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革命（论文文献综述）
蔺陆洲[1]（2020）在《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文中认为太空竞争与空间合作的关系变化和政策调整是航天外交的基本问题。本文围绕竞争与合作的主轴,建构了一种航天外交的理论框架并以商业航天为基点分析了航天外交的现实转型。在回顾航天外交相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明确了研究的核心问题、主要方法和创新点,进而界定了航天外交概念的内涵、外延和特征。通过梳理自1957年以来航天外交的发展历史和当前航天外交的发展趋势,结合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在相互依存、霸权稳定、世界体系、国家主义和依附理论的发展路径与分析范式,总结了航天外交在战略、资金和科技各方面的理论要素。基于这三个航天外交的理论要素,将航天产业的计划经济属性、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和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确立为航天外交理论的范式,以航天相对实力的变化和航天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主要逻辑,建立航天外交的理论模型,在太空竞赛和空间合作方面形成理论推论。综合运用相关性分析的定量研究方法和比较分析的定性研究方法,对理论和推论进行检验。通过理论限制性条件分析,将商业航天识别为改变航天外交理论外部环境和条件的颠覆性变量,并对航天外交理论的发展进行预测。随后,以文章建构的航天外交理论框架,针对世界航天外交总体态势、主要航天国家和国际航天组织的结构与政策,利用案例研究和博弈论进行分析,解释当前航天外交关系的状态和变化趋势。特别是基于中国的航天外交实践的总结,在大国博弈、多边主导和应用推广方面进行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并提出政策建议。最终回顾和总结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并对未来的航天外交进行展望。
张纪腾[2]（2020）在《全球技术演进变局与国际安全风险评估 ——基于“智能技术”构嵌视角的分析》文中研究说明作为一项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和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人工智能的技术包容度与统摄力使其具备主导技术发展和推动社会形态转变的基本潜质,并且这一技术的应用已经对交通、医疗、教育、法律、金融、传媒等诸多社会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人工智能又被视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量,多数研究也将新一轮科技革命称为智能革命。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在为社会提供强大发展动力的同时,也对国际安全格局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本文根据国际安全的主要关注领域,将人工智能在国际安全中的应用范式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个方面。从传统安全领域出发,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军事力量与战略对抗中的威胁性使用与控制,具体又可分为在通用军事力量和非常规军事力量中的应用两方面的应用。非传统安全领域则主要关注人工智能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领域中的应用与规范。当然,国际安全本身是由诸多交叉的议题所组成,结合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特性,这就使得人工智能对于国际安全格局影响的交叉性更为凸显。尽管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基于进化赋能的实践应用,从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以及两者间的重叠领域,为国际安全提供更为有效的维护和保障机制,但同时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存在着超出预期设想的可能性。第一,从传统安全来看,本文选取了四个视角,具体为:（1）人工智能应用所导致的全域竞争存在打破战略平衡的可能;（2）人工智能应用所导致的对抗效用提升和对抗成本降低存在诱发冲突的可能;（3）人工智能应用于战略分析的“困惑”及误判存在加剧冲突的可能;（4）人工智能全球性规制的缺失存在催生一系列内生技术风险的可能。第二,从非传统安全来看,本文选取了五个视角,具体为:（1）技术发展内嵌的霸权逻辑使得发展中国家存在被技术边缘化和形成新的技术依附关系的可能;（2）科技地缘政治的强化将导致人工智能技术的国际竞争中出现更多的消极因素;（3）资本权力在人工智能时代可能得到持续扩张;（4）人工智能的应用将催生生产力增长的悖论和技术红利分配的失衡的难题;（5）人工智能还将导致数据安全、算法歧视和技术风险等威胁系数更为隐蔽的“技术恐怖”现象。据此,本文认为智能时代下,国家竞争的稳定性、社会治理的有序性与技术应用的稳定性三方面将遭受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人工智能发展所导致的力量失衡以及安全格局的转变存在加剧大国间的战略竞争、扩大全球战略失衡的风险以及催生规模更大、强度更高的对抗的可能,国际安全格局因而将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需要指出的是,目前人工智能技术所导致的安全风险已经逐步显现,而全面评估人工智能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将是解决这一技术安全悖论的关键所在。基于上述分析,以及结合当前部分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持续打压的背景,本文为中国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战略提出了三方面的建议:（1）以战略布局的持续完善与发力打破技术高墙,以技术自主性的提升来减少安全领域的外部脆弱性;（2）构建完整的风险评估机制及保障体系,规范人工智能发展的技术伦理和价值取向,从安全管理等层面来协同防范技术安全风险;（3）积极推动全球技术发展与治理框架的共建,构建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前瞻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标准规范体系,并力促国际认同技术风险的治理框架和协调一致的治理机制的形成。
徐佳利[3]（2020）在《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文中研究说明“知识分享”指国际发展参与主体用来分享、复制和推广行之有效的知识经验以促进发展的重要形式。由于全球治理效力长期不足,提高国际发展成效已成为各国广泛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发展组织,世界银行把“知识分享”列为实现其发展目标的核心战略。那么面对多元的发展路径,世界银行为什么会选择“知识分享”?主要动因在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能力,把握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发展机遇,强化自身核心竞争力,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实践,如今“知识分享”已进入国际发展舞台的“中央”,成为继经济和技术援助之后的第三大国际发展支柱。世界银行“知识分享”成果持续凸显,对于消除全球极度贫困和促进世界共同繁荣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世界银行在机制协调性、知识结构、知识供需匹配度等方面仍存在一定问题。为此,世界银行只有其不断提升机制效能、深化国际知识合作和拓展国际交流渠道,才能使“知识分享”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彭伟辉[4]（2019）在《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文中认为新技术革命爆发引起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为后发国技术赶超创造了“机会窗口”。选择正确的技术进步路径,实施科学的产业政策,是后发国把握“机会窗口”、实现技术和经济赶超的重要保证。以5G通信技术商业化运营为标志,全球进入第六次技术革命爆发阶段,面对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采取何种路径推动我国技术进步,至今学术界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坚持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认为应该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引进适宜性技术,通过“阶梯式”产业升级,推动我国技术进步;坚持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认为应该偏离要素禀赋优势,通过创新能力积累和实施选择性产业政策等措施,推动我国对先发国的技术和经济赶超。本文从世界技术革命周期与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构建了后发国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并聚焦于类似中国这种后发大国,通过理论推导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后发国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很有可能掉入“技术模仿陷阱”和“技术进步路径转型陷阱”。选择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则有利于后发国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快速吸收技术革命成果,提升产业技术水平;也有利于推动本国技术进步方式由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提高国际技术竞争力,进而实现对先发国的技术经济追赶、甚至超越。后发国沿技术追赶路径前进时,需要根据技术经济范式的阶段特征和转换要求,选择合适的技术进步方式,适当的国家干预措施有助于后发国技术进步方式由技术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本文主要创新工作如下:一是本文构建了一个后发国对先发国（发达国家）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创新性提出了后发国技术赶超路径——“嵌入式技术引进—技术模仿与渐进式创新—国家支持的选择性创新—企业自主式技术创新”,并阐述了后发国实现技术赶超需具备的主要条件。二是首次提出了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概念。“第三种机会窗口”是技术革命领导权的转换机会,产生原因是原工业革命核心国由于既有技术经济范式的“路径锁定”,导致新技术革命难以在旧技术革命核心国展开,后发国抓住该机会可能实现对旧技术革命核心国的技术超越。以2019年5G技术商业化运营为标志,全球迎来了第六次技术革命,基于后发国技术赶超的一般理论分析框架,本文认为目前正处于后发国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也是我国夺取新技术革命领导权的“百年机遇期”,瞄准引领新技术范式的核心技术领域,实施国家支持的自主创新战略,加快推动我国取得第六次技术革命领导权的步伐。三是针对后发国技术赶超的关键环节——技术进步方式由技术引进模仿向自主创新转变,构建了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动态分析了模仿技术路径和自主创新路径的演进过程,并通过实证检验证明了模型结论,发现处于赶超阶段的中国更适合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对近期学术界争论的技术进步路径和产业政策选择问题给出了一种答案。
刘思源[5]（2019）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信息和智能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越发受到学界关注。作为世界工业体系最完整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应深入探究技术革命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只有弄清技术革命影响劳动关系的机理,才能在推动科技进步的同时促进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进而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贯彻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之中。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事物发展趋势的科学判断必然要建立在对理论、历史和现实的深入研究之上。但是,目前对新技术如何影响劳动关系的研究大多没能将理论逻辑同历史脉络结合起来。在可资借鉴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中,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强调价格机制的作用,忽视劳动关系演化的社会历史因素;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关注制度因素对劳动关系的影响,对科技创新的分析不足;佩蕾丝等演化经济学家提出了分析技术、金融、制度协同演化的“技术-经济范式”（Techno-Economic Paradigms,TEP）理论,虽然技术-经济范式涵盖了部分劳动关系内涵,但技术-经济范式理论并未专门探讨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问题。鉴于上述不足,本文构建了一种技术革命（工业革命、电气革命和信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进而分析了劳动关系的演化趋势,并探讨了劳动关系的政府规制措施。本文可视为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的具体化研究:技术革命即是对生产力的具体化,劳动关系则是对生产关系的具体化。在理论研究层面,本文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对劳动关系进行了长期的结构化研究,并分析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首先,本文借鉴佩蕾丝的“技术-经济范式”理论,提出了“劳动关系范式”（Labor Relations Paradigms,LRP）的概念。劳动关系范式是在较长时期内劳资双方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共识性的行为模式,它具有促进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作用。劳动关系范式的内涵包括能够体现劳资双方雇佣关系、分配关系、管理关系的一系列范畴,如就业的稳定性、劳动收入、劳动条件、管理方式、教育和技能培训、社会福利等。每次技术革命都会催生一种劳动关系范式,并推动新、旧劳动关系范式的更迭。