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遗憾的缺位——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论文文献综述）
李盟[1]（2021）在《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化研究》文中提出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及其与音乐产业的融合发展,数字音乐平台已经成为最重要的音乐内容欣赏和传播渠道,而音乐流媒体也已经成为最主要的音乐内容形式——录音制作者作为传统音乐产业中间环节的关键地位被撼动,其如何凭借着作权法真正实现权利的体系化保护成为热议话题。基于此,本文采用下列方法对该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一是实证分析方法,即通过检索2015年至2019年相关司法案例,归纳整理以彰示现行着作权法赋予录音制作者的权利难以实现之现状;二是规范分析方法,即以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分析现行着作权法体系下的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并灵活运用文义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方法重构各类权利的司法适用,对现行法律规范的优劣势进行分析研究,探讨增、删、换、调、留相应法律条文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旨在为录音制作者构建一个逻辑自洽、自在圆满的权利保障体系;三是比较研究方法,即对英、美、德、法、日等国家和地区对录音制作者所制定的各类规范以及《罗马公约》《日内瓦公约》《WPPT》《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等国际公约进行比较分析,着重于分析在不同法系的国家法域中,不同法律制度背后的法理依据的区别,通过比较他国以及国际公约中成熟的法律经验以及法理发展,为我国相应法律制度的合理设计与理论完善提供理论上的依据和实践中的指导;四是统计学研究方法,即使用来自于国家统计局、中国音乐着作权协会2018年年报、中国音像着作权集体管理协会2018年年报、国际唱片业协会（IFPI）《全球音乐报告》、国际作者和作曲者协会联合会（CISAC）《2019年全球版税报告》《索尼综合财务报表》、艾瑞咨询《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商用版权市场研究报告》《商业化的复兴: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研究报告》《2019年中国数字音乐内容付费发展研究报告》《2020年中国网络音频行业研究报告》、极光大数据《2019年国内在线音乐社区研究报告》等数据统计及相应报告对文章论点进行论证。基于上述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本文主要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录音制作者的权利体系概述,旨在明确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客体、主体以及权利内容。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客体即录音制品,其内容是所有声音,形式是具有一定程度独创性的录制品;主体即录音制作者,是录制录音制品的自然人或法人,其在音乐产业和法律规范中都处于传播者的地位;权利内容则根据世界各国所采取的立法模式而有所不同,如我国与国际公约保持一致采取邻接权模式,美国采取作品和版权法模式,英国采取版权与专有录制合同模式,日本采取国际公约和美国版权法杂糅的混合模式,德法两国采取比国际公约更狭窄的邻接权模式。第二部分是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变迁,旨在沿着音乐产业演进脉络梳理音乐产业随科学技术进步所发生的演变以及由此对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如活页乐谱时代并不存在录音制作者和录音制品,也就不存在权利;实体唱片时代和无线广播时代则是录音制品市场逐渐走向顶峰又逐渐没落的时代,在此过程中录音制作者逐渐获得了复制权、广播权和公开表演的获酬权等;而数字音乐时代正是录音制作者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的当今时代,着作权法如何重构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以帮助其适应产业变化、维护合法权益,最终实现音乐市场繁荣,促进文化传播和进步是本文要论证的问题。第三部分是我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缺陷,主要包括:权利客体模糊不明确,如录音制品与录音作品、音乐作品、音乐作品的复制品之间的法律定性问题,与演绎作品、合作作品、法人作品等之间的权利归属问题;权利主体守旧不变通,如录音制作者由法人向自然人的扩张问题和其与表演者之间的权利重叠问题;权利内容无序不系统,如复制权、发行权和出租权在信息网络时代的有心无力,以及二次获酬权和表明身份权的缺位等。第四部分是我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完善,旨在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建议,包括界明行为性质、构造权利客体,明确录制行为是对录制内容的利用,录音制品因此是具有一定程度独创性的录制品,既非复制品也非物质体载;紧跟产业发展、定位权利主体,承认录音制作者作为自然人的主体资格,平衡其与表演者之间的权利重叠;针砭制度利弊、增减权利内容,重构录音制作者的权利体系,重点在于增加二次使用获酬权和表明身份权;以及健全许可模式、完善集体管理,保障录音制作者权利的有效实现。
谢晶[2]（2020）在《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中后期以来,计算机与互联网技术迅猛发展,作品创作、传播和使用方式发生巨大变化。面对数字时代“海量作者、海量作品、海量授权”的复杂局面,传统着作权“一对一”交易和授权模式捉襟见肘,难以充分发挥效用。在这样的背景下,着作权人权利不断扩张,对作品的控制力空前强化,着作权保护与社会公众作品利用需求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着作权法传统的利益平衡格局难以为继。互联网时代,权利保护重点范畴由复制权逐步向传播权转变,着作权法律体系亦由“控制复制”趋向“控制传播”发展。根据利益平衡原则,数字环境下着作权人不应当且不可能绝对控制作品传播,尤其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且普及的背景下,更应默示网站经营者、数字出版商、社会公众等使用主体对作品有偿使用,从而缓解海量作品授权压力。着作权默示许可作为权利限制制度之一,其目的在于促使着作权人权利有效行使,在最小化限制权利人权利的同时,满足作品使用者对于作品授权的海量需求,重新平衡各方利益。为有效解决授权效率和成本矛盾,保护着作权人合法权益,亟需从实现各方利益平衡的角度,构建我国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与此同时,我国《着作权法》第三次修订后,对于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相关条款尚未完全被确立。因此,在我国法律仍有待完善,国际立法仍在探索的背景下,对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建具有着重大意义,不仅是对数字时代着作权许可困境的回应,亦为国际立法与国内修法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需要强调的是,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不仅适用于数字环境,亦适用于传统环境。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因脱离了合同关系而对于解决着作权许可困境显现出更强的应对能力。从制度脉络分析可知,科技不断发展使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由传统环境向数字环境逐步演进,但无论是传统环境抑或者数字环境,两者理论基础具有同一性,再加之,两者之间的历史传承关系,完全抛却传统环境,单纯谈论数字环境既不合理亦不全面,故而,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必然会涉及传统环境,以此体现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独特性与优越性。本文以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制度溯源为起始点,分析法律内涵,以着作权默示许可概念阐释、法律特征、性质界定等基本内容作为研究基点。在论证建构方面,以法理基础、经济分析、利益平衡解释等维度对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正当性进行论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制度框架。在实践发展方面,对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立法与司法实践现状进行梳理分析,探寻两大法系之间制度差异与契合之处,为我国本土化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借鉴。第一章为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概述。文章以探寻制度溯源为切入点,详细梳理民法默示行为、合同法默示条款、知识产权法默示许可的脉络发展,体现出着作权默示许可对传统默示理论的承继与演变。随着时代推移,默示许可理论在传统着作权法领域内不断发展延伸,不仅为发行权一次用尽制度提供了理论支撑,亦对原本合同关系进行解释修复,呈现出对合同的依赖状态。科技的进步促使环境及规则不断变化,传统环境下默示许可以合同关系为基础的特性已然无法解决各类网络空间问题,着作权保护与社会公众对于作品信息充分接触之间的需求矛盾不断激化。再加之,数字时代背景下因数字变革所产生的“海量授权”、传统授权交易成本高昂等一系列难题,为传统着作权许可带来新的挑战。而默示许可所体现的“选择—退出”机制以及蕴含的“可推定性”因素超越合同关系在网络环境中获得新的发展空间,显现出极强适应性和优越性,成为了数字环境中着作权许可难题应对的现实需求。第二章为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正当性分析。通过从法理基础、经济分析、利益平衡等视角论证默示许可正当性,以获得对其制度价值和功能的正确认识。从法理基础而言,数字时代信息自由空间的扩张,意味着着作权保护空间受到压缩,由此产生着作权保护与信息自由之间的失衡状态。互联网为信息自由提供便利的同时,亦须对着作权充分保障,构建数字时代法律新秩序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而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因独特弹性机制,成为信息自由与着作权保护之间冲突的调和之道。意思表示理论作为民法的重要基础理论,成为了默示许可制度的理论起点,其不仅体现为着作权许可是以权利人意思表示为核心内容的民事法律行为,更体现为意思表示理论为默示法律行为所提供的重要支撑。信赖保护理论终极目的在于保护相关交易主体在交易过程中所产生的合理信赖,从而有效维护交易过程中所显现的公平、安全与效率等价值。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通过保护着作权被许可人合理信赖,从而实现了交易公平与安全,有效促进了作品快速流通与转化。从经济分析而言,着作权与经济学密切相连,作品含有相应经济价值,更对着作权制度仅从经济学予以分析。法经济学更为注重法律制度为社会各界所带来的效益,须基于经济学效益原理从激励机制、交易成本理论及长尾学说等维度对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进行深入了解与客观评价。从利益平衡解释而言,技术不断革新导致数字环境下着作权与着作权保护过度扩张,且着作权限制持续萎缩,着作权法的内在利益平衡遭受严重损害,继而引起着作权法正当性危机,利益平衡不仅为着作权默示许可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亦在其制度运行过程中对此危机予以解决,充分实现了各方主体利益合理分配。第三章为网络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域外考察。通过对域外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主要国家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比较分析,为构建我国默示许可制度提供宝贵的借鉴意义。默示许可制度踪迹在英美法系国家很早便已出现,并通过较为丰富的司法案例推动默示许可不断发展演进,最终形成了清晰的脉络历史与完整的制度结构。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更为看重法律的稳定性,加之其特殊的立法体例,大陆法系国家及地区法官无法通过判例对着作权在数字环境中所面临的新问题予以解决,故而大陆法系在默示许可制度方面的使用相对较为谨慎,且其对于数字环境中新问题的解决方式更多是从原有框架或采用民法基础理论角度出发,而非如同普通法系国家对默示许可适用突破边界进行有益探索。总体而言,大陆法系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仅散见于若干法律条文中,既未以专门制度规定形式出现在成文法之中,亦未在判例实践中得以演化发展。虽然两大法系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看似在立法态度、目标追求、制度形态等方面均存在明显不同,但仍存在契合之处,该契合点便是利益平衡,亦成为构建我国本土化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基本准则。第四章为数字环境下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现状检视。在立法方面,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在民法理论及具体规范中均有存在的依据,无论是前民法典时代《民法通则》第56条、《民法总则》第140条、《合同法》第10条以及《民通意见》第66条,抑或者民法典时代《民法典》第140条、第469条,均对民事法律行为可采取其他形式作出规定,该其他形式毫无疑问包含默示。而在着作权立法中,若对条文规定进行仔细探究,仍能发现默示许可存在的踪迹,具体而言,在《着作权法》第25、35、42条文及《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6、7、8、9、10条文之中尤为明显。在司法实践方面,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在雏形准备、制度起步、发展突破、范围扩张等不同阶段发展演进,不仅对立法制度内容进行延伸,同时折射出立法中所存在的空隙与改进之处。进而言之,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在不同层面仍存在着缺陷与不足:在宏观层面表现为缺乏科学合理的逻辑体系,在中观层面显现出制度范围存在不合理性;在微观层面体现为配套措施不完善等,亟待采取相应措施予以修补与完善。第五章为数字环境下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建安排。《民法典》的诞生,标志着我国从此步入“法典化”时代。在民法典时代背景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作为着作权领域一项富有弹性的许可机制,构建科学合理的制度模式,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具有深远且重大的意义。具体举措如下:在立法方面,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统领,对制度法律定位进行明确界定,制定科学合理制度框架。在司法实践方面,从现实需求出发全面细致进行制度设计,明确构成要件的同时,界定具体范围,并完善配套措施,尽全力维护和尊重作者及权利人利益,促进作品传播和利用,为实现利益平衡提供有效路径。通过构建本土化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以期破解我国当前海量授权问题现实困境,维护权利人与社会公众合法利益,实现数字环境下各方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关系,促进我国文化产业向前发展。
