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有损职工利益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论文文献综述）
刘娟[1]（2018）在《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明代的主流思想虽然是宋明理学,但是儒家传统价值观念有了新的发展,诸如经世致用之学的流行,三教合流及儒、佛的世俗化,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世俗化等等,这些主流思想和新发展在明代《论语》注本中常常有所表现,如此明代学者在诠释《论语》时便表现出不一样的路向。对于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的研究,本文的切入点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这并不是说诸如“义”“智”“信”等不能用来说明明代《论语》的诠释路向,只是“仁”“礼”“孝”“君子”“小人”表现的更为突出显着,内容也更为集中丰富。所以,本文通过对比选择,选出具有代表性的五位学者的《论语》注本——蔡清的《论语蒙引》、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郝敬的《论语详解》、刘宗周的《论语学案》以及蒲益智旭的《论语点睛》,搜集其中关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等五个概念的诠释,以着作为章,以“仁”“礼”“孝”“君子小人”为节进行阐述,由小见大,从中透视其诠释路径与意向。文章分为五章:第一章是对蔡清的《论语蒙引》进行阐述,他在着述时,参引了大量朱子的注释,并对朱子注释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他将“仁”解释为“心之德,爱之理”;认为“礼”就是“理”,是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认为孝要落实到实践上,要出于礼、发乎心;对于君、子小人,他也是继承了朱熹的观点。蔡清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诠释的整个行文表现了明显的宋学色彩。第二章的研究对象是焦竑的《焦氏论语讲录》。焦竑是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并且他还具有三教会通思想,故而在《焦氏论语讲录》中诠释“仁”“礼”“孝”“君子小人”时,便带有了明显的阳明心学色彩、平民主义色彩以及三教会通色彩。在具体阐释“仁”时,他说“仁”是心体,并且“仁”讲究万物一体;说“礼”时,他将“礼”上升到哲学层面,形而上地将“礼”解释为“理”,并继承《礼记》中“礼”之本为“忠信”一说;认为“孝”就是要尽心,反对愚孝;认为君子和小人最大的区别就是在心体上,心体完全便是君子,而君子与小人在具体细节上的不同之处也都是因心体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第三章乃是研究郝敬的《论语详解》。该着作是宋学向汉学转变的奠基之作,在材料运用上,大量引用“五经”;在学术观点上,采纳宋明理学观点,具有鲜明的理学色彩。他在论释“仁”时,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从哲学的角度,将元气论与心学统合,引出“生生之仁”,对“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进行了更进一步的阐释。对于“礼”,他认为“礼”之要即“良心”,强调“礼”贵在“中和”。在对“孝”的诠释上,表现了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即不单言“心”,更多强调的是实际行动,并且他还将“孝”与事君结合,主张“以忠统孝”。对于君子小人,他认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精神命脉不同,并且君子与小人非天生注定,可以通过后天修养实现,从而与儒家的修身养性实现了统一。第四章阐述的是刘宗周的《论语学案》。该着作既是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融合的代表作,也是试图对阳明心学进行纠正的着作。刘宗周的学术思想统合了程朱陆王以及张载的学说,所以在阐释《论语》中“仁”时,他将“心”、“性”、“理”、“气”四者进行了创新性阐释,以性说“仁”,将“心”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融合的更为微妙、融洽。对于“礼”,他认为“礼”的根本就是“无体之礼”;对于“孝”,他认为“孝”是天命之性,是良知良能,是需要心与实践统一的。对于“君子小人”,他则结合元气论,指出钟于阳明之气的是君子,钟于阴浊之气的是小人;将心学与理学结合起来,用“理”“意”来说明君子小人在“周比”、“和同”上的差别,表现出了其独有的心理同忧特色,与其他四人完全不同。第五章研究的是蕅益智旭的《论语点睛》,该着作是蕅益智旭在其所创“一念心性”思想基础上进行创作的,他援引大量佛家用语和观念,将儒佛两家观念在《论语》的诠释中融合的十分合宜,使得儒、佛更加世俗化。在诠释“仁”时,他援引佛教“性体”说,结合阳明心学,释“仁”为本觉之体,强调“仁”是心上工夫;对于“礼”,他亦是佛儒融通,将“礼”视为体义,结合阳明“格物致知”之说,说明“礼”的来源;对于“孝”的解释则表现了显着的儒、佛世俗化特点,他以孝亲思想为切入点,从心性论角度出发,极力阐发佛教的孝亲观、孝慈观,主张不废世间忠孝而成就出世忠孝,试图消除佛教出世之孝与儒家伦常之孝的根本差异;对于“君子小人”,他依旧援引佛家用语来诠释,比如菩提心、生缘、法缘、无缘、爱见之慈、情执,等等。所以对于“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种种解释都体现了儒佛会通的特色。通过对明代五种《论语》注本中“仁”“礼”“孝”“君子小人”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的诠释路向是有很大差别的:蔡清是在依循朱熹之注;焦竑是依循阳明之注,同时具有平民主义和三教会通思想;郝敬是深化阳明之注,同时注重经世致用;刘宗周是统合心、理阐释;蕅益智旭则是统合佛学与阳明心学进行阐释。
符春荣[2]（2017）在《关于推进“加快宁都发展,重塑宁都形象”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的对策思考》文中认为自九月份启动在全县开展"加快宁都发展,重塑宁都形象"大讨论活动以来,已历时三个月,现已进入解决问题阶段。为进一步推动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确保活动取得实效,实现干部作风明显转变、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发展合力明显增强以及对外形象明显提升的目标任务,树立宁都人"善谋实干、开明开放、包容宽容、诚信友善、遵纪守法"的崭新形象,形成宁都"加快发展、转型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局面,笔者利用培训班学员在党校参加培训的机会,对学员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对调查问卷的分析,结合大讨论活动指导组、督察组的汇报,以及本人参加宣讲的所见所闻和自身的感受体会,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形成本文,供决策者参考。