随着技术革命的演化,劳动关系范式会经历“探索-巩固-衰退”的生命周期,这会推动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本文结合英、美等国的历史资料,归纳了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和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并结合信息和智能技术的发展趋势对信息革命的劳动关系范式作出了展望。其次,本文探究了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演化的动力机制和一般规律。技术革命主要通过“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推动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生产关系以及劳动和机器两种要素的相对价格相应地发生变化,进而造成劳工替代机器或者机器替代劳工,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是随着技术条件的改变及其导致的经济环境变化,劳动者和雇主之间的谈判能力会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进而造成雇主或工会在集体谈判中相对占据优势、改变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关系,从而影响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是跨国公司依据技术条件以及东道国的经济环境灵活调整其产业布局,进而使东道国成为资本净流入国或资本净流出国,从而影响东道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机制。在技术革命演化的不同阶段,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会影响上述动力机制,进而推动劳动关系范式“探索-巩固-衰退”的演化过程和劳动关系“紧张-缓和-紧张”的演化过程。政府要促进劳资和谐、为长期的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就要以上述三条机制为抓手制定相关政策。在应用研究层面,本文结合上述理论框架,采用历史研究、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范式）演化历程、动力机制及政府规制效果,并结合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范式）演化机制的影响和挑战,提出了智能时代政府劳动关系调节政策的转型建议。首先,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演化带有明显的政府主导特征,这使得中国得以在技术追赶进程中维持相对和谐的劳动关系。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和“国内-国外投资”机制都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这得益于中国产业以劳动密集型为主、政府扶持工会发展、国内投资和引进外资的快速增加等。再次,中国政府促进多种所有制经济协调发展、以财政支出带动就业、扩大公共部门就业、在劳动立法和司法中保护劳工等,这些都促进了中国劳动关系（范式）的平稳发展。最后,智能技术将可能替代更多劳工、加强雇主对生产活动的控制、削弱工会力量、促进全球产业转移等,给劳动关系（范式）的转型升级带来挑战。政府应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工会发展、健全劳动法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等,进而规制劳动关系（范式）、促进劳资和谐,为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创造条件。
程文[6]（2020）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技术进步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最重要的力量之一,技术进步水平决定着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和国际竞争力。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来临,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这是党中央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出的重大战略抉择。技术进步体现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改进。技术进步应该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事实基础的存在,体现为技术人工物结构功能某一方面的效率和有效性的增强;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价值选择,即技术进步的伦理取向,体现人类的一般价值维度。技术进步是技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技术进步体现的是劳动的主、客观因素之间物质结合关系的变革。技术进步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得到体现,技术进步也可以在技术产品中得到体现,从质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从量的方面看,技术进步意味着劳动主、客观因素的结合比例以及投入产出比例的变化,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已有的技术基础、技术教育、技术人才和技术管理是影响技术进步的最主要因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技术进步的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进行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工作,并将在技术进步实践过程中的经验进行总结和提炼,用以进一步指导技术进步的相关思想。主要体现为包括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等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在内的技术进步思想,是五位党的主要领导人关于技术进步的本质和规律以及技术进步与其它科学及社会现象的关系的观点、认知的总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具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其中有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过程中的异化及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等思想为之提供坚实的基础;有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发展历程中所显示的独创性、实用性、继承性和开放性的突出特点,以及鲜明的进步思想、创新意识和超越意识,为之提供重要启发;还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展现出的重视实验和发明创造,重视基础理论研究和发展高科技,以及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的技术进步思想为之提供重要的借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技术进步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并深化的,在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了丰富的实践和理论经验,完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奠基;在新中国头27年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逐渐形成;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逐步的发展和深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表现为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创新发展。自延安时期以来,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我国的技术进步事业,总结提炼出了丰富的关于技术进步的功能、技术进步的途径、技术进步的主体以及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等方面的理论和思想,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在指导中国技术进步的事业中,各个方面的内容依据不同的时代特点和不同的具体国情而发展演进、逐步完善,体现出时代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现实性与人民性相一致、开放性与创新性相结合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技术进步事业的蓬勃发展,证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指引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各项工作的科学指南,是推动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前进、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思想力量。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为大力推进我国技术进步事业实现新跨越、再造新辉煌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以及深远的历史意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告诉我们,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在新时代我们要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技术进步命运共同体,以保证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目标的实现和保障技术进步有利于增进全人类幸福的正确方向。
朱燕[7]（2019）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文中认为国际分工是国际交换和国际贸易的基础,同时也是世界市场存在和运行的基本方式。18世纪60年代国际分工形成,随着科技革命及经济全球化发展,国际分工方式不断变化,形成由“产业间分工”向“产业内分工”再到“产品内分工”演化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外包、垂直FDI等形式将产品生产中的加工组装环节大规模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产品内国际分工发展迅速,形成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以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为主要形式的,以工序、区段、环节为对象的国际分工体系。加工贸易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视角来看,产品内国际分工具有明显的二重性。在生产力视角下,产品内国际分工发挥了分工的一般属性,创造出巨大的生产力效应。但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下,产品内国际分工是由掌握技术、拥有大量资本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发达国家企业和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权利不对称导致利益分配的不均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占据高附加值生产环节,而被动加入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只能从事低附加值环节生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资源等初级生产要素的比较优势,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以加工贸易方式切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全球生产网络,中国制造业逐渐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但中国制造企业长期被锁定在产品附加值较低的加工和组装环节,不能更多地分享由国际分工带来的利润。以技术为支撑的“发达资本”对“廉价劳动”主宰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瓶颈。因此,中国制造面临巨大的升级压力。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为基础,全面剖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创造逻辑和价值分配逻辑,阐述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同时,以发展中国家视角,分析中国制造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及发展困境;最后,结合马克思主义分工思想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提出有效路径。首先,梳理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包含的国际分工思想。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阐述了国际分工的二重性,辩证剖析了国际分工体系中“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并提出了消灭异化、消除被动分工从而建立主动分工的思想。萨米尔·阿明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结合国际分工现状阐述国际分工体系的不平等现象,并为发展中国家提出摆脱依附的政策建议。本部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的系统梳理和全面分析,总结概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下国际分工的动因、国际分工体系不平衡的根源以及国际分工的新选择,为全文的分析提供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其次,全面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格局及实现形式,并基于马克思主义分工视角研究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产品内国际分工是企业分工和社会分工相结合的产物,是企业内部分工向外扩张的结果,是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网络分工。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及资源优势,将产品生产的不同工序在全球范围内布局,从而获取更大的经济剩余。但是在生产关系视角下,国际分工协作创造的经济剩余,在技术密集型环节生产者和劳动密集型环节生产者之间出现了不均等分配,掌握技术的发达的中心国家更多地占有“经济剩余”,形成了“中心”和“外围”的格局。