章光园[3]（2020）在《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现代社会各类团体组织的设立,团体法在众多部门法领域中不断崛起,私法中逐渐形成了个体法与团体法的二元主体结构,社员权价值日益凸显。肇始于罗马法的个体法研究已经很深入,而作为现代私法另一重要渊源的日耳曼法中的团体法研究还有待加强。与之对应,作为个体法上的权利,包括财产权、知识产权、身份权（亲属权）以及人格权,都已有较为深入的研究,制度建构也较为完善,而作为团体法上的社员权,横跨民法、商法、经济法、社会法等众多部门法,是团体法有效运行的基石,虽然具体社员权研究已取得一定成绩,例如公司股东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以及现代业主小区中的业主成员权研究,尤其是关于股东权的研究,更是成了理论研究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有关社员权的基本问题研究,目前还是非常薄弱的,这既与其重要的地位和价值明显不相称,而且长期以往,也不利于指导具体社员权研究,因为没有社员权基础理论的指导,具体社员权研究也很难深入,更难以达成理论共识。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本文立基于个体法与团体法的区分,围绕团体法基本原理,对社员权基本问题作了历史和现实的梳理,静态和动态的观察,一般和个别的分析,理论与实证的考察,努力构建一套既适合中国国情又与私法基本原理、基本体系相吻合的社员权基础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围绕当前正在进行的民法典编纂,专章探讨了社员权入典的可能性和具体安排。本文除导论与结论外,正文共分八章展开,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社员权范畴论”。本章解决社员权是什么的问题,解决如何认识社员权的问题,这应是社员权研究的逻辑起点。社员权与个体法上的权利不同,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权利,要清晰认识社员权,就需要对“社”、“社团”、“社员”、“社团法人”、“个体法”、“团体法”等概念有个清晰的界定,在此基础上,才能对社员权作出科学合理的界定。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相比,社员权具有现代性与高级性、综合性与多维性、实体性与程序性、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手段性与目的性、财产性与非财产性等特征。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以对社员权作出不同的分类。社员权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私法权利,它的产生和发展改变了传统民事权利体系的格局,打破了人身权与财产权一直以来对民事权利的垄断,掀起了一场民事权利的革命;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法由契约向身份的回归,有效地弥补了民法传统调整模式的缺陷,增强了民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和统帅功能,有力地推动了近代民法向现代民法的转变。社员权也是非常普遍的私法权利,基本涵盖了城市与乡村、经济与生活的主要方面,几乎关涉我们每一个人的权益保护,在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社员权也是当前实现市域治理、贯彻落实农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抓手,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法律权利,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关于社员权与成员权的提法,表面看只是一个称谓问题,但这背后触及到了社员权的本质理论,不宜用成员权代替社员权,以免增加理论混乱。第二章——“社员权演变论”。本章考察社员权在私法史上的发展演变过程,因为只有了解了社员权的过去,才能更好地把握社员权的现在与未来。在私法数千年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私法权利的流变是探寻私法发展轨迹的一条重要线索。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是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单向到多维、程序权利逐渐实体化到实体权利不断程序化、个体法上的权利到团体法上的权利、身份向契约到契约向“身份”的双向以及奴隶到人工智能的发展过程。近现代以来,私法权利发展的最大表现就是社员权的产生和发展。围绕团体人格与社员（成员）人格独立及分离这一团体法基本原理,分析考察了罗马法个人主义本位下的团体无法明确区分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团体本身也被视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日耳曼法与罗马法最大的不同,就是团体主义本位取向,在日耳曼的马尔克公社中,团体与团体的成员有了明确的区分,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出现了独立及分离。日耳曼法上马尔克公社还是一种事实上的共同体关系,法律性质上表现为总有,还处于所有权质的分割阶段,虽然具有浓厚的团体法因素,但还没有上升为独立的团体法。不过,必须承认的是,与罗马法相比,日耳曼法上马尔克公社中的团体成员权利可视为社员权的最早萌芽。与团体法产生相关的法制史事件,还有教会法上法人制度的出现。但是,从教会法的法人制度产生背景来看,法人仍然被看作是拟制的产物,没有出现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的独立及分离。团体法的正式产生,是近代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以后的事情,尤其是公司制的出现,股东权的产生,可以看作是社员权的最早产生。1896年制定、1900年生效的《德国民法典》最终完成了社员权产生的临门一脚,该法典首次从团体法的高度,明确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德国民法典》关于社员权的立法规定,被许多大陆法系国家仿效,产生了重大影响。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有着共同的法制史源头,法人制度在英美法系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公司法立法表现突出,更是引领世界潮流。但是,英美法系没有所谓的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的划分,也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更多的是各色各样的具体社员权立法。清末变法,我国经由日本主要借鉴吸收了德国的立法,清政府颁布的民律、公司律中都有社员权的规定,民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仍然延续了这一做法,在民法典总则编法人章节规定了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这部民法典在我国台湾地区仍然在适用。新中国建立后,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很长一段时间,除婚姻法等少数几部法律,一般性的私法基本没有,社员权就更是销声匿迹。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初步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民法、商法、公司法、经济法等部门立法非常活跃,虽然《民法通则》和《民法总则》没有关于社员权的一般规定,但在具体社员权立法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公司股东权、业主成员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权等的立法即是典型代表。第三章——“社员权类型论”。本章梳理分析了现行法上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各类具体社员权,因为一般寓于个体中,个体展示了一般,要对社员权基本问题作出全面探讨,就必须对目前存在的各类具体社员权的法律属性、权利内容进行初步梳理,并对一些似是而非的权利形态作出辨析,进一步明确社员权的团体法权利本性。社员权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不同,社员权是具象思维构建的产物,虽然关于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则也有抽象思维的痕迹,但整体上来看,社员权的具体权利规则的构建还是立足于不同的团体本身的,具体社员权之间的个性明显。所以,类型论在社员权体系构建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抽象地谈论社员权意义不大。同时,通过类型论,建立一个社员权体系,才能从中更好地抽象归纳出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则。社员权体系中,公司股东权是目前为止最为完善、最为典型的社员权,为其他类型社员权的规则完善提供了指引和参照。业主成员权是现代业主小区生活中的重要权利形态,不同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中的专有权与共有权,是构建和谐美好的业主共同体关系的重要权利,对其的重要性认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也是一项重要而典型的社员权,尤其是当前推进“三权分置”改革过程中,受到了高度关注,成为了理论研究的热点。建国后我国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作为集体经济成分的合作经济组织比较发达,改革开放特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这些合作经济组织吸收了市场经济的部分元素,延续发展了下来。这些合作经济组织主要包括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合作社、股份合作制企业以及民间标会等。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权,有专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调整,权利内容较为丰富,是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社员权代表。信用合作社的社员权,一直以来都有专门的法规调整,信用合作社改制后,绝大部分都变为公司,信用合作社社员权也就变为公司股东权。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社员权既具有公司股东权的属性,又有一般合作社社员权的属性。民间标会中的会员权也是一种具体社员权,虽然目前还未得到法律的认可。此外,在其他团体法人中也存在一些具体社员权,包括经济法上的重要主体——市场中介组织,其中也有大量的社员权形态存在,例如行业协会的会员权。志愿服务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慈善、志愿立法也取得了重大进展,志愿者权利中有一部分就属于社员权。消法上的消费者权利并不是社员权,消费者的社员权只能在消费者结成的消费者团体中才能产生。现在流行的俱乐部、会员制营销模式中的会员权,虽有社员权的外表,但缺乏团体法的根基,不是团体法意义上的社员权。工会会员的权利、政党党员的权利,虽然具有一定的公法色彩,但本质上还是社员权。第四章——“社员权本质论”。本章介绍了社员权相关学说,对学界有关社员权法律性质的诸多观点进行了评析,并明确提出了社员权的基本属性。社员权作为一类基本的私法权利,得到了绝大部分主流学者的承认和肯定,并在法律制度得到程度不一的反映。极少数学者不承认独立的社员权存在,他们认为,所谓的社员权,本质上还是社员个人在个体法上的权利义务关系,漠视了社员在团体中的社员（成员）地位与个体法上的自然人与法人（法人作为团体的社员）不同。社员权否定说理论上根源于法人拟制说或法人否认说,过于强调个体的独立与自由,认为团体是对个体独立与自由的压制,没有意识到团体自由是比个体自由更高的自由状态,是个体自由发展的高级阶段。即便社员权肯定说内部,关于社员权的性质,也是五花八门,各种观点都有。关于社员权性质,目前存在着社员权所有权说、社员权债权说、社员权身份权说、社员权人格权说、社员权支配权说、社员权请求权说以及社员权形成权说。等等。这些理论学说各有特色,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社员权的本质特征,但都不全面,存在以偏概全的问题,难以反映社员权的全貌。本文从整个私法体系来观察分析社员权性质,从私法体系中团体法与个体法并立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基本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财产权、人格权、身份权（亲属权）以及知识产权并列,是宪法上的结社自由在私法上的自然延伸,是新兴独立的私法权利,是具有平等性质的私法权利。从私法体系中团体法与个体法不同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私法权利不同,是法定与约定权利兼容的私法权利,是集合性质的私法权利,是相对性与绝对性兼备的私法权利。从私法体系中实体法与程序法分野的现实来看,明确提出了社员权是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与个体法上的实体权利与程序权利分离行使不同,是程序权与实体权兼容的私法权利,是具有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私法权利。在社员权的以上三项属性中,团体法属性是社员权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其他两项属性,对社员权的行使、救济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真正塑造了社员权品格,也是社员权能够成为基本私法权利的根本所在。第五章——“社员权构成论”。本章深入讨论了社员权的内部构成,对传统的社员权自益权与共益权的二元划分提出了批评,认为权利的划分不能以目的为标准,并严格遵循私法权利理论按内容对权利划分的一般标准,明确提出了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的社员权三分法。社员权三分法,是围绕最为典型的社员权提出的,这些典型的社员权包括公司股东权、业主成员权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三分法下的社员权,有的已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有的还属于理论上的提炼,但在法律规定和现实生活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和体现,是可以成立的。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各自具有不同的法律性质,但又统一在社员权名义之下,本身不存在主从、原权与救济权的区分,是一体共存的。从社员权法律关系角度观察,社员享有权利的同时,也负有社员义务,不过,在二者的关系中,社员权利处于主导地位。社员权的构建本身就是具象思维的,不同于其他的私法权利是抽象思维的产物,所以,特殊社员的权利义务也必须给予应有的关注,以体现实质公平和正义。在以上对社员权深入解剖的基础上,将社员权与传统私法上的权利作了深入比较,从微观、实证的角度再次论证了社员权的独立品格。第六章——“社员权变动论”。本章考察了社员权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动态过程,也即社员权的产生、取得、处分与丧失。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先有团体法人的成立,才有社员权的产生。本文首次从理论上分析论证了社团法人成立的一般原理,详细论证了法人财产权（所有权）与社员权的产生,从法律原理的角度论证了社员权的独立存在价值。社员权的产生,实现了个体法向团体法的跃升。社员权的取得,表现为社员资格的取得,取得社员资格也就取得了社员权。社员权的取得方式,大体可分为原始取得和继受取得,每一种取得方式又可分为若干具体情形。社员权作为私法权利,权利人可以为一定的处分,包括转让、质押与抛弃。社员权转让、质押一般发生在营利性团体中,因为这类团体中的社员权具有财产价值。社员权丧失的情形包括团体解散、社员主体的消灭、除名、退社以及社员权的转让等。社员权的丧失,在团体法与个体法上都将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与社员权的产生呈现反向运动,实现由团体法向个体法的回归。第七章——“社员权实现论”。本章继续从动态角度考察了社员权的行使、效力、侵害、保护以及司法实践。作为团体法上的权利,社员权不同于个体法上的权利行使,社员权行使不仅会发生社员个体所预期的效果,而且最终会产生团体法上的效果。社员权在行使类型、行使方式上都有自己的特殊性,都会受到法律的专门调整。社员权行使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同样要接受法律的效力评判。社员权的行使通常都是在团体内部以集会的形式实现,其最终表现就是团体决议行为。团体决议行为已经完成了由社员个人行为到团体行为的转变,是形成团体意志、团体决策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手段。团体行为也是法律行为,也需要接受法律的效力评判,评判的标准有决议的内容、决议的程序等。对于决议结果,不管赞成还是反对,社员都要无条件服从,即使与自己的预期相违背也是如此,这就是团体的拘束效力。社员权的行使要遵守团体章程,否则要接受团体内部的社团罚。作为团体法上权利,社员权的侵害,属于一般侵权行为,但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说侵害主体、侵害方式、侵害内容、救济模式等等。