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论文文献综述）
张文杰[1]（2021）在《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作为邓小平理论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邓小平对我国德育建设经验的深刻总结,主要回答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什么是德育、如何开展德育”这一重大课题,为新时期党的德育工作指明了方向。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背景下,邓小平从社会宏观和国家战略的角度,对我国德育的基本问题进行科学分析和具体阐述,提出并形成极具系统性、开放性、包容性的大德育思想,其理论渊源、主客观条件、历史流变、主要内容、思想特质、方法论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与实践具有重大的时代价值。本文通过对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追根溯源,探索其生成条件,从整体上梳理发展的历史脉络,领悟德育思想的精神要义和科学内容,总结德育实践的基本经验,重在研究其对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的当代价值。本研究从邓小平德育思想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寻求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动力,不论对于进一步深入研究邓小平理论,抑或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建设,都有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以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理论渊源和主客观条件为研究基点,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以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方式,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梳理其发展的脉络走向,总结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内容,提炼其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重新审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七个部分: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选题依据、理论价值、现实意义、相关概念的界定和阐释、研究现状、研究方法、研究重难点以及创新之处等。在国内外研究综述上,从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立论基础、主要内容、发展历程、基本特征、价值意义、工作方法等方面作出相关研究现状的分析和解读,剖判目前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研究的不足和空白,明确邓小平德育思想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第二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本章通过阐述邓小平德育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中国传统德育思想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中世纪德育思想和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的关联,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第三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客观条件。本章通过反思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应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和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客观条件。同时指出邓小平德育思想形成的主观条件包括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面向未来的远见卓识,阐明邓小平德育思想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第四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本章是在对国内关于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阶段梳理的基础上,根据邓小平德育思想发展的全过程和德育的基本规律,重新探析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包括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酝酿、发展、成熟四个阶段。第五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科学内涵。本章涵盖了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目标、价值维度、政治保证以及其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阐释邓小平德育思想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第六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和方法论特色。本章以第三、四、五章为基础,归纳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协调统一、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协调统一、政治性与思想性的协调统一、理论性与应用性的协调统一,进一步剖析并概括出邓小平德育思想中可以借鉴的德育方法,即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第七章,主要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本章重在研究邓小平德育思想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德育事业具有独特的当代价值,涵盖了以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理念的实用价值;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侵蚀的交往价值;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的实践价值;德育与自由相结合、与人的解放相结合、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以及与劳动相结合的人文价值;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集体主义关照、社会主义聚焦的情感价值。
张青青[2]（2021）在《邓小平正义观研究》文中提出正义作为社会道德的基本要求,是维护社会稳定发展的一剂良药,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不竭动力,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是否合理的重要指标,也是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前提和保障。正义问题不仅是以往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问题,同样也是当代发展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它是具体的且不断发展着的。正义问题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社会形态、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领导阶级下,所产生的正义问题各不相同,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因此,随着社会的向前发展,人们对正义的需求也各不相同。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政治制度不断健全,经济发展日渐协调,文化发展繁荣昌盛,社会建设健康有序,生态文明建设和谐有活力。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非正义的因素,导致我们的发展呈不平衡和不充分状态,影响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因此,深入分析和综合运用邓小平正义观的相关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寻找出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不平衡与不充分的解决办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邓小平正义观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理论来源,它是在汲取了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和马克思主义正义观中的合理内核基础上形成的。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底蕴,儒家正义观主要表现在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和以“大同”为目标的理想社会,邓小平批判继承了这些内容,为其后来管理和领导的改革与建设发挥了重要价值。同时他还综合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正义观、列宁的人权正义观和毛泽东的人民正义观的内容,把理论层面的知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为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大刀阔斧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研究正义的历史进程来看,对正义进行讨论,必然离不开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分析,研究邓小平正义观同样如此。他的正义观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下所形成的,见证了我党在新时期的伟大转折,并且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断的进行认识和实践,他的正义观也随着这些历程逐步变得科学和成熟。邓小平正义观蕴含着丰富的内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个体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要重视教育等方面为个人发展夯实了前提条件;二是关于社会层面的正义观内容,邓小平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尊重和支持科技人才以及加强制度保障方面为社会稳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关于国家层面的正义观内容,指出要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为国家的稳定发展确立了明确的目标;四是关于国际层面的正义观内容,主张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同时要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交流和合作,致力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同国际进行交往营造了适宜的国际环境。这些关于正义内容的论述,对于新时代的发展仍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总之,邓小平正义观是当时时代条件下理论与现实相结合的科学结晶,也是我们处理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非正义因素的指导方略,为树立新时代的正义观、促进社会主义正义的实现、处理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和提升我国对外交往的地位提供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具有不可磨灭的现实价值。