再次,结合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性,深入分析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的方向。制造业升级有三大方向:由简单的组装加工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升级,由生产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环节升级,由生产制造环节向品牌营销环节升级。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链治理模式,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类型与方向,产业升级过程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水平都会影响制造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变化。然后,结合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的发展历程,全面总结并深入剖析中国制造的成就、存在的问题以及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并以计算机产业为例分析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紧迫性。改革开放以来,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通过承接国际跨国公司的制造外包,中国制造较快地融入了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快速发展,国际分工地位逐渐提高。但是中国制造业在产品内国际分工产业链中长期被低端锁定,在全球价值链中逐渐丧失主动权和控制权,外资企业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导力量。因此,以加工贸易方式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国制造业生产力获得了较大增长,但是却导致中国制造依附发展,中国制造面临较强的产业升级压力。最后,针对中国制造存在的问题,结合经济发展的国内外环境,提出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路径选择及政策建议。中国制造产业升级、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必须要实现从“强链”向“新链”演进升级,并在“新链”中创新国际分工和利润分享模式。中国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迈进,实现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最终迈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将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中国制造企业应该由被动参与国际分工转向主动创新国际分工模式,由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转向积极构建全球自主价值链,由“依附型发展”转向“自主型发展”,建立新型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利润共享模式。中国制造企业要改变被动分工,不能只是静态地利用自然的初级要素比较优势,而是要积极发展动态的后天获得性资源禀赋,实现人力资本等高级生产要素的积累和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创新,培养动态竞争优势,为产业发展提供持久动力。
张金艳[8]（2019）在《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内生要素,技术创新不仅是现代生产力的重要表现,更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引发产业革命的重要内核,在新技术革命时期,尤其如此。虽然技术创新的主要参与和推动力量是企业等市场主体,但创新的持续推进离不开必要的国家干预。历次工业革命无不彰显国家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干预色彩,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实则以科技创新为内核的核心竞争力之争。2018年备受关注的中美经贸摩擦不仅仅是单纯的国际经贸摩擦,更是两国之间创新能力的博弈;不仅是技术之战,更是法律之战。迈克尔·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亦表明,在创新驱动经济发展阶段,企业技术创新和政府作用都是构建一国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制度创新决定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制度创新与有力保障。创新必需的良好法治、竞争、文化等营商环境的营造不仅是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的,更是其干预的重要表现。经济法作为促进和保障经济健康、协调发展之法,对经济运行的介入和调节使命决定了其内含的国家干预本质。在众多法律制度领域,经济法在有效链接政府与市场、实现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中的重要规范与保障作用无可取代。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既是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谦抑性干预,又是以整体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适度干预。经济法既能对技术创新行必要的促进、激励与保障作用,又能以其特有的规制功能引领技术创新朝向合理化方向发展,通过激励与规制双重维度的作用发挥,彰显其在创新驱动发展时期经济发展促进法的本质。本文立足于全球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时代背景和我国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基于技术创新的生产力本质和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经济职能,在经济法视域下考察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意图在经济法国家干预理念与制度保障下,正确界定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最优体制保障、最佳界限厘定等,在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充分彰显经济法在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制度作为。这既是对技术创新与经济发展的必然因应,亦是经济法自身制度创新的应有之义。本文共有五章,沿着基础理论——提出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研究与论证逻辑进行展开。具体如下:第一章为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该章试图建构本文研究的理论基础与视域勾连。第一节首先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基本内涵展开,界定了本文研究范畴下的主要概念。本文的技术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涵盖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以及产业化运营全链条的完整经济行为,国家对其干预建立在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防范技术风险等基础之上。文中的国家干预并非广泛意义的国家干预,而是以政府等经济管理主体为主的政府干预行为,与政府干预具有概念统一性。这里的概念解读与限定意在与经济法视域下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基本研究语境与范畴保持一致。接着梳理了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回顾比较了不同阶段技术创新理论中相应国家干预元素的变迁,试图解构论文中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由来及演进。第二节重点梳理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不同理论分支,为论文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奠定直接理论基础。本节对相关理论的梳理与介绍主要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不同维度进行分类,首先从激励、引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和市场创造理论。根据传统的国家干预理论,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主要源于该领域市场失灵的存在。技术创新因其明显的知识外溢性、高风险性等特征使其具有不同于一般市场失灵的特点与表现,决定了不同的国家干预需求。在对技术创新领域传统市场失灵理论梳理与阐述的基础上,论文接着对近年来西方非主流经济学关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市场创造理论”进行了介评与分析,意在拓宽本文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理论支撑。市场创造理论对于技术创新领域的国家干预解读超出了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的诱因与范畴,将国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应超强规划与干预解读为弥补或修复市场失灵之外的市场创造的内容。这也是近年来在非主流经济学领域备受关注的全新观点,其在技术创新领域“企业家型国家”的角色定位的确反映了现代国家在新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无论该理论是否超越了传统意义上国家干预的市场失灵理论,其对印证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不可或缺都有所裨益。其次从防范技术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干预视角,重点介绍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风险社会理论和负责任创新理论,意在从规制与约束技术创新负面效应的角度,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另一维度寻找理论支撑。现代社会充满了风险,其中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迅速发展带来的风险更加难以预估。技术创新作为一把双刃剑,其在具有促进经济发展典型正外部性的同时,亦会因技术成果的滥用带来诸如环境污染、经济秩序失范、危及经济安全等负外部性,甚至会挑战道德、伦理与法律等。国家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干预,对技术创新带来的风险进行预防与消弭,敦促技术创新主体进行负责任创新。而无论是风险社会理论还是负责任创新理论,其实都暗含了必要的国家干预需求。而其中不当的国家干预与规制本身又可能成为新的风险源泉,因此必须将这种国家干预纳入法制的框架,以避免其干预在消弭市场失灵的同时,产生新的干预失败问题。这种需求就与经济法本身的国家干预本质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因此,论文最后介绍了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为本文经济法语境下研究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问题建立自然的理论衔接。经济法作为国家干预本国经济运行之法,本身就具有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进行双重矫治与匡正的内在功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作为国家干预经济运行的必要组成部分,自然与经济法的国家干预理论具有天然契合性。论文分别从国内外经济法概念与代表性经济法国家干预理论的视角诠释该理论的主要内容。以上相关理论建立了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完整理论架构,也奠定了全文研究与论证的维度与基调。第三节针对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重点着墨,亦是本文论证的重要铺垫,主要在于解决从经济法视域下审视与论证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必要性。技术创新会影响制度创新,推动其不断发展完善;而制度创新又进一步保障与规范技术创新。论文主要基于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协调互动关系,为接下来论证技术创新与经济法之间的因应奠定基础。技术创新尤其是新技术革命直接推动经济法的发展,同时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功能及回应性品格也决定其回应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的必然性。经济法不仅要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断回应与调适、完善自身,更应以其必要的创新与发展,保障技术创新在安全、有效的制度环境中运行。论文主要从经济法的经济性和现代性特征、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以及经济法之风险防范与规制法功能等三个方面论证经济法与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之间的必然回应关系。以上对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之间关系的论证再次夯实本文研究的范畴与语境。第二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该部分是论文研究的实证逻辑起点,目的在于通过对我国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现状的分析,探寻其中存在的问题及瓶颈。第一节主要论述了我国技术创新体制发展的不同时期、取得的主要成就及存在的问题。经过多年科技体制改革与发展,我国技术创新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就,正在逐步跨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但是仍然具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机制体制尚需完善、自主核心技术依然缺乏、距离创新型国家标准还有差距等,这些均制约国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同时也对相应国家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第二节重点论述了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第一个维度展开。本节首先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促进技术创新几乎是所有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首要目的,也是国家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基本体现,主要在于通过克服技术创新过程各环节存在的市场失灵问题,更好激励和促进技术创新与发展。