按侵害主体可划分为社团对社员权的侵害、社员对社员权的侵害与第三人对社员权的侵害;按侵害对象可划分为侵害社员人身权的行为、侵害社员财产权的行为与侵害社员程序权的行为。与社员权的三大基本属性对应,社员权的保护也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作为基本的私法权利,社员权可以寻求侵权责任法的保护;作为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社员权也可以寻求团体法上的保护;作为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社员权也可以寻求自我保护。考虑社员权的自我保护都是在团体内部通过集会功能实现的,所以理论上可将其一并归入团体法上的保护。司法是实现社员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是社员权保护的最重要的方式,但当前的社员权司法整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很多案件的裁判标准并不统一,审判质效有待提高。第八章——“社员权立法论”。本章从法政策的角度,讨论了社员权的立法问题,尤其是社员权入典的现实意义、可行性及具体条文的设计。在大陆法系代表性国家,有关社员权的一般性规范,通常都规定在民法典总则编社团法人章节中,内容上大体相同,都是有关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定,包括社员资格、社员权行使、退社等。我国现行法上无社员权之名有社员权实,《民法通则》与《民法总则》都没有社员权的一般性规定,《物权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公司法》等民事单行法、特别法以及商事特别法对具体社员权作了明确规定。总体上,我国在团体法的立法上已经处于落后。当前的民法典编纂,要体现出团体法应有的地位,强化团体法因素塑造,以充分反映团体法崛起的客观事实。民法典的编纂,为社员权入典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并充分论证了社员权入典的必要性可行性。围绕社员权的立法内容,对学者的民法典总则编草案建议稿和官方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作了评析,整体上,学者建议稿更开明,基本都有社员权的规定,虽然具体内容各不相同,但官方公布的草案明显要保守得多,总则编还是照搬《民法总则》的规定,只有规定了股权,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社员权。民法典总则编应该对社员权的基本内容作出规定,并处理好与章定（约定）社员权的关系,尊重团体自治,赋予团体活力。在社员权的立法模式上,建议采纳总分结合模式,在民法典总则编中对社员权基本内容作出一般规定,同时进一步完善民法典分则编、民事单行法、商事特别法、经济法、社会法等部门法领域的具体社员权规定。最后结合当前民法典编纂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总则编社员权立法的体系安排与条文设计的立法建议。
范晓帆[4]（2020）在《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研究》文中研究指明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只要存在故事,就会存在同人作品。同人作品是同人作者利用原作的角色、故事情节、时代背景等元素为基础,添加个人创意再创作而产生的作品。由于同人作品是依附于原作品而生,这些行为很有可能会侵犯原作者的在先权利。但是另一方面,同人作者在同人作品中也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独创性表达,对于这一部分着作权法应予保护。目前,学术界对同人作品的定义、合法性探讨尚无定论,更说不上保护。因此,面对这些新生事物发展所带来的矛盾和法律问题,加剧了我们对同人作品着作权保护理论研究的紧迫性,基于此,本文拟采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首先从同人作品的基本概念入手,分析了同人作品的含义、特征及类型划分,之后阐述了同人作品与原作品、演绎作品、抄袭作品、戏仿作品的区别与联系,加深对同人作品的理解。随后,对同人作品着作权的法律保护价值进行了分析,从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两个方面出发,得出了同人作品着作权应受到着作权法保护的结论。接下来,本文揭示了现阶段我国对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中存在的问题,研究了域外立法和司法对同人作品着作权的法律保护状况,主要以美国和日本为主,无论是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还是日本的互惠式侵权和一日版权制度,我国都可以吸取先进的经验,应用到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最后,结合前文中存在的问题和对域外保护经验,提出了对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的建议,确立同人作品的法律地位,将同人作品纳入着作权法保护范围,同时,扩大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将美国的合理使用制度四要素和转换性使用引入我国合理使用制度。除此之外,还可以利用知识共享协议和建立同人作品着作权保护平台来调节原作品与同人作品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引导我国同人作品健康有序发展。
田秋子[5]（2020）在《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研究》文中研究指明2020年不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也是“十三五”规划和《国家知识产权战略纲要》收官之年,每一次的新技术革命必然会给经济带来巨大进步,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在迎来更多机遇的同时也会给相关法律带来诸多变革与挑战。随着数字技术时代的来临,海量信息可以简单、快捷且低成本的复制和传播,网络在给人们带来巨大便捷的同时也给着作权人的权益带来了一定的隐患,侵权与合理使用之间的边界变得越发模糊,网络环境已经打破了着作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互联网已然成了着作权中没有硝烟的战场。在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被规定在现行《着作权法》第22条合理使用制度之下,相对于《着作权法》中的其他板块来说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略显低调,在传统技术条件下,对于实体书籍、CD以及类似的其他类型的作品使用者很少会让着作权人感到是威胁自己利益的竞争者,过去的个人使用的复制形式对于作品本身的影响更是无足轻重。然而数字技术的出现潜移默化的改变了这一切,随着作品数字化、复制快捷化、传播便利化等网络传播的特点出现,作品的传播方式已经由复制品传播逐渐转向信息传播,在公民大众使用互联网进行下载歌曲、分享文件、转载网络文章等个人使用时,网络中“侵权”的现象也变得愈发普遍了。从立法现状看,我国现行《着作权法》尚未对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边界做出明确的判断与阐述,外加立法模式的滞后、《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规定的缺失等使得原有的法律规定越来越难以应对网络环境下个人使用规则的变化。从实践情况看,新技术的出现使得着作权个人使用的形式不再像传统技术条件下那样典型,P2P技术、临时复制与技术保护措施的产生与发展使得使用者在网络环境下渐渐的丧失了意思自治,着作权人的利益与公众利益渐渐失衡,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乃至整个合理使用制度的范围都被进一步缩减。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相关规定,国外相关经验的总结显得十分有意义。其中德国对于合理使用制度的半封闭立法方式与版权补偿金制度、美国的因素主义立法模式、日本的技术中立修法原则均对我国在网络环境下的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立法完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在立法上,借鉴日本的半开放立法模式适当调整我国合理使用制度的规则主义立法模式,明确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法律规范,进一步确定着作权个人使用的边界。在实践上,通过引入自愿集体许可机制解决P2P技术带来的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空间受挤压问题,此种合作协调机制将网络环境下P2P带来的着作权个人使用问题由排异性的利益失衡困境转化成互利共赢的局面。同时将临时复制纳入到复制权范畴中以此受到法律规制,可以最大化维护着作权人的合法权益,在恢复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存在空间同时也顺应了世界潮流,更好的平衡着作权人权益与社会公众利益。
张俊发[6]（2020）在《论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效率原则》文中认为着作权制度所要达到的目标表现为作品数量的绝对增长和使用范围的不断扩大,但这一目标的实现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作品的公共性会导致严重的外部经济效应,引发市场失灵,使其发展和绝对数量的增长动力不足。二是着作财产权的排他性不利于作品的使用和推广,作品的广泛传播会受到影响。着作财产权有效配置可以克服这两方面阻碍,实现着作权制度目标。着作权静态配置会激励作品的产出,克服作品产出动力不足;着作权动态配置在实现着作权动态收益的同时,会促进作品的传播,克服作品使用不足。基于不同的法哲学基础,着作财产权配置存在自然权利论（创作人原则）与功利主义论（功利性原则）两种不同做法,但这两种原则均有缺陷。创作人原则下的着作财产权非理性扩张易导致公众对着作权制度产生信任危机。功利性原则下的着作财产权利益集团博弈难以保障未参加利益集团的群体利益。在这两种配置原则下,着作权制度目标彰显不足。经济学对法律研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法律对相关行为所产生的影响提出了科学解释的理论;二是为评估法律制度运行结果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标准。经济学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效率。对于着作财产权配置而言,效率原则不仅是一种科学理论,也为评价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的运行结果提供了行之有效的标准。在效率原则指导下,通过着作财产权的有效配置,着作权制度目标可以得以彰显。有鉴于此,本文试图运用效率原则对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进行分析,并为其提供科学合理的效率标准。最终按照效率原则所提供的标准,解决新技术条件下着作财产权配置面临的问题,并提出完善我国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的建议。除导论与结论外,全文共分为六章。第一章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法经济学基础。权利配置具有确认新兴利益、促进资源利用与缓解利益冲突的功能。着作财产权配置是指着作财产权在不同主体之间进行配置,其包括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与动态配置。前者是指立法者以法律形式对利益权利化之后,将该着作财产权配置给某一主体;后者是指着作权人通过交易方式实现权利的动态移转。着作财产权配置研究的法经济学分析依据表现为着作权客体的产品属性与着作财产权配置的经济意蕴及其效益之维。着作财产权配置问题的研究运用经济学理论的最大化与均衡、交易成本作为分析工具。第二章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基本界定。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包括静态配置效率原则与动态配置效率原则。静态效率表现为通过着作财产权配置实现作品产出的最大化静态收益;动态效率表现为通过着作财产权配置实现着作财产权的价值最大化的动态收益。效率原则下的着作财产权配置会实现作品产出最大化与作品广泛传播的着作权制度直接目标。鉴于着作权客体的特殊性,在静态配置与动态配置冲突时,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优先于静态配置,这种情形属于卡尔多希克斯效率。在这一情形下,着作权制度的终极目标也得以实现。在着作财产权配置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着作财产权配置原则,但均存在缺陷,这使得着作权制度目标彰显不足。效率原则的学理依据在于,其可以修正创作人与功利性原则的不足,使得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得以完善,从而彰显着作权制度目标。第三章着作财产权配置的静态效率。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效率标准取决于作品产出与投入资源投入构成。在作品产出所投入的资源中,存在创作者投入的资源与投资者投入的资本资源以及公有领域资源。也因此,静态配置包括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外部配置与创作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内部配置。在外部静态配置中,立法者对创作者投入的资源而产出的作品进行积极赋权有助于静态收益的实现,符合效率原则。但是作品中公有领域资源的存在使得立法者需要对着作财产权进行消极限制。消极限制意味着如果产出的作品中公有领域资源越多,着作财产权保护范围越小。在内部静态配置中,效率意味着配置主体需要考量创作者投入的资源与投资者投入的资源在作品产出中的影响度。按照效率标准,着作财产权配置给资源投入影响度高的主体。影响度的考量因素包括主要资源、风险承担以及成果利用。第四章着作财产权配置的动态效率。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效率标准取决于交易成本。交易是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的重要方式,是实现着作财产权动态收益的重要手段。交易存在交易成本。着作权主体复杂性、客体无形性与权利设权方式特殊性是影响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着作财产权交易分为自愿交易与非自愿交易。在经济活动中,效率原则意味着市场竞争原则。市场竞争原则能够保障着作财产权自愿交易的有效进行,实现动态收益最大化。市场竞争原则下的着作权集体管理意味着竞争性与多样性。由于过高搜寻成本、谈判成本以及垄断权利的存在,市场会发生失灵。在这种情形下,公权力干预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符合效率。公权力干预下的非自愿交易能够润滑交易、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着作财产权交易进行,实现着作财产权的动态收益。当然,着作财产权作为私权,非自愿交易的范围存在限定性。第五章新技术条件下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适用。任何一项理论的提出需要运用到实践中加以检视。新技术条件下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受到诸多冲击。依据效率原则,对新型传播行为积极赋权符合效率原则,但对接触作品行为积极赋权不符合效率原则。传统上的授权机制属于先授权后使用,但是对于大规模作品交易的情形,这种机制显然不符合传播效率要求。虽然选择退出下的默示许可制度以及变现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着作权人丧失了着作财产权市场定价权,但是这两种新型交易方式符合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因为它们不仅有助于作品使用者在网络环境中的作品使用,也有助于着作权人利益的保护。着作权制度的形成与完善离不开商业利益的推动。新兴商业模式探索的私立着作财产权规则与网络着作财产权授权机制等规则,有助于着作权制度目标的实现,符合效率原则。第六章效率原则下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的完善。着作财产权配置的前提是存在着合理的着作财产权规范体系。效率原则下着作财产权规范体系的完善应坚持个人效用与社会效用相协调、促进交易以及尽可能适应技术的发展等原则。为此,着作财产权规范体系可以采取总括式+传播形式（变体传播权、无体传播权、载体传播权）的传播权规范结构。着作权主体制度应承认投资者作为更普遍意义上的主体地位。根据效率标准,视听作品的着作财产权应归属于制片者;未明确约定的委托作品的着作财产权应归属于受托者;传媒产业化背景下,职务新闻作品从一般职务作品到特殊职务作品的转变,符合着作权配置效率原则。当然,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的完善。技术措施应受法律保护,但也应有所限制。除此之外,还应重塑以交易为核心的着作财产权登记制度。
