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证词典》

一、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论文文献综述）

申晓晓^[1]（2021）在《以“原理”课为主线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冯译萱^[2]（2021）在《阿城论》文中指出谈及“寻根”,阿城似乎成为一枚标志符号,而这一成就的高峰,却一叶障目般消弭了其多元的意义。众所周知,阿城的相关研究几乎是伴随着《棋王》的横空出世而渐入高潮,一直延续至今。然而,除杨肖着有一本《阿城论》的专着外,大部分均为评论文章、硕士论文,至今未有以阿城为对象的博士研究论文。通过对此前的研究文论进行梳理,可以明显发觉,学者们对阿城的创作研究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存有许多空白和不足。例如,研究资料的局限性:多集中于早期的小说,而忽视了后期影视剧本、艺术对谈、学术着作等,如古代造型学研究《洛书河图》《昙曜五窟》。还有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阿城发表于期刊杂志的零散文字的考察,如本人认为对其创作研究极为重要的一篇影视评论《生活理想与审美理想》。研究文献的局限性导致了对创作者观念的部分误读,为此,本文也将担当起对阿城进一步完整而立体化研究的使命。本文以阿城至今发表的文本作品、访谈演讲为基础,补充以阿城于八十年代初发表的部分零散文字,对以往研究打捞梳理,在其经历、思想、文字间,勾连环环相扣的趋同内涵,构造出作家本身创造性、传承性、历史性和文化性的特质。通过阿城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间的互渗交融,观照其文本丰富的艺术素养,并通过对其文论思想的考察,说明他对传统的执着,根源意图是对文化多样性的守卫,是对文化得以自由发展的空间的开拓,为了尽可能对阿城做出较为完整、全面的系统性研究。本论文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了四大章节。第一章意在探究阿城的文化观念,对其创作做纵向的历史梳理。通过梳理阿城的人生轨迹和经历,从家庭背景、到成长中汲取的知识结构、从知青经验到美国生活,展现阿城文化思想的形成,理解他始终以文化为母题的创作。同时通过辨析阿城与“寻根文学”的纠葛,说明阿城创作的心理机制:他所主张的文化“寻根”,在历史语境中实则是变革现实的理想,带有守卫文化多样性的价值,与其他寻根作家予以对比,更可挖掘他内在文化精神的“底气”。从阿城映照现实的文化观,我们可有理由引申至否定《棋王》是一部道家文化之作;思考其创作观,更可明确小说中长久以来被忽视的“自然主义”创作特质。第二章主要阐明其文学创作与美术、音乐、电影之艺术方式间的勾连转化,遵循着不同艺术的某些共同规律,阿城在小说中将美术的感知、笔法、审美蕴化为语言的表现工具;通过四字组合、标点符号、休止等手法构建强烈的节奏,通过重复、叠音、对仗的手法显现诗歌般的旋律;并将电影的蒙太奇叙事方式、镜头语言、声画合一的手法融会贯通到文字的书写,使其文字练就出丰富多样的艺术特质。第三章内容,主要对阿城小说的艺术特征做以提纲挈领的分析,从新笔记文体、“古”化的语言风格、诗意的叙事表现予以深入研究,在重顾传统文学范式的同时,说明其创作是对深化“中国特色”文学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有益尝试。第四章则对阿城迄今为止的文论话语深入分析,探讨其始终秉持的“自由观”——是制约的自由与同情的自由,即孔子所言“随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与“仁者”的自由。同时理解阿城对“巫”文化的热忱,乃至成为他对艺术、文学、乃至传统文化谱系认知理论的一脉重要来源。试图说明阿城对多样性文化的“自觉内化”:对传统的追根溯源,对知识结构的差异强调,甚至对渐近失落的原儒文化、萨满文化的打捞,无一不证明着对渐近消逝的文化的寻回,贯穿其思想的内在理路。