在技术创新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发、应用研究、技术开发与扩散以及市场进入等不同阶段,存在的市场失灵及相应国家干预需求是不同的,因此国家介入的程度与手段也应有所区别。经济法作为规范国家干预经济运行之法,理应通过其促进经济发展的相关规范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过程中发挥其重要保障作用。论文接着阐述了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主要梳理了我国不同时期的科技创新政策与产业政策。此处的国家干预政策主要表现为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等顶层制度设计,也属于广义上的经济法律规范范畴。在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主要举措方面,论文分别从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为主的营商环境优化,加大财税、金融支持力度,优化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创新激励,主导或引导产学研协同创新等实践层面展开,意在说明及国家在技术创新领域的积极作为。最后重点论述了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具体经济法律制度的现状。首先梳理了激励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律制度安排与相关经济立法。在专门法律制度安排领域,本文主要列举了与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相关的具体法律,重点围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新修订部分的“市场导向”亮点进行了详细解读。在相关经济法律制度部分,本文重点围绕激励技术创新的宏观调控法律制度安排和维护技术创新市场竞争秩序的法律制度安排两个维度进行列举与介绍。前者主要体现为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领域的相关法律规范,后者则主要是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市场规制法律规范,主要在于呈现经济法在促进技术创新领域的制度保障现状和基本样貌。第三节重点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技术风险防范维度呈现我国经济法在防范技术风险领域的立法及制度现状。首先是对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论文从技术风险的定义出发,介绍了技术风险的不同成因、危害与不同分类。本文的技术风险主要是指技术应用过程中结合经济、政治等社会因素产生的外部风险或负外部性,并非指技术研发过程中因其不确定性产生的内部风险,该风险类型是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过程中着力规避的对象。接着再次重申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的正当性。第二部分重点介绍了目前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政策及立法体现。由于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政策在所有技术创新政策中占据绝对优势地位,技术风险防范的政策内容异常薄弱,因此本部分与相关经济立法一并阐述与呈现。第三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亦是本文的问题提出部分。该部分共分为三节,每一节呈现一个较为突出的困境或问题,为下文的针对性对策解决提供论证的对应框架。第一节从目前科技创新体制角度论述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困境。重点围绕现行体制下的主体同构与政策协调问题展开。体制是否顺畅直接关乎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效果,现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众多之累、协调沟通之困及政策弥合之惑均是制约干预效果与成本的重要因素,也是文章着力研究、探讨与试图解决的重要问题,意在通过干预体制优化下主体的同构、政策的弥合等为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扫清主体不统一与干预效果掣肘之困。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不仅是创新驱动发展之基本要义,更是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进行勾连的重要背景。在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过程中,科技、经济等不同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配合甚至是深度融合必要且迫切。现有体制下,与技术创新相关的国家干预主体涵盖了科技、经济等众多管理部门,看似国家对技术创新支持与鼓励的全面覆盖,但也会呈现出干预主体繁多、机构烦冗的困扰。在国家一贯主张并力促科技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背景下,当前科技与经济管理平行体制下的干预主体沟通、协调之困无疑会阻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步伐,这也是导致我国长期以来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重要原因。文章从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提出及必要性入手,分析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主体之间的协调与政策联动之困。第二节重点探讨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厘定之困。国家干预界限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问题是经济学和经济法学研究中历久弥新的话题,由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始终难以准确界定,因此在技术创新领域依然具有探讨与研究的必要。在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方面,依然因干预越位、缺位并存对干预适度的把握造成困扰。在防范技术风险的相关干预领域,也存在监管与创新之间的平衡难题。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国家干预越位或缺位其实就是干预失灵的问题,对其进行充分预警有利于尽可能减少干预失败造成的损失或成本,尤其在促进技术创新的举国体制下,过度的产业政策激励未必产生应有的效果。本节最后一部分以光伏和新能源领域的产业政策实施为例,探讨了目前对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不足之困,为下文进一步思考相应的经济法矫治对策进行铺垫。第三节为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本节是在第二章经济法制度现状基础上,进一步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探讨经济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目前虽然有关于促进和规制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但是相关制度还很不完善,防范技术风险、新兴产业规制等领域亟需补缺。第四章为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本文重点选择美国和日本两个典型创新型国家作为蓝本,通过对两国不同科技经济发展和国家干预传统下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及其立法的介绍评价,为我国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体制保障、界限厘定及经济法律制度完善提供启示与借鉴。论文前两节分别围绕美国和日本的技术创新及国家干预进行介评,分别梳理了两国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不同时期的国家干预及立法。美国虽然历来具有市场自由主义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具有天然的排斥和反感,但是美国崛起与创新之路却始终伴随国家干预的影子,其在新技术革命时期的“企业家型国家”角色更为彰显,不同时期的科技政策与立法一直是其国家干预的体现和保障。美国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是在政府与市场协同共进下依靠技术创新的力量逐步实现其经济的迅速崛起。日本虽然也属于资本主义创新型国家,并且和美国一样经历了早期经济复苏与发展过程中市场换技术的阶段,但是日本的引进、消化、吸收到自主创新之路却与较强的国家干预紧密相随,其一路发展过来的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家干预传统与我国比较相似。日本这种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广泛存在的产业政策对我国的创新型国家建设与经济改革与发展更加具有启示与借鉴意义。第三节重点总结美国、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对我国的启示。首先,无论是倾向于市场自由的美国还是重产业政策的日本,在以技术创新为内核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均离不开不同程度的国家干预,而科学完善的科技创新体制是其创新成功的重要保证。其次,美国和日本在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是以充分尊重市场为前提的适度干预,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相得益彰、游刃有余,所有相关干预手段和措施均是基于市场失灵修复或必要领域的市场塑造和引领。美国和日本均重视对政府干预失败的预警,为尽量减少政府失灵,美国一直秉承市场优先、经济自由的悠久传统,对国家干预保持一定的忌惮和谨慎;日本为汲取创新领域相关产业政策的失败,也在不断调整干预力度与模式。再次,完善的法律制度是两国实现技术腾飞与经济跨越的重要保障。两国不仅高度重视促进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还注重对技术创新与发展过程中相应经济风险防范的立法规制,以保障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同时,尽量降低野蛮技术创新带来的经济、道德、伦理风险与秩序失范。这些均对我国相应国家干预提供了有益启示与借鉴。第五章为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本章为论文的对策篇,亦是论文着力追求的创新之处,论文针对前文提及的问题,在进行域外借鉴的基础上逐一进行完善。第一节为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前文提及的第一个突出问题相对应。论文认为,解决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体制之困的关键是应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通过进一步优化、整合科技与经济管理部门,使其具备从技术研发到投入市场、转化为产业的全链条技术创新管理与干预能力,避免因现行科技、经济管理体制相对分立下出现的干预低效问题。论文首先提出了科技与经济管理体制的大部制改革探索,介绍了大部制改革的含义及我国历次改革的概况,指出了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现实需求和地方科技与经济管理大部制改革的探索等改革的内在动力和改革的基础,同时分析了改革面临的困境,进而提出了深度推进的具体措施等。由于大部制改革的推进并非一蹴而就,在现行体制下关键是解决好现有干预主体以及相关干预政策之间的协调与联动问题,论文针对以上问题亦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在现行体制下,尽量加强相关干预主体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通过建立相应的沟通协调机制,降低干预的沟通成本问题;加强政策实施之间的协调与配合,减少政策实施中的掣肘与低效问题。第二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分别从应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等三个方面进行论述。第一部分内容为对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的客观审视。文章主要从坚守市场失灵弥补之边界,正视引领、塑造市场的超强干预之边界和探索技术风险防范之边界三方面展开。首先,技术创新是以企业等市场主体为主的自发行为,动力主要源于自身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需要,放松管制、减少干预是技术创新所需的最佳外部环境。产业革命与转型是技术创新的最终归宿,只有尊重市场规律的谦抑干预、适度干预,才能真正突出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其次,国家在基础研究和重大技术、关键技术创新领域的超强引领与干预必不可少,意在发挥其“企业家型国家”角色,这也和我国建构型、过渡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契合。再次,在抑制、消弭、防范技术创新风险和保障经济安全领域,国家亦负有重要的干预责任,文章强调了对技术风险防范领域国家干预的强化与重视,不仅与前文的风险社会及负责任创新理论因应,又与文章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经济法律制度设计进行呼应。第二部分为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首先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基本互动规则,接着阐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的适度原则,该部分主要结合经济法国家适度干预原则进行论证。适度干预或需要干预其实是对国家干预界限的一种笼统却又相对灵活的表达,适度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干预的越位或缺位问题。政府失灵的存在更需要国家在干预经济运行中始终保持谦抑的品格,以需要国家干预作为介入经济运行的边界标准。引领、主导型超强干预抑或以尊重市场为前提的谦抑、必要干预均以正确发挥技术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为己任。本部分对适度干预的必要性、判定原则、判定标准及适度把握等进行了阐述。国家干预的界限与限度掌握不好,极易产生国家干预失败。第三部分重点论述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败的预警及矫治。首先论述了国家干预失败的含义、原因及表现。在对一般意义上国家干预失灵进行界定与论述的基础上结合技术创新领域对其表现进行阐述。国家干预失灵或政府失灵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不可回避但却难以有效解决与矫治的问题,技术创新领域亦是如此。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相应的矫治方案。首先论述了公共选择学派关于政府失灵的一般矫治手段。