张超[7]（2020）在《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问题治理出路——兼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文中研究说明引入集体管理组织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使权利人能够有效维护自身权益,但在实践中存在较多不适应的因素,效果并不尽如人意。本文在厘清我国集体管理组织垄断问题产生和发展概况的基础上深入探析立法现状,主张回归集体管理组织的经济功能和社会效益功能探讨治理出路。在肯定行政管理模式的前提下,提出进一步完善行政监督管理制度方案,对集体管理组织课以更为明确、具体的义务与责任。
庞琳[8]（2019）在《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私法保护研究》文中提出人格与财产的二元划分作为近来以来民法体系的重要基石,不论是在民法的历史溯源、哲学基础,还是体系编排、立法技术,抑或司法适用、制度修订上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而“财产上具有人格利益”的概念提出及其规范适用在某种程度上给予了我们反思该种二元划分的切入点。总体而言,“财产上人格利益”的保护至少提出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人格与财产的二元结构下,是否可以突破“物的财产损害”与“人的非财产损害”之限制,申言之,财产（物）本身的损害产生非财产损害（精神损害）是否具有正当性;第二,在深受德国民事体系影响的中国,关于“财产”（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等同于“物”）概念的内涵外延是什么,这直接影响到胚胎、尸体、基因等具有强烈人格属性的“财产”的归类问题,而其背后又直接关涉到我们是否能够以一般财产上的“支配概念”来支配上述特殊的“财产”;第三,如果财产概念不限于“物”,这些特殊的“财产”是否包括具有人格精神利益的“合同”,合同违约以“人格利益受损”为由,是否可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第四,这些特殊财产上的人格利益如何去识别,对其进行分类的标准是什么,这直接关系到哪些财产上的何种人格利益能够在法律上得到保护;第五,上述“财产上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应当如何进行制度安排,这关涉到与已有制度的自恰、关涉到请求权基础规范的设置、关涉到当事人举证责任配置的问题等。基于此,笔者在本文分以下章节对上述问题逐一探讨。第一章主要内容为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理论概述,此章之目的在于通过对财产与人格关系的演变进行梳理与反思,对财产利益与人格利益双向扩张的现象从理论上进行弥合。该章探讨古罗马时期至现代语境下财产观念的演变过程,在此过程中,财产历经了祛身份化再到祛人格化的两次蜕变,直至成为具有极强包容性与弹性的概念。而现代民事权利制度,又以民事权利客体所体现的利益为标准区分出了人格权与财产权,形成了民事权利体系的两大基本要素。因此,一方面在立法中人格与财产的划分泾渭分明,另一方面却在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一直在边缘交界处突破、过渡甚至重合,形成复杂的过渡权益形态。学者从不同视角相继提出主体扩张说、客体扩张说、物上附带人格利益说,将这类法律现象纳入既有私法体系中予以规制。无论是主体性的扩张解释还是客体性的扩张解释,其核心都在于或通过人格或权利能力概念的多层理解来将一些有争议的客体纳入主体的范畴,或者将一些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纳入特殊物的保护范畴,忽视了对这类特殊财产的系统解释。欲解决这类问题,需跳出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边界模糊的固有思路。具体到不同类型的客体,其内含的物质与精神利益比例分布不同,同时权利客体内部人格要素与财产要素呈现出动态变化,在保护的利益形态上经济属性与非经济属性上各有侧重,或偏向于财产权,或偏向于人身权。这种同时内含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财产权的二元性”,根源在于作为权利主体核心的“自由意志”对不同权利客体的依赖程度不同。基于此,在“财产上的人格利益”问题上,财产权包含人格利益和财产利益属于事实问题,对其中的利益是否保护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予以保护与救济——只重财产利益、或者只重人格利益,抑或二者于一体之保护,则属于价值判断问题。第二章论述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生成,本章主要目标是探讨人格利益保护的本质是什么,其是如何附着于财产之上的。本章首先对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范围进行梳理,德国法与英美法裁判有着相似的历史脉络。人格利益的保护与救济呈现出一条从依附于人身,到成为独立诉因,再到可附着于个别财产之上的发展脉络。伴随着人格利益渐进的独立,为以人格利益保护为中心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奠定了基础。文章指出“人格”与“精神”的同义,故人格利益受损可获得精神损害赔偿,其所救济的核心是人之情感。独立的人格权与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保护的本质同为情感,但存在差异:就人格权或者实证法中所认可的独立的人格利益,不以载体的存在作为人格利益存在的必要条件;就财产上的人格利益,其是以一定载体作为存在前提,这种载体往往具有特定性。在财产上的人格利益生成的具体进程与方式中,权利人的情感通过“拟人与移情”的过程投射于财产之上,通过“共感”与“象征”,达到法律上的公示性与可预见性。与此同时,象征亦可是相对的,其所具备的公示意义与特定的传统、地域、文化以及习惯等因素相关,因为这些因素都与特定的情感生成相关。特别注意到,具体文化语境中的民间习惯往往形成人的情感,进而成为可以获得法律上保护的人格利益。第三章主要论述财产上人格利益的识别与类型重构,在检视立法与司法对于具有人格利益财产的规制与适用之基础上,提出如何进行体系化的类型研究。财产上人格利益保护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去识别这些财产上的人格利益。现行各国立法对财产上人格利益的救济有概括规定、明确规定以及原则性不保护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在没有现行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被统一纳入一般性规定予以救济;第二种是有明确的规范,但却无识别之标准的情形下,秉承限缩适用的态度进行裁判;第三种是原则性对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不予认可,个案中确有保护之需要,在现有法律框架语境中,通过司法的能动性进行解释与扩张。上述不同的立法模式带来了司法实践中的差异性,但整体而言裁判中对既有规范的适用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对财产上人格利益的识别相对泛化,识别规则亦不成体系。基于前述财产上“情感”投射的论证基础进行分类,本文根据每种类型情感生成原因的差异,分别提出识别标准。将附着于财产上的情感分为三类:第一类,人的“自我情感”,这里主要是指人之为人,对其自身的关爱、期待、欣赏和尊重;第二类,人与他者的“交互情感”,这里主要指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也有人与动物之间的情感;第三类,社会传统习惯形成的“共通情感”,主要指家庭、社会伦理、地方传统习惯等因素形成的情感。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做的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之分类研究,并不能将其类型穷尽并绝对化,同时也并不是所列类型中所有的财产都必然具有人格利益。对于这些类型的具体研究,本文后序章节中分别予以论述。第四章论证基于“自我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人源于自我的情感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之为人对自己的尊重,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具有纪念意义的特殊经历之记忆。这两种不同的人格利益附着的物质载体亦有迥然差别。以人格利益所附的物质载体是否来源于人身为标准,前者所附着的物质载体来源于人之身体,后者则来源于人身之外的事物。就前者而言,主要体现为人的体外胚胎、离体器官、人体组织中的基因物质等。以“财产权的二元性”来理解这类特殊财产,“介于人与物之间的过渡存在”的问题就可以得到解答。将来源于人身的财产置入客体的财产权范畴中,承认这类物质载体上的人格利益,根据不同的情况区分人格利益比例的大小,其可处分性也不相同。就人身之外的财产而言,附着的人格利益大小与经济价值高低没有必然联系,但该类财产上承载了重大的情感利益,需要在司法实践中结合个案具体情况,综合考量多重因素,对财产上的人格利益进行识别。第五章论证基于“交互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在人与外界交流的情感类型中,一方面某些财产可以直接体现为“他者”留下的物品,对于主体自我而言是一种记忆或者怀念;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他者的参与才使这一情感及其载体有价值,生成了相应的人格利益。在人与他者的情感类型中,本章以主客体的界分为标准,将与权利人产生“交互情感”的对象分为人与宠物。就具有特定纪念意义的物品而言,这类附着“交互情感”投射的特定物品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因侵权行为而永久性灭失或者毁损,权利人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同时,需要考虑的是,亲友赠送的具有纪念意义的礼物与亲友之遗物亦存在较大差别。就前者而言,亲友尚在世,对于受到侵犯所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应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就遗物而言,亲友已然离世后留下的具有纪念意义之物品,成为权利人对亲友情感投射的唯一寄托,不具有可替代性,没有弥补之可能。就动物而言,动物亦具有生命意识,人在与动物长期生活互动中产生陪伴与亲情,这种现象在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只是识别这类人格利益需要相对严格的标准。第六章论证基于“社会共通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这类情感往往与特定的身份关系相关,在不同的社会传统中往往具有类似的体现,因此称为“共通情感”。社会共通情感与个人情感之交叉与重合,表明了个人所生之自我情感抑或与他者交互之情感可能在法律秩序的上升与法权模型的塑造过程中,获得普遍认可,成为共通的社会情感而受到保护。故在特定财产上所获得之人格利益保护,完全可能并非基于民法上“所有权”之支配而获得,而这种权利可能基于一种约定俗成,或者说“社会共同感”而获得。同时,“社会共通情感”与第五章论述的“交互情感”亦有交叉,因为在社会中来考虑此问题,自然必须有“他者”的存在,否则就只有“主体的我”,但是不一样之处在于,“交互情感”中的“他者”往往是“特定的”,而且这种“特定的”他者与“我”本人发生了关联,这是保护的前提;而“社会共通情感”的“他者”往往是“非特定的”。这种社会产生的情感也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表达与规制,内涵与外延各不相同,更有可能随着社会的变迁,一些社会所产生的情感有所变化或差异。在此基础上,本文以身份关系的不同,将该情感类型划分为两种,第一类为基于近亲属身份关系产生的情感,这类情感所生之人格利益一般附着于遗体（尸体）、遗骨、墓地等财产之上;第二类为基于宗族身份关系产生的情感,这类情感所生之人格利益一般附着于宗祠、宗谱、祖先画像等财产之上。第七章阐述了财产上的人格利益之损害救济。本章提出将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整体纳入侵权法范畴予以保护,通过人格权侵权的规范吸附其财产属性,在侵权法中设立一个独立的请求权规范对具有人格利益的财产予以保护。同时,本文强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是侵权人具有故意的主观心态。对实践中的案件进行类型化研究的目的在于,一方面探讨人格利益生成的基础,同时,也对目前可能涉及到的情形进行了概括,总结归纳出识别财产上人格利益的考量因素,形成一个类型化的裁判标准,为司法实践提供指导。当纳入类型化的“财产”出现时,实际上降低了对可预见性规则的运用。在举证责任方面,被侵权人对被毁损之财产上是否具有人格利益的证明责任较轻,侵权人进行抗辩或否认的举证责任则偏重。对财产上的人格利益进行类型化研究,能够在识别财产上之人格利益问题上、举证责任分配问题上、责任适用标准问题上,为司法实践,也为行为人提供相对的可预见性标准,以防“精神损害赔偿”在相应领域的滥用;同时也对这种可预见性标准设置了一定的限制——如违背公俗良俗之行为不能使侵权人受可预见性标准之保护。
孙松[9]（2019）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文中认为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作为连接着作权人与使用者的许可桥梁,既是实现着作权大规模许可的良好设计,也是促进作品广泛传播的重要前提。然而,上述许可功能和价值的良好发挥,不仅得益于着作权人的私人自治,而且依赖于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有效实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在发挥上述制度功能的同时,存在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天然倾向。实际上,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集体管理组织就存在着索取高额许可费、拒绝许可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表现。此外,由于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支持和政策驱动的结果。这种过度“行政化”的路径依赖,非但无法充分发挥出有效规范集体管理行为的重要职能,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支配地位。对此,实现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是解决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上述问题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厘清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实现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本土化完善,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对此,本文除导论和结语外,关于上述问题的具体分析和论证,共分为六章的主要内容。第一章是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基本问题概述。第一,在集体管理行为的基本概念上,集体管理行为具有“集中化”、“标准化”和“意定化”的内涵特征;其不宜被定位为信托性质的法律行为,而应被解释为法定意义上的特殊委托行为。此外,一方面,集体管理行为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和激励价值,而且存在着差异性较大的社会文化功能;另一方面,集体管理行为既不同于直接许可行为,也不同于相应的代理维权行为。第二,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运作机制方面,集体管理行为的应然价值取向,应以权利人的利益为本位。着作权人的信任程度、商业模式的发展因素和技术的变革因素,也会影响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有效运作。第三,在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依据方面,着作权法与反垄断法的实施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理念共性。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所具有的市场支配力,既来源于着作权权利本身的法定垄断属性,也产生于集体管理行为的特定许可机制。当然,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一系列权利滥用行为,也有着影响着作权许可交易,以及破坏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的危害结果。