孟桢^[3]（2021）在《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权利正义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中,人们对权利正义命题的追问穿越时空,从对权利神授论的顶礼膜拜到对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的极致推崇,权利正义逐渐成为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大厦的基石,被当作资产阶级用以维护其统治的永恒不变的真理。然而,无论是权利神授论还是天赋人权说或自然权利论,在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眼中都是一种非历史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真理的意义。在马克思的历史观中,权利问题是一个历史问题,正义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权利正义同样是一个历史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权利正义是一个复合概念,它虽然有抽象的方面,但是不能仅仅诉诸抽象的理解。权利正义并非一般的正义,而是一种意蕴丰富的有根的存在和特殊的存在,是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规范性范畴,这种规范性范畴所表达的是一种应当的、合理的价值取向或要求,它既是社会对个人的一种要求,也是个人对社会的一种要求。人从天然的自然界分离出来,作为人存在,他实际上就有一定的作为人存在的权利。人的权利既表现在人与外部自然界的关系中,表现在人与社会、人与历史的关系中,也表现在人与自身的关系中。人们经常谈到的所谓认识的权利、劳动的权利、交往的权利、经济的权利、政治的权利、道德的权利、宗教的权利,以及近代商品经济以来讼争不休的个人权利、社会权利、国家权力等等,实际上不过是人的权利在各个不同活动领域的不同表现形式。人的权利的具体表现形式千姿百态,因而各种不同的具体的权利就会有不同的特性。在自然的领域中,人的权利要受到人的活动能力的约束,而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的发展还要受到阶级利益与法律、风俗、习惯等社会历史性因素的影响。在自然领域中,人的权利突出的表现为对外部自然力的打破与占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人的权利则更为突出地表现在对过去活动的超越与自己活动权利的扩充之中。因此,我们在考察人在社会历史领域的权利时,需要注意和澄清的问题是人的权利与社会规范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历史观的视域中,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物,作为马克思所言的“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人的世界必然面对和遭遇的权利正义问题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权利产生中的正义,二是权利分配中的正义,三是权利享有中的正义,四是权利保障中的正义。当权利正义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历史问题时,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凝固僵死的存在,而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与发展,随着人类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从而在归根究底的意义上,是随着人类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革新、运动着的。马克思认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应着不同的权利正义关系,在以贵族为主的等级社会阶段是等级权利正义,在商品经济阶段是形式权利正义,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阶段才能达到真正的实质权利正义。从而,权利正义的本质属性现实地表现为历史性、阶级性、实践性三个方面。因此,权利正义的实现离不开人的奋斗,斗争与权利正义具有历史共生性。由于,权利正义范畴是社会规范价值的反映,既有规范的功能,又有评价的功能,因而,它作为一种社会规范就有一个合理与否的问题。在历史合理与否的问题上,民粹主义的、道德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历史观都不能作为评价历史合理与否的尺度,在马克思历史观看来,衡量一种正义价值是否具有合理性、进步性的根本尺度与参照坐标是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性。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意义具体表现在:一是抵制西方自由主义侵蚀的思想武器;二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行动指南,特别是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学科体系的健全与发展。实践意义具体表现为:一是有利于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二是有利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三是有利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四是有利于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不断促进社会进步;五是有利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社会主义权利文化。

刘坚^[4]（2020）在《新中国三次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研究（1949-1966、2004-2009、2011-2016）》文中研究表明本文将1950年代至1960年代由革命历史博物馆组织征集创作的革命历史题材绘画作品、2004年至2009年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创作、2011年至2016年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绘画创作为研究对象,拟以艺术社会学的视角切入对中国当代历史画的研究。试图透过“革命”观念、身份与文化认同意识来探讨中国当代历史画的相关问题,试图揭示历史画背后的当代文化属性与审美指向。艺术既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又可以反过来对社会生活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一相互作用的过程使艺术作品、艺术创作者、艺术的受众以及社会生活这四个方面形成了一个联结的整体。要全面考察中国历史主题美术创作的艺术问题,就必须将其置于这一联结的整体当中,必须同时关注这四个方面的问题。论文第一章梳理了历史画的概念,讨论了历史画的功能、观念、特质及其现代性意义;第二章分为意识（思想观念）与空间（展陈空间）两个层面,对历史画的时空意识、展陈观念、意识形态主导下的历史画创作,以及在现实主义界域下的历史画创作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第三章着重讨论了革命历史观念与意识、革命与民族形式等问题,并从革命意识出发分析了革命历史画的绘画观念与绘画语言;第四章分析了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启动的时代背景,考察了主旋律创作导向的形成过程及观念内涵,并对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化思想做了深入地讨论,分析了民众审美趣味的转向、大众文化与历史画的时代性、图像的解放引发的历史绘画叙事语言的多样化趋势;第五章通过对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问题导致的历史叙事转向,分析了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叙事观念与历史意识,进而讨论了文化认同与历史记忆,阐述了历史画的诗性叙事与现代主义形式之间的内在关系。“革命”史观是决定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的关键问题,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主旋律创作导向的源头,它也与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紧密的关联性。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活动建立了中国当代历史画创作的新模式,促进了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制度化,使其在新世纪成为中国政府的一项文化政策,对中国当代美术产生重要的影响。重大历史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在历史叙事的逻辑上与革命历史观念一脉相承,但在历史叙事观念上发生了转变,从而促成了新世纪以来历史主题绘画表现在现实主义界域下的多样化风格与现代主义形式的转变。

