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背景下高校面临的选择

一、多重背景下高等院校面临的选择（论文文献综述）

MVE JEAN PATRICK^[1]（2021）在《喀麦隆大学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四所大学的考察》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喀麦隆为研究对象,试图对发展中国家高校教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现存研究成果做出贡献。这项研究认为,如果高等教育机构有任何显着的表现,那么与大学教师相关的有效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可能是关键因素之一。对喀麦隆大学机构中与大学教师有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现有文献进行检索,得到的信息很少。但这并不意味着该研究所探讨的部门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面没有任何现成的做法。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探讨喀麦隆大学教师和高等教育机构所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以确定他们所开展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类型,这些实践是如何被开展的,以及在执行这种类型和方法的过程中遇到的困境。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之后,本研究采用了定性研究方法,基于嵌入式案例研究,以喀麦隆四所高等教育机构为样本,探讨与大学教师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这四所作为研究案例的研究单位分别是:雅温得第一大学（UY1）、中非天主教大学（CUCA）、PKFokam卓越学院（PKFIE）和雅温得Saint Therese Catholic University Institute（STCUIY）。本次研究采用面对面半结构化访谈、文本分析法和观察法三种方式于2019年1月至3月在喀麦隆进行了数据的收集。总共有67名受访者参加了访谈,其中有高等教育部（MOHE）的高等教育官员、四所高校的领导/管理人员和教师。文本分析包括审查与政策相关的文件、年鉴以及来自高等教育部和四所高等教育机构的各种报告,而观察法则主要是通过参加四所高等教育机构举行的会议,展开观察以收集材料,这些会议涉及到与教员招聘、晋升和培训等事项,会议议程则包括奖励措施等内容。在现有人力资源管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即“高校综合战略人才管理框架”。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研究者选择研究主题、设置访谈问题、分析所收集的数据以及讨论研究结果。对数据的分析表明,在研究中挑选的四所喀麦隆高校都有人力资源管理实践。除了一些特殊案例外,都开展了本研究所提到的大多数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包括招聘和甄选、培训和发展、绩效管理和考核、薪酬和晋升。但各高校间,施行这些措施之后的的效率和效果各不相同。虽然这些高等教育机构对正式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有一定的了解,但它们的管理者和领导者并没有根据这些知识采取行动,特别是在一些关键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方面,如人力资源规划、培训和发展、绩效评估和学术晋升。这些知识并没有促进他们提高教学和研究绩效和生产力方面的效率。调查结果显示,选定的高等教育机构大多从事与机构战略目标不一致的非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这些做法既不相互融合,也不相互依赖,以实现卓越的绩效和生产力。这往往带来许多不好的影响,再加上他们作为一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国内经济发展也正处于极为困难的时期,种种因素都对其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研究绩效及生产力产生了不利影响。但要说的是,这项研究的发现和讨论是基于参与这项研究的67名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以及从文献回顾和观察中收集的数据。这项研究通过揭示研究中选定的喀麦隆高等教育机构开展的与大学教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类型和方法,为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研究,以及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做出了贡献。因此,这项研究强调了这些问题如何影响大学教师的教学和研究业绩和生产力,以及整个机构的发展。为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模型增加了一个理论框架,对现有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做出了贡献,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可改进的理论框架。后来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帮助参与这项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喀麦隆的高等教育部门中实行更有效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这有助于提高大学教师的绩效和生产力,使高等学校能够通过提供创新研究成果、高技能创新人才以及对发展的有效支持,在促进国家发展方面取得良好的成绩。

杨薇^[2]（2020）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重要发展理念与愿景,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中国贡献。“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提出的,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存在并不断发展,经历了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发展过程。本研究选取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泰国和马来西亚等五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典型代表,主要通过历史研究、口述历史等研究方法,在国内外政治环境、经济状况、外交关系、教育政策等宏观背景下,呈现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个国家之间留学生教育发展过程的立体影像。留学生教育是高等教育中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根据国内和国外两个立足点,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的留学生教育,可以分为向国外派出留学生和接收来华留学生两大分支领域,既有在教育政策指导下发展的共通性,也有遵循各自轨迹发展的独立性。依据我国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大教育政策的颁布实施以及留学生教育发展的规模等具有标志意义的史实,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划分为“重新起步时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加速发展时期”三个主要的历史发展阶段,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和留学生教育政策的实施以及留学生个体在时代大潮中的经历等不同角度,客观呈现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演进过程。