第二章分别从法哲学、民法学、经济学、公共政策学和着作权法的多元视角,具体考察和分析了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基础。第一,在法哲学的视角下,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规制,不仅符合分配正义的基本蕴意,而且符合矫正正义的具体要求。第二,在民法学的语境下,一方面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并不是对私人自治原则的违反,而是旨在更好地维护权利人的合法利益,以及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另一方面,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上的规制,不仅符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应有之义,而且契合着作权法和市场竞争法的立法宗旨。第三,在经济学的语境下,对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符合抑制集体管理组织所具有的机会主义的需要。第四,在公共政策学的语境下,对集体管理行为所采取的法律规制措施,需要遵循“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基本理念,来共同促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有效运行。第五,在着作权法的内部视角下,实现着作权人、使用者和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需要在制度安排上对集体管理行为予以有效的法律规制。第三章是对英国、美国、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样本考察和比较分析。第一,英国的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取的是竞争化的组织模式,且并不限制集体管理组织的具体类型。在英国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着作权法庭的明确设立,是其制度安排上的主要特色。当然,英国对于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也带有执行欧盟相关法律制度的一般特征。第二,美国在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基本定位上,采取“自由竞争”的组织模式和“相对开放”的组织类型。具体到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一方面美国所采取的“和解协议”,能够根据技术和市场的不断发展,有效回应和调和不同产业主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美国所采取的反垄断法规制的司法适用,也在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和解协议”所存在的规制不足,以及进一步完善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司法保护。第三,德国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模式选择,经历了由“自由竞争”到“法定垄断”,再到“事实性垄断”的发展演变。德国不仅具有颇具特色的分层授权机制,而且确立了仲裁委员会的争议解决机制。此外,德国还具有相对完善的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的专门规制路径,以及欧盟层面操作性较好的竞争法规制路径。第四,日本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组织模式上,实现了由垄断模式向竞争模式的有效转变。一方面,日本文化厅所实施的专门行政监督的规制方式,与公平交易委员会所实施的准司法行政的规制方式,有着相互配合、相互补充的制度优势;另一方面,日本法院对于集体管理行为排除竞争的反垄断法规制,既具有明确的司法态度,也正在表现出规制力度不断加强的发展态势。第五,我国台湾地区采取适度调节的竞争模式和费率调解的争议解决机制。此外,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其所采取的着作权法和竞争法规制的双重路径,发挥出了规范合理、衔接有效的良好规制效果。第四章是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现状考察。首先,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不仅具有法定式垄断、非营利性,以及行政化色彩较为浓厚的具体特点,而且在集体管理行为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层面,也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性。其次,在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进路分析上,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不仅具有制度规范上的法定垄断地位,而且拥有市场竞争层面的优势性市场支配地位。此外,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所规定的行政救济路径,难以真正有效地发挥出相应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而我国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规制方面的实施路径,也缺乏一定的可操作性。最后,在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方面,我国存在着价值认知不当、法律依据不明、实施路径不畅和配套机制不足的问题。第五章是关于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路径选择。第一,就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前路径而言,垄断式的组织模式是一种不可取的模式方案,而“限制竞争式”的组织模式则是一种对“垄断模式”的本质依赖和简单变形,因此应该采取竞争式的组织模式。其次,不宜将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限定为“非营利性”的组织类型,而应采取更加多元化、竞争化的组织类型设置。第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中路径而言,通过对着作权费率法庭、仲裁委员会和调解委员会三种不同模式的利弊分析,可以得出使用费仲裁机构的解决方案具有相对的优越性。第三,就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后路径而言,相对于“以行政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以司法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更加具有一定的制度合理性。第六章是对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体系完善。首先,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制度模式方面,我国不仅应该采取“有效竞争”的组织模式和相对自由的组织类型,而且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着作权许可方式,以及进一步强化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定义务。其次,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组织结构方面,一是需要进一步优化我国集体管理组织的内部机构,如建立相应的监督委员会;二是应尽快确立着作权使用费仲裁委员会的争议解决机制;三是应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主体的职能衔接。最后,在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路径方面,一是需要遵循反垄断豁免、同等对待、竞争保护和分类适用的实施原则;二是应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专门实施路径,弱化对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行政干预,强化对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垄断监督,并进一步优化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救济途径;三是应进一步完善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反垄断实施路径。一方面,需要充分加强反垄断执法机关在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公共实施层面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需要充分发挥集体管理行为反垄断私人实施层面的路径优势。首先,在适用范围上,需要明确将“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反垄断规制情形,列为特定的规制情形;其次,在适用类型上,需要采取“列举+兜底”式的规范方式,来具体规定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滥用的行为表现;最后,在判断标准上,需要合理区分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本身所具有的“权利垄断”效应与“市场垄断”效应的不同之处,进而结合“可替代性许可方式”“市场准入难度”“不同使用人许可费的对比情况”,以及“许可费定价与着作权人报酬的比例”等判定因素,综合运用经济分析和法学分析的判定方法,来具体判定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是否构成反垄断意义上的权利滥用行为。
冯思雨[10]（2019）在《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技术革新使得版权保护愈加重要,不可否认的是,作为专为降低权利人和使用者因传统“一对一”许可所带来的高额交易成本而生的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在展现版权保护集体力量和促进版权市场有序运行方面,拥有巨大且独特的优势。遗憾的是,在2001年新《着作权法》修订之前,我国并未对着作权制定法进行认定,相应地,集体管理制度起步晚发展缓慢,再加上,社会环境和技术条件变迁导致作品呈现形式数字化、传播方式多样化、传播效率高效化,这些改变对该制度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也致使我国制度本身存在的局限性越来越突出。相对应地,诞生于欧盟的集体管理制度至今已历经百余年探索运营,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致使欧盟在诸如私人复制制度、延续权制度以及延伸集体管理制度等方面建立了卓有成效的制度架构,进而能从真正实现作品价值层面建立集体许可。基于此,对我国和欧盟集体管理制度进行系统对比研究,研究双方准入机制、运作机制、监督机制的共性与差异,以期改善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的路径选择。具体来讲,本文涵盖绪论在内分为六章,主要结构框架如下:第一章为绪论。该部分论述了本选题的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并对国内外学术界在相关方面所作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进而论述本文的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最后点明了本文的创新之处。第二章论述中欧集体管理制度概念、概况及立法现状。该部分是文章的理论基础,不仅阐述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的立法渊源和组织运作现状,同时考察了欧盟与该制度相关的法律体系、立法背景及立法改革。第三章为中欧集体管理准入机制比较。本部分主要比较了中欧集体管理组织准入机制、会员权利人、非会员权利人准入退出机制三个层面的差异,从而分析我国在集体管理准入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四章为中欧集体管理运作机制比较。以着作权集体管理运作机制中最重要的版权授权许可、版税收取分配及争议解决机制三个功能为论述角度,进而说明我国在集体管理运作机制方面存在诸如使用费不明确、缺少争议解决机制等的不足。第五章阐述中欧集体管理监督机制比较。分别从内部监督机制和外部监督机制两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对比我国在集体管理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第六章介绍改善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的发展路径。该部分是在前述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所得到的结论,针对我国在着作权集体管理准入、运作和监督机制方面存在的不足,本章提出分别从制度、经济和技术的角度改进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的不足。
二、遗憾的缺位——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遗憾的缺位——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论文提纲范文）
（1）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意义 |
| 二、本文创新 |
| 三、国内外研究状况综述 |
| 第一章 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概述 |
| 一、权利客体:录音制品 |
| 二、权利主体:录音制作者 |
| (一)作为音乐产业中的传播者 |
| (二)作为法律体系中的传播者 |
| 三、权利内容:录音制作者权 |
| (一)我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 |
| (二)他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 |
| 第二章 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变迁:沿着音乐产业演进脉络 |
| 一、活页乐谱时代 |
| 二、实体唱片时代 |
| 三、无线广播时代 |
| 四、数字音乐时代 |
| 第三章 我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缺陷 |
| 一、权利客体模糊不明确 |
| (一)与音乐作品之间 |
| (二)与演绎作品之间 |
| (三)与合作作品之间 |
| (四)与不具有独创性的录音制品之间 |
| 二、权利主体守旧不变通 |
| (一)从法人向自然人的扩张 |
| (二)与表演者之间的重叠 |
| 三、权利内容无序不系统 |
| (一)旧产业主体的权利失效 |
| (二)新旧产业主体的权利冲突 |
| 第四章 我国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的完善 |
| 一、界明行为性质,构造权利客体 |
| (一)录音制品的内容——音 |
| (二)录音制品的形式——录制品 |
| 二、紧跟产业发展,定位权利主体 |
| 三、针砭制度利弊,增减权利内容 |
| (一)限制复制权 |
| (二)合并出租权 |
| (三)增加二次使用获酬权 |
| (四)增加表明身份权 |
| 四、健全许可模式,完善集体管理 |
| (一)健全音乐着作权许可模式 |
| (二)完善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2）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三、小结 |
| 第三节 内容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学术创新与不足 |
| 一、学术创新 |
| 二、学术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概述 |
| 第一节 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溯源 |
| 一、民法领域:默示行为 |
| 二、合同法领域:默示条款 |
| 三、知识产权法领域:默示许可 |
| 四、着作权法领域:数字环境下默示许可对合同关系的超越 |
| 第二节 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法律内涵 |
| 一、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基本含义 |