余超[3]（2016）在《表达自由制度的近代植入与文化重构 ——以民国前期为例（1911-1937）》文中提出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表达自由及其相关法律制度事实上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圈的产物。基督教自身的观念和教义中所孕育和生发的促进平等与宽容的基本精神,不仅直接促进了西人在认识客观世界上推崇科学理性、弘扬思想自由之固有特征的形成,而且还间接促成了其在凝聚社会共同体、近代国家构建过程当中,以政治分权、权力制约、权利本位、代议表达等为核心的宪政体制的建立。但当这种文化现象随着19世纪末随着西方的“船坚炮利”与商品资本一并强制输入到中国之时,由于脱离了原生的文化母体环境,而不可避免地与建立在农耕文明这样一种社会生产方式上的,以“家国一体同构”为核心基础所建立的中华儒教文明圈典型国家发生了亨廷顿所谓的“文明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在中华儒教文明圈政权合法性证成理论当中所特有的、准政教合一式色彩下的德命天授话语体系,与伦理本位衍生下的差等有序社会格局所结合并共同演绎形成的复杂等级表达观中,虽然不能说它绝对排斥表达行为,但至少也是不太鼓励个体的自由思考和恣意表达。权威核心总是意欲把民间社会的思想空间、表达行为控制在其所能容忍和允许的范围之内,是这一文明圈在文化底色上的一个基本特点。这一文化排斥现象与文明冲突规律,在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发展变迁过程中则体现得尤其淋漓尽致。自其在清末民初引进伊始,它便由此陷入到这种舶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旷日持久、沿绵不休的持续而剧烈的“排异反应”之中。从法律文化结构论来看,在表层结构上,民国前期历届政府都莫不在根本法、基本法、单行法、具体法等多个层面对表达自由做出了法权赋予、设立了保障机制。在中层结构乃至深层结构中,传统文化中权威核心对思想、表达进行严厉管控的强大惯性与文化指令却有是无处不在、如影随行,并通过各种法律文本中的制度设计和但书条款将其不断虚置化、空心化,并实质上对其完成了扭曲、形变与重构,使之已经不复具有其原有的样子。追本溯源,这又是和中华儒教文明圈中所独有文化特色,及其相伴随的德命话语之政权合法性理论证成方式是互为表里、一脉相承的。因此,通过系统梳理和深入剖析这一时期的表达自由之制度生成脉络和背后文化机理,不仅有助于我们从一个更深层次上理解为何西方式表达自由之所以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之艰难的根本缘由,且希求对于当下及未来之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所确立的全面依法治国原则的新时代背景之下,究竟该如何进行符合中国基本国情的、兼顾既有文化传统的、并具现实可操作性的相关制度构建工作,提供一点可供思考与借鉴的价值和资源。综括而言,全文共分为引言、正文与结语六个部分。引言,简要叙述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和目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及本文的研究方法,旨在重点说明以下几个基本问题：其一,从对象上,为何要研究表达自由。其二,从时间上,为何要研究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其三,从参考文献上,当前既有研究成果对于本研究对象的意义及价值。其四,从路径上,如何通过具体的研究方法来达成拟定的研究目标。在此基础上,依次展开全文的论述。第一章,关于表达自由制度文化分析的一般理论。首先通过对表达自由的概念、性质、特征与本质进行系统论述与阐明,旨在说明作为一种实现思想自由的宪法性权利,它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宪政体制的渐次奠定过程,而一步一步地得到争取和确认,并进化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这一历史流变当中,基督教文明圈中的基本教义观念,无论是作为一种政权合法性来源的理论依托工具,还是作为一种人类理性空间维度的思想扩展路径,都从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承续前论,本章再通过嫁接法律文化分析的基本理论方法,深刻揭示、再次强调文化本质上系指：某一特定人群所在某一特定文化指令的形塑下,通过集体强制的手段而形成的一种较为固定群体生活方式,并进一步论证表达自由因其固有的准思想自由性权利基本特征,而同文化观念之间,所具有的更加强烈的、明显的天然亲缘性与契合性。而存乎于这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规律,在考察表达自由现状与以不同宗教类型及其相应政权合法性理论所支持、并证成的文明圈之间的相互关系之时,则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其中,以中国为代表的中华儒教文明圈国家,基于德命话语下政权合法性证成模式中所形成的复杂表达观中,对表达自由有着独特的文化态度。即：自古以来,它对表达行为所秉承的一直是“局部许可,整体限制”的基本方针。权威核心对思想、言论的控制,是为一种惯例与常态。第二章,清末民元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初步植入与文化冲突（1840-1912）。然而,中华儒家文化、文明圈中的这种权威核心限制表达的历史传统,在清末民元时期却随着西方“船坚炮利”的“文化输入”而不得不走向解体,而这种解构主要是随着近代中国报刊杂志业蓬勃兴起,进而在思想传播中所起的路径导向作用予以实现的。一方面,近代新闻行业的勃兴,集会结社的频仍,游行示威的多发,为推动西方表达自由思想在不同知识分子阶层当中的渐次润入、初步形成及具体实践过程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体现了时人对西人表达自由理念的接纳和认知程度,反映出这两者之间互为表里、相与促进的彼此关系,以及它们在推动清末民元时期表达自由制度在中国的初步奠定所起到的正向激励作用。另一方面,可以发现,这种“自下而上”的“倒逼式”制度改革过程,总是与“救国救亡,保种保教”的危机悲情意识相结合,又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种种时代性、被动性、突然性和功利性的色彩。这种“不纯色彩”又在传统的一元化家国同构式政权合法理论浸润中培育,使得最终结果出来的成形制度文本中所固有瑕疵与先天缺陷本身,成为表达自由制度植入近代中国之后所遇文化冲突的最初表现形态。第三章,北洋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继续异化与文化阻抗（1912-1928）。民国正式成立以后,随着北洋政府执掌政权,这种文化冲突进一步走向发酵和深化。具体来说,就是传统文化当中权威核心意欲对思想、表达自由空间进行全面掌控的原始冲动又故态复萌、势难自峙,这集中体现在多个表达领域的方方面面立法、执法实践之中。但仍需指出的是,北洋政府时期因为中央政府权力有限、整体弱势,社会因而还是享有一定程度和范围上的表达自由空间。而此一点,正恰又是中华传统儒教文化圈中德命话语体系发生作用的一个反面异态——即：北洋政府作为一个本质上系前清政权让与的非典型性武装夺权性政权,在其建政以后,自然也就（或不得不）实行了较为宽松的表达自由政策所致。第四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完备再造与文化重构（1928-1937）。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南京国民政府随之建立,不仅象征着传统德命话语体系在近代的一次全面回归,同时还标志着依附于这种政权合法性理论证成过程中的表达自由之文化指令,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野当中,寻回了它熟悉的惯性、场域与力量。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由于大体在形式上统一了中国,较之北洋政府更能够有效地行使全国统治权。而在表达自由领域,它基于“国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革命遗愿,仍然仿行西方颁布了大量而繁多的相关法令,对民众进行较为广泛的形式化赋予权。至少从表面来看,它的制度移植不可谓不全面、不充分。然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的影响依旧挥之不去、如影随行。这主要体现在,政府借助发动尊孔复古、三民主义儒家化、总理遗教神圣化等意识形态教化运动,极力实现“训政”体制下“党国”这种新型权威核心,试图对于思想表达领域进行重新掌控的强大动机。反映到表达自由制度上,就是在政治、教化、艺术等多个制度领域,极力强调“党国”、“党义”、“遗教”的绝对正确性、神圣不可侵犯性,直成为当时人们的反向思想禁忌。这标志着自表达自由制度在清末民元植入近代中国之后,所遇到的文化龃龉和重构,借助新型权威核心的力量推动,在此一阶段达到了历史最高峰。结语,回望过去,展望将来,仍需要从这样几个方面,来对民国前期的表达自由制度相关问题,进行客观评价和总结提炼。其一,从历史必然来看,它所孕育生发且依赖存续的,中华儒教文化圈下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复杂表达文化观这一母体文化要素之形成,是客观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其二,从文化融合来看,这种基于不同文明圈之间的文化融合转型过程,基于其各自原生环境之天然不同的根由传统,又是极其困难,并非一蹴而就的。其三,从现实意义来看,欲建立健全符合中国国情的表达自由制度,更好地保障民众的基本表达权利,仍然还是要从平等及宽容两个切面入手,积极在全社会培育和推动利于形成表达、鼓励表达的文化转型更新。