苑恺^[5]（2019）在《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文中指出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张荫麟的学术地位十分特殊,受到了当时一批着名学者的瞩目。其史哲双修的治学路径和光辉灿烂的学术思想,是一笔丰厚的学术遗产,具有很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第一章以张荫麟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叙论张荫麟的生活经历、学术成绩和人格精神。第二章论述张荫麟对往圣昔贤的研究,旨在阐扬张荫麟融合人格精神与历史成就的研究路径和其中蕴含的学术思想。第三章论述张荫麟的哲学思想,介绍了张荫麟在伦理学、程朱理学、柏格森哲学三个方面的研究成绩。第四章论述张荫麟的中西文化观,梳理了张荫麟在西学东传和中西文化比较两个问题上的创辟胜解。第五章研究具有永恒魅力的《中国史纲》,介绍了《中国史纲》的写作背景和着述特色,并讨论了这部着作如何兼顾历史写作的“科学性”与“艺术性”,实践了张荫麟的通史写作理想。第六章整理了二十世纪学人对张荫麟的哀悼和追怀,这些诗文一方面可以说明张荫麟在民国学界的地位和以及张荫麟学术思想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特殊时代背景下的学人心态。本文力求详细介绍张荫麟的学术成就,系统梳理张荫麟的学术思想,阐扬张荫麟学术思想中的价值和意义。