熊务丰[3]（2021）在《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文中认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革命的内涵指向为人类从事的一切“改变世界”或“对现存事物的改造”的活动。对于20世纪的中国而言,一个最具代表性的历史主题就是革命。在整个现代历史的进程脉络中,中国革命是一场历经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漫长革命”,它历经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领域都进行了全方位的革命性改造。中国革命是独一无二的,是一场最为持久和最为深彻的“伟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革命谱系中,有三个重大的历史性阶段: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总结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中国革命的影响贯穿始末,而整个中华民族在中国革命的伟大进程中,一直朝着一个宏伟目标前进,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和民族伟大复兴”。辛亥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基础。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为了推翻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选择了民主革命的道路救亡图存。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反经验的积累主要归功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形势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总结了国际国内的经验教训,立足于中国的具体国情,艰难而又曲折地探索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和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树立了一个崭新的起点,为中国实现向社会革命的转换,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的坚实基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着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社会革命永不停息的根本理由,社会革命将始终贯穿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全过程。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在1978年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后实现最终开辟的,但也是在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在探索的过程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经历了严重曲折,但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效进行社会革命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沿着这条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达四十余年的不懈努力,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高度。十八大以来,面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出现的新格局新变化,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审时度势,对新历史时期的新特点新趋势作出科学的分析预判,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实施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一系列历史性转变,人们生活水平显着提高,将新时代的社会革命纵深推进到更高层次。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不断进行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改造,刀刃向内进行了坚决、彻底的自我革命,保持了党自身的纯洁性和先进性。历史研究以总结经验、启迪未来为理论旨归。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中国人民的在伟大而又复杂的中国革命中融入了诸多伟大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既要解决中国因传统而产生的遗留问题又要聚焦新的发展阶段产生的新矛盾、不断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在不同历史阶段的革命进程中形成的基本经验,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推进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新的境界迈进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作用,我们必须将其总结和践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循着中国革命所生成的内在逻辑,正在并将继续用自己在各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向全世界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美好发展前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拥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中国在新冠疫情危机关头用实际行动向世界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积极贯彻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人民至上的价值观念,在脱贫攻坚战中取得全面胜利,并将继续用实践行动为中国人民谋求幸福;中国共产党继承并发扬伟大的革命精神,勇于进行自我革命,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新境界;同时中国共产党善于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把握正确的社会革命方向,不断缔造新的发展奇迹;中国正在开创一种崭新的人类发展文明道路,对整个人类文明和世界历史进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成向东[4]（2021）在《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研究“国际合作”问题就是研究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国际合作现象与行为的普遍性与复杂性使理论研究成为一大难题。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的发展,人类文明也进入多层次、多元化、多问题碰撞交融、竞争合作的阶段,单一或局部的、简单的方式已经无法解决世界所面临的动态性、开放性、复杂性以及系统性的发展问题。在多元全球化加速发展的进程中,人类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寻求合作将会更加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如何走向和合共生、命运与共的道路既是扬弃旧的世界秩序,构建世界新秩序的过程,也是人类走向合作文明的重大实践课题。从全球的视野和胸怀去理解“合作”已经成为理论与实践的迫切需要,“合作”理应成为当今世界“大理论”视阈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尽管现实主义者们看到的是世界之乱与大国冲突的种种现实,但人类终究是向前看的“智慧生灵”,需要以非凡的勇气、足够的“智慧”走出冲突的困境。冲突与合作是一个可以相互转化的统一体,只要有解决冲突的架构,就会有合作的基础。实践构成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逻辑。如何以“大合作”的实践形式走向未来是当代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问题驱动发展转型,危机生成发展共识。当人类社会面临共同的发展难题时,如何促进人类对全球发展问题进行理性思考和深刻反思,将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走向。如果国际合作世界观、国家能力与国际制度三个变量系统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在实践层面的增量改进与优化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国际秩序和谐化的可能性要素就会不断积累增加。“霸权稳定”的终结与新的“合作稳定”秩序的产生将不可避免,代替旧有观念的,将是新的“合作文明”的实践与真正“命运共同体”的实现。本研究旨在全面系统分析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础概念、立论基础、范式结构、实践逻辑、现实困境与深化路径。具体而言,就是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方法出发,以系统化理论框架解释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探求建立在“实践”基础之上的三个基本变量因素,即“世界观-能力-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国际合作。中国与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是怎样影响国际体系的变动,促进世界走向和平发展的历史进程这一规律。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建构的最终目的是从复杂的国际合作现象中发现合作的“中国逻辑”与“中国特色”。论文除导论和结语之外,共分为六章。第一章是研究起点。集中阐释了国际合作的相关基本概念,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这一研究主题进行概念界定,并阐明“理论整体性”研究的意义。第二章是立论基础。主要从四个维度阐述了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渊源,构成了本文的立论基础。第三章是理论分析。尝试构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即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能力-制度”系统结构,着力探讨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根本上揭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规律性。第四章是实践考察。论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变;从“世界观-能力-制度”结构范式出发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进行案例分析;系统总结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经验;第五章是现实困境。从世界观、国家能力、国际制度三个层面对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进行深入分析;第六章是深化路径。有针对性地提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路径。