但是无论是改革宪政、财政立宪还是引入公共部门的竞争与激励机制均非经济法视域下能够解决的问题。文章接着从立法、执法、司法及社会监督等方面简要论述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失败的综合矫治对策。经济法视域下的矫治与匡正主要借助于经济法律制度的建构与完善,将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行为纳入经济法律制度框架本身即是一种矫治,也是经济法对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双重矫治功能的重要体现。因此,文中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失灵的经济法矫治其实就是通过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设计将其干预行为纳入法制的框架,也为文章最后一节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埋下伏笔。第三节为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呼应论文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主要解决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制度完善问题。本节共有三部分内容,首先结合目前技术创新国家干预领域的政策与法律现状、困境,进一步强调了加强经济法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其实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既是广义的国家干预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对其干预行为的一种规范与保障。接着呼应全文关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基本维度,分别从促进技术创新与防范技术风险的双重维度展开对经济法律制度完善与创新的论述。前者主要论述了财政、税收、金融、政府采购、促进企业技术创新等领域相关法律制度和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竞争法律制度的完善,更好发挥经济法在弥补市场失灵,促进、激励创新方面的作用;后者则从防范新技术发展下共享经济、金融科技、人工智能产业、基因技术应用等新业态、新经济相应风险维度,通过相应市场监管或规制法律制度的创新或完善,发挥经济法通过必要的国家干预以防范相应经济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作用。其中贯穿了国家干预过程中对鼓励创新与必要监管、创新主体私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兼顾、创新自由与国家安全等兼顾的综合平衡与考量,亦对新技术革命时期政府、市场与社会等多元共治下的国家干预定位进行思考。结论部分再次重申关注与研究经济法视域下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重要性,并对未尽研究进行展望。要充分发挥经济法在促进、鼓励技术创新与有效防范、规制相应技术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就必须合理厘定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界限,正确把握干预的限度,对干预失灵进行充分预警并进行相应的矫治,同时还应关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干预体制优化与主体同构问题。只有遵循制度创新保障和决定技术创新的规律,对经济法进行相应的制度创新与完善,才能在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和创新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过程中,不负经济法促进发展之法的使命。
邵阳子[9]（2019）在《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全球经济陷入周期性衰退。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的困难表面上看是金融危机的后遗症,实则是存量技术及其相应经济形态支撑力减弱的结果。寻找支撑未来世界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成为当下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速度已由高速回落至中高速,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日益孱弱。中国正处于新旧动能转化的“拐点”,随着传统动能的减弱,需要新动能异军突起,与改造升级传统动能结合起来,换发新的生机和活力,形成经济增长的双引擎,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促使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现有国内外关于中国新经济的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形成广受认可的理论体系,相关研究多以定性分析和案例研究为主,缺乏量化实证研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待进一步加强。此外,基于新经济发展视角,探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的研究更是稀少。因此,研究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在国内外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文献研究法、实证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从“新经济”和“经济结构”的相关文献出发,对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进行了研究,本文通过对前三次工业革命历史进程的梳理,来分析新经济的发展和演化历程。可以看到历次工业革命的爆发都是在重大技术创新以及支撑力的推动下,催生出新产品、新业态和新组织,从而改变经济形态的性质,经济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最终推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不同的社会中占核心地位的经济结构也会反映当时经济形态的特征。基于计量经济学等多种实证模型,重点研究了新经济发展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机制。本文基于ITIF构建的“美国各州新经济指数”和财新网构建的“中国新经济指数”,结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官方统计机构对我国新经济具体形态的阐述,从知识经济、互联网经济、开放经济、绿色经济、创新经济和活力经济六大方面构建了“中国新经济发展指数（CNEI）”,并基于PPCA法,对2003年至2016年我国31省（市、自治区）新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评价;基于Theil指数和Moore指数,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和变迁速度进行了评价;基于SRA,对我国各省2003年至2016年TFP进行了测量。综合前文的理论分析以及实证分析得出的CNEI、THI、MI和TFP数据,分析了新经济发展、外商直接投资、信贷和技术进步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机制,重点研究新经济发展对我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作用。与此同时,分析了新经济在我国几种典型业态的表现及其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了相关政策和建议。通过本文的研究,有利于从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上对相关论题的研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利于为我国发展新经济和进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方法借鉴;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重视创新投入,扶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促进我国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经济的发展,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有利于引导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积极挖掘内部经济增长点,培育新动能、新产业和新业态,促进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和“经济硬着陆”。
程斌琪[10]（2019）在《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文中提出随着1993年《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开始为全球服务贸易治理提供规则框架以来,服务贸易重要性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认可。金融服务作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经济运行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金融科技通过数字技术革新了金融服务的提供模式,改变了生产者、消费者和贸易商的交易行为,使金融服务供求愈加依赖于数据流动,对金融服务业和世界经济环境带来了一系列深刻变革。相对应地,也带来金融服务贸易规则的重大变化,最突出的新特征就是“数据策略性”。在以CETA为代表的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中,金融对外开放范围更广泛,金融服务贸易规则更加新颖,进行中的TISA谈判同样在向高标准靠拢。在金融科技发展如此迅猛的背景下,有必要对其给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和效应作出研究,有必要对以跨境数据流动限制为主的新金融服务贸易规则作出分析,有必要应对金融服务部门的数字贸易规则挑战作出建议。本研究首先测度了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和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现状,说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国别差距在加大,总体自由化水平表现出降低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外资进入壁垒有所提高,尤其是对跨境数据流限制愈加严格。与此同时,在引力模型基础上得出发展中国家相对发达国家金融服务贸易成本显着偏高,且金融服务贸易竞争力偏低的现状。其次从金融服务贸易成本、金融服务市场特性、数字技术扩散以及金融科技的潜在风险4个维度出发,详细阐述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即通过区块链案例说明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微观企业金融交易成本,巩固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基础;通过人工智能案例说明金融科技推动中观金融产业差异化,引起金融市场由垄断向竞争转变,由此保障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中的贸易收益;通过大数据案例说明金融科技引发新的数字经济范式,在未来5至10年,数字技术对宏观经济的渗透将进一步提升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同时还总结金融科技会带来数据泄露、网络风险等一系列高风险因素,通过MATLAB软件进行金融监管博弈仿真模拟说明有必要加强国际金融监管合作。总体而言,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正负两方面影响,正向影响包括导致微观成本降低、中观竞争加剧、宏观创新扩散,正向影响引起跨境金融服务贸易规模扩大和自由化水平提高,致使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扩大;负向影响包括泡沫、数据泄漏和技术等潜在风险,会导致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减弱,致使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缩小。最后,在实证部分,本研究以41个主要国家为样本,检验了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得出随着金融科技发展水平的提高,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放大的结论。即当一国金融科技发展至临界水平以上时,会导致该国对外开放金融市场的意愿变得更强烈;反之,在一国金融科技发展至低于这一临界水平时,封闭金融市场的意愿也会变得更强烈。说明在考虑了金融科技的影响下,金融市场效率对金融服务贸易相对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调节作用变得明显。综合说明金融科技给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带来正向效应,会导致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剪刀差”扩大。为迎接金融科技潮流,深化我国金融服务对外开放,提升我国金融服务业国际竞争力,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协调好资本账户开放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之间的关系;二是利用监管科技革新监管体制并开展金融科技合作;三是在平等、互利、互惠原则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贸易规则制定等。
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革命（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革命（论文提纲范文）
（1）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第一节 选题的由来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军事安全 |
| 二、法律政策 |
| 三、经济产业 |
| 四、科学技术 |
| 五、文化认知 |
| 六、研究概况 |
| 第三节 研究概述 |
| 一、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创新点 |
| 第四节 论证框架与章节结构 |
| 第二章 概念界定 |
| 第一节 航天的基础概念 |
| 一、作为技术概念的航天 |
| 二、航天科技 |
| 三、航天系统和系统工程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概念和定义 |
| 一、历史沿革 |
| 二、定义范畴 |
| 三、构成要素 |
| 四、本质特性 |
| 第三节 航天与国际关系理论 |
| 一、航天与地缘政治理论 |
| 二、航天与国际政治理论 |
| 三、航天与外交理论 |