孙强[4]（2011）在《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文中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人权长期以来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专利,社会主义是拒斥人权的,由此导致中国社会长期对人权的漠视。改革开放后党的领导集体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这一历史进程推动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大发展,形成了关于人权问题的科学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对这一伟大历史进程进行总结与反思,对未来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涉及概念较多,首先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形成对人权概念本身的界定,人权是指由社会整体发展状况所决定和制约的,由公民权利、市民权利等权利范畴所组成的,反映特定社会中人所处的社会关系的总和,并以实现人的全面解放与发展,充分实现人作为人所应当享有权利为指向的权利形态。人权并非孤立存在,与经济、政治、文化存在密切关系,这种关系的解读有助于全面理解人权。同时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属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基础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人权国情,解决中国人权发展中的实际问题,使之具体化、民族化、通俗化的实践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是指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人权整体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人权发展问题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的关于中国人权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从时代背景与实践条件看,二战后出现了对人权保障的世界性潮流,同时二战后两级对峙格局的形成也使“人权”成为西方国家渗透、干预的工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人权问题上虽取得巨大成就,但也教训深刻,其高度集权体制的存在影响了人民权利的行使,使整个社会丧失了民主、自由的环境,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严重损害了人民利益,大俄罗斯主义、大国沙文主义损害了少数民族及弱小国家的自治权,对集体人权造成侵害；就中国国内而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人权建设上走了一些弯路,由于偏离经济建设中心,错误适用人权阶级性,长期忽视对人权保障,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严重践踏了人权,因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对人权发展存在迫切需要,这些因素都要求我们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道路。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理论来源,西方人权理论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于当今人权建设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基础,这一切都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生具有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从理论与实践发展的角度进行概括,第一阶段是从1978年到1991年,这是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阶段；第二阶段是从1992年到2002年,这是中国人权建设步入正轨的阶段；第三阶段是从2002年至今,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入科学发展的新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实现了重大理论创新,所形成的理论成果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形态体现在邓小平、江泽民的人权理论及科学发展观所蕴含的人权观点等,其指导思想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基本原则是坚持人权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权利与义务的统一。在主要内容方面,“符合中国实际的人权”是将生存权、发展权列为首要、核心的人权,包含了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民族自决权与发展权等诸多权利为内容的丰富的权利体系。在人权的构建上,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中国人权的根本路径,在主体上立足于广大人民人权的实现,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在国际交往中正确处理人权问题来全面保障人权的实现。整个理论体系体现出的特点包括人民性、民族性、实践性、解放与发展性,这一理论体系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它是中国人权建设的行动指南,为世界人权发展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其理论地位体现在它是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发展的历程。套用范式理论,这一历史进程的逻辑范式体现在,其原则是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把握中国人权实际,主题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人权,基点是将生存权、发展权列为首要人权,主体包括领袖人物、广大人民群众及理论工作者,指向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过程进行反思,总结出其中所隐含的基本特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权问题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人权实际相结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实际,解决了中国问题,并使理论具有了中国作风、中国气派。