刘亚男[5]（2021）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邹本硕[6]（2020）在《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文中研究表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在苏攻美守的冷战态势下,苏联发动了对阿富汗的武装入侵。战争的爆发极大地刺激了正在经历历史转折的中国,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经过精心统筹采取了兼具宏观战略谋划和具体政策措施在内的综合应对策略。在战略谋划上,基于美苏在阿富汗的长期争夺态势,中国领导层强化了“联美反苏”路线的推进和落实,中国借苏联侵阿战争进一步提升了对苏强硬姿态,加大了对美合作力度。在具体措施上,中国采取了包括构建反苏舆论阵地、为阿抵抗力量及难民提供援助以及推动反苏统一战线等一系列举措以应对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通过总结中国在阿富汗事件中所采取的立场措施并同其建国以来参与的其他周边安全事件进行对比可以看出,中国对该事件的应对策略呈现出参与态度强烈、但参与力度有限的两面性特点。通过借鉴对外政策成因的层次分析框架不难发现,中国的应对策略所呈现出的特点是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就国际层面而言,围绕保障国家安全,改善战略处境这一主要目标,中国基于对苏联安全威胁的权衡、中美苏战略三角关系的转变、反苏同盟战略的继承以及国际战略影响的考量而在参与意愿和参与力度之间拿捏分寸。就国内层面而言,围绕增强国家实力,开展经济建设这一主要目标,中国基于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国家军事层面的盘算、外交政策路线的争论以及邓小平个人决策特点的影响而对该事件采取了审慎参与的应对方式。中国的应对策略最终也赢得了“抗苏援阿”战争的胜利,并收获了良好的政策效果。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中国对苏联侵阿战争所采取的应对策略呈现出“虚实结合”的特点,而这种游走于“虚实之间”的策略是中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国家安全目标和现代化建设目标进行综合权衡和细致考量而做出的战略抉择。
侯明[7]（2020）在《从“一条线”到“全方位”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实现了从“一条线”到“全方位”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在中国外交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全方位”外交战略的确立为我国实现良好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对当今外交战略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对中国从“一条线”到“全方位”外交战略转变进行系统的考察,全面梳理其历史背景,系统阐述其原因及过程,准确总结其内容及意义。1969-1978年是中国“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形成时期。50年代末,中苏两国矛盾开始激化,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由中国的盟友转变成为威胁我国安全的主要国家。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中国制定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该战略有效抵制了苏联的威胁,推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打开了中国外交发展新局面。但随着美苏两极格局的变化,“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局限性逐渐显现。该战略制约了中国外交回旋余地,限制了中国外交自由。1978-1982年是中国外交战略从“一条线”向“全方位”初步转变的时期。1978年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变化,苏联对中国安全的威胁降低,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到中共十二大召开的这一段时期,是中国“一条线”向“全方位”外交战略初步转变的时期。在这期间,中国领导人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了思考,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结合对“一条线”外交战略负面影响的反思,初步将外交战略向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全方位”外交战略进行转变。1982-1989年,中国“全方位”外交战略正式确立并发展。1982年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了“全方位”外交战略。该战略为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赋予了新的内涵,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定国家之间的亲疏;反对霸权主义思想与强权政治体制;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在“全方位”外交战略的指导下,中国全方位外交格局初步形成。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其一,为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其二,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使中国在同大国外交中增加了主动性,也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战略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其三,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
李茗茗[8]（2020）在《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变迁》文中指出宏观上讲,“全球秩序观”是更为偏向“全球化”视角与“全球治理”实践的“国际秩序观”。在当前国内国外大变局的前提下,中国不断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并日益成为新一轮全球化的领军角色。因此,使用“全球秩序观”相比“国际秩序观”更加贴切,且更具针对性。在明确以上问题的基础上,我们界定:全球秩序是指在一定世界格局与国际互动基础上形成的系统化的国际安排与运行制度。全球秩序观是指国际社会行为体对国际秩序的认知,既包括该国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态度、判断,对他国家经验的分析、汲取,也包括在全球治理实践中所总结的理论与经验,以及由此构建出的对理想秩序观念的愿景。结合上述概念,我们可以给出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的定义。即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是党对外决策的观念指引,是在历史与实践的基础之上所形成的秩序观念体系,包括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角色定位的认知,对时代主题的基本判断,对国际体系与国际格局的认识,以及对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态度与构想等。党的全球秩序同具有先进性、发展性和规律性。研究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变迁,对于厘清中共全球秩序观念形成之前的变迁历史与变迁逻辑,丰富和扩展新时期全球秩序观的内涵和外延,找出新时期国际秩序的维护与建设路径,以及改善和推进我国全球秩序观念的话语权拥有借鉴意义。在界定概念的基础上,文章选定三个核心视角作为解构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维度,即国际身份、国际互动、党的外交指导思想。根据这三个视角所属概念的界定与解析,将中共全球秩序观变迁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党全球秩序观受到冷战结局和世界革命思想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革命者”与“融入者”的双重秩序倾向并存、前者较为明显的特征。第二阶段为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较为明显地表现出全球秩序“融入者”角色以及“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原则特征。十八大以来我党关于全球秩序的观念创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更加强调世界进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加强调全球秩序变革引领的使命感,更加强调全球秩序“建设者、维护者和贡献者”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反对美国霸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但不挑战基本秩序,推动国际体系有序变革。经过历史追溯与分析我们发现,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发展有其规律可循。首先,党的外交指导思想的变化方向决定了全球秩序观变迁的方向,这表现在:适时调整、与时俱进的外交指导思想前瞻性领导外交实践的方向,而僵化的指导思想在则会阻碍其进步;其次,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来源与发展动力。