| 第三章 历史与现实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历史阶段 |
| 一、第一个时段:1957 年-1975年 |
| 二、第二个阶段:1975 年-1985年 |
| 三、第三个阶段:1985 年-2000年 |
| 四、第四个阶段:2000 年-至今 |
| 第二节 太空竞赛与现实主义 |
| 一、冷战早期5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二、冷战早期60年代的航天外交 |
| 三、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空间合作与相互依赖 |
| 一、冷战中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自由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四节 冲突对抗与霸权稳定 |
| 一、冷战后期的航天外交情况 |
| 二、新现实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五节 世界航天体系与依附 |
| 一、发展中国家的航天计划 |
| 二、世界体系中的航天外交 |
| 第六节 商业航天与国家主义 |
| 一、全球化与商业航天 |
| 二、国家主义的航天外交 |
| 第七节 航天外交的核心要素 |
| 一、科技是核心基础 |
| 二、战略是根本动力 |
| 三、资金是重要条件 |
| 第四章 理论框架 |
| 第一节 理论范式 |
| 一、航天经济的计划属性 |
| 二、国家为核心的行为体 |
| 三、大国竞争的本质特征 |
| 第二节 理论模型 |
| 一、关键要素 |
| 二、理论内核 |
| 三、主要逻辑 |
| 第三节 理论推论 |
| 一、太空竞赛 |
| 二、空间合作 |
| 第四节 理论验证 |
| 一、定量检验 |
| 二、定性检测 |
| 第五节 理论颠覆 |
| 一、理论界限 |
| 二、商业航天 |
| 三、理论发展 |
| 第五章 理论分析 |
| 第一节 总体态势分析 |
| 一、综合分析 |
| 二、分项分析 |
| 第二节 主要国家分析 |
| 一、美国的航天外交 |
| 二、俄罗斯的航天外交 |
| 三、欧洲的航天外交 |
| 四、日本的航天外交 |
| 五、印度的航天外交 |
| 第三节 国际组织分析 |
| 一、国际组织类型分析 |
| 二、多边平台博弈策略 |
| 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 |
| 第六章 中国的航天外交 |
| 第一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实践 |
| 一、中国航天外交的基础 |
| 二、中国航天外交的历史 |
| 第二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设计 |
| 一、大国博弈 |
| 二、多边主导 |
| 三、应用推广 |
| 第三节 中国航天外交的政策建议 |
| 一、坚持高举高打的战略定位 |
| 二、改革管理体制和创新模式 |
| 第七章 结论 |
| 第一节 航天外交的本质与启示 |
| 一、航天外交的本质 |
| 二、航天外交的启示 |
| 第二节 航天外交的未来 |
| 一、持续的竞争 |
| 二、潜在的合作 |
| 第三节 存在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2）全球技术演进变局与国际安全风险评估 ——基于“智能技术”构嵌视角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选题的意义 |
| (一)现实意义 |
| (二)理论意义 |
| 三、研究综述 |
| (一)科技发展之于权力追逐 |
| (二)科技发展之于传统安全 |
| (三)科技革命之于非传统安全 |
| 四、研究框架及方法 |
| (一)研究框架 |
| (二)研究方法 |
| 五、论文创新点及不足 |
| 第二章 智能技术革命的发展源流及技术表征 |
| 一、科技革命的发展历程 |
| 二、人工智能的发展源流 |
| 三、人工智能的技术表征 |
| 第三章 智能技术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构嵌与影响 |
| 一、人工智能在传统安全领域的构嵌 |
| (一)人工智能赋能通用军事力量 |
| (二)人工智能重塑非常规军事力量 |
| 二、人工智能对于传统安全的影响 |
| (一)竞争范围的扩大存在加剧战略失衡的可能 |
| (二)对抗效用的提升存在诱发军事冲突的可能 |
| (三)战略误判的发生存在激化国际矛盾的可能 |
| (四)技术规制的缺失存在恶化技术安全的可能 |
| 第四章 智能技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构嵌与影响 |
| 一、人工智能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构嵌 |
| 二、人工智能对于非传统安全的影响 |
| (一)现代性扩散的消散存在加剧技术边缘化的可能 |
| (二)科技地缘政治的强化存在激化国家竞争的可能 |
| (三)社会权力分配的调整存在推动资本扩张的可能 |
| (四)发展悖论的突出存在恶化技术红利分配的可能 |
| (五)技术恐怖现象的激化存在诱发技术风险的可能 |
| 第五章 智能技术革命下的国家风险评估与战略选择 |
| 一、技术发展战略与技术创新生态的完善 |
| 二、技术价值向度与风险评估机制的构建 |
| 三、全球技术发展与技术治理框架的共建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致谢 |
（3）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前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文献综述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知识分享”的定义、发展、内容和形式 |
| 第一节 “知识分享”的定义 |
| 第二节 “知识分享”的发展 |
| 第三节 “知识分享”的内容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的形式 |
| 第二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动因 |
| 第一节 提升新型援助对象的发展能力 |
| 第二节 迎接信息技术革命的机遇与挑战 |
| 第三节 强化世行自身核心竞争力 |
| 第四节 提高发展项目成功率 |
| 第三章 世行“知识分享”的进程 |
| 第一节 知识收集 |
| 第二节 知识传播 |
| 第三节 知识应用 |
| 第四章 世行“知识分享”面临的主要挑战 |
| 第一节 机制协调性有待加强 |
| 第二节 知识结构有待优化 |
| 第三节 知识供需匹配度有待提高 |
| 第四节 “知识分享”氛围有待强化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4）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研究方法 |
| 1.3 研究内容 |
| 1.4 主要创新点 |
| 1.5 相关概念界定 |
| 1.5.1 技术经济范式 |
| 1.5.2 后发国 |
| 1.5.3 技术进步路径 |
| 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2.1.2 后发优势理论 |
| 2.1.3 发展型国家理论 |
| 2.1.4 企业技术能力理论 |
| 2.2 文献综述 |
| 2.2.1 基于比较优势的适宜性技术进步路径 |
| 2.2.2 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 |
| 2.2.3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争论的研究评述 |
| 3 构建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理论分析框架 |
| 3.1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的特征 |
| 3.1.1 嵌入性 |
| 3.1.2 阶段性 |
| 3.1.3 演化性 |
| 3.2 技术经济范式阶段性与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 |
| 3.2.1 流行技术经济范式成熟阶段:嵌入式技术引进 |
| 3.2.2 新技术经济范式爆发阶段:技术模仿与渐进式创新 |
| 3.2.3 新技术经济范式狂热阶段:国家支持的选择性创新 |
| 3.2.4 新技术经济范式协同阶段:企业自主式技术创新 |
| 3.3 技术经济范式转换与“赶超窗口” |
| 3.3.1 范式“转折点”与后发国制度重构 |
| 3.3.2 技术能力积累与技术赶超“第二种机会窗口” |
| 3.3.3 后发国技术赶超的“第三种机会窗口” |
| 3.4 后发国技术经济成功赶超条件 |
| 3.4.1 拥有“嵌入式自主性”政府机构 |
| 3.4.2 运转有效的市场机制 |
| 3.4.3 选择性产业政策 |
| 3.4.4 培育国家创新系统 |
| 3.4.5 拥有动态能力的企业 |
| 3.5 本章小结 |
| 4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理论模型 |
| 4.1 当前我国技术进步的几个典型事实 |
| 4.1.1 我国要素禀赋结构正在发生明显变化 |
| 4.1.2 我国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步缩小,但技术进步速度逐步下降 |
| 4.1.3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剧,国际技术转移受到影响 |
| 4.1.4 “一步到位式”技术进步在某些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
| 4.2 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模型 |
| 4.2.1 最终产品生产厂商行为 |
| 4.2.2 中间厂商的行为 |
| 4.2.3 技术研发(模仿)部门 |
| 4.2.4 市场均衡分析 |
| 4.3 理论模型分析 |
| 4.3.1 后发国家技术进步措施 |
| 4.3.2 技术进步路径转型陷阱 |
| 4.3.3 技术变革与技术进步方向选择 |
| 4.3.4 基于竞争能力基础的技术赶超路径 |
| 4.3.5 后发国产业政策选择 |
| 4.3.6 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机制 |
| 4.4 本章小结 |
| 5 我国技术进步路径选择:城市产业政策视角 |
| 5.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技术赶超历程 |
| 5.1.1 第一阶段(1978-1999 年):充分引进吸收第四次技术革命成果 |
| 5.1.2 第二阶段(2000-2018 年):嵌入第五次技术革命后半段 |
| 5.1.3 第三阶段(2019-2050 年?):争夺第六次技术革命主导权 |
| 5.2 技术进步路径与产业政策 |
| 5.2.1 产业政策选择的争论 |
| 5.2.2 技术进步路径与产业政策的匹配 |
| 5.3 我国产业政策效果实证检验 |
| 5.3.1 计量模型设计和变量说明 |
| 5.3.2 实证分析结果 |
| 5.3.3 内生性与稳健性的讨论 |
| 5.3.4 实证检验结论与建议 |
| 5.4 本章小结 |
| 6 企业技术进步方式选择:创新人力资本匹配视角 |
| 6.1 创新人力资本、企业创新方式与企业价值链 |
| 6.1.1 技术创新方式与人力资本 |
| 6.1.2 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链 |
| 6.1.3 异质性创新人力资本与企业价值链 |
| 6.2 异质性创新人力本对企业价值链影响实证检验 |
| 6.2.1 计量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
| 6.2.2 实证分析结果 |
| 6.2.3 异质性与稳健性检验 |
| 6.2.4 内生性问题的讨论 |
| 6.2.5 实证检验主要结论 |
| 6.3 本章小结 |
| 7 结论 |
| 7.1 主要结论 |
| 7.2 本文的不足与研究展望 |
| 7.2.1 本文的不足 |
| 7.2.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致谢 |
| 博士期间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 |
（5）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目的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目的和意义 |
| 1.2 核心概念解释 |
| 1.2.1 技术革命与技术-经济范式 |
| 1.2.2 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1.2.3 演化与演进 |
| 1.3 研究内容、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
| 1.3.1 篇章结构与研究内容 |
| 1.3.2 研究方法 |
| 1.3.3 技术路线图 |
| 1.4 本文的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本文的创新点 |
| 1.4.2 本文的不足之处 |
| 第2章 主要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1.1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1.2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 |
| 2.2.1 马克思对劳资矛盾变化趋势的辩证分析 |
| 2.2.2 马克思主义的劳资关系演化理论框架 |
| 2.2.3 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评述 |
| 2.3 西方非正统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1 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3.2 新熊彼特学派的劳动关系演化理论 |
| 2.4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1 技术革命、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范式 |
| 3.1.1 三次技术革命浪潮 |
| 3.1.2 劳动关系及其衡量方式评述 |
| 3.1.3 劳动关系范式及其特征 |
| 3.2 从工业革命爆发至今的劳动关系变迁 |
| 3.2.1 劳动关系变迁概述 |
| 3.2.2 工业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3 电气革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3.2.4 信息革命爆发以来的劳动关系演化 |
| 3.3 技术革命演进中的劳动关系变迁特征 |
| 3.3.1 劳动关系随着技术革命的演进而跨越式进步 |
| 3.3.2 劳动关系的发展在特定时期可能停滞或倒退 |
| 3.3.3 政府干预劳动关系发展愈发重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4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1 技术革命的演化阶段与演化规律 |
| 4.1.1 康德拉季耶夫长波与技术-经济范式理论 |
| 4.1.2 对技术革命浪潮的阶段划分 |
| 4.2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制约因素 |
| 4.2.1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 |
| 4.2.2 动力机制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及制约因素 |
| 4.3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一般规律 |