具体特征包括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引,这是发展我国人权事业最为核心的思想；这一过程始终坚持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权的全面保障；坚持对西方主流人权理论的全面分析研判,通过驳斥错误的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我国的人权建设,使我国在国际人权建设中的地位、作用更加增强；这一过程的实现是将政治家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相结合共同作用的结果。当前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是必要、重要和紧迫的,机遇与挑战并存。在经济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权问题的存在具有经济必然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人权发展具有双重作用,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也为我国人权建设带来了经济冲击。政治上等级特权思想的存在,基层群众自治、公民政治参与的不足,法治贯彻不彻底等问题都阻碍着人权的充分实现。在文化上主要从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角度出发分析人权问题,一个社会对人权问题的主导性认识反映了一个社会或集团根本性的、全局性的利益,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相联系,在很大程度上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中西在人权文化问题上的冲突实质反映的是两种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西方人权文化的侵蚀包括“普世价值”、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终结论”等社会思潮的冲击,这种文化渗透的方式主要通过传媒工具将这种文化带入我国,此外一些封建文化也影响着当今中国的人权文化建设。从全球化视角看,“人权全球化”在一定意义上是存在的,我们所理解的“人权全球化”是在坚持人权属国家主权、内政范畴的基础上,国际社会对人权的共同保障,在人权建设上强调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共同努力,来共同推动世界人权的发展,以及人权理论、观念的国际交流与融合。“人权全球化”应是在尊重多样人权文明基础上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而当前东西方对人权全球化存在不同的理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对我国施行“人权外交”,借人权问题推行霸权主义,妄图使人权全球化成为西方世界的一元化,严重干扰了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进行。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包括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经济上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障人权的有效途径,加强国家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调控管理,合理调整收入差距拉大问题,不断推进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反腐败工作等。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上,不断加强、改进党的领导,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改革、完善监督制度,加强基层群众自治建设,进一步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深入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等。在人权文化建设上,巩固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在人权文化建设中的指导地位,使其真正成为人权文化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封建文化,发扬其有利的一面,弃其糟粕,实现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注意吸收西方人权文化中对人权保护的积极因素,正确应对西方人权意识形态对我国人权文化的侵蚀；加强传媒建设促进中国人权文化的传播；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强人权教育,加强国际人权文化的交流等。在人权全球化发展进程中,要积极抵制西方人权外交攻击,维护中国良好国家形象；加强中国与西方世界的人权对话；以“和谐世界”理念推动人权全球化的发展；而其终极指向将是伴随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在全世界范围的实现,全球范围内将实现统一的人权理念,各种阻碍人的发展和人权实现的异化因素将得到消除。
周建安[5]（2010）在《真抓实干 融入大局》文中提出2010年是实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全国上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较快发展的关键之年，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余波未平，外经贸形势依然严峻，山东检验检疫局要在历届党组打下的良好基础上，大力发挥职能作用，为促进山东经济文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龙太江,盛欣[6]（2010）在《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文中研究说明腐败"零容忍"倡导即使是轻微腐败也要严厉打击,它被证明为一种成功的反腐策略。为了有效惩治和预防腐败,我们有必要实行腐败"零容忍"政策。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措施多管齐下来实现腐败"零容忍"。腐败"零容忍"政策是实现廉洁政府和廉洁社会的有效途径。
曹静[7]（2010）在《论和谐图书馆的构建》文中认为本文阐明了图书馆的和谐观,论述了如何促进图书馆的和谐建设,概括了构建和谐图书馆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冷选英,李红[8]（2006）在《新时期馆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文中指出本文从分析馆风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入手,探讨了当前图书馆馆风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产生问题的主要原因,并提出了加强新时期馆风建设的基本思路。