赵轩^[6]（2019）在《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文中指出本文主要关注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思潮起伏,研究时段是从中国电影批评最早发端一直延续到左翼影评集体亮相之前。在这一历史时期,西方文化的进入,促成了中国思想界急于融入世界潮流的社会功利倾向;在“文明等级论”的影响下,国人开始对中国既有之文化资源进行重估;而亡国灭种、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也不断激起国内的民族主义思潮。本文即着力观照上述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研究内容将涉及文化整合、民族意识、威权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电影舶来中国之时,适逢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晚清以至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多种西方思潮纷至沓来。但各色思潮在老旧中国落地的过程几近必然地交织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蛮横与中国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懦弱,这令救亡图存成为此时最重要的社会议题。较之西方,中国的现代性启蒙有两点不同,一是“救亡压倒启蒙”,使得思想界过度关注物质追求与权力宰制,显现出较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二是“启蒙成了唯一的救亡”,使得国人在潜意识中认同了“文明等级论”等帝国主义的文化逻辑,简单地将东西文化比附于新旧文化,进而促成了极端的“西化”倾向。这为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渲染了精神底色。同时,基于救亡图存而不断显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及对“文以载道”等传统文脉的无意识固守,也均参与到了上述思潮的流变过程。基于此,本文具体分成以下几个板块。绪论——系统阐述本文的选题意义、前期研究成果,以及1897-1932年间中国电影批评的基本特征。第一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传统回响。在梳理早期电影批评的思想史语境的基础上,着力于探讨早期电影批评对传统文艺观念的承继与变奏,具体着眼于“影戏话”等早期批评文本所显现出的传统诗话“缘情遣兴”之思维,以及潜隐于现代性震撼体验之后的“文以载道”的批评观。第二章——早期电影批评对西方文化的“镜鉴”。主要关注早期电影批评中论证影戏源流中土的“西学中源”意识、影戏说的“中体西用”意识,以及卢梦殊主编《银星》杂志鼓吹之“新英雄主义”影剧观对于西方人文主义思想的借鉴和改造。第三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民族意识。着力于梳理“国片复兴”运动、“民族主义电影”运动、辱华电影抗议事件中所渗透之力避欧化、国民性批判以及民族国家（nation）作为“想象的共同体”通过大众传媒达成民族认同的过程。第四章——早期电影批评中的社会功利思维。关注早期电影评论中对电影的娱乐属性与教化属性的交锋,涉及商业娱乐电影、教育电影运动以及电检制度创设伊始电影评论围绕上述话题所做的讨论,对于类型叙事、电影宣教以及国民党文艺政策做思潮上的厘清。结语——总结全文。指出本文始终观照文化整合、民族意识、权威政治、社会功利多个视阈间的渗透与震荡,对影人批评、学人批评、报人批评和大众批评等各种批评模式的话语取向做出归纳,对商业话语、政治话语、精英话语以及市民话语在多个问题上的表述进行了不同层面的区分,以期勾勒一段历史思潮的真实面貌。在上述板块的讨论中,仰仗于当前大量民国期刊电子数据库的广泛建立,本文借助更为快捷和相对完备的史料搜集,重新考证了“影戏源流中土”理念的滥觞、电影“第八艺术论”的译介过程、《银星》杂志“新英雄主义”影剧观的理论渊源、《电影月刊》“民族主义电影运动”的外部政治环境,清华“丄社事件”的前后因由。同时,本文从思潮史的角度审视早期“影戏话”对传统“诗话”思维的承继,“国片复兴运动”对晚清以降“实业救国”理念的延续,以及“高台教化”文艺理念在“电影教育运动”中的显影与变奏。进而,本文以新史料的挖掘与新视角的选取体现了创新意识,并希望借助上述问题的厘清对中国早期电影批评思潮研究做出有益的尝试。

乔治忠^[7]（2018）在《《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文中研究指明《吕思勉读史札记》是一部近90万字的煌煌巨着,其中比较充分地显示了吕思勉的治史门径、学术功力、考证成果和史学见识。该书立足于精致的历史考据,涉及政治、经济、民族、地理、文化、社会生活、中外联系等各方面的历史内容,体现历史研究的广阔视野。吕思勉考史,具有很强的怀疑精神,发现和论证了不少史籍上的讹误。他重视历史理论的修养,考证历史善于探本求源和运用辩证方法,因而史识通明并撰成多种中国通史、断代史等专着。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对历史研究具有启迪作用:一是要坚守治史求真的准则,二是要具备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三是要精思善疑,四是要兼具宏远史识与微观考察。

花倩如^[8]（2016）在《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及改革研究》文中提出学术界普遍认为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问题,应该对其进行改革,但是,我们认为,如果不对这一套教材体系作一个全面的分析,改革将没有问题导向。基于此,本文致力于总结归纳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优缺点,并结合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就如何改革我国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提出一点建议。本文主要由3部分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起源和嬗变,追溯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编撰与推广过程,通过对这个过程的追溯,全面梳理中国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价值和缺点:第二部分主要是在前文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在普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统一国家思想和进行科学启蒙等方面的理论贡献及诸如把理论政治化、缺乏对原着的充分认证,未能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文关怀等缺点。以前文为基础,确立问题导向后,第三部分就在新时期如何建构既有马克思恩格斯经典原着基础,吸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的创新成果,尤其是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展开研究。本文认为当前建构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必须要回顾经典,扬弃不合时宜的观点并注重知识的起源性,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融入到教科书体系中去。