| 二、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基本特征 |
| 三、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性质 |
| 第三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与相关制度辨析 |
| 一、数字环境下默示许可与法定许可:功能适用与价值对比 |
| 二、数字环境下默示许可与合理使用:制度之困与破解之道 |
| 三、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与专利当然许可:功能阐释与关系分析 |
| 第四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所面临的新形势 |
| 一、数字环境下着作权许可困境 |
| 二、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现实需求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正当性分析 |
| 第一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法理基础 |
| 一、信息自由:默示许可的权利体现 |
| 二、意思表示:默示许可的理论起点 |
| 三、信赖保护:默示许可的价值追求 |
| 第二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经济分析 |
| 一、激励机制:作品创造与公众接触的经济驱动体现 |
| 二、交易成本理论:“选择—退出”机制契合经济学效率要求 |
| 三、长尾学说:数字产业变化语境下的授权模式改革 |
| 第三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利益平衡解释 |
| 一、着作权法利益平衡机制解析:私权保护与公共利益维护 |
| 二、数字环境下着作权正当性危机与默示许可:消弭与契合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域外考察 |
| 第一节 英美法系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发展演进——以美国为例 |
| 一、美国传统环境下的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 |
| 二、美国数字环境下的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 |
| 第二节 大陆法系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一、德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二、日本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发展演进 |
| 三、其他国家(地区)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发展演进 |
| 第三节 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比较 |
| 一、两大法系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分野 |
| 二、两大法系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契合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数字环境下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现状检视 |
| 第一节 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立法现状 |
| 一、《着作权法》中的“默示许可”条款 |
| 二、《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中的着作权默示许可 |
| 第二节 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司法实践发展 |
| 一、雏形准备期——以关东升诉道琼斯公司案为例证 |
| 二、制度起步期——以三面向公司诉金农公司案为例证 |
| 三、发展突破期——以北大方正诉广州宝洁案为例证 |
| 四、范围扩张期——以特殊领域着作权系列侵权纠纷案为例证 |
| 第三节 我国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不足 |
| 一、宏观层面:立法宗旨与发展方向相对模糊,缺乏逻辑科学的制度体系 |
| 二、中观层面: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所涵盖领域不尽合理 |
| 三、微观层面:认定标准不够明确,保障机制有待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数字环境下我国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应然安排 |
| 第一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建基础 |
| 一、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本土化架构设计 |
| 二、坚持以利益平衡原则为统领 |
| 三、厘清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法律定位 |
| 第二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具体设计 |
| 一、明确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构成要件 |
| 二、界定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具体范围 |
| 三、构建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的配套措施 |
| 第三节 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立法修改建议 |
| 一、《着作权法》中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
| 二、《着作权法实施条例》中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
| 三、《信息网络传播权实施条例》中相关条款的修改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3）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团体法时代的崛起 |
| 二、社员权价值的凸显 |
| 三、社员权研究的现状及影响因素 |
| 四、本文研究的缘起与体系安排 |
| 五、本文的研究方法和创新观点 |
| 第一章 社员权范畴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概念 |
| 一、相关概念的含义 |
| 二、社员权的界定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属性 |
| 一、社员权的特征 |
| 二、社员权的分类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意义 |
| 一、社员权在私法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
| 二、社员权在经济社会中的作用发挥 |
| 第四节 “社员权”抑或“成员权”? |
| 一、社员权与成员权的提法使用沿革 |
| 二、主张使用成员权替代社员权的观点及理由 |
| 三、对上述观点及理由的评析 |
| 四、小结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社员权演变论 |
| 第一节 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一般规律 |
| 一、私法权利发展演变的考察 |
| 二、私法权利发展演变规律的现象描述 |
| 第二节 罗马法时代的“社员权” |
| 一、个人主义本位的罗马法 |
| 二、团体的法律地位 |
| 第三节 日耳曼法时代的社员权 |
| 一、团体主义本位的日耳曼法 |
| 二、团体人格与成员人格的独立及分离 |
| 第四节 近代以降两大法系上的社员权 |
| 一、大陆法系上的社员权发展 |
| 二、英美法系上的社员权发展 |
| 第五节 我国法律上的社员权 |
| 一、社员权在我国的发展历程 |
| 二、现行法律体系中的社员权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社员权类型论 |
| 第一节 类型论的价值与社员权的体系 |
| 一、类型论的价值 |
| 二、社员权的体系 |
| 第二节 公司股东权 |
| 一、股东权的法律属性 |
| 二、股东权的内容考察 |
| 第三节 业主成员权 |
| 一、业主成员权的法律属性 |
| 二、业主成员权的内容考察 |
| 第四节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
| 一、成员权的法律属性 |
| 二、成员权的内容考察 |
| 第五节 城镇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的社员权 |
| 一、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的社员权 |
| 二、信用合作社中的社员权 |
| 三、股份合作制企业中的社员权 |
| 四、民间标会中的会员权 |
| 第六节 其他团体法人中的社员权 |
| 一、市场中介组织中的社员权 |
| 二、志愿者的权利 |
| 三、消费者权利算不算社员权? |
| 四、各种俱乐部、会员组织中的会员权 |
| 五、具有一定公法色彩的团体组织中的社员权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社员权本质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学说与性质论争 |
| 一、社员权相关学说 |
| 二、社员权性质论争 |
| 第二节 社员权是基本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私法权利 |
| 二、社员权是私法上的基本权利 |
| 三、社员权是新兴独立的私法权利 |
| 四、社员权是平等性质的私法权利 |
| 第三节 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团体法上的权利 |
| 二、社员权是法定与约定权利兼容的私法权利 |
| 三、社员权是集合性质的私法权利 |
| 四、社员权是相对性与绝对性兼备的私法权利 |
| 第四节 社员权是具有浓厚程序性因素的私法权利 |
| 一、社员权是程序权与实体权兼容的私法权利 |
| 二、社员权是具有自我保护和自我救济的私法权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社员权构成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传统分类理论的不足与突破 |
| 一、权利、权能、权限还是权益? |
| 二、社员权自益权与共益权二分法检讨 |
| 三、社员人身权、社员财产权与社员程序权三分法的提出 |
| 第二节 社员人身权 |
| 一、社员人身权的表现 |
| 二、社员人身权的属性 |
| 第三节 社员财产权 |
| 一、社员财产权的表现 |
| 二、社员财产权的属性 |
| 第四节 社员程序权 |
| 一、社员程序权的表现 |
| 二、社员程序权的属性 |
| 第五节 社员的义务 |
| 一、社员义务的类型 |
| 二、社员义务与社员权利的关系 |
| 第六节 特殊社员的权利义务 |
| 一、特殊社员的类型 |
| 二、特殊社员的权利 |
| 三、特殊社员的义务 |
| 第七节 社员权与传统民事权利的比较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业主成员权的内容 |
| 第六章 社员权变动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产生 |
| 一、团体法人的成立 |
| 二、社员权的产生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取得 |
| 一、社员资格的认定 |
| 二、社员权的取得方式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处分 |
| 一、社员权的转让 |
| 二、社员权的质押 |
| 三、社员权的抛弃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丧失 |
| 一、社员权丧失的情形 |
| 二、社员权丧失的法律效果 |
| 本章小结 |
| 附录1 :团体法构造下的现代业主小区治理 |
| 附录2 :从李国庆“夺权”事件看夫妻股的法律属性 |
| 第七章 社员权实现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的行使 |
| 一、个体行为与团体效果 |
| 二、社员权的行使类型 |
| 三、社员权的行使方式 |
| 四、社员权的行使限制 |
| 第二节 社员权的法律效力 |
| 一、社员权独立行使的效力 |
| 二、决议行为的效力判断 |
| 三、社员权的限度与社团罚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侵害 |
| 一、侵害社员权行为的定性 |
| 二、侵害社员权的行为类型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保护 |
| 一、侵权责任法上的保护 |
| 二、团体法上的保护 |
| 三、社员权的自我保护 |
| 第五节 社员权司法的实证考察 |
| 一、社员权司法的现状描述 |
| 二、社员权司法的难点梳理 |
| 三、社员权司法的改进建议 |
| 本章小结 |
| 第八章 社员权立法论 |
| 第一节 社员权立法的国内外考察 |
| 一、国外社员权立法的概况 |
| 二、我国社员权立法的百年检讨 |
| 三、对比和启示 |
| 第二节 民法典编纂与社员权立法 |
| 一、21世纪民法典应当具备的品格 |
| 二、社员权入典的必要性、可行性分析 |
| 第三节 社员权的立法内容完善 |
| 一、民法典学者建议稿评析 |
| 二、民法典草案评析 |
| 三、本文的观点与主张 |
| 第四节 社员权的立法体系安排 |
| 一、社员权的立法模式 |
| 二、社员权的立法体系安排与条文设计 |
| 本章小结 |
| 附录 :民法典总则编宜明确规定社员权 |
| 结论与建议 |
| 一、统一概念 |
| 二、确立性质 |
| 三、赋予地位 |
| 四、加强保护 |
| 五、加快立法 |
| 六、推进司法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4）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问题的提出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本文研究的主要内容、目标及方法 |
| 1.3.1 研究的主要内容 |
| 1.3.2 研究目标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 |
| 第2章 同人作品概论 |
| 2.1 同人作品基本理论 |
| 2.1.1 着作权法中作品的含义 |
| 2.1.2 同人作品的含义 |
| 2.2 同人作品的特征 |
| 2.3 同人作品的类型划分 |
| 2.3.1 依据创作形式划分同人作品 |
| 2.3.2 依据创作内容划分同人作品 |
| 2.4 同人作品相关概念辨析 |
| 2.4.1 同人作品与原创作品 |
| 2.4.2 同人作品与抄袭作品 |
| 2.4.3 同人作品与戏仿作品 |
| 2.4.4 同人作品与演绎作品 |
| 第3章 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必要性分析 |
| 3.1 同人作品着作权应受着作权法保护 |
| 3.1.1 同人作品符合着作权立法目的 |
| 3.1.2 同人作品具备着作权法上作品认定要件 |
| 3.2 同人作品具有受着作权法保护的价值 |
| 3.2.1 同人作品具有人权价值 |
| 3.2.2 同人作品具有经济价值 |
| 3.2.3 同人作品具有文化价值 |
| 第4章 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存在问题 |
| 4.1 同人作品法律地位不明 |
| 4.2 合理使用制度适用范围局限 |
| 4.3 同人作品着作权的权利保护障碍 |
| 4.4 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监管平台的缺失 |
| 4.5 同人作品着作权人缺乏法律保护意识 |
| 第5章 域外及我国台湾地区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经验 |
| 5.1 美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经验 |
| 5.2 日本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经验 |
| 5.3 德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经验 |
| 5.4 台湾地区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经验 |
| 5.5 启示 |