通过对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历史回溯,本研究得出以下认识:40年来,服务国家建设需要、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始终贯穿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进程;国际政治局势和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发展留学生教育的前提条件;“一带一路”沿线五国自身的教育水平是与我国开展留学生教育合作的基础;中国经济实力的变化和教育政策的导向决定了留学生教育发展的方向、速度和规模。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从整体统筹规划、到各自相对独立发展、再回归统筹兼顾趋势的演进过程,充分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留学生教育发展的客观需要与政策取向。40年来,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取得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有力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促进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人文交流;通过不断完善管理制度,加快了留学生教育乃至高等教育整体的法制化进程;认识到来华留学生教育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是教育服务贸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直接服务国家公共外交的作用日益突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可在以下几方面采取相应的对策:把留学生教育置于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之中,置于世界高等教育的竞争之中,高度重视留学生教育的地位与作用;大力发展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派出留学生教育;进一步提高来华留学生教育质量,加快提升风险防范意识;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留学生教育,需要统筹派出和接收两个不同的方向,平衡规模与质量、速度与效益之间的关系;通过发展留学生教育,契合“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教育的多重功能,不断推动思想观念的转变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更多优秀人才,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构筑“民心相通”的教育之路。

张慧^[3]（2020）在《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文中提出创业教育是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和提高学生就业质量的重要突破口,创业教育组织在推进高职院校创业教育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外力推动下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数量快速增长,但组织数量的增长并没有带来质量的提升。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缺位是造成其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功能缺位致使组织目标模糊和零散,进一步导致组织行为低效和泛化,这不得不让我们反思与审视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与价值。在异质性视阈下,探讨高职院校这个特殊场域中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问题是促进组织发展和功能优化的基本前提。基于功能主义分析范式,将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进一步分解为功能实现方式和实现机理,文章整体遵循“客观功能（是什么?）—功能实现方式（怎么样?）—功能实现机理（为什么?）—功能实现路径（如何做?）”的逻辑思路展开研究。为了探究出更科学合理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本研究将组织功能定位于客观展现出来的实际结果,而非主观逻辑推导出来赋予组织的结果。据此,本研究选择案例研究方法,在实地调研典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基础上,具体运用三级编码、单案例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的方法对数据进行梳理与分析。结合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经验功能主义理论和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构建了“客观功能—社会实践（组织行为）—行为机理”的理论分析框架,社会实践也就是组织的行为方式,它决定和反映组织的客观功能,行为机理体现组织行为的内在规律和作用关系。因此,首先从调研的实证数据中提炼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客观功能,以及实现这些功能的主要方式;在此基础上,探究与分析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最后,在厘清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逻辑的基础上,分析由于组织行动逻辑偏差和实践障碍导致的现实困境,进而提出组织功能实现的优化路径。通过对调研数据的三级编码分析得出,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呈现出“决策实施功能”、“中介融通功能”、“类型强化功能”和“文化聚散功能”四项客观功能。其中,决策实施和中介融通是显功能,即组织有意安排而产生的作用;类型强化和文化聚散是潜功能,即组织无意安排,由组织行动间接、内隐地产生的作用。创业教育组织作为高职院校推动创业教育精细化发展的专门性组织,除了设计、实施和服务于创业教育发展;还要通过多种方式去破解专业教育和创业教育之间的壁垒,推动专创融合发展;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行动,无形中强化与凸显了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类型化教育的特征;同时在行动中逐渐形成浓厚的高职创业文化氛围,并成为创业文化的认同者和传承者。实现上述四项功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主要采用“组织变革”、“融合策略选择”、“适应性联结”和“树立标志”的方式。从宏观层面的战略规划,到组织自身改革和具体的行为实践,再到创业教育文化孕育与认同的历程,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实践行动体现出从外围实践到专创融合的纵深推进过程、从局部试点到浸润体系的范围扩展、以及从具体实践到抽象升华的逻辑向度。高职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之所以能够实现,也就是组织选择采用上述行为方式的原因,内在地体现了“资源赋能机理”、“规则调适机理”和“互动整合机理”。在内外部环境作用下,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始终处于“理性化”和“反思性监控”的过程中,组织通过反复的实践行动形成自身,并通过组织行动再生产出行动条件;再生产的过程包含着意义、规范性要素和权利的交织与互动。