这表现在:国际互动是全球秩序观的重要来源,国际互动的需求推动全球秩序观的发展;最后,党的全球秩序观念变迁与国际身份变化紧密联系,这表现在:国际身份本身构成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组成、塑造参与国际秩序的态度、影响国际互动的范围与深度。当前,中国共产党发展全球秩序观面临着难得的机遇,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新时代全球秩序观念建设提供了科学的导向与指引,使得新时期秩序观念建设有了系统的指导方针;第二,近年来国际秩序的深度变化为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创造机遇;第三,国际社会普遍对中国转变国际身份抱有积极期待,因而赋予了中国积极改变国际身份的良好国际环境。然而,基于新时期国际形势的纷杂多变,中国的全球秩序建设仍然面临着多项挑战,需要中国外交持续发力才能规避风险,突破困境。首先,在践行指导思想的过程中会遇到多项挑战,思想与实践的结合存在脱节性与滞后性,许多外交难题仍然会在长时间内得不到有效解决;其次,中国将与世界多个国家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尤其中美两国间的摩擦与竞争将长期存在;最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要求中国改变其发展中国家的定位,甚至承担超过自身实力范畴的国际责任。论文的主要创新努力体现在研究视角的设立上。一方面突破了过去研究国际秩序观的国家视角,转而使用党的视角对秩序观念进行解析;另一方面,通过对历史规律的剖析尝试建构出三个衡量变迁标准的分析视角与分析要素——国际身份、国际互动、党的外交指导思想——作为分析影响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重要因素。这三个分析维度,既作为衡量变迁的标准,又作为判断变迁的主要内容,同时成为了剖析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历史规律与未来预测的核心标杆。作为一个演进的历史概念,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在三个历史时期中分别受到来自这三个分析要素的互动影响,进而形成了全球秩序观演进的历史规律。希望这一创新可以为分析秩序观念的变迁提供有益的思路。
李宁[9]（2020）在《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对外促进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对内服从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的大变局,很多问题不再局限于一国内部,很多挑战也不再是一国之力所能应对。同时,我国则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为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外交领域应充分重视国际援助工作,贯彻落实好中央统一部署、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国际援助作为一种重要的外交战略工具,自二战以后开始兴起。随着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的觉醒和冷战期间美苏争霸的战略需要,国际援助成为各国重要的外交政策手段。在此背景下,国际援助不断发展,与之相应的学术研究也不断丰富。国际援助是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折射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态和未来趋势,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一直关注这一领域,其中尤以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现象的解读最多。发展经济学从受援国发展需求角度出发,研究国际援助如何有效地促进受援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将国际援助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与我国当前国际援助的指导思想相契合。在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一带一路的大背景下,我国的国际援助正在发生显着的变化,进入重要的转型期,因此我国的国际援助政策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体现国际援助政策的价值取向,作为国际援助工作的指引,将国际援助政策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以直接衡量生产要素的经济性投入产出、成本收益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注重局部短期的要素投入产出的经济效果;第二层级,以衡量不同制度、发展模式的要素合成的综合效应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制度和发展模式的中长期效果作为取向;第三层级,以不同国情下趋同价值观的综合视角的权衡和决策为主要评价依据,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以趋同的价值取向进行整体战略方向布局。“新时代”要求我国的国际援助工作实现综合的长期效果,为防止片面和短视,当前我国国际援助政策的效果评估必须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考量。借鉴生物学领域的共生效应理论,将生物之间共存发展的互动生态关系,引申到国家之间合作共赢的互动国际关系,有助于深刻领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意蕴,有助于积极推进“一带一路”的宏伟倡议。共生视角下的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可以使国际援助的利益动因和发展机制得到凸显与认定,可以使资源利用价值在共生关系中得到全新的拼合与扩展,可以全面衡量国际援助的综合成果,从而为我国国际援助的政策效果评估提供新思路和新方法。本研究首先梳理国际援助的主要理论思想,揭示思想演进对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深刻影响,提出共生效应在评估援助政策效果方面的理论价值;然后比对总结国内外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说明不同价值观视角是国际援助政策的根本动因,也是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决定因素;进而以共生效应视角,展示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双向互动利益效果,开展我国国际援助的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并对实证结果进行研究;最后给出了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方案,及其在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方面的应用价值。本研究提出:在援助双方具备共生效应条件的情况下的效果最佳,故应以共生效应作为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评估视角,选择恰当的共生层级,运用量化的评价。在受援国获得实际利益的同时,援助国通过对受援国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上的价值观引领作用,可以取得相对长期可预测的战略效果。“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新时期外交理念即是共生效应理论的具体表现,也是中国国际援助有别于其他援助国独具特色的价值观视角和政策取向。本文的创新在于:一是在共生效应的视角下构建了三个层次的援助主导思想理论逻辑分析框架,完成了援助的思想理论层次与实践类型的对应;二是在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理论梳理、历史经验比对和面板模型分析等三合一的综合研究方法,理论推导和量化分析相互衬托,从而证明研究结论的合理性;三是提出符合共生效应条件的援助更加有效的政策效果评估结论,并在共生关系基础上构建了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和政策效果评估体系框架,为国际援助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本研究坚持科学化和系统化的研究原则,从国际援助的历史出发,结合中国发展援助的历史与现实,通过与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横向比较,总结国际援助领域的中国理念和路径,进而探究中国国际援助的新优势,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董遥[10]（2020）在《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文中提出中共十八大后,中国迎来了一个发展的新时期,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都大有所为,其中,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工作,也进入高速发展时期。为进一步促进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蓬勃发展,需要对新时期前后的工作进行总结,对当下的发展环境进行分析。在新时期之前,中国共产党通过开展对外交往积累了丰富的外交工作经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初期对共产国际的“言听计从”,发展为长征后立足中国实际开展革命,这是中共对外交往逐步树立独立自主意识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专门的对外交往机构,在同世界各国的交流中总结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对外关系准则,但对中苏两党关系的不恰当处理以及“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工作带来了诸多阻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施行和“党际关系四项原则”的确立,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外交工作得到了纠正和迅速的发展,为营造适合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对新时期之前的中共政党外交进行分析和总结后,更为重要的是认清当前的国内外局势和新时期的变化。在新时期,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国内基本矛盾发生变化,同时,逆全球化和世界范围内政党形势的变化既为中国发展带了机遇,也阻碍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对此,新时期的中共政党外交采取了许多新的应对措施,但仍有进步的空间。在以后的政党外交工作中,要抓住机遇,构建自身“引领者”的形象,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架构下与不同理念、不同地区的政党开展交流活动;扩展自身交流范围、创建自身政党外交平台;坚持政党外交与政府外交、民间外交相配合,从多方面发挥外交力量以服务国家利益,推动世界和平发展。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论文提纲范文）
（1）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价值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相关概念界定和阐释 |