| 第6章 完善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的建议 |
| 6.1 在着作权法中明确同人作品的法律地位 |
| 6.2 完善合理使用制度以保护同人作品着作权 |
| 6.3 利用知识共享协议解决同人作品着作权冲突 |
| 6.4 推动同人作品着作权保护监管平台的建设 |
| 6.5 树立同人作者的着作权法律保护意识 |
| 结论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概述 |
| (一)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概念及性质 |
| (二)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价值分析 |
| (三)不同技术条件下的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 |
| 二、网络环境下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相关规定及其存在问题 |
| (一)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相关规定 |
| (二)网络环境下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存在问题分析 |
| 三、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域外探析 |
| (一)国际条约的相关规定 |
| (二)代表性国家法律规定 |
| 四、网络环境下完善我国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的建议 |
| (一)调整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 |
| (二)适当引入自愿集体许可机制 |
| (三)将临时复制纳入复制权范围 |
| (四)合理限制着作权人对作品的技术控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6）论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效率原则（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论文选题的理由 |
| (一)现有着作财产权配置原则凸显缺陷 |
| (二)新技术条件下着作权制度目标彰显不足 |
| 二、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其评价 |
| (一)国内外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 |
| (二)对国内外研究的评价 |
| 三、本文的主要观点及可能的创新之处 |
| 四、本文采取的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的结构与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法经济学基础 |
| 第一节 权利配置的法经济学界定 |
| 一、权利配置的概念 |
| 二、权利配置的功能 |
| 三、权利配置的主体与方式 |
| 第二节 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法经济学依据 |
| 一、着作权客体的产品属性 |
| 二、着作财产权配置的经济意蕴 |
| 三、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效益之维 |
| 第三节 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法经济学工具 |
| 一、最大化与均衡 |
| 二、交易成本 |
| 小结 |
| 第二章 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基本界定 |
| 第一节 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理论阐释 |
| 一、配置效率的一般分析 |
| 二、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解析 |
| 三、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与着作权制度目标 |
| 第二节 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与自然权利论 |
| 一、着作财产权配置的自然权利论及其不足 |
| 二、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对自然权利论的修正 |
| 第三节 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与功利主义论 |
| 一、着作财产权配置的功利性原则及其不足 |
| 二、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对功利主义论的修正 |
| 小结 |
| 第三章 着作财产权的静态配置效率 |
| 第一节 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及其效率标准 |
| 一、静态配置的特征与类型 |
| 二、静态配置收益所投入的资源 |
| 三、静态配置的效率标准取决于作品产出与资源投入构成 |
| 第二节 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 |
| 一、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方式 |
| 二、创作者与社会公众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效率分析 |
| 第三节 创作者与投资者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 |
| 一、创作者与制片者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 |
| 二、创作者与雇佣者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 |
| 三、创作者与委托者之间的着作财产权静态配置 |
| 小结 |
| 第四章 着作财产权的动态配置效率 |
| 第一节 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方式与效率标准 |
| 一、交易是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的主要方式 |
| 二、动态配置效率标准取决于着作财产权交易成本 |
| 第二节 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之自愿交易 |
| 一、着作财产权自愿交易的市场原则 |
| 二、着作财产权自愿交易的着作权集体管理 |
| 第三节 着作财产权动态配置之非自愿交易 |
| 一、着作财产权非自愿交易源于市场失灵 |
| 二、着作财产权非自愿交易的效率分析 |
| 小结 |
| 第五章 新技术条件下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的适用 |
| 第一节 新利用行为的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分析 |
| 一、对新型传播行为赋权符合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 |
| 二、对作品接触行为赋权不符合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原则 |
| 第二节 新交易方式的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分析 |
| 一、作品大规模交易与选择退出 |
| 二、用户创造内容与变现规则 |
| 第三节 新商业模式的着作财产权配置效率分析 |
| 一、私立着作财产权配置规则的效率分析 |
| 二、新授权规则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效率分析 |
| 小结 |
| 第六章 效率原则下着作财产权配置制度的完善 |
| 第一节 着作财产权体系的完善 |
| 一、着作财产权体系完善应坚持的原则 |
| 二、着作财产权体系的完善模式与核心体系 |
| 三、着作财产权体系的规范结构 |
| 第二节 着作财产权主体制度的完善 |
| 一、着作财产权归属主体的多元性 |
| 二、资本资源介入下着作权主体制度的完善 |
| 第三节 与着作财产权配置相关制度的完善 |
| 一、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及其限制 |
| 二、着作财产权登记制度的重塑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读博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7）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问题治理出路——兼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论文提纲范文）
| 引言 |
| 一、集体管理组织垄断问题现状探析 |
| （一）一揽子许可合同 |
| （二）高昂管理使用费 |
| （三）限制和歧视会员 |
| 1. 限制着作权人进入和退出 |
| 2. 对会员差别对待 |
| 二、集体管理组织垄断行为的成因分析 |
| （一）集体管理组织垄断定价权 |
| （二）行政监督管理的缺失 |
| （三）立法、司法层面无法予以有效救济 |
| 1. 立法层面 |
| 2. 司法层面 |
| 三、反垄断立法现状及其不足之处 |
| （一）着作权法律法规专门性监督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着作权法》（以下简称《着作权法》） |
| 2.《着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 |
| （二）反垄断法一般性控制 |
| 1.《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 |
| 2.《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征求意见稿）》） |
| 四、集体管理组织垄断问题规制的完善 |
| （一）集体管理组织的功能定位 |
| 1. 经济效益功能 |
| 2. 社会公共利益优化功能 |
| （二）进一步细化集体管理组织的义务与责任 |
| 1. 义务层面 |
| 2. 责任层面 |
| （三）完善行政监管制度及法律权利救济 |
| 1. 明确监管机关职责 |
| 2. 限制定价权 |
| 3. 取消独占使用许可性规定 |
| 4. 配套仲裁和司法救济 |
（8）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私法保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第一章 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理论概述 |
| 第一节 人格与财产的历史考察 |
| 一、财产的“祛身份性” |
| 二、财产的“祛人格性” |
| 第二节 法权模型中人格权与财产权的分离 |
| 一、主体哲学思维下“人格权”与“财产权”的二元划分 |
| 二、对人格权与财产权关系之反思 |
| 三、现代语境下财产权的重新界定 |
| 第三节 人格权益与财产权益双向扩张的解释 |
| 一、人身权益与财产权益的过渡形态 |
| 二、财产中蕴含人格利益的解释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生成 |
| 第一节 裁判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与人格利益保护 |
| 一、英美法裁判中精神损害赔偿适用的历史勾勒 |
| 二、德国法上非财产损害赔偿制度的演进 |
| 三、小结 |
| 第二节 财产上的人格利益本质性探讨 |
| 一、权利能力与人格的关联 |
| 二、“精神”与人格的趋同 |
| 三、情感：人格与外界的连接方式 |
| 四、民法中意欲保护之“情感” |
| 第三节 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生成路径与法律表达 |
| 一、拟人与移情的功能 |
| 二、财产上人格利益的法律表达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财产上人格利益的识别与类型重构 |
| 第一节 立法规制中财产上人格利益的保护与启示 |
| 一、各国财产上人格利益保护的立法状况 |
| 二、比较法视域下的分析启示：识别的泛化 |
| 第二节 司法裁判中的解释路径分析 |
| 一、司法裁判中的解释路径 |
| 二、司法裁判解释路径的局限：识别的体系化缺失 |
| 第三节 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类型化研究 |
| 一、财产上人格利益类型划分之考量因素 |
| 二、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类型划分：以情感为基础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类型一：基于“自我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第一节 与自我人身相关的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一、人的体外胚胎 |
| 二、离体器官、人体组织中的基因物质 |
| 第二节 自我人身以外的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一、具有纪念意义的图像 |
| 二、具有人生纪念意义的仪式 |
| 三、荣誉标志物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类型二：基于“交互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第一节 基于自我与他人的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一、自我与他者关系中具有纪念意义的物品 |
| 二、记录他人形象的图像 |
| 第二节 宠物之上所附人格利益 |
| 一、动物权利论之反思 |
| 二、对动物所附情感的保护路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类型三：基于“社会共通情感”所生财产上之人格利益 |
| 第一节 财产上之近亲属身份关系所生人格利益 |
| 一、遗体(尸体)、遗骨 |
| 二、墓地 |
| 第二节 财产上之宗族身份关系所生人格利益 |
| 一、祖先遗像 |
| 二、宗祠 |
| 三、宗谱 |
|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财产上人格利益损害救济的裁判反思与建构 |
| 第一节 财产上人格利益相关案件裁判路径及反思 |
| 一、裁判的四个路径及问题分析 |
| 二、现有裁判路径之反思 |
| 第二节 财产上人格利益损害救济的请求权规范重塑 |
| 一、现行请求权基础规范路径的障碍 |
| 二、财产上人格利益救济请求权规范的设置 |
| 第三节 财产上人格利益损害救济的裁判路径 |
| 一、应然的裁判步骤序列 |
| 二、新的裁判路径所克服的问题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的研究成果 |
（9）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的背景 |
| 二、选题的意义 |
| 第二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国内研究现状 |
| 二、国外研究现状 |
| 第三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方法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的主要方法 |
| 第四节 研究的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问题概述 |
| 第一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基本概念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内涵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性质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功能 |
| 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辨析 |
| 第二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运作机制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价值取向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组织类型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运作方式 |
| 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运作的影响因素 |
