探索与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的。其主要理论依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区域经济布局的基本理论，包括生产地域分工与协作论、生产力平衡分布论和产业结构协调发展论；二是西方经典经济学家的区域经济理论，包括平衡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发展理论。二、科学发展观提出前党的区域经济思想的历史演变。科学发展观提出前，我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及战略经历了三次比较大的调整。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生产力布局和国际国内严峻的政治经济局势，做出了以内陆地区为重点，各地区均衡发展的战略决策。具体而言，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我国区域经济建设的主要思想是以平衡沿海与内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为目标，将经济布局中心放在内地尤其是中部地带，重点是发展重工业基地。60年代中期，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急剧变化，多方面的战争威胁和军事压力接踵而至，党中央在进行经济建设时不得不首先考虑国防安全，由此形成了以备战为中心的，重点建设“三线”地区的思想。长达10多年的“三线建设”，使广大的战略后方基本上建成了以国防科技工业为重点，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促进了我国经济建设布局的大调整。但因过于注重政治和国防意义而忽视了经济效益，国民经济的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了过去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逐步提出了“两个大局”、“共同富裕”等思想。区域经济政策也按照邓小平的战略构想做出了相应的调整，从片面强调区域均衡发展转向着重利用和发挥区域优势的非均衡发展战略，通过允许、鼓励和支持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形成了以东部沿海为重点，优势地区率先发展的战略思想，国民经济建设的中心逐渐向东部沿海倾斜。为了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党中央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灵活的特殊政策，先后开辟了沿海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经济开放区，由此形成了一条从南到北沿海岸线延伸的对外开放地带。与此同时，党中央还着手解决贫困问题。1982年，我党率先在甘肃、宁夏等地开展扶贫试点工作，以此为起点，中国农村扶贫工作开始由局部地区扩大到全国范围。这是党的区域经济战略的第二次重大调整。随着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入，东部沿海地区快速地发展起来，但同时中西部和东部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在这种形势下，以江泽民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把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到了战略高度，由此形成了以缩小区域差距为导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想。在新的区域经济思想的指导下，党中央做出了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政策、进一步完善国家扶贫政策体系、实施西部大开发等战略部署。三、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形成。200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中央在我国经济建设的良好形势下，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就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按照十六大的战略部署，意气风发地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奋斗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袭击了我国。非典的侵袭凸显了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区域、人与自然、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严重不平衡的弊端，也告诉我们，真正的发展应该是以人为本，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善人民生产生活环境的发展。以此为契机，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作为指导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指导思想，并由此确立了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方针。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是在充分借鉴国内外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的经验教训基础上，以我国区域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为基础而形成的。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主要包括：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中部崛起。针对西部地区存在的主要问题，党中央为深入实施西部大开确立了九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即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继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引导重点区域加快发展；坚持抓好两型社会的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着力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积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建立健全西部大开发保障机制。这些举措的顺利实施有利于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和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优化和特色优势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扩大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有利于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和谐西部，也有利于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针对东北老工业基地存在的问题，党中央加大了对东北地区的项目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确立了有利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财税、金融政策，并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有企业进行改革，树立了长远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政策等。为了继续支持东部地区的发展，党中央确立了东部地区率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率先实现增长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率先在发展循环经济和节能降耗、节地节水上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加快综合配套改革，进一步推进制度创新；率先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等目标。为了帮助“中部崛起”，党中央提出了在中部地区建设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能源原材料基地和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推进工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交通运输枢纽地位，促进商贸流通旅游业发展；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功能，促进城市群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快体制机制创新；加快社会事业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加快两型社会建设步伐，实现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内容。五、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健全区域协调互动机制，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划分主体功能区；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党中央为加快革命老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的发展，在完善管理机构的同时，还有针对性地制定了各种援助政策。针对我国区域开发的无序状况，党中央将我国国土划分为优先开发区、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为我国区域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党中央还要求促进城镇健康发展，并以此作为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六、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特点及前景展望。主要从三个方面论述。一是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新发展、新特点。经过60多年的探索，党的区域经济思想已日趋完善和成熟，统筹区域经济发展思想更具时代性、科学性、系统性、可行性与可操作性，使党的区域经济思想提升到了一个新高度；二是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过程中需要重点应对的问题与挑战，包括生命周期理论与可能出现的新一轮区域病，梯度理论与贫富差距的扩大和贫富群体、地区的固化，统筹区域经济发展与市场规律的公平正义之间的矛盾，经济全球化的一体化浪潮的冲击；三是通过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创新能力建设、制度建设四个方面来确保和推进区域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由于本人理论水平和研究方向的局限，经济学知识的不足，特别是对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的区域经济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尚属开创性的工作，因此文中错漏、不足之处必然很多，敬请专家指正。

周利方^[8]（2012）在《论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文中认为冯契不仅是当代着名的中国哲学史家，更是一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作出重要贡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冯契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提下，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围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问题，以解决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为切入点，充分吸取中、西方哲学的精华和西方科技革命的理论成果，吸取各种哲学派别包括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合理因素，力图阐明由无知到知、由知识到智慧两次飞跃的认识过程，在广义认识论理论框架下，解决了有关逻辑与方法论、自由学说与价值论方面的理论问题，建构起“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冯契在自己的学术探索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内涵和途径的基本观点，自觉地在“智慧说”体系建构中加以运用，从而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价值论和辩证逻辑与方法论等多方面形成独特的理论观点，真正实现了学术层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冯契哲学回应了“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主题，通过东西两种文化融合视角上的理论建构，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弥补中国哲学发展的不足和增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三个方面实现了理论自我的目标。冯契的理论探索，凸显了冯契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家主体性。冯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次中国化的主要理论成果，他立足于实践，从中西文化相互影响、趋于合流的角度出发，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出发，因而不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和民族风格，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合乎逻辑的新发展，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资源。冯契的哲学研究路径和理论贡献，充分展现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考，对当前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具有重要启示，应当引起当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的高度重视。