薛子燕^[9]（2015）在《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文中指出1915—1924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一场声势浩大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新运动,在中国社会和文化现代转型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时期价值观问题的凸显,不仅最为鲜明的代表了中国现代哲学的精神内核与具体风貌,同时也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哲学变革的历史趋势和发展方向。通过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梳理和考察,能够使我们对于20世纪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思想足迹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也为21世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重建提供了值得挖掘和思考的丰富资源。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的形成、变动、更新,有其产生的历史渊源、社会基础和自身发展规律。从中国近代价值体系变迁的过程来看,新文化运动中的价值观变迁是在新旧价值体系的冲突、嬗变和自我更新中完成的。旧的价值体系逐渐瓦解,新的价值观体系通过吸取西方价值理念和传统价值观中的合理资源,融贯一体、综合创新、终以确立。这些与20世纪中国哲学研究开展的范式、问题和内容都息息相关。在本论文中,以五章正文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展开探讨。第一章是对新文化运动时期价值观重建的总体说明。从历史背景看,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是辛亥革命后复辟帝制运动和军阀混战直接影响所致。新文化运动期间,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国在巴黎和会失败等重大事件,也在国内引起了一次次波澜。这些历史大变局共同造成了中国人对于新的理想生活的追求和向往。而西方思想资源的不断引入、教育体制的改革、知识分子身份的转变以及现代报刊业的发达,为新文化运动价值观的重建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和途径。这些背景和条件使价值观变迁呈现出三个总体特征：其一是对于旧价值观的重新估定；其二是新价值观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由思想解放阶段进入到社会改造阶段；其三是对于价值观的理解多元化,造成不同立场和思想派别的人们围绕新价值观的合理性展开争鸣和探讨。而在这种复杂的价值观变迁格局中,“科学”、“民主”和“社会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期间的核心价值观,主导着整个运动的思想基调,成为当时大多数人认可的理想追求。第二章以科学观念为考察重点,厘清新文化运动时期科学观念呈现的形态、特点和影响。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科学作为实现救国的重要手段一直受到近代爱国人士的重视,不过“科学”作为一种价值观的确立却经历了一个由器而道的演变过程。新文化运动期间,科学观念的内涵得以不断泛化和扩大。它不仅仅代表西方的坚船利炮,或是科学宇宙论所讲的进化法则,还是由思想精英们所揭橥的科学态度、理性精神和科学方法,作为一种内在解放力量蕴含于人们头脑当中,引导中国人的思考与活动。以《科学》杂志和中国科学社为中心,自然科学家们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进行了广泛传播；以“整理国故”运动为中心,科学方法对于人文学科发生了深刻的影响,导致了历史学科转型和历史方法论的自觉；以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为中心,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思潮围绕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相激互动,使中国人对科学观念有了更深入的理解。第三章以民主观念为考察重点,分析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民主观念,由单纯的政治思想理念扩大为自由独立、个性解放和追求社会平等的普遍价值观。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们,首先将民主革命的任务引入社会文化领域和思想心理层面；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思想家们,沿着辛亥革命开辟的民权建设的道路,继续探索政治民主建设的新方案；以胡适为代表的民主主义者们,对于西方民主价值的理论内涵,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理解和阐发；1919年五四运动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们,将民主理想与民主实践联系起来,从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反思中,提出无产阶级民主理论。这些内容,都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民主观念深化的体现。第四章以社会主义观念为考察重点,剖析社会主义观念如何伴随新文化运动发展而盛行,成为人们寻求“中国向何处去”的核心价值理念,为中国人提供了一种心向往之的新型社会和理想人格。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当时较为流行的三派社会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它们共享着相同的平等价值资源,提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救世方案。然而由于各自汲取的国外社会主义理论来源的差异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作用,导致它们对平等观念的追求大异其趣,尤其是在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理想的方式和道路问题上,存在不同甚至是对立的观点,造成不同社会主义思潮间的激烈竞争,促成新文化运动后期关于社会主义的三次大论战。论战的最终结果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取得胜利,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进步青年,对于原先的政治目标和社会理想进行重估和选择,将马克思主义视作观察国家命运、解决中国前途问题的新理想。第五章选取康有为和梁漱溟为代表,考察两位具有文化保守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价值更替之际对于传统的儒学价值体系的现代转化,从不同的思想进路出发所作的探索。康有为鼓吹立孔教为国教运动,试图从儒学宗教化的路向重建儒学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结果与袁世凯、张勋的复辟活动捆绑在一起而走向失败。梁漱溟则以建立文化儒学为思路,从儒学学术化的路向重建儒学价值体系,开辟了现代新儒学的发展路径。上述五章表明,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激荡,“科学”、“民主”、“社会主义”由外来的观念实现了自身的本土化过程,成为了20世纪中国人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和核心价值观；传统的儒学价值观念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开展出了现代转化的方向。这些哲学领域中的价值观变革,重构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思想世界,逐渐形成一条现代中国人的精神谱系。