| 1.3.1 德育 |
| 1.3.2 德育与德育工作 |
| 1.3.3 邓小平德育思想 |
| 1.4 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
| 1.4.1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
| 1.4.2 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
| 1.5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5.1 研究思路 |
| 1.5.2 研究方法 |
| 1.6 研究重点和难点 |
| 1.6.1 研究重点 |
| 1.6.2 研究难点 |
| 1.7 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理论渊源 |
| 2.1 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德育思想的继承 |
| 2.1.1 马克思恩格斯的德育思想 |
| 2.1.2 列宁的德育思想 |
| 2.1.3 毛泽东的德育思想 |
| 2.2 对中国传统儒家德育思想的继承 |
| 2.2.1 先秦儒家的德育思想 |
| 2.2.2 后世儒家的德育思想 |
| 2.3 对西方德育思想的扬弃 |
| 2.3.1 古希腊先哲的德育思想 |
| 2.3.2 中世纪德育思想 |
| 2.3.3 近代资本主义德育思想 |
| 2.4 小结 |
| 第三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生成条件 |
| 3.1 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客观条件 |
| 3.1.1 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德育经验教训的总结 |
| 3.1.2 对苏东剧变思想文化根源的反思 |
| 3.1.3 对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应对 |
| 3.2 邓小平德育思想生成的主观条件 |
| 3.2.1 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
| 3.2.2 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民情怀 |
| 3.2.3 追求实效的工作作风 |
| 3.2.4 勇于突破的创新精神 |
| 3.2.5 面向未来的远见 |
| 3.3 小结 |
| 第四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历史流变 |
| 4.1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萌芽(1975 年-1978 年) |
| 4.1.1 对教育科学文化领域的整顿 |
| 4.1.2 对德育的拨乱反正 |
| 4.1.3 打破教育战线上“左”倾思想禁锢 |
| 4.2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酝酿(1978 年-1987 年) |
| 4.2.1 德育工作的新起点 |
| 4.2.2 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确立 |
| 4.2.3 德育工作的精神文明向度 |
| 4.2.4 基层德育工作的全面开展 |
| 4.3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发展(1987 年-1992 年) |
| 4.3.1 思想政治教育与德育关联的再反思 |
| 4.3.2 德育工作社会主义方向的再强化 |
| 4.3.3 党性教育的德育之途 |
| 4.4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成熟(1992 年-1997 年) |
| 4.4.1 德育评价论 |
| 4.4.2 德育效用论 |
| 4.4.3 德才兼备论 |
| 4.4.4 德育功能论 |
| 4.5 小结 |
| 第五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内容架构 |
| 5.1 “四有”新人的德育目标 |
| 5.1.1 理想信念教育 |
| 5.1.2 基本道德规范的自律教育 |
| 5.1.3 科学文化知识教育 |
| 5.1.4 遵纪守法的他律教育 |
| 5.2 “三个面向”的德育价值维度 |
| 5.2.1 面向“现代化”的传统价值 |
| 5.2.2 面向“世界”的民族价值 |
| 5.2.3 面向“未来”的现实价值 |
| 5.3 德育的文明之基 |
| 5.3.1 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是德育的现实基础 |
| 5.3.2 德育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 |
| 5.3.3 德育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
| 5.3.4 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具有协调共生性 |
| 5.4 德育的政治保证 |
| 5.4.1 社会主义道路是德育的政治方向 |
| 5.4.2 无产阶级专政是德育的制度保障 |
| 5.4.3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德育的组织保证 |
| 5.5 小结 |
| 第六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及方法论特色 |
| 6.1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基本特质 |
| 6.1.1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 |
| 6.1.2 继承性与创新性的辩证统一 |
| 6.1.3 政治性与思想性的辩证统一 |
| 6.1.4 理论性与应用性的辩证统一 |
| 6.2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方法论特色 |
| 6.2.1 说服教育与示范教育相结合 |
| 6.2.2 物质鼓励与精神鼓励相结合 |
| 6.2.3 批评与自我批评相结合 |
| 6.2.4 自律与他律相结合 |
| 6.3 小结 |
| 第七章 邓小平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
| 7.1 “求用尚效、聚焦民心”为依据的实用价值 |
| 7.1.1 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为根本 |
| 7.1.2 倡导物质利益与革命精神相结合 |
| 7.1.3 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理念 |
| 7.2 “对话沟通、和而不同”为意旨的交往价值 |
| 7.2.1 打破两种社会制度的意识形态壁垒 |
| 7.2.2 汲取人类德育文明的优秀成果 |
| 7.2.3 抵御各种腐朽文化思想的侵蚀 |
| 7.3 “崇实尚行、与时俱进”为要旨的实践价值 |
| 7.3.1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 |
| 7.3.2 德育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思想保证 |
| 7.3.3 德育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协调统一 |
| 7.4 “求知求做、德文合一”为判据的人文价值 |
| 7.4.1 德育与自由相结合 |
| 7.4.2 德育与人的解放相结合 |
| 7.4.3 德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 |
| 7.4.4 德育与劳动相结合 |
| 7.5 “薪火相传、形上诉求”为旨意的情感价值 |
| 7.5.1 德育的爱国主义情怀 |
| 7.5.2 德育的集体主义观照 |
| 7.5.3 德育的社会主义聚焦 |
| 7.6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邓小平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理论渊源 |
| 第一节 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底蕴 |
| 一、儒家以“仁政”为核心的治国理念 |
| 二、儒家以“大同”为目标的理想社会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正义观是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理论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正义观 |
| 二、列宁的人权正义观 |
| 三、毛泽东的人民正义观 |
| 第二章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条件 |
| 第一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政治条件 |
| 一、时代主题的发展与转变 |
| 二、思想、政治、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
| 第二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经济条件 |
| 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 |
| 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
| 第三节 邓小平正义观形成的文化条件 |
| 一、教育科学事业的曲折发展 |
| 二、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性 |
| 第三章 邓小平正义观的主要内容 |
| 第一节 邓小平关于个体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
| 二、强调重视教育的发展 |
| 三、树立艰苦奋斗的信念 |
| 第二节 邓小平关于社会层面的正义观 |
| 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
| 二、尊重和支持科技人才 |
| 三、民主与法制的不断完善 |
| 第三节 邓小平关于国家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
|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 三、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最终目标 |
| 第四节 邓小平关于国际层面的正义观 |
| 一、实行对外开放的重要战略 |
| 二、加强与第三世界的交流与合作 |
| 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 第四章 邓小平正义观的现实价值 |
| 第一节 邓小平正义观的理论价值 |
| 一、使传统优秀儒家正义观获得新的发展 |
| 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在中国的实践 |
| 三、有利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义观 |
| 第二节 邓小平正义观的现实意义 |
| 一、帮助人们树立新时代的正义观 |
| 二、促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
| 三、有利于处理国家重大突发事件 |
| 四、提升了中国对外交往的影响力 |
| 结语 新时代视野下对邓小平正义观的回归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公开发表的论文 |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关于中国革命 |