| 第三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问题 |
| 一、着作权法与反垄断法实施的关系考察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市场支配地位的产生原因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滥用行为的主要表现 |
| 四、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权利滥用行为的危害后果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依据 |
| 第一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法哲学基础 |
| 一、公平正义原则：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正当性 |
| 二、分配正义：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规范依据 |
| 三、矫正正义：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理由 |
| 第二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民法学支撑 |
| 一、私人自治原则与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目标 |
| 二、禁止权利滥用原则与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保障 |
| 第三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济学分析 |
| 一、“理性经济人”分析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实施 |
| 二、交易成本分析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实施 |
| 三、经济效率分析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实施 |
| 第四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公共政策学考察 |
| 一、公共政策与着作权制度 |
| 二、市场失灵与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 |
| 三、政府失灵与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限度 |
| 第五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着作权法解读 |
| 一、激励机制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 |
| 二、传播机制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 |
| 三、获取机制与集体管理行为的规制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比较法考察 |
| 第一节 英国 |
| 一、英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二、英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践样本 |
| 三、英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验总结 |
| 第二节 美国 |
| 一、美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二、美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样本 |
| 三、美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验总结 |
| 第三节 德国 |
| 一、德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二、德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践样本 |
| 三、德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验总结 |
| 第四节 日本 |
| 一、日本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二、日本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践样本 |
| 三、日本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验总结 |
| 第五节 我国台湾地区 |
| 一、我国台湾地区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背景 |
| 二、我国台湾地区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践样态 |
| 三、我国台湾地区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经验总结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现状与问题 |
| 第一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背景考察 |
| 一、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制度样态 |
| 二、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立法实践问题 |
| 三、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司法实践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进路分析 |
| 一、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现状分析 |
| 二、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基本路径 |
| 第三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问题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价值认知不当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法律依据不明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路径不畅 |
| 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配套机制不足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路径选择 |
| 第一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前路径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组织模式评析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组织类型解读 |
| 第二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中路径 |
| 一、着作权费率法庭 |
| 二、着作权使用费调解委员会 |
| 三、着作权使用费仲裁机构 |
| 第三节 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事后路径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事后规制的法律依据 |
| 二、以行政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 |
| 三、以司法规制为主导的实施方案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体系完善 |
| 第一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制度完善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组织模式优化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组织类型扩容 |
| 三、着作权许可方式的多元开放 |
| 四、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主体义务明确 |
| 第二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组织完善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内部优化 |
| 二、着作权使用费争议解决机制的具体设置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主体的职能衔接 |
| 第三节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路径完善 |
| 一、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实施原则 |
| 二、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专门实施完善 |
| 三、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规制的反垄断实施完善 |
| 本章小结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10）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本论文硏究的理论意义 |
| 1.2.2 本论文研究的实践意义 |
| 1.3 研究现状 |
| 1.3.1 国外研究现状 |
| 1.3.2 国内研究现状 |
| 1.3.3 国内外研究述评 |
| 1.4 本文创新之处 |
| 1.5 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
| 1.5.1 主要研究内容 |
| 1.5.2 研究方法 |
| 2 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概述 |
| 2.1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概述 |
| 2.1.1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立法渊源和有关概念 |
| 2.1.2 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发展概况 |
| 2.2 欧盟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概述 |
| 2.2.1 欧盟着作权集体管理立法改革背景及历程 |
| 2.2.1.1 立法改革背景 |
| 2.2.1.2 立法改革历程 |
| 2.2.2 欧盟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法律体系 |
| 2.2.2.1 国际条约 |
| 2.2.2.2 基本法律 |
| 2.2.2.3 派生法律 |
| 2.2.2.4 法院判例 |
| 2.2.2.5 成员国法律 |
| 3 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主体准入机制比较 |
| 3.1 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准入机制比较 |
| 3.1.1 我国组织登记、注册、审批的“高门槛准入”设立模式 |
| 3.1.2 欧盟引入竞争机制、加强权利人自主选择权 |
| 3.2 中欧权利人准入机制比较 |
| 3.2.1 中欧会员权利人准入机制比较 |
| 3.2.1.1 我国会员权利人准入退出规则 |
| 3.2.1.2 欧盟会员权利人准入退出规则 |
| 3.2.2 中欧非会员权利人准入退出机制比较 |
| 3.2.2.1 我国针对非会员权利人的延伸性集体管理提议 |
| 3.2.2.2 欧盟针对非会员权利人的强制性集体管理制度 |
| 3.3 本章小结及我国的不足之处 |
| 3.3.1 因立法设定导致组织许可效率低下 |
| 3.3.2 因追求利益导致组织广泛代表性不足 |
| 3.3.3 因制度分歧导致组织市场支配力加剧 |
| 4 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运作机制比较 |
| 4.1 中欧作品授权许可模式比较 |
| 4.1.1 中欧作品一般授权许可模式比较 |
| 4.1.1.1 我国以专有许可为主的单一授权许可模式 |
| 4.1.1.2 欧盟专有、非专有许可并存的多元许可模式 |
| 4.1.2 中欧作品跨国授权许可模式比较 |
| 4.1.2.1 我国以“相互代表协议”为主的跨国许可 |
| 4.1.2.2 欧盟音乐作品线上权利改革跨国许可 |
| 4.2 中欧版税收取分配规则的比较 |
| 4.2.1 我国行政化、模糊化的版税收取分配规则 |
| 4.2.2 欧盟协商制、透明化的版税收取分配规则 |
| 4.3 中欧授权许可过程中争议解决机制的比较 |
| 4.3.1 我国以自行协商、仲裁及诉讼为主的民事争议解决机制 |
| 4.3.2 欧盟以投诉、替代及独立为层次的争议解决机制 |
| 4.4 本章小结及我国的不足之处 |
| 4.4.1 专有授权许可机制不公平 |
| 4.4.2 版税收取分配机制不完善 |
| 4.4.3 现存争议解决机制不适用 |
| 5 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监督机制比较 |
| 5.1 中欧内部监督机制的比较 |
| 5.1.1 我国集体管理制度的内部监督机制 |
| 5.1.2 欧盟集体管理制度的内部监督机制 |
| 5.2 中欧外部监督机制的比较 |
| 5.2.1 我国以监督主体、内容、方式为主的外部监督机制 |
| 5.2.2 欧盟以增强组织透明度及治理为主的外部监督机制 |
| 5.3 本章小结及我国的不足之处 |
| 5.3.1 立法上内部监督机制规则的缺失 |
| 5.3.2 实践上外部监督机制效力的匮乏 |
| 5.3.3 集体管理组织信息透明度的不足 |
| 6 完善我国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的路径选择 |
| 6.1 制度层面：规避集体管理组织的市场优势地位 |
| 6.1.1 引入市场化有限竞争机制 |
| 6.1.2 构建公开化版税协商机制 |
| 6.1.3 架构明确性内外监督机制 |
| 6.1.4 建立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
| 6.2 经济层面：平衡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及公共利益之争 |
| 6.2.1 完善集体管理组织社会保障职能 |
| 6.2.2 满足集体管理组织合理利益诉求 |
| 6.3 技术层面：健全作品查询、授权、保护系统程序 |
| 6.3.1 完善权利人及作品信息查询平台 |
| 6.3.2 建立着作权在线授权交易系统 |
| 6.3.3 创设数字作品着作权保护系统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遗憾的缺位——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法律地位（论文参考文献）
- [1]录音制作者权利体系化研究[D]. 李盟. 中国政法大学, 2021(09)
- [2]数字环境下着作权默示许可制度研究[D]. 谢晶.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0
- [3]社员权基本问题研究 ——基于团体法视角的展开[D]. 章光园.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2)
- [4]我国同人作品着作权法律保护研究[D]. 范晓帆. 西南交通大学, 2020(07)
- [5]网络环境下着作权个人使用规则研究[D]. 田秋子. 西南大学, 2020(01)
- [6]论着作财产权配置的效率原则[D]. 张俊发.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7]论着作权集体管理组织的垄断问题治理出路——兼评《关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指南（征求意见稿）》[J]. 张超. 竞争政策研究, 2020(01)
- [8]财产上人格利益的私法保护研究[D]. 庞琳. 西南政法大学, 2019(08)
- [9]着作权集体管理行为的法律规制研究[D]. 孙松.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2019(08)
- [10]中欧着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比较研究[D]. 冯思雨. 武汉大学, 201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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