具体而言,其一,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受到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的驱动与引导。我国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典型的外部驱动型,创业教育经费投入和大学生创业园建设推动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短期内广泛实践;与此同时,组织行动受到行政权利和专家权利的共同影响。其二,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受到合法性秩序和表意性符码的规约与调适作用。政策导向是组织行动及其自我调控的风向标;高职创业教育理念和文化是组织行动及其行动调控的助力器。其三,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行动是互动整合过程中的适应性行为和特色化选择。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在“同级组织之间”以及“组织和系统之间”的互动整合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联盟合作、互利共生等提升组织的适应性,而准确定位、组织竞争、文化认同等促进组织的特色化选择。基于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实现的内在机理,推演出组织功能实现的行动逻辑。也就是说,高职创业教育组织要想有效地发挥其功能,组织行动的驱动力应当由政府主导转变为外部动力和内生动力共同推动;在多元交互网络中组织应当找到自己的适切位置,明确自身的功能和价值,挖掘并培育组织的优势与特色;同时也应该认识到,“组织化”并非组织行动的目的,任何组织都是为了满足某种社会目的或需求,对于创业教育组织来说,创业教育理念逐渐融入高职教育系统的过程,正是组织功能得到全面、彻底实现的过程,组织本身则处于“去组织化”过程中。然而反观现实,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内生动力不足、互动整合过程中的路径依赖和模仿趋同现象、多元协同藩篱与组织行为异化等问题依然明显。针对这些问题,本研究提出“理念先行—以点带面—错位发展—多元联动”的高职创业教育组织功能优化路径,以期为我国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借鉴。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认为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宋敏^[5]（2020）在《新时期以来《世界音乐》教材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文章首先纵向地梳理了新时期以来《世界音乐》教材的建设与发展概况,剖析了不同历史语境、教育环境对于该课程、教材建设的影响;也通过教材的变化完善、推陈出新,反观了世界音乐教育的发展进程。其次,参照历时与共时的对应关系,笔者对各类型的教材做了横向的解读与剖析,根据教材的文化属性和特色化建构对不同专业的学生进行了针对性推介。在共时的维度,笔者基于对教材文本的静态分析和对教学情境的动态反观,一方面论述了教材的体例、架构、内容、原则等文本组织,透过教材间的普遍性解读了其背后共有的音乐文化观念与多元教育理念;另一方面从动态的课程观入手,解读教材在教学情境中的运用理念,其理论与实践如何进行互补反观、及如何通过教师活态的讲解使教材呈现个性化的特点,与教师、教学共同构成动态的教育哲学视域。基于“视域融合”的教材观,笔者将其链接到“生活世界”的课程观与“经验会话”的教学观,进一步深化了《世界音乐》教材作为多元主体的感性诉求,关注了世界音乐教育变革下人与世界、社会、文化、自然、生活、音乐动态的交往与联结。

刘欣^[6]（2020）在《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发展,国际间的博弈也越来越激烈。在全球范围内的博弈,不仅仅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的博弈,其实就其本身来讲,实质上是各国之间人才的博弈。各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为本国源源不断的输送了优秀的人才,由此看来,各个国家想赢得大国间的博弈,高等教育就显得十分重要。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领域资源的投入,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2015年开始实施“双一流”建设高校国家战略,不断提升中国高等教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中国高等教育已由“精英教育”模式转变为“大众教育”模式,并即将进入“普及教育”模式。2018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1）。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数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与所需资源的供给能力形成了矛盾,学校必须通过建设足够的教学科研设施和保障性配套设施、自我培养或引进优秀师资等才能更好的满足受教育群体的需求,保证教育产出的质量。只有充足的教育办学经费才能够满足高校稳定发展和“双一流”建设对经费的需求,这就对高校进一步增加融资总量、优化融资结构不断提出新要求。我国高校融资仍主要依托传统的财政拨款,尽管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应逐渐拓宽高校自身资源和社会力量办学的融资方式或渠道,但总体来看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融资渠道相对单一,且融资的规模有限,相对教育需求的快速发展而言还难以满足其现实需求。可见,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渠道的拓展及选择进而实现融资结构的优化尤为重要。在我国经济增长动力转化的背景下,我国高校的办学经费融资规模、结构及模式也必然发生相应的调整和变化,传统的高等教育办学经费融资模式已然不能适应经济转型的需求。因此,在新的经济发展环境条件下,高校多元化融资已经成为我们必须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基于此,考虑到数据来源的可得性、代表的普遍性和可比性,本文选择76所教育部直属高校对外公开的融资数据为样本,通过对教育部直属高校办学经费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比较分析,构建了高校融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进而对高校融资水平进行了评价。利用实证研究方法,对高校经费融资结构和融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回归分析,进而剖析了其对高校融资绩效的影响和成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模式及结构优化思路,以期提高高校经费融资绩效,提升高校办学质量。据此,本文中所提及的高校均指代教育部直属高校。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如下:第一章,导论部分。主要对论文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意义、相关研究文献综述、研究方法、技术路线、数据来源、研究内容与结构、创新和有待研究的问题进行总体阐述,为论文谋篇布局并提出研究方向和思路。第二章,相关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对教育部直属高校、融资、内源性融资、外源性融资等概念进行界定。并对人力资本理论、成本分担理论、融资优序理论、绩效管理理论等理论进行具体分析。第三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演进分析。