江彦桥[9]（2006）在《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研究从国际关系学、教育政策学等学科的视角,将对外教育政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看待,运用历史法、比较法、实地调查与访谈等方法,依次讨论了我国对外教育政策发展沿革,对外教育政策环境影响,教育国际战略谋划,政策目标与决策,对外教育政策体系完善。试图使对外教育政策的研究体现一定的理论性和系统性。 国家利益至上是教育输出国和输入国国际教育政策的普遍原则。经济全球化、国际服务贸易等构成了当前对外教育政策的主要环境影响。积极适应新时期国际环境是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 教育国际战略谋划是国家对外教育政策的关键。本文提出要正确区分相互依存与依附,共同把蛋糕做大,学会博弈,在国际教育合作中争取“双赢”“共赢”。提出学习、融合、创新,参与、开放、融入的战略思维,并以我国教育参与国际组织的战略为例进行了深入讨论。 国家教育主权的终极价值体现为国家利益。需要更多地理解加入WTO对我国教育主权的限制,调整国家教育主权观念。然而对国家教育主权问题仍不可掉以轻心,需要加强对涉外教育的日常监管,查处、打击侵犯我国教育主权的活动。 本文分析了现行的政策目标和方针,提出了倡导国际了解教育、培养中国学生的国际竞争力等8条未来我国对外政策目标。以较多的篇幅,讨论了我国现行的对外教育的决策过程,提出了改进思路。对完善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4点建议:加强政策体系的系统性设计,推进对外教育政策的价值创新,提高对外教育政策的执行质量,促进对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能力建设。 本研究有这样一些特色:（1）跨学科研究（交叉性）。对外教育政策既是一种针对教育活动的教育政策,也是一种规范涉外活动的外交政策。这种双重属性注定了本研究必须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即既要从教育政策学视角,又要从国际关系视角来加以分析和研究。（2）系统性。将我国对外教育政策作为一个研究对象进行整体看待,目前涉及本课题同类研究主题并做系统全面研究的尚不多。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演进历史,分析了对外教育政策的环境影响、战略谋划、决策过程。（3）亲历性。多次国外实地考察、调研,与众多国内外教育高官在正式、非正式场合下的讨论、征询与访谈,加深了笔者对对外教育的认识和感悟,也获得了大量多元的第一手资料。加之曾参加过国家对外教育政策的起草工作,承担一些相关的科研课题研究,日常从事的国际交流合作中的切身体会,使得本研究更加深入、充实。
屈年增[10]（2004）在《中国基金业成长管理研究》文中认为成长问题是中国基金业面临的首要问题。为了避免有害成长,保证实现平衡成长,争取向最优成长路径收敛或逼近,我国基金业必须实施成长管理。根据对全国银行客户、证券客户和上海地区客户有关基金需求调查的分析,我国基金消费者普遍收入水平偏低,对基金产品的价格高度敏感,同时对基金投资的绝对回报期望过高,风险-收益预期严重扭曲。但在供给方面,基金管理公司全能化倾向严重,营销费用居高难下,企业一直在高成本区运行。由于基金投资者对产品差异不敏感,核心资源、核心能力和激励机制欠缺,导致基金业在初始成长阶段产品实质性差异不足。于是,高成本运营遭遇低价格需求,在产品基本无差异的条件下,使基金产业的弱小进入者陷于亏损境地,使先进入者难以可持续成长。为了形成行业内的竞争格局,以及迫于金融部门对内对外开放的压力,基金业进入壁垒降低已成趋势,这使其所面对的来自替代品和潜在进入者的竞争越来越激烈,产业集中度急剧下降,并在下降中明显形成了强势和弱势两个集团。如果对行业成长疏于管理或管理不当,则我国基金业有陷入“E型市场结构”陷阱的可能。因此,为使我国基金业顺利走出初始成长阶段,并能够沿着战略成长路径成长,企业（基金管理人）、市场（基金投资者和基础证券市场）与政府（产业政策）必须做出一致努力,以实现管理公司利益与基金投资者利益相配称、企业价值成长与产业战略成长相配称、产品战略与知识战略相配称、内部资源保护与外部资源分享相配称的客观要求。为此,基金管理业应在中短期内将基金产品线的风险重心下移,以本土化、精细化产品创新为依托,过滤有害需求。政府在基金业初始成长阶段发挥“引路人”的作用,不仅十分必要,而且也为各国经验所佐证。通过制度创新、优化技术参数和发挥后发优势,中国基金业才能够获取以高于基金先行国的成长速度成长的机会。本论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结合我国基金业的成长实际,对波特竞争结构模型在基金业的具体应用中做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并得出了具有实践意义的结论;通过对A-U创新模型的改进与分析,提出了中国基金业创新与成长的三阶段论;通过战略成长概念的提出和对埃尔坎成长模型的应用,结合对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分析,构建了我国基金业的成长曲线和产业成长阶段曲线。
二、对有损职工利益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对有损职工利益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论文提纲范文）
（1）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依据 |
| 二、研究综述 |
| 三、研究思路及创新点 |
| 第一章 朱学下的《论语蒙引》 |
| 第一节 仁 |
| 一、仁者心之德与爱之理 |
| 二、求仁 |
| 第二节 礼 |
| 一、礼者理也 |
| 二、礼者尽心 |
| 第三节 “心”到之孝 |
| 一、孝之地位 |
| 二、行孝 |
| 第四节 君子与小人 |
| 一、君子小人之定义 |
| 二、君子小人之别 |
| 第二章 心学下的《焦氏论语讲录》 |
| 第一节 仁 |
| 一、仁者心体 |
| 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 |
| 第二节 形而上的礼 |
| 一、礼即理 |
| 二、求礼 |
| 第三节 “心存尽之”的孝 |
| 一、孝为尽心 |
| 二、反对愚孝 |
| 第四节 君子小人 |
| 一、君子者心体完全 |
| 二、君子小人之别 |
| 第三章 宋学向汉学转变的《论语详解》 |
| 第一节 仁 |
| 一、仁者心也 |
| 二、仁者万物皆备 |
| 第二节 实学之礼 |
| 一、礼者履也,和而为贵 |
| 二、礼乃百行之轨、万事之节 |
| 三、礼者执中 |
| 第三节 经世致用之孝 |
| 一、孝在人子良心真切处 |
| 二、以忠统孝 |
| 第四节 君子小人 |
| 一、精神命脉之不同 |
| 二、君子小人别之细微处 |
| 第四章 心理同忧的《论语学案》 |
| 第一节 仁 |
| 一、仁者心也,为万物一体 |
| 二、克复求仁 |
| 第二节 无体之礼 |
| 第三节 孝 |
| 一、孝乃天命之性 |
| 二、要之终身的孝 |
| 三、以行显文、文质并存的孝 |
| 第四节 君子小人 |
| 一、阴阳气之君子小人 |
| 二、“周比”“和同”之君子小人 |
| 第五章 引佛入儒的《论语点睛》 |
| 第一节 仁 |
| 一、仁者性体 |
| 二、仁者仁体 |
| 三、仁者心上工夫 |
| 第二节 礼 |
| 一、礼者体义 |
| 二、礼由格物诚意来 |
| 三、礼之文本于至德 |
| 第三节 孝 |
| 第四节 君子小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关于推进“加快宁都发展,重塑宁都形象”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的对策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 一、目前大讨论活动存在的不足 |
| (一) 形式主义依然存在 |
| (二) 宣传发动覆盖不全 |
| (三) 监督检查力度不够 |
| (四) 干部群众信心不足 |
| 二、原因分析 |
| (一) 部分领导不重视 |
| (二) 部分干部不负责 |
| (三) 部分群众不信任 |
| (四) 部分工作不扎实 |
| 三、进一步推进“加快宁都发展, 重塑宁都形象”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的对策 |
| (一) 要在提振信心上下功夫 |
| (二) 要在实干巧干上下功夫 |