| 4.3.1 技术革命爆发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2 技术革命成长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3 技术革命扩张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4 技术革命成熟阶段的劳动关系演化规律 |
| 4.3.5 劳动关系演化规律的普遍性与差异性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技术革命推动劳动关系演化的历史证据 |
| 5.1 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1 工业革命爆发前夕英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1.2 工业革命爆发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3 工业革命成长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4 工业革命扩张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1.5 工业革命成熟阶段英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 电气革命时期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1 电气革命爆发前夕美国的劳动关系概述 |
| 5.2.2 电气革命爆发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3 电气革命成长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4 电气革命扩张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2.5 电气革命成熟阶段美国的劳动关系演化 |
| 5.3 信息革命中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的原因 |
| 5.3.1 “机器-劳工替代”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2 “劳工-雇主博弈”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3 “国内-国外投资”机制方面的原因 |
| 5.3.4 意识形态和政府调控方面的原因 |
| 5.3.5 劳动关系不平衡发展原因的小结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6.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6.1.1 量化劳动关系的方法选择 |
| 6.1.2 主成分模型原理概述 |
| 6.1.3 指标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6.1.4 主成分模型的结果 |
| 6.2 劳动关系同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检验 |
| 6.2.1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
| 6.2.2 变量描述、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6.2.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2.4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
| 6.3 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机制检验 |
| 6.3.1 理论框架回顾与实证研究假设 |
| 6.3.2 变量说明与实证模型设计 |
| 6.3.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平稳性检验 |
| 6.3.4 回归结果分析 |
| 6.4 本章小结 |
| 第7章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 |
| 7.1 中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历程及其阶段 |
| 7.1.1 技术-经济范式与技术-经济范式追赶 |
| 7.1.2 中国对电气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1949-2001年 |
| 7.1.3 中国对信息革命的技术-经济范式追赶:2002年至今 |
| 7.2 中国技术追赶进程中的劳动关系变迁 |
| 7.2.1 追赶电气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发展 |
| 7.2.2 追赶信息革命进程中我国劳动关系的分化 |
| 7.2.3 中西方劳动关系演化的比较 |
| 7.3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的动力机制及政府调节 |
| 7.3.1 中国的“机器-劳工替代”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2 中国的“劳工-雇主博弈”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3.3 中国的“国内-国外投资”机制及其政府调节 |
| 7.4 本章小结 |
| 第8章 中国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实证检验 |
| 8.1 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中国劳动关系量化研究 |
| 8.1.1 变量选取、描述性统计与模型检验 |
| 8.1.2 主成分分析过程与结果 |
| 8.2 研究假设、实证模型设计与变量说明 |
| 8.2.1 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
| 8.2.2 实证模型设计 |
| 8.2.3 变量说明 |
| 8.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平稳性与协整关系检验 |
| 8.3.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
| 8.3.2 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
| 8.3.3 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 |
| 8.4 调节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
| 8.5 中国政府劳动关系干预政策的效果检验 |
| 8.6 本章小结 |
| 第9章 智能时代劳动关系的演化方向及转型政策 |
| 9.1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演化趋势展望 |
| 9.1.1 灵活就业、线上工作、多份兼职和自主创业逐渐普及 |
| 9.1.2 劳动者收入多元化,普遍由工资收入和资产收益组成 |
| 9.1.3 劳动条件进一步改善,更加人性化并且更加富有弹性 |
| 9.1.4 管理方式将向扁平化、虚拟化、民主化、弹性化转变 |
| 9.1.5 教育更加个性化、差异化,线上教育将得到广泛认可 |
| 9.1.6 在政府推动下,社会福利制度更完善、福利水平提高 |
| 9.1.7 智能时代的劳动关系稳定性分析 |
| 9.2 智能技术对劳动关系演化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1 智能技术对“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2 智能技术对“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2.3 智能技术对“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影响及挑战 |
| 9.3 智能时代政府促进劳动关系平稳转型的政策建议 |
| 9.3.1 政府调节“机器-劳工替代”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2 政府调节“劳工-雇主博弈”机制的政策建议 |
| 9.3.3 政府调节“国内-国外投资”机制的政策建议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一)国外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技术进步的研究 |
| (三)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研究现状 |
| (四)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
| 三、技术进步及相关概念辨析 |
| (一)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
| (二)技术进步的涵义 |
| (三)技术进步与技术引进、技术扩散、技术创新 |
| 四、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之处 |
| (一)研究方法 |
| (二)研究思路 |
| (三)研究的重点与创新之处 |
| 第二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理论渊源 |
|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基础 |
|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列宁的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启示 |
| (一)中国历史传统中技术进步经验的启示 |
|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新理念及超越意识的启示 |
| 三、西方科技发展史中的技术进步思想提供借鉴 |
| (一)重视实验以及发明创造 |
| (二)重视基础理论研究以及发展高科技 |
| (三)重视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发展 |
| 第三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历史发展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萌生(1921-1949) |
| (一)重视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
| (二)积极发展科技教育事业 |
| (三)尊重优待科技人才 |
|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形成(1949-1978) |
| (一)“向科学进军”,注重科技规划 |
| (二)倡导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 |
| (三)提出“自立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技术进步方针 |
| 三、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初步发展(1978-1989) |
| (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 (二)开放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成果 |
| (三)改革科技体制,解放生产力 |
| (四)尊重人才,重视教育 |
| 四、扩大开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深化发展(1989-2012) |
| (一)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
| (二)提出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 |
| 五、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创新发展(2012-2019) |
| (一)实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
| (二)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
| 第四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演进 |
| (一)技术进步的功能 |
| (二)技术进步的途径 |
| (三)技术进步的主体 |
| (四)技术进步的保障条件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主要特征 |
| (一)时代性与实践性相一致 |
| (二)科学性与人民性相统一 |
| (三)自主性与开放性相结合 |
| 第五章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和启示 |
|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意义 |
| (一)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 |
| (二)为我国技术进步事业从追赶向并跑、领跑转变提供强大思想武器 |
|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的启示 |
| (一)明确技术进步的方向并给予支持至关重要 |
| (二)落实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的思想是推进新时代技术进步事业的保证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和意义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第二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研究综述 |
| 一、国外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产业升级的研究 |
| 二、国内关于产品内国际分工与制造业升级的研究 |
| 三、简要述评 |
| 第三节 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
| 一、研究视角 |
| 二、研究方法 |
| 第四节 主要内容与总体框架 |
| 一、主要内容 |
| 二、总体框架 |
| 第五节 创新之处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一、创新之处 |
| 二、研究难点及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及西方国际分工思想评析 |
| 第一节 马克思国际分工思想 |
| 一、马克思分工理论 |
| 二、马克思国际分工理论 |
| 三、马克思“消灭分工”思想 |
|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不发达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一、保罗·巴兰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二、安德列·冈德·弗兰克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三、西奥东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国际分工思想 |
| 四、费尔南多·恩里克·卡多佐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五、阿吉里·伊曼纽尔的国际分工思想 |
| 六、萨米尔·阿明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国际分工思想 |
|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思想科学内涵 |
| 一、国际分工的动因是资本的逐利性 |