本章主要对高校经费融资总量、融资结构和融资模式的演进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发现我国高校融资的特点、融资主要渠道及存在问题。第四章,基于区域分布的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比较分析。将我国高校按照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的经济区域布局,对其办学经费融资的总量、结构和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同时研究了差异性产生的原因。第五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评价。本章提出了高校办学经费融资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并据此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确定了评价对象及数据来源;对熵值法、变异系数法以及灰色关联度分析法等方法进行了比较和适应性选择。根据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分别对全国层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高校融资水平进行了评价。第六章,高校办学经费融资绩效的影响因素分析。本章根据第五章得出的结论,对高校经费融资结构和融资绩效表现进行了回归分析,分别从全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层面出发,得出融资结构对高校融资绩效的客观影响,包括影响方向及影响显着程度,进而分析造成该种影响的原因。第七章,高校多元化拓展办学经费,提升融资绩效的路径。本章根据前文对我国高校办学经费融资的总量、结构及模式的演进分析、空间比较和研究以及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提出了从政府维度,探索加大高校财政拨款力度,改善拨款方式;从高校的维度,拓宽办学经费融资渠道,完善内部配套机制;从社会维度,积极培养社会共同办教育的理念。第八章,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性概述。

刘亮亮^[7]（2020）在《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项目管理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中的热门理念和模式,在当代教育管理中也被广泛采用,美国则是教育项目管理的最早策源地和当代应用最为普遍和成效显着的国家。在今日美国联邦政府层面,几乎所有体现美国国家教育意志和导向需要的教育事务和相应资源,都是以一定的教育目标和相应的独立事项为基本单元,设计划分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教育项目来加以推进和管理的。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完整性质和内涵是什么?何以如此之先地在美国土地上原创性生成并有序地发展成长为体现甚至代表当代教育管理走向的教育项目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协调和处理教育国家行政干预和社会市场运作的矛盾中有何优势和局限,能否为我国教育管理模式乃至体制的改革提供相应的启示和借鉴?对这些当代教育项目管理根本问题的热切关注和思考,自然也就使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笔者的考察研究视野,成为博士学位论文题目的首选。本研究在马克思主义逻辑与历史科学统一的方法论指导下,以教育社会生态理念为基本研究范式,运用文献法、观察法和纵向比较法,按着教育项目管理形态由单项到体系的演化的基本进程和轨迹,对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演进背景、现实实践、成效问题和主要特征进行了系统的分阶段梳理考察,在简要把握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二战前萌芽成型奠定的基础上,对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重点创设（二战后—20世纪60年代初）、系统整合（20世纪60年代中—80年代初）、体系优化（20世纪80年代初—20世纪末）和创新提升（21世纪初—今）的各个阶段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与综合,力求揭示其逐步铺开、连续改进和不断优化的发展历程与规律。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是在二战前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萌芽成型所奠定的基础上起步的。现实教育的分散性发展条件、形态和格局,国家机器的天然教育使命、责任和权力,宪法的国会征税权与社会福利保障责任的明确规定,为联邦政府对教育进行直接有力但有限的项目管理干预提供了历史的必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结束后,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在战前奠定的坚实基础上进入了重点创设阶段,开始了蓬勃发展的历史进程。国会于1944年通过颁布了《退役军人权利法》和1958年《国防教育法》,为联邦政府创设了退役军人教育援助项目和国防研究生奖学金项目及其管理模式,开始了运用教育项目管理对高等教育进行直接干预的重点探索。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有力实施,极大地促进了高等教育的重点发展和质量提升,为事关全局的现实高等教育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合法合规、切实适用的机制和抓手,也为联邦政府更加积极全面的教育直接干预提供了基本模式与良好示范。当然,这种直接动用联邦政府力量对眼前的高等教育问题进行直接的干预,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应急性、权宜性和局部性的局限或不足。1965年《初等和中等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颁布,标志着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进入到系统发展阶段。经过二战后的迅速调整与强势拓展,到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经济社会进入到空前繁荣时期,“民权运动”也应时而生、风起云涌。这不仅使联邦政府财力雄厚,成为“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为联邦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全面干预创造了有利的历史条件和需求。两法和随后国会一系列教育法案中陆续出台的大量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从学前教育、中小学教育到高等教育,从职业教育、双语教育到少数民族教育,从移民教育到国际教育等,可谓遍及教育的各个层次和领域,直至1979年联邦教育部的设立。这些联邦教育项目的创设和实施与整个教育系统对应一致、相辅相成、相映成辉,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教育系统的全层次、全类型的全员性发展,也为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性优化提供了完整的框架、基础和资源。随着联邦教育项目的系统化设置与实施,在有力地保障和促进美国教育全面完整发展的同时,其固有的局限性也越来越显露了出来,特别是随着联邦教育部对联邦教育项目直接干预的日渐加强,各个教育项目实施运行的孤立性、形式化、行政化、各自为政性和发展不平衡性日渐突出,促使和要求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加强沟通、密切配合、相互协调配合,不断增强所有联邦教育项目的有机体系性,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由此进入体系优化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的中东石油危机,也大大地削弱了美国联邦政府资助教育项目的能力。