| 1、加大宣传力度。 |
| 2、做好“四个结合”。 |
| 3、健全工作考评机制。 |
| (三) 要在作风建设上下功夫 |
| (四) 要在创优发展环境上下功夫 |
| (五) 要在惠及民生上下功夫 |
| (六) 要在狠抓落实上下功夫 |
（3）表达自由制度的近代植入与文化重构 ——以民国前期为例（1911-1937）（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问题的背景 |
| 二、研究动机和目的 |
|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
| 四、研究的内容与方法 |
| 第一章 关于表达自由制度文化分析的一般理论 |
| 第一节 表达自由概述 |
| 一、表达自由的概念与性质 |
| 二、表达自由的特征 |
| 三、表达自由的意义 |
| 四、表达自由的类型与向度 |
| 第二节 表达自由制度之文化解构的基本范式 |
| 一、两种文化观：从文明成果,到生活方式 |
| 二、揭开制度的面纱：从规范,到文化 |
| 三、表达自由制度文化解构的特殊进路 |
| 四、表达自由文化考察的基本框架：以文明圈、宗教类型为基础 |
| 五、一个特例：中华“儒教”文明圈 |
| 第三节 中国历代对表达自由的限制传统 |
| 一、奴隶社会时期 |
| 二、封建社会时期 |
| 第二章 清末民元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初步植入与文化冲突(1840-1912) |
| 第一节 表达自由制度中国植入的主要经过 |
| 一、表达自由制度引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
| 二、表达自由理念传入中国的基本路径 |
| 三、表达自由行为兴起中国的具体表现 |
| 四、表达自由制度植入中国的文本形式 |
| 第二节 表达自由制度中国化的初步形变 |
| 一、一个基本前提：表达自由制度是怎样被引入中国的 |
| 二、表达自由传入过程中的文化冲突 |
| 三、表达自由制度奠定过程中文化形变——以法律文化结构论为视角 |
| 四、关于表达自由中国移植文化规律的初步概括 |
| 第三章 北洋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持续异化与文化阻抗(1912-1928)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政治表达自由制度 |
| 一、印刷出版物领域 |
| 二、新闻出版物领域 |
| 三、集会结社(含游行示威)领域 |
| 第三节 教化表达自由制度 |
| 一、基本背景非“德命天授”话语证成下的,又一矛盾性制度现象变奏曲 |
| 二、政策层面：尊孔尚古,复兴儒教 |
| 三、教育层面：倡导读经,教学自由 |
| 四、宗教层面：推崇佛学,弘扬佛教 |
| 第四节 艺术表达自由制度 |
| 一、三大基本禁忌：政治、性和暴力 |
| 二、文学小说领域 |
| 三、戏剧电影领域 |
| 第五节 对北洋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文化评析：“德命天授”话语作用下的制度异化与文化阻抗 |
| 一、前提：国家权力让与下的政权合法规律悖反 |
| 二、动力：权威核心更迭下的制度构建两重矛盾 |
| 三、结果：一元权威惯性下的表达制度异化宿命 |
| 四、本质：儒教精神回潮下的传统文化强大阻抗 |
| 第四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完备再造与文化重构(1928-1937) |
| 第一节 导言 |
| 第二节 政治表达自由制度 |
| 一、印刷出版物领域 |
| 二、新闻出版物领域 |
| 三、集会结社(含游行示威)领域 |
| 第三节 教化表达自由制度 |
| 一、历史惯性：“德命话语”作用回归,“民德教化”继续借重 |
| 二、政策层面：借助孔学思想既有资源,夯实三民主义合法基石 |
| 三、教育层面：国民党党义优先,孙中山遗教为大 |
| 四、宗教层面：中西两教并举,基督新教盛行 |
| 第四节 艺术表达自由制度 |
| 一、三大禁忌此消彼长,政治禁忌特别强调 |
| 二、文学小说领域 |
| 三、戏剧电影领域 |
| 第五节 对国民政府时期表达自由制度的文化评析：“权威核心”力量回归下的制度再造与文化重构 |
| 一、前提：武力征伐下的政权合法规律复位 |
| 二、动力：准政教合一下的意识形态整合替代 |
| 三、结果：儒家回潮下的思想表达桎梏回归 |
| 四、本质：指令恒定下的制度构建文化重构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一、资料类 |
| 二、专着类 |
| 三、论文类 |
| 攻博期间发表的科研成果 |
| 后记 |
（4）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理论意义、现实意义 |
| 三、研究的主题 |
| 四、研究述评 |
| 五、研究方法 |
| 六、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界定 |
| 一、"人权"及其与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 |
| 二、"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界定 |
|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
| 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 |
| 第二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发生的必然性 |
| 一、时代背景与实践条件 |
| 二、理论来源 |
| 第三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轨迹 |
| 一、在探索中寻求突破的阶段 |
| 二、步入正轨阶段 |
| 三、科学发展新阶段 |
| 第四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理论形态、指导思想、基本原则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
|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基本特征 |
|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的重要意义 |
| 第五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逻辑范式 |
| 一、原则 |
| 二、主题 |
| 三、基点 |
| 四、主体 |
| 五、指向 |
| 六、理论总结 |
| 第六章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基本特征 |
|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理论指引 |
| 二、在经济发展基础上不断实现对人权的全面保障 |
| 三、坚持对西方主流人权理论的全面分析研判 |
| 四、将政治家与理论工作者的研究相结合 |
| 第七章 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
|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进一步发展的问题分析 |
| 二、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
| 结束语 |
| 参考文献 |
| 着作 |
| 外文着作 |
| 论文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 |
| 学位论文评阅及答辩情况表 |
（6）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论文提纲范文）
| 一 腐败“零容忍”的涵义及理论依据 |
| 二 中国实行腐败“零容忍”的必要性 |
| 三 中国实现腐败“零容忍”的路径 |
（7）论和谐图书馆的构建（论文提纲范文）
| 1. 树立图书馆的和谐观 |
| 1.1 人的和谐。 |
| 1.1.1 在人数上是和谐的。 |