| (二)关于中国道路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点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正确理解马克思革命理论 |
| 一、革命的概念 |
| 二、马克思革命思想 |
| 三、马克思革命思想的类型划分 |
| (一)政治革命 |
| (二)社会革命 |
| (三)哲学(精神)革命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选择民主革命道路的历史语境 |
| 一、近代中国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民主革命道路的选择 |
| (一)关于中国道路选择的论战 |
| (二)工人阶级的壮大与共产主义小组的发展 |
| (三)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民主革命纲领的确立 |
| 三、中国共产党进行民主革命的理论逻辑和行动逻辑 |
| (一)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
| (二)救亡压倒一切 |
| 第三章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正反经验的积累 |
| 一、大革命的洪流中党对革命的初步探索 |
| (一)找准农民问题是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
| (二)大革命的失败 |
| (三)大革命的教训提炼 |
| (四)大革命时期下的党与人民群众 |
| 二、土地革命时期党对革命道路的发展 |
| (一)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的有机结合 |
| (二)农村包围城市、工农武装割据道路的开创 |
| (三)土地革命的经验教训 |
| 三、长征对党革命品性的锤炼 |
| (一)党开始形成理论自觉 |
| (二)成熟领导核心的构建 |
| (三)党内政治生活的构建 |
| (四)党群众路线的升华 |
|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炼 |
|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提出与构建 |
| (二)党“三大法宝”理论的成熟运用 |
| (三)整风运动 |
| 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意义 |
| 第四章 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的发展轨迹 |
| 一、政治革命向社会革命的转化 |
| (一)理清革命与改革的逻辑机理 |
| (二)对革命观念的认知转换 |
| 二、新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革命的实践历程 |
| (一)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1949-1978) |
| (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1978-2012) |
| 三、新中国前三十年探索为社会革命提供重要条件和正反面经验 |
| 第五章 新时代共产党领导的社会革命与自我革命 |
| 一、进一步深化革命观的认知 |
| (一)对革命观的精准校正 |
| (二)重申改革开放是伟大的社会革命 |
| (三)以坚决的自我革命推动社会革命 |
| 二、社会革命向更深层次推进 |
| (一)经济建设 |
| (二)民主政治建设 |
| (三)文化建设 |
| (四)和谐社会建设 |
| (五)生态文明建设 |
| 三、不断以自我革命推动伟大社会革命 |
| (一)党在新时代开展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以从严治党开启更深层次的自我革命 |
| 四、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新时代的严峻挑战 |
| (一)新时代下的严峻形势和挑战 |
| (二)发扬伟大革命精神应对风险挑战 |
| 第六章 马克思革命思想视域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经验 |
| 一、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理论前提 |
| (一)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
| (二)在真理的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
| (三)马克思主义的守正创新 |
|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根本保障 |
| (一)坚持党的领导 |
| (二)坚持从严治党 |
| 三、问题导向实事求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的实践根基 |
| (一)实事求是 |
| (二)问题导向 |
| 四、顺势而为与时俱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必然选择 |
| (一)科学把握时代主题 |
| (二)顺势而为 |
| (三)与时俱进 |
| 五、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行的力量之源 |
| (一)紧紧依靠人民 |
| (二)以人民为中心 |
| 第七章 把握中国革命的内在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景展望 |
| 一、中国革命开创的中国道路为人类文明探索出崭新的发展模式 |
| (一)为人类文明探索新的发展模式 |
| (二)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发展经验 |
| (三)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中国智慧 |
| (四)为科学社会主义带来希望 |
| 二、贯彻人民至上是中国道路走向光明未来的价值保障 |
| (一)执政最大底气就是人民 |
| (二)实践中贯彻人民至上 |
| 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一)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共产主义革命 |
|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 |
| (三)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征程 |
| 四、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动员力为应对风险挑战提供一种高效的解决路径 |
| 五、永葆革命精神勇于自我革命是助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战略引擎 |
| (一)发扬革命精神进行自我革命的必要性 |
| (二)永葆革命精神 |
| (三)勇于自我革命 |
| 六、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 |
| (一)更新革命的基本范畴和内涵 |
| (二)把握社会革命的正确前行方向 |
| (三)重视革命精神的宣讲和代际传承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研究缘起与研究意义 |
| (一)研究缘起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之处与研究难点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 |
| 第一章 相关概念辨析与研究议题界定 |
| 第一节 基础概念及关系辨析 |
| 一、“合作”与“国际合作” |
| 二、国际合作与竞争、斗争 |
| 三、国际合作与冲突、战争 |
| 四、国际合作与和平发展 |
| 第二节 研究议题界定 |
| 一、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特色”之辩 |
| 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合作”之题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整体性”之维 |
| 第二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立论基础 |
|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国际合作思想的指导 |
| 一、国际合作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发展 |
| 二、国际合作的本质属性:国家的阶级性 |
| 三、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民族独立自主平等 |
| 四、国际合作的价值旨归:人类的解放 |
| 第二节 中国传统“和合”文化精髓的滋养 |
| 一、人的范畴:人性善与道义传统 |
| 二、国家范畴:“和合主义” |
| 三、世界范畴:“天下主义” |
| 第三节 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经验教训 |
| 一、苏俄社会主义国家国际合作的积极探索 |
| 二、大国沙文主义的危害 |
| 三、大国争霸的历史镜鉴 |
| 第四节 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的批判 |
| 一、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立场”批判 |
| 二、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观点”批判 |
| 三、西方主流国际合作理论“基本方法”批判 |
| 第三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分析:一种系统框架分析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分析的系统框架 |
| 一、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结构范式 |
| 二、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机理 |
| 三、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现形式 |
| 第二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基本运行规律 |
| 一、世界观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二、国家能力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三、国际制度与国际合作的互动规律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理论属性 |
| 一、人民性 |
| 二、实践性 |
| 三、发展性 |
| 四、包容性 |
| 五、正义性 |
| 第四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的实践考察 |
| 第一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思想的历史演进 |
| 一、起点与基础:实现“站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二、开创与拓展:实现“富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三、传承与创新:实现“强起来“的国际合作思想 |
| 第二节 三种类型国际合作的实践创新——基于“世界观-能力-制度”的案例分析 |