80年代初期,里根总统坚决反对联邦政府对教育的过分干预,开始了“新联邦主义”教育计划,通过《1981年综合预算调节法》消减和整合联邦教育项目,减少联邦政府的教育拨款和干预措施,将联邦政府各部门分散化管理的项目转换为联邦教育部的集中化管理。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期乔治·布什总统上台,联邦政府再次调整教育项目管理的体系结构优化,强化教育项目的相互衔接、体系性与弹性,制定了总揽全局、明确整体目标、优化和提升教育项目总体效能的《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和《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和国家教育发展战略紧密对接,联邦政府的教育职能也更加广泛,成为“教育标准的制定者”。在1993年《政府绩效和成果法》的影响下,教育部开始注重业绩文化和问责文化的建立,加强联邦教育项目的绩效评估,促进联邦教育项目的结构改进和质量提升。进入21世纪,伴随着“9·11”事件的发生和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为应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局势,缓和各类社会问题和提升教育质量,联邦政府在教育项目管理体系优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教育项目管理体系对国家社会发展战略的体现、支撑和合理合法化的作用,开始了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系的创新提升新阶段。国会密集立法加大教育拨款力度,仅2009年《美国复苏和再投资法案》就专门为教育投入了1000多亿美元,其中投资额最大的项目为536亿美元的州财政稳定基金项目,包括486亿美元的公式拨款项目和50亿美元的竞争性拨款项目,为国家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联邦教育项目财政管理支持。《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中设置推行的体系化教育项目把社会全员发展作为国家责任和终极目标,把国家发展、社会进步和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完美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联邦政府创设实施的STEM系列科技教育项目,重新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覆盖的“十万强”系列国际教育交流项目,促进国际间经济文化的交流,更是把美国国家社会的发展与高科技、全球化和生态化高度融合在一起,绘就美国与人类共同发展的教育项目管理蓝图。上述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发展进程表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的产生、发展和最终成为美国教育管理体制的主体模式,既深深地植根于美国特定的教育社会生态体系之中,即早期教育分散化发展的起步及后续格局、相应的文化理念和现实教育实践,更得益于美国社会全员普遍具有的能动参与干预意识和行动力;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既不是行政部门拍脑门的忽发奇想、权力任性的结果,也不是墨守成规、固执经验的因因相袭,而是按照教育行动的完整结构和展开过程,立法先行,职能明确,权责对应,事财一体,科学设计,不断创新提升,最终形成健全而富有活力的、国家行政合理干预和社会市场积极运作有机一体的联邦教育项目管理体制。由此启示借鉴,当会大有脾益。

张小燕^[8]（2020）在《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研究》文中提出经济新常态以来,从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发展战略大布局的确立到“十九大”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区域科技创新已成为我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落实创新型国家战略,实现协调发展、联动增长的关键力量。创新生态系统作为推动“各类创新主体协同互动和创新要素顺畅流动、高效配置的生态系统”,能有效促进科技与经济、创新与商业的紧密结合,实现价值创造与增值,因而逐渐成为驱动区域创新发展的首选战略。然而,当前我国区域创新生态实践多停留在初级的创新要素堆砌和拼凑阶段,对其“有机式、生态化”的特性认识尚显不足,创新“碎片化”和“孤岛化”问题仍然存在,导致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整体效能不高,作为制度条件的创新引致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如何从创新要素匹配、互动与共生的生态化视角,有效整合创新要素,推动区域创新生态的生态化、共生式发展,是当前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以生态学共生理论和区域创新生态理论为基底,以创新驱动发展和创新创业为背景,以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为研究对象,认识和揭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特质。首先,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及文献的梳理、归纳,界定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内涵、共生内容、共生要素及结构等。在明晰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内涵及研究任务的基础上,结合区域创新生态系统的系统观研究逻辑,设计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研究框架。其次,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动力进行相关研究。在揭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动力内涵的基础上,采用质性研究中扎根理论建构方法识别和提取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动力要素,并依据选择性编码的典型结构关系,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动力要素驱动路径模型,进而提出相应假设,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层次回归分析法检验假设,识别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动力要素的作用效果和作用路径。第三,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机制进行相关研究。根据共生机制内涵,分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机制构成;基于生态位理论分析生态系统共生单元的进入退出机制;基于生态位理论建立生态伙伴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基于TOPSIS生态位评估投影模型的生态伙伴评价方法,采用算例分析揭示生态伙伴选择机制;分析了生态系统创新单元间沟通与信任机制,建立博弈模型分析政府主导模式下和市场主导模式下创新主体的资源共享行为和机制;利用修正因子改进基于理想点的Shapley值法,构建生态伙伴间更加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模型,采用算例解析生态系统创新主体的利益分配行为;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创新单元与非生物环境间的适应性机制模型,并分析其适应过程。