段晓亮^[10]（2014）在《郑天挺史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晚清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学术转型时期。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和近代西方史学思想的冲击,中国史学发展的整体面貌发生深刻改变,新的研究领域不断开辟,各种不同风格的史学流派异彩纷呈。郑天挺是中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着名史家,也是继孟森之后以科学方法研究明清史,并且将明清史发扬光大的最重要代表人物。此外,郑天挺在隋唐史、元史等研究领域,也取得重要成就。1949年以后,郑天挺学习和服膺唯物史观,由乾嘉考据学风和近代实证研究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创了其晚年学术的新境界。可以说郑天挺无论是在民国时期还是在共和国时期,都是中国史坛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学术经历和成就,是我们整体把握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和脉络,极具代表性的个案。有鉴于此,本文以郑天挺的史学研究为切入点,围绕郑天挺史学成就、治史特点、史学思想、以及历史教育思想等问题展开,探讨郑天挺学术思想发展和转变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和探讨郑天挺史学的价值和影响,以此更清晰地了中国近现代史学演变的总体特点和脉络。郑天挺对中国史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特别是以明清史研究享誉史坛,对明清时期的重要历史人物、重大历史事件以及重要典章制度等,均有细致而精深的研究,对明清历史发展的总体特点也有精确的概括,在隋唐史、元史和边疆史地等领域,也有全面和细致的研究,除部分公开发表外,这些成就和创见多数凝结在其多达上百万字的讲义中。郑天挺的中国史研究具有三个特点：首先,重视运用原始文献资料；其次,注意梳理历史事件发展演变的脉络；再次,善于从宏观角度把握不同历史时期的总体特征。郑天挺最主要的治史方法有比较研究法和历史语言研究法。郑天挺的史学思想主要表现在：探微索隐,见微知着；“深、广、新、严、通”；唯物史观与精深考证的结合。郑天挺的历史教育思想,主要有注重传授读书致知的门径、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致力于历史教材建设以及积极拓展学术视野等。郑天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史学家和历史教育家,他的史学成就和史学思想,本身即彰显了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此外,郑天挺还对于维持和弘扬北大的史学、开创和奠定南开史学的新局面都具有重要作用。总而言之,系统地研究郑天挺史学独特的成就和特色,不仅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中国近现代史学发展演变的进程,也可以借此发掘郑天挺史学本身所具有的典范意义,对目前的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二、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论文提纲范文）

（2）阿城论（论文提纲范文）

（3）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论文提纲范文）

（4）新中国三次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研究（1949-1966、2004-2009、2011-2016）（论文提纲范文）

（5）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论文提纲范文）

（7）《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论文提纲范文）

（8）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及改革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论文提纲范文）

（10）郑天挺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关于《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论文参考文献）

• [1]以“原理”课为主线的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史研究[D]. 申晓晓. 石家庄铁道大学, 2021
• [2]阿城论[D]. 冯译萱. 吉林大学, 2021(01)
• [3]马克思历史观视域中的权利正义论[D]. 孟桢. 华中师范大学, 2021(02)
• [4]新中国三次重大历史题材绘画创作研究（1949-1966、2004-2009、2011-2016）[D]. 刘坚. 西安美术学院, 2020(05)
• [5]张荫麟学术思想研究[D]. 苑恺.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9(02)
• [6]在传统文脉与新思潮之间的中国早期电影批评（1897-1932）[D]. 赵轩. 上海大学, 2019(02)
• [7]《吕思勉读史札记》的史识与启迪[J]. 乔治忠. 学术研究, 2018(03)
• [8]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及改革研究[D]. 花倩如. 江西师范大学, 2016(03)
• [9]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D]. 薛子燕. 武汉大学, 2015(01)
• [10]郑天挺史学研究[D]. 段晓亮. 南开大学,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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