| 1.1.2 在性别上是和谐的。 |
| 1.1.3 在素质上是和谐的。 |
| 1.1.4 在人际关系上是和谐的。 |
| 1.2 物的和谐。 |
| 1.3 制度的和谐。 |
| 2. 如何促进图书馆的和谐建设 |
| 2.1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
| 2.2 坚持以人为本。 |
| 2.2.1 树立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 |
| 2.2.2 内部管理遵从以人为本。 |
| 2.2.3 信息反馈督促以人为本。 |
| 2.3 树立荣辱与共的价值观。 |
| 3. 构建和谐图书馆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
| 3.1 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
| 3.2 建立科学的规章制度。 |
| 3.3 建立和谐的借阅空间。 |
（8）新时期馆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论文提纲范文）
| 一、馆风的概念 |
| 二、馆风的内容 |
| 三、馆风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 四、馆风建设中应重视的几个突出问题 |
| (一) 吃喝玩乐风 |
| (二) 拉帮结派风 |
| (三) 金钱开路风 |
| 五、馆风建设中产生问题的原因分析 |
| (一) 社会大环境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二) 社会分配不公和利益分配不合理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三) 校园环境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四) 领导的素质和行为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五) 个体行为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六) 价值观、道德观对馆风建设的影响。 |
| 六、新时期馆风建设的基本思路 |
| (一) 做好思想教育工作, 提高政治素质。 |
| (二) 领导身体力行, 恩威并重。 |
| (三) 深化改革, 促进队伍建设。 |
| (四) 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 提高职业道德水平。 |
| (五) 注重激励导向, 引人竞争机制。 |
| (六) 搞好读者工作, 塑造图书馆形象。 |
| (七) 培养集体荣誉感、自豪感, 启发自觉性。 |
（9）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第一章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题解与研究范围的界定 |
| 第三节 国内外现有研究综述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文章结构 |
| 第二章 我国对外教育政策发展沿革的梳理 |
| 第一节 旧中国的对外教育政策 |
| 第二节 过渡时期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外教育政策(1950-1976) |
| 第三节 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全面恢复和发展(1977-1981) |
| 第四节 新时期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对外教育政策(1982-2003) |
| 第三章 对外教育政策的比较研究 |
| 第一节 美国的国际教育政策 |
| 一、美国国际教育概况 |
| 二、美国的国际教育政策 |
| 三、美国关于国际教育战略的讨论 |
| 四、美国国际教育政策的特色 |
| 第二节 澳大利亚国际教育政策 |
| 一、国际教育与国际教育政策 |
| 二、国际教育政策的演变 |
| 三、政府在国际教育政策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 |
| 四、非政府组织对国际教育政策的促进作用 |
| 第三节 马来西亚的国际教育政策 |
| 一、背景情况 |
| 二、马来西亚引进外国教育的政策 |
| 三、马来西亚管理进口教育政策的特点 |
| 第四节 国际教育政策的比较 |
| 第四章 对外教育政策的环境影响分析 |
| 第一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政治环境 |
| 第二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经济环境 |
| 第三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教育环境 |
| 第四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国际环境 |
| 一、全球化的影响 |
| 二、一体化的动向 |
| 三、国际教育服务贸易 |
| 四、新时期国际环境对对外教育政策的影响 |
| 第五章 我国教育国际战略选择 |
| 第一节 教育国际战略及其要素 |
| 一、国际战略与教育国际战略治 |
| 二、国家利益 |
| 三、国家实力 |
| 四、国家教育主权 |
| 第二节 教育国际战略的理论基础 |
| 一、相互依存理论 |
| 二、博弃论 |
| 第三节、我国对外教育的战略思维 |
| 一、学习、融合、创新 |
| 二、参与、开放、融入 |
| 三、我国教育参与国际组织的战略构思 |
| 第六章 对外教育政策目标与决策研究 |
| 第一节 国家的对外教育政策目标 |
| 一、政策目标确立 |
| 二、我国现有的对外教育政策目标 |
| 三、未来我国对外政策目标的思考 |
| 第二节 政策的决策模式 |
| 一、理性决策模式 |
| 二、组织机构决策模式 |
| 三、政府政治决策模式 |
| 四、决策的复杂性 |
| 第三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决策过程 |
| 一、对外教育政策的决策体制 |
| 二、对外教育政策问题的提出 |
| 三、政策方案的起草与通过 |
| 四、决策过程的完善 |
| 第七章 完善对外教育政策的探讨 |
| 第一节 对外教育政策体系 |
| 一、对外教育政策的系统性特征 |
| 二、香港及上海跨境教育管理法规的考察 |
| 三、对外教育政策体系的整体效应 |
| 第二节 对外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 |
| 一、政策价值观及其对政策的影响 |
| 二、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教育价值冲突 |
| 三、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的价值探讨 |
| 第三节 改善对外教育政策的执行质量 |
| 一、对外教育政策执行的意义和作用 |
| 二、减少和避免对外教育政策失真 |
| 第四节 推进对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能力建设 |
| 一、对外教育政策研究的意义 |
| 二、能力建设 |
| 三、加强对外教育政策研究的能力建设 |
| 结语 |
| 附录1 体验国际教育 |
| 附录2 上海市外国留学生教育发展调查问卷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10）中国基金业成长管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 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引论 |
| 1.1 研究的背景 |
| 1.2 研究的目的与研究路线 |
| 1.3 研究方法 |
| 1.4 论文的写作准备 |
| 1.5 论文概览 |
| 1.6 可能的创新领域 |