第四,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问题进行研究。根据生物共生演化理论,揭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的主导规律;基于系统熵变模型,利用生态熵辨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方向;分别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和共生关系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阐释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阶段及其表现;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模型,分析其模型的稳定性及条件,并对不同共生演化模式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过程和结果进行仿真分析;根据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关键种群演化轨迹,利用L-V模型回归估计得到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关系系数,判断其共生演化模式,进而预测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演化进程。第五,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测度问题进行相关研究。结合共生度测度中的“功能”和“协调”特性,建立综合考虑“功能”和“协调”特性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静态测度模型,进而考虑变化速度特征建立融合进化速度趋势和进化速度状态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动态测度模型;依据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结构模型,建立基于五维共生要素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度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我国30个省市相关数据,从静态和动态两个层面揭示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态势。第六,对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效应进行相关研究。从共生租金视角分析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效应的来源,进而揭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效应的现实表现层次;分别建立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对区域科技创新的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利用随机效应模型和系统GMM方法回归分析得到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对地区科技创新的驱动效应,以此验证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的驱动创新效应。最后,对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良性共生的实现策略进行研究。遵循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规律和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现状,从宏观整体层面提出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良性共生的政策建议,从微观现实层面提出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良性共生的对策措施。

缪奇^[9]（2020）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文中指出随着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数量、规模不断扩大,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如何高质量发展,支撑新兴中心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性日益突出。本文以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历史分析—案例研究—揭示问题—对策建议”的研究思路展开,共分为四个章节:第一章是把我国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发展梳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经历了国家宏观控制下,少数沿海开放城市和重点高校配合的小规模探索发展阶段（1978-1998）;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99-2009）,大批中心城市引进重点高校院所,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形成大学城（园）模式;进入质量攻坚阶段（2011-至今）,新兴中心城市主导,引进大量国内外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进行深度合作,注重提升高校地方贡献度,形成引进、监管、创新发展一套完整的体系;并根据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目标与受益者、结构与治理关系,结合实际情况,分为互利垂直型、互利水平型、公益垂直型、公益水平型四种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类型。第二章是从国家宏观战略规划导向、城市现实发展需要、高校变革与创新、高等教育市场的繁荣四个层面展开论述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动机与原因,解释高校异地办学的行动。首先是国家层面,面临进入高质量创新发展阶段的挑战,出台一系列创新驱动、区域协同发展战略,引导新兴中心城市承担带动区域创新发展的使命;其次是城市层面,新兴中心城市面临优质高教资源供需结构失衡、要素禀赋与创新资源配置优化、发展模式与理念转变的挑战与需要;再次是高校层面,收到创新创业精神影响,探索新的发展空间和成长场景;深度参与融入创新链与产业链;在全球灵活配置重要发展资源;建立资源依赖网络,增加被依赖性;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最后是市场层面,中心城市与重点高校面临优质高等教育需求升级与人才竞争加剧。第三章是对深圳、青岛、苏州三个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案例研究。首先根据Rothwell政策工具分类,分析每个城市近6年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政策工具,整理引进设立的高校异地办学机构,深圳构建了国际化开放式创新型高等教育体系,具备高起点、规划、投入、水平、标准,范围广的特点,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促进“科教产城”融合发展;青岛实施“六大行动”,其政策体系具有示范性、精细化、跨区域、特色化的特点,注重系统引进,强调科技创新与转化;苏州实施名城名校融合发展战略,推动高等教育一体化发展,建设国际科技合作联盟;开放包容多元的创新生态体系;其次总结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发展路径包括:科学规划构建政策环境,优化完善城市高等学校体系,面向未来,共同建设优质高等教育发展创新区,最后论述优质高等教育创新区特点,包括: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创新;产学研融合创新;品牌与示范效应;治理模式创新;整体高质量发展。