| 一、“维护支持型”国际合作:中国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实践 |
| 二、“参与塑造型”国际合作:上海合作组织 |
| 三、“倡导引领型”国际合作:“一带一路”合作倡议 |
| 第三节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实践经验 |
| 一、党的领导:国际合作的根本保证 |
| 二、独立自主: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 |
| 三、求同存异:国际合作的基本方针 |
| 四、互利共赢:国际合作的基本精神 |
| 五、和平发展:国际合作的核心目标 |
| 第五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现实困境 |
| 第一节 国际合作的“世界观”认同困境 |
| 一、西方价值观的弊端与分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挑战 |
| 三、中国和平发展的“信任”困境 |
| 第二节 国际合作能力面临的现实挑战 |
| 一、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
| 二、大国博弈与国际秩序的不确定性 |
| 三、国际合作的责任能力的不对称性 |
| 第三节 全球合作体制“低效失灵” |
| 一、联合国权威体系受到挑战 |
| 二、全球合作治理的制度供给滞后 |
| 三、国际合作机制运行功能紊乱 |
| 第六章 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的深化路径 |
| 第一节 增强国际合作“世界观”的认同 |
| 一、“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认同” |
| 二、“和平发展”的“诚意决心” |
| 三、“和合共生”的“文化自觉” |
| 第二节 提升实现和平发展的竞合“能力” |
| 一、国际合作中的动力与原则底线 |
| 二、国际合作中的竞争与斗争本领 |
| 三、国际合作中的能力与责任共担 |
| 第三节 推进全球合作体系的“制度”创新 |
| 一、国际合作的“核心”体制 |
| 二、国际合作的“制度”供给 |
| 三、国际合作的“关系”网络 |
| 结论:人类合作文明的理论前景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后记 |
（6）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选题目的与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案与内容 |
| 第一章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中国的应对策略及其特点 |
| 第一节 中国的战略关系调整 |
| 一、战略调整背景:美苏在阿富汗的博弈 |
| 二、战略调整内容:联美反苏路线的强化 |
| 第二节 中国的具体应对措施 |
| 一、对苏加强舆论攻势,构建反苏舆论阵地 |
| 二、提供经济军事援助,开启抗苏隐蔽行动 |
| 三、积极运用外交手段,推动反苏统一战线 |
| 第三节 中国应对策略的特点 |
| 一、参与态度强烈 |
| 二、参与力度有限 |
| 第二章 中国应对策略特点的原因分析 |
| 第一节 国际层面:保障国家安全,改善战略处境 |
| 一、苏联安全威胁的权衡 |
| 二、战略三角关系的转变 |
| 三、反苏同盟战略的继承 |
| 四、国际战略影响的考量 |
| 第二节 国内层面:增强国家实力,开展经济建设 |
| 一、国内经济建设的需求 |
| 二、国家军事层面的盘算 |
| 三、外交政策路线的争论 |
| 四、个人决策特点的影响 |
| 第三章 战争结局与政策评估 |
| 第一节 反苏联盟的胜利 |
| 一、苏联陷入战争困境与和谈开启 |
| 二、戈尔巴乔夫上台与苏军的撤出 |
| 第二节 中国参与政策的评估 |
| 一、政策成功的概念及目标的有效性 |
| 二、施动国成本和目标国成本 |
| 三、施动国风险与目标国风险 |
| 结论 |
| 附录A:文中涉及的重要事件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从“一条线”到“全方位”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概念界定 |
| 1.2.1 关于“一条线”概念 |
| 1.2.2 关于“全方位”概念 |
| 1.3 研究综述 |
| 1.3.1 关于“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研究 |
| 1.3.2 关于“全方位”外交战略研究 |
| 1.3.3 关于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意义的研究 |
| 1.4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4.1 研究思路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创新之处 |
| 第2章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形成及影响(1969-1978) |
| 2.1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形成 |
| 2.1.1 苏联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因素 |
| 2.1.2 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 |
| 2.1.3 “一条线”外交战略与三个世界理论的形成 |
| 2.2 “一条线”外交战略的影响 |
| 2.2.1 维护当时中国的国家安全,有效抵制了苏联的威胁 |
| 2.2.2 推动中国同西方国家关系的发展,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 |
| 2.2.3 制约了中国外交回旋余地,限制了中国外交自由 |
| 第3章 从“一条线”到“全方位”外交战略的初步转变(1978-1982) |
| 3.1 从“一条线”到“全方位”战略初步转变的过程 |
| 3.1.1 中美建交后“一条线”外交战略的短暂延续 |
| 3.1.2 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 |
| 3.1.3 中共对中苏关系的讨论 |
| 3.2 从“一条线”到“全方位”战略初步转变的原因 |
| 3.2.1 对国际格局新变化的正确认识 |
| 3.2.2 对时代主题的初步判断 |
| 3.2.3 国内工作重心转移的迫切需要 |
| 3.2.4 对“一条线”外交战略负面影响的清醒认识 |
| 第4章 “全方位”外交战略的确立与发展(1982-1989) |
| 4.1 “全方位”外交战略的确立 |
| 4.1.1 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
| 4.1.2 中共十二大正式确立“全方位”外交战略 |
| 4.1.3 “全方位”战略调整的深化与完成 |
| 4.2 “全方位”外交战略为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赋予新内涵 |
| 4.2.1 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 |
| 4.2.2 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定亲疏 |
| 4.2.3 反对霸权主义思想与强权政治体制 |
| 4.2.4 积极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关系 |
| 4.3 中国全方位外交格局的开创 |
| 4.3.1 中美关系平稳发展 |
| 4.3.2 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 |
| 4.3.3 全方位外交格局初步形成 |
| 第5章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转变的重要意义 |
| 5.1 为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
| 5.1.1 为改革开放营造了和平的国际环境 |
| 5.1.2 为对外经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经济环境 |
| 5.2 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
| 5.2.1 在与美苏外交中增强了主动性 |
| 5.2.2 为冷战结束后中国外交战略发展奠定了基础 |
| 5.3 为维护世界和平提供了有力保障 |
| 5.3.1 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
| 5.3.2 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A 攻读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与科研成果清单 |
| 致谢 |
（8）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变迁（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 |
| 第二节 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与研究框架 |
| 一、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框架 |
| 第三节 文献综述 |
| 一、观念史变迁研究综述 |
| 二、国际秩序研究综述 |
| 三、中国国际秩序观历史研究综述 |
| 四、新时期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五节 小结 |
| 第一章 概念辨析与分析视角 |
| 第一节 概念辨析 |
| 一、国际秩序观、全球秩序观、世界秩序观 |
| 二、中国共产党的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全球秩序观变迁的分析视角 |
| 一、国际身份 |
| 二、国际互动 |
| 三、党的外交指导思想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二章 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历史变迁 |
| 第一节 划分变迁的历史阶段 |
| 一、划分历史阶段的缘由 |
| 二、划分历史阶段的依据:两个历史转折 |
| 第二节 秩序观变迁的历史分析 |
| 一、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 |
| 二、第二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大期间 |
| 三、第三阶段,十八大以来 |
| 第三节 小结 |
| 第三章 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规律 |
| 第一节 党的外交指导思想决定全球秩序观变迁的方向 |
| 一、适时调整指导思想有助于建构党的全球秩序观 |
| 二、僵化的指导思想带来落后的全球秩序观 |
| 第二节 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来源与发展动力 |
| 一、国际互动是党的全球秩序观的重要来源 |
| 二、国际实践的需求推动党的全球秩序观的发展 |
| 第三节 国际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党的全球秩序观变迁 |
| 一、国际身份组成全球秩序观念的重要维度 |
| 二、国际身份塑造建构国际秩序的态度 |
| 三、国际身份影响国际互动的深度 |
| 第四节 小结 |
| 第四章 发展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一节 发展全球秩序观的机遇 |
|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科学引领 |
| 二、全球秩序的变化为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创造机遇 |