| 1.7 研究范围的限定及产品分类标准的确立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 |
| 2.1 企业竞争优势 |
| 2.1.1 关于竞争优势的一般理解 |
| 2.1.2 企业竞争优势的表现 |
| 2.2 企业竞争优势理论及其评述 |
| 2.2.1 竞争优势的决定:内生与外生的争论 |
| 2.2.2 竞争优势的外生决定研究 |
| 2.2.3 竞争优势的内生决定研究 |
| 2.2.4 关于竞争优势研究的总结性评论 |
| 2.3 分工、专业化理论研究及相关观点 |
| 2.4 结论 |
| 第三章 分工体系扩展与基金业成长 |
| 3.1 分工与专业化经济 |
| 3.2 专业化经济与专业化投资 |
| 3.3 专业化投资、交易费用与证券投资基金组织 |
| 3.3.1 专业化投资与交易费用的冲突 |
| 3.3.2 交易费用、信息不对称与基金组织的制度安排 |
| 3.4 基于分工体系扩展的基金业成长 |
| 3.4.1 分工体系与证券投资基金业的成长 |
| 3.4.2 进一步的讨论 |
| 3.5 结论 |
| 第四章 基金产业环境分析 |
| 4.1 决定基金业成长的关键因素 |
| 4.2 基金业竞争结构分析 |
| 4.3 潜在进入者分析 |
| 4.3.1 理论分析 |
| 4.3.2 我国基金业潜在进入者分析 |
| 4.4 基金替代品分析 |
| 4.4.1 来自私募基金的竞争 |
| 4.4.2 集合理财和集合信托产品的替代分析 |
| 4.4.3 来自投资连接保险的威胁 |
| 4.4.4 应对替代品威胁的策略 |
| 4.5 基金管理公司的运行成本:与供方的博弈 |
| 4.6 双重最大化盈利目标的压力 |
| 4.6.1 来自公司投资人的压力 |
| 4.6.2 来自基金持有人的压力 |
| 4.7 市场结构分析 |
| 4.7.1 行业集中度分析 |
| 4.7.2 规模经济分析 |
| 4.7.3 产品差异化分析 |
| 4.8 政府在基金业竞争中的作用 |
| 4.9 结论 |
| 第五章 需求成长管理 |
| 5.1 大众投资者的一般需求 |
| 5.1.1 安全性需求 |
| 5.1.2 便利性需求 |
| 5.1.3 低成本需求 |
| 5.1.4 公信力需求 |
| 5.2 已有大众理财工具的比较分析 |
| 5.2.1 储蓄类工具 |
| 5.2.2 保险类工具 |
| 5.2.3 信托类工具 |
| 5.2.4 专户类工具 |
| 5.3 公募证券投资基金是最为合适的大众投资工具 |
| 5.3.1 制度安排保证 |
| 5.3.2 作业流程保证 |
| 5.3.3 批量生产保证 |
| 5.3.4 社会化服务体系保证 |
| 5.3.5 法律保证 |
| 5.3.6 激励机制保证 |
| 5.4 基金产品的特殊需求分析 |
| 5.4.1 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析 |
| 5.4.2 调查结果的分析与结论 |
| 5.5 需求约束的基本模型 |
| 5.6 结论 |
| 第六章 供给成长管理 |
| 6.1 基金产品供给的一般因素分析 |
| 6.2 基金产品供给的特殊因素分析 |
| 6.2.1 我国基金产品的演进历程 |
| 6.2.2 我国基金产品发展历程的反思 |
| 6.2.3 影响我国基金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 |
| 6.3 我国基金供给的动力模型 |
| 6.4 结论 |
| 第七章 均衡成长:比较静态分析 |
| 7.1 基金产品的供求均衡 |
| 7.1.1 基金产品的价格 |
| 7.1.2 基金产品供给曲线的特点 |
| 7.1.3 基金产品供需均衡的条件 |
| 7.2 供求决定因素间的配称 |
| 7.3 结论 |
| 第八章 初始成长阶段的产品创新路线:比较动态分析 |
| 8.1 美印中基金业演进过程比较分析 |
| 8.1.1 美国基金行业的发展历程及其特点 |
| 8.1.2 印中基金业发展纵横比较 |
| 8.1.3 美印中基金业成长阶段比较 |
| 8.2 产品创新模式与产品结构发展趋势 |
| 8.2.1 基金产品创新的发动模式 |
| 8.2.2 基金产品结构的发展趋势 |
| 8.3 我国基金产品创新的路线选择 |
| 8.3.1 低风险方向为主 |
| 8.3.2 低成本方向配合 |
| 8.3.3 小型化、专门化和精细化方向 |
| 8.3.4 专户管理机构化方向 |
| 8.3.5 边缘化创新是长期取向 |
| 8.3.6 我国基金产品的设计原则 |
| 8.4 护本型基金的优势 |
| 8.4.1 保本基金的风险控制优势 |
| 8.4.2 制度颠覆论辨伪 |
| 8.4.3 保本基金的技术优势 |
| 8.5 结论 |
| 第九章 开放市场中基金业的战略成长路径 |
| 9.1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的一般分析 |
| 9.1.1 几个相关概念的说明 |
| 9.1.2 技术创新与制度变迁 |
| 9.1.3 创新的研究范式 |
| 9.2 知识扩散与证券投资基金业平衡成长的一种假说 |
| 9.2.1 市场成长模型 |
| 9.2.2 证券投资基金业的平衡成长路径 |
| 9.3 证券投资基金业成长的路径选择 |
| 9.4 国际化与证券投资基金业成长的悖论 |
| 9.5 结论 |
| 第十章 结构转换与基金业的组织成长 |
| 10.1 基金业结构转换中政府的作用 |
| 10.1.1 如何评价政府在基金业结构转换中的作用 |
| 10.1.2 政府与持续创新 |
| 10.1.3 政府与基金业监管制度 |
| 10.1.4 战略时期配称、政府作用与基金业成长曲线 |
| 10.2 结构转换与管理人的治理结构 |
| 10.2.1 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
| 10.2.2 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国际经验 |
| 10.2.3 我国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 |
| 10.3 结构转换中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 |
| 10.3.1 契约型基金组织与公司型基金组织的共性与区别 |
| 10.3.2 契约型基金与公司型基金的比较分析 |
| 10.3.3 我国基金组织形式的选择 |
| 10.4 结论 |
| 第十一章 结论 |
| 11.1 论文的研究结论 |
| 11.2 论文的创新总结 |
| 11.3 未来的研究 |
| 参考文献 |
| 致 谢 声明 |
| 附录 |
| 个人简历及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个人简历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四、对有损职工利益的行为决不迁就姑息（论文参考文献）
- [1]明代《论语》学诠释路向研究[D]. 刘娟. 华中师范大学, 2018(02)
- [2]关于推进“加快宁都发展,重塑宁都形象”大讨论活动深入开展的对策思考[J]. 符春荣. 经贸实践, 2017(21)
- [3]表达自由制度的近代植入与文化重构 ——以民国前期为例（1911-1937）[D]. 余超. 武汉大学, 2016(02)
- [4]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中国化问题研究[D]. 孙强. 山东大学, 2011(11)
- [5]真抓实干 融入大局[N]. 周建安. 中国国门时报, 2010
- [6]中国实施腐败“零容忍”策略探论[J]. 龙太江,盛欣. 求索, 2010(06)
- [7]论和谐图书馆的构建[J]. 曹静. 出国与就业(就业版), 2010(04)
- [8]新时期馆风建设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J]. 冷选英,李红. 宜春学院学报, 2006(03)
- [9]我国对外教育政策研究[D]. 江彦桥. 华东师范大学, 2006(04)
- [10]中国基金业成长管理研究[D]. 屈年增. 清华大学, 2004(03)
标签：儒家论文;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西方社会论文; 制度文化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