第四章是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主要存在新兴中心城市引进高等教育资源的盲目扩张;高等院校异地办学机构的生存危机;相关研究匮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垄断等问题,并提出相关建议与改进措施,在国家层面,出台相关法律,优化完善体制机制;引导支持高校异地办学机构高质量错位发展;在城市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促进跨区域联动;系统规划设计政策环境,精细化管理;在高校层面要注重战略布局,提升治理水平,推动高校异地办学机构差异化、特色发展。总之,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战略行为是在政府、高校、市场的多重作用下产生的跨区域创新要素流动、变迁与聚集。在宏观层面推动高等教育的内涵式发展,在微观层面高校异地办学机构群向着高质量创新方向发展。

李佳宇^[10]（2019）在《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文中提出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的质量决定知识创造与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能力和速度,对振兴非洲经济,提升非洲社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质量保障是非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内容之一,它随着高等教育一体化战略的全面推进逐渐受到重视。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各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进程的快速推进,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也逐步兴起。在此背景下,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研究,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合作,推进中非教育合作的内涵式发展。本研究通过文献分析和实地调研等方法,首先对非洲不同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进行了剖析。其次,从国别层次探究了这些政策的影响力。然后,分析了这些政策的特点、成效及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如何结合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促进中非高等教育合作。论文的第一章对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产生和发展的内外部背景进行了分析。外部背景主要是从国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实践的视角来考察,内部背景主要是以非洲经济社会发展与高等教育之间供求关系为视角,对非洲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人力资源水平的现状、非洲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及其存在的质量问题进行分析与探讨。第二章是从大陆层次考察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主要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欧盟、欧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会和德国的援助与支持下,由非盟、非洲大学协会、非洲远程教育理事会和非洲教育发展协会共同制定和推动实施的。目前,非洲大陆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是在非盟与欧盟战略伙伴关系下,以非盟提出的“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与认证一体化战略”为指导,具体包括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和其他一系列辅助性实践政策。这些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处于初步制定和试点完善阶段,有待进一步被推介和实施。第三章是从次区域层次考察了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这一层次的政策包括:一是由非洲及马达加斯加高等教育委员会制定和实施的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二是由东非大学校际理事会制定和实施的东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三是由阿拉伯大学协会、阿拉伯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和创新性学习和知识策略定制中心共同制定和实施的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四是由南部非洲共同体、南部非洲地区大学协会和南部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联盟共同推动的南部非洲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实践。除南部非洲外,其他次区域的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较为丰富,具体包括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标准性政策（即质量保障标准）和促进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协调、交流、能力建设、意识培养等的辅助性政策。南部非洲有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意识,但还未颁布实质性的政策。第四章是从国别层次考察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即政策的实施效果。通过对非洲国别层次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后,选取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作案例,全面探索了两国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发展背景、组织机构、质量保障标准、模式、成效和存在的主要问题。对地理位置上同处东部非洲的两国做横向比较,探究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埃塞俄比亚在东非,甚至整个非洲来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国家。它并没有受到任何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始终都处于一种独立自主发展的状态。乌干达则完全相反,它是东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的主力国家之一,在制定和实施东非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文的第五章,总结和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和成效。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制定、性质、目标、内容、实施等五方面（详见研究结论）。