| 三、国际社会对中国国际身份的积极变化更加期待 |
| 第二节 发展全球秩序观面临的挑战 |
| 一、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还有待深化 |
| 二、中国与世界多国将长期存在结构性矛盾 |
| 三、多国要求中国改变发展中国家身份 |
| 第三节 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9）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
| 一、研究的背景 |
| 二、研究的目的 |
| 三、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概况 |
| 一、核心概念的界定 |
| 二、研究路径 |
| 三、国内研究综述 |
| 四、国外研究综述 |
| 第三节 本文的结构、内容及创新点 |
| 一、本文的结构 |
| 二、研究方法 |
| 三、主要内容 |
| 四、创新点与不足 |
| 第二章 国际援助的主导思想演进及其对政策效果的影响 |
| 第一节 不同时期经济学思想对国际援助政策的导向作用 |
| 一、推动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变革的早期时代(20世纪40年代—60年代) |
| 二、满足人类基本需求,变革增长方式实现经济增长的时期(20世纪70年代) |
| 三、注重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80年代) |
| 四、强调制度要素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时期(20世纪90年代) |
| 五、更注重人力资源培养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时期(21世纪至今) |
| 六、其他援助思想理论 |
| 第二节 发展经济学对国际援助的导向作用影响 |
| 一、以资金援助为主促进战后复兴,将工业化程度等同于经济发展 |
| 二、以技术援助为主满足人类基本需求,促进社会发展 |
| 三、从政府干预为主转向自由市场原则,加大培训与技术援助力度 |
| 四、强调制度条件弥补市场不足,附加体制改革要求的“后华盛顿共识”思潮 |
| 第三节 不同发展模式对国际援助效果的影响 |
| 一、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封闭发展模式 |
| 二、出口导向型的开放发展模式 |
| 第四节 共生效应理论对国际援助主体的利益机制解读 |
| 一、传统的国际援助分析理论的不足 |
| 二、共生效应视角下的国际援助理论探讨 |
| 第三章 世界主要援助国的国际援助发展经验和政策效果评析 |
| 第一节 美国国际援助评析 |
| 一、美国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美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美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二节 日本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日本国际援助的发展历程 |
| 二、日本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三、日本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三节 苏联国际援助评析 |
| 一、苏联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苏联国际援助的主要动因 |
| 三、苏联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节 我国的国际援助评析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基本情况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总体特点 |
| 三、我国国际援助的效果评析 |
| 第四章 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政策效果评估 |
| 第一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实践的双向综合效果评价 |
| 一、援助对受援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二、援助对我国的综合效果影响 |
| 第二节 共生视角下不同时期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性评价 |
| 一、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需要,反帝反修国际主义 |
| 二、服务于对外经济合作需要,平等互利共同发展 |
| 三、服务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共同繁荣互利共赢 |
| 第三节 共生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的定量分析 |
| 一、援助依赖度与受援国经济规模的特点 |
| 二、援助与进出口的关系以及对援助有效性的影响 |
| 第五章 我国国际援助的体系建设与综合效果 |
| 第一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与评价体系建设 |
| 一、我国国际援助的治理体系建设 |
| 二、我国国际援助的评价体系建设 |
| 第二节 我国国际援助的综合效果评析 |
| 一、国际援助推动思想文化交流 |
| 二、国际援助助力宏观经济发展 |
| 三、国际援助促进企业“走出去” |
| 第六章 结论及相关建议 |
| 第一节 本文的主要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展望与建议 |
| 一、研究展望 |
| 二、相关建议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情况 |
（10）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的缘由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的理论价值 |
| (三)选题的现实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思路、方法及创新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可能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政党外交的理论阐释 |
| 一、政党外交的内涵 |
| (一)政党外交的主体 |
| (二)政党外交的客体 |
| (三)政党外交的运行机制 |
| 二、政党外交产生的原因 |
| (一)政党政治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
| (二)政党作为新的行为主体参与到国际关系中 |
| (三)纷杂的全球性问题对传统外交模式的挑战 |
| 三、政党外交的功能 |
| (一)服务总体外交 |
| (二)加强各方沟通 |
| (三)宣传党的理念 |
| (四)推动党的建设 |
| 第二章 十八大前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历程及阶段总结 |
| 一、从成立到执政:革命时期党的对外交往为政党外交的开展打下基础(1921-1949) |
| (一)从受制于人到独立自主 |
| (二)阶段总结 |
| 二、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艰难探索(1949-1978) |
| (一)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起步与曲折 |
| (二)阶段总结 |
| 三、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快速发展(1978-2012) |
| (一)中国特色政党外交思想指导下的外交活动快速发展 |
| (二)阶段总结 |
| 第三章 十八大后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所处环境与发展状况 |
| 一、国内环境变化 |
| (一)中共长期执政的历史挑战对外交工作的要求 |
| (二)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 |
| (三)由“韬光养晦”向“奋发有为”的转变 |
| 二、国际环境变化 |
| (一)全球化进程受阻 |
| (二)世界各国主要政党力量减弱 |
| (三)全球性问题升级 |
| 三、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的发展情况 |
| (一)政党外交工作人员更加多样化 |
| (二)政党外交领域更加广阔 |
| (三)更加积极地主导国际政党交流 |
| 第四章 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发展的路径探析 |
| 一、实现“参与者”到“主导者”的转变 |
| (一)树立负责任的政党形象,合理承担国际责任 |
| (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获得更多国际认可 |
| 二、扩大政党外交范围,促进交流机制化 |
| (一)开展全方位政党外交 |
| (二)创新政党外交交流机制 |
| 三、处理好政党外交与其他外交方式的关系以服务总体外交 |
| (一)政党外交辅助政府外交 |
| (二)政党外交与民间外交相配合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四、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外交战略调整（论文参考文献）
- [1]邓小平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张文杰. 西北大学, 2021(11)
- [2]邓小平正义观研究[D]. 张青青. 贵州师范大学, 2021(09)
- [3]马克思革命理论视域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研究[D]. 熊务丰. 上海社会科学院, 2021(12)
- [4]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与实践研究[D]. 成向东. 兰州大学, 2021(09)
- [5]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国际战略演变研究 ——基于中国国内因素的视角[D]. 刘亚男. 南京师范大学, 2021
- [6]历史转折下中国应对苏阿战争的整体策略探究[D]. 邹本硕. 外交学院, 2020(08)
- [7]从“一条线”到“全方位” ——198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研究[D]. 侯明. 湖南科技大学, 2020(07)
- [8]中国共产党全球秩序观的变迁[D]. 李茗茗.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20(01)
- [9]共生效应视角下我国国际援助政策效果评估研究[D]. 李宁.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20(12)
- [10]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研究[D]. 董遥.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4)
标签：邓小平理论论文; 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论文; 世界历史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世界主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