黄丽云^[9]（2012）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文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过渡性、边缘性群体,正处于形成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我国产业转型、经济提速、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正如汤普森在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指出：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由于现实的需要和具备必要的条件,他们的市民化将伴随着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的全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在当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尚未得到明显改善的情况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具有“半市民化”、复杂性和艰巨性等特征。如何以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来打破其市民化困境,是本文写作的基本动力。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把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看作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激发其主体性的过程,为本文提供了一个主体的视角。同时,本文以科学发展观之统筹兼顾为根本方法,考察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社会变迁对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的形塑,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看作是一个根据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发展需要进行制度创新,又根据社会发展需要将制度创新规范化的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过程,从而得到了本文特有的研究视角。将这两种视角相结合,形成了本文的研究体系：理论研究,系统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的视阈和方法指导；历史研究,回溯农民工市民化演变进程,研判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性；现状研究,运用文献搜集与田野调查、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等方法描述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实证研究,研究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现状成因,提出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引导对策。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提供了一个包括引导目标、引导条件、引导主体及路径、引导策略在内的引导体系,提出要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社会的协同作用,通过政策维权、组织赋权、文化增权激发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提升其市民化能力。要消除城乡二元结构,构建“价值观认知的内化—价值观功能的融入—价值观失范的监测”的实践框架来强化新生代农民工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

许丽萍^[10]（2011）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研究》文中提出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根本特征。思想政治教育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某种意义上说,实践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存在方式,实践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人们能够正确认识和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规律的基础。重视实践性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建设的本质特征和现实诉求,从学理维度分析,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现实性和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实现的有效性。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研究构成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新视阈,对这一问题研究,从理论方面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学;有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理论创新,从实践方面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现代发展。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以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学理论为理论基础,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为文章的基本主线,具体运用唯物辩证法、系统研究法、调查研究法等研究方法。针对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生态文明化环境下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提出的时代课题,提出并论述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领域拓展以及实践路径的新发展,从而提高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达到使人的行为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目的。论文除结论外共分七章。第一章主要阐述论题的学术背景与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研究综述、研究基本路径以及研究方法等内容。第二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研究向度进行分析。通过研究经典作家关于实践概念的阐述、现代社会发展中实践概念的发展,进一步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内涵做出深入阐释,进而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目标定位进行阐述,针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目标定位存在的问题,提出现代社会发展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目标定位要求,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目标定位要体现以人为本的原则（人本化）,是要关注生活（生活化）,要求体现网络虚拟化的特点（网络化）。第三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理论基础进行研究。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作为理论基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无产阶级唯一正确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武器,当然成为最重要的理论基础。论文分析了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的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人性观及人的本质理论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的人学基础,同时,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学科基础进行阐述,从而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理论创新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第四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面临的时代课题进行研究。针对经济全球化、政治民主化、文化多元化、生态文明化环境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提出的新问题,提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新内容、新要求,为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时代特色,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现代发展提供理论保障。第五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领域拓展进行研究。通过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宏观领域拓展、微观领域拓展、未来领域拓展的研究,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时空范围扩大,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的外延发展。随着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向宏观领域、微观领域、未来领域的扩展深入,不断向国内层面、国际层面,心理领域、接受领域和未知领域的拓展,为开辟新的教育领域,发展新的学科分支,为促进思想政治教育立体发展奠定坚实的学科理论基础。第六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路径新发展进行研究。通过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内涵及特征的研究,实现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对人的虚拟行为的正确引导;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生活实践路径的发展研究,引导人们关注生活世界,提升生活质量,确立良好的生活方式,不断向自己的理想目标迈进;通过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文化实践、思想文化实践、道德文化实践的研究,提升人的文化素质,从而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文化涵养实践的新发展,使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功能、作用得到有效发挥,从而增强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有效性,为人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第七章主要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的价值导向进行研究。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的基本价值研究,引导人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中形成政治共识性、思想一致性、行为统一性,从而塑造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健全人格,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此达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性研究的最终目的。

二、从科学发展的曲折性看科学原始创新的艰巨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从科学发展的曲折性看科学原始创新的艰巨性（论文提纲范文）

（1）新时代科学精神引论（论文提纲范文）

（2）湖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的科学技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7）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8）论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9）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从科学发展的曲折性看科学原始创新的艰巨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新时代科学精神引论[D]. 宋屹东.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2]湖南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D]. 彭涛. 湖南大学, 2015(02)
• [3]复杂社会条件下社会心态培育研究[D]. 李东坡. 兰州大学, 2015(01)
• [4]思想政治教育现代化研究[D]. 李伟. 南开大学, 2014(05)
• [5]生态文明建设与社会主义理想信念研究[D]. 熊韵波. 南京师范大学, 2014(01)
• [6]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61-1863年手稿）》中的科学技术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孙莉娟. 苏州大学, 2013(04)
• [7]科学发展观视域下党的区域经济战略思想的新发展[D]. 易大东. 湘潭大学, 2012(02)
• [8]论冯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贡献[D]. 周利方.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12(03)
• [9]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中的价值观问题研究 ——以福建省为例[D]. 黄丽云. 福建师范大学, 2012(12)
• [10]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研究[D]. 许丽萍.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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