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成效主要是初步建立了区域一体化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质量保障体系内的组织体系、质量标准体系和运行体系均随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逐步完善,区域一级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话语体系初步形成;各区域内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会议、培训、工作坊、评估和认证活动规模逐渐扩大,频次逐渐增加;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的主要利益相关者（国家和高校）的质量保障意识得到较大提升。论文的最后一章,总结分析了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并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提出了政策建议。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存在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大陆和次区域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组织机构间权威性、约束力、财政能力等的强弱差距导致各组织机构间存在矛盾和冲突,进而影响政策的实施;二是国别及其院校间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和积极性存在差距;三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政策的实施和完善面临着质量保障人力资源及专业能力不足和质量保障资金及来源不足的问题。为此,建议我国通过建立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中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能力建设合作,开展对非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技术援助和参与国际组织对非高等教育援助项目等路径,与非洲开展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合作。主要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非洲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可分为大陆和次区域两个层次。具体而言,除南部非洲外,非洲大陆、中西部非洲及马达加斯加地区、东部非洲、北部非洲均有各自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其中,大陆层次的政策表现出自上而下、跨越式的特点,而次区域的政策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发展的特征。第二,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具有较强的区域独立性,相互间联系很少,甚至可以说各次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间无关联。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的影响力具有区域局限性,还有待通过政策实施进一步强化政策的影响力。第三,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特点:一是政策制定动机的多重性、制定机构和程序的一致性;二是按政策性质,各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都可被划分为标准性政策和辅助性政策,其中标准性政策是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的核心内容,具有较强的参考性,辅助性政策则具有较强的实践性;三是政策目标都具有基础性、可操作性和发展性;四是标准性政策内容具有一致性和全面性,辅助性政策内容具有多样性;五是政策实施路径上以评估为主,交流性活动和能力培训为辅,政策实施范围具有绝对限定性和相对广泛性;六是政策成效的系统化、数字化和意识化。第四,研究发现,以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为立足点,援助或与非洲合作的国家和组织并不多。德国是最活跃的参与非洲高等教育质量保障建设的国家,与之比较,我国作为援助非洲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没有参与非洲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一体化或国别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建设。这与我国已积累得丰富的高等教育质量评估经验不符。在共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我国应围绕非洲区域一体化高教质量保障政策制定和实施需求,尽快与非洲开展高教质量保障合作。

二、多重背景下高等院校面临的选择（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多重背景下高等院校面临的选择（论文提纲范文）

（1）喀麦隆大学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四所大学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论文提纲范文）

（3）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时期以来《世界音乐》教材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7）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10）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多重背景下高等院校面临的选择（论文参考文献）

• [1]喀麦隆大学教师人力资源管理研究 ——基于四所大学的考察[D]. MVE JEAN PATRICK. 浙江师范大学, 2021(02)
• [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五国派出和接收留学生教育研究（1978-2018）[D]. 杨薇. 天津师范大学, 2020(06)
• [3]高职院校创业教育组织的功能及其实现研究[D]. 张慧. 天津大学, 2020(01)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新时期以来《世界音乐》教材比较研究[D]. 宋敏. 南京艺术学院, 2020(02)
• [6]高校融资总量、结构及绩效评价研究 ——基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分析[D]. 刘欣. 吉林大学, 2020(08)
• [7]二战后美国联邦教育项目管理发展研究[D]. 刘亮亮. 河北大学, 2020(08)
• [8]我国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共生性研究[D]. 张小燕. 哈尔滨工程大学, 2020(04)
• [9]新兴中心城市引进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研究 ——以深圳、青岛、苏州为例[D]. 缪奇.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5)
• [10]非洲区域一体化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政策研究[D]. 李佳宇. 浙江师范大学, 201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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