| 二、国际分工不平衡的根源是技术差距 |
| 三、国际分工的格局是中心和外围并存 |
| 四、国际分工体系存在二重逻辑 |
| 五、国际分工的新选择是消除异化、消灭被动分工 |
| 第四节 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与西方经济学国际分工思想比较研究 |
| 一、西方经济学有代表性的国际分工思想 |
| 二、马克思主义国际分工与西方经济学国际分工思想的差异 |
| 第二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发展、主导力量及实现形式 |
| 第一节 国际分工的发展演变 |
| 一、产业间分工 |
| 二、产业内分工 |
| 三、产品内分工 |
| 第二节 产业间、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演变的原因 |
| 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 |
| 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 |
| 三、交通运输条件的改善 |
| 第三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及特征 |
|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内涵 |
|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价值链 |
| 第四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和实现形式 |
| 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导力量 |
| 二、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现形式 |
| 第三章 马克思主义分工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二重逻辑 |
| 第一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创造逻辑 |
| 一、产品生产环节的技术可分割性 |
| 二、各参与者的特殊职能及比较优势 |
| 三、产业规模经济的实现 |
| 四、组织模式和产业链治理模式的创新 |
| 五、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 |
| 六、中间产品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
| 第二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价值分配逻辑 |
| 一、经济剩余向价值链的主导企业转移 |
| 二、发展中国家企业丧失长期发展能力 |
| 三、高素质熟练劳动力不断流向发达国家 |
| 第三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中心—外围”格局成因 |
| 一、技术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距 |
| 二、经济剩余的持续转移 |
| 三、劳资关系结构性矛盾不断加大 |
| 第四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方向及影响因素 |
| 第一节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制造业升级方向 |
| 一、加工组装环节向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升级 |
| 二、生产制造环节向技术研发环节升级 |
| 三、生产制造环节向品牌营销环节升级 |
| 第二节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互动机制 |
| 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极强互利性 |
| 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优化升级 |
| 三、生产性服务业逐渐成为价值链的主导力量 |
| 第三节 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因素 |
| 一、产业升级过程中技术进步的类型与方向 |
| 二、产业升级过程中高素质人力资本积累能力和水平 |
| 三、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链治理模式 |
| 第五章 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二重性及产业升级紧迫性 |
| 第一节 开放条件下中国制造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和历程 |
| 一、加工贸易成为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主要方式 |
| 二、加工贸易形成与发展的动因 |
| 三、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历程 |
| 第二节 中国制造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二重性 |
| 一、加工贸易促进中国制造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 |
| 二、加工贸易导致中国制造陷入依附发展困境 |
| 第三节 中国制造业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
| 一、研发强度较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
| 二、高端人力资本匮乏,过度依赖低端劳动力比较优势 |
| 三、品牌培育能力不足,制造业品牌化发展滞后 |
| 四、中间产品国内采购率较低,国内产业链有待于进一步延长 |
| 第四节 计算机产业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及利润分享格局 |
| 一、计算机产业的产品内国际分工网络 |
| 二、计算机产业全球价值链的利润分享格局 |
| 第五节 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的紧迫性 |
| 一、增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紧迫性的国际因素 |
| 二、增强中国制造产业升级紧迫性的国内因素 |
| 第六章 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路径:由“强链”向“新链”演进升级 |
| 第一节 “强链”:积极参与现有国际分工体系,迈向价值链中高端 |
| 一、在国际产业合作中提高技术水平,向价值链上下游延伸 |
| 二、推动内资企业主导加工贸易,提高我国资本积累速度 |
| 三、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服务型制造 |
| 第二节 “新链”:消除被迫分工,构建全球自主价值链 |
| 一、大力发展人力资本,加快高素质劳动力要素积累 |
| 二、加快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提高本土企业专有生产能力 |
| 三、发展产业集群,促进我国制造企业协同发展 |
| 四、积极推动本土企业走出去,大力发展出料加工贸易 |
| 五、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培育有利于自主创新的市场环境 |
| 第三节 在“新链”中,创新国际分工和利润分享新模式 |
| 一、建立各国平等参与、协同发展的国际分工产业链 |
| 二、构建普惠共赢、利润共享的国际分工新格局 |
| 第七章 产品内国际分工格局下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案例实证 |
| 第一节 中国汽车产业参与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现状 |
| 第二节 万向集团产业升级路径分析 |
| 一、初创时作为专业化代工企业,具有较强依附性 |
| 二、整合全球技术资源,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环节攀升 |
| 三、整合全球品牌资源,向全球价值链下游环节延伸 |
| 四、资源整合和自主创新相结合,构建全球自主生产网络 |
| 第三节 万向集团产业升级成效分析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价值及意义 |
| 三、文献综述 |
| 四、主要研究方法 |
| 五、论文结构 |
| 六、论文主要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与经济法:理论与因应 |
| 第一节 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及其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一、技术创新及其国家干预概述 |
| 二、技术创新的基本理论 |
| 三、技术创新理论中国家干预的变迁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主要理论 |
| 一、市场失灵理论与市场创造理论 |
| 二、风险社会理论与负责任创新理论 |
| 三、经济法语境下的国家干预理论 |
| 第三节 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因应 |
| 一、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影响及协同 |
| 二、经济法与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呼应 |
| 第二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现状 |
| 第一节 我国科技创新体制及发展现状 |
| 一、我国科技创新的体制演变 |
| 二、我国技术创新取得的主要成就 |
| 三、我国技术创新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
| 第二节 我国促进技术创新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具体举措 |
| 三、促进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相关经济立法 |
| 第三节 我国防范技术风险相关国家干预的现状 |
| 一、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及经济法规制的正当性分析 |
| 二、防范技术风险国家干预的相关政策及经济立法 |
| 第三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困境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现行干预体制之困 |
| 一、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的含义及意义 |
| 二、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干预主体协调之困 |
| 三、技术创新国家干预政策联动之困 |
| 第二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边界厘定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中的干预适度之困 |
| 二、防范技术风险中的监管平衡之困 |
| 三、对干预失败预警不足之困——以部分产业政策为例 |
| 第三节 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不足之困 |
| 一、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尚需完善 |
| 二、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明显不足 |
| 第四章 美国、日本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借鉴 |
| 第一节 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美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二节 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介评 |
| 一、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概况 |
| 二、日本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及立法小结 |
| 第三节 美、日技术创新国家干预及立法的启示 |
| 一、技术创新与发展得益于良好的体制保障 |
| 二、技术创新中的政府与市场灵活互动、并行不悖 |
| 三、充分重视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中的立法保障 |
| 第五章 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完善 |
| 第一节 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下的体制优化 |
| 一、探索科技、经济管理的大部制改革 |
| 二、实现不同干预主体间的有效互动与协调 |
| 三、加强现有体制下相关干预政策的协调与联动 |
| 第二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边界的正确厘定 |
| 一、客观审视技术创新领域国家干预之边界 |
| 二、正确把握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限度 |
| 三、预警及矫治技术创新国家干预之失灵 |
| 第三节 我国技术创新国家干预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一、强化经济法律制度完善的必要性 |
| 二、促进技术创新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三、防范技术风险的经济法律制度完善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与研究成果 |
| 后记 |
（9）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的结构安排 |
| 四、创新与不足之处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二章 文献综述及理论分析 |
| 一、文献回顾 |
| (一)新经济的概念界定 |
| (二)新经济的具体形态 |
| (三)新经济的深入思考 |
| (四)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关系 |
| 二、国内外文献述评 |
| 三、理论分析 |
| (一)经济形态的界定 |
| (二)新经济内在的产生机制 |
| (三)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的内在联系 |
| 第三章 新经济冲击经济结构演化的历史追溯和现实考量 |
| 一、新经济的发展与演化历程 |
| (一)技术突变与演进 |
| (二)组织模式变革 |
| (三)经济结构演化 |
| (四)小结 |
| 二、本轮新经济对经济结构的冲击 |
| (一)兴起的背景 |
| (二)技术演进的过程 |
| (三)组织和结构的变迁 |
| 第四章 新经济对经济结构演化的催化作用 |
| 一、全球视角经济结构的变化趋势 |
| (一)经济结构变化一般机理 |
| (二)新经济对传统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 |
| (三)新经济推动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化发展 |
| 二、中国新经济与经济结构发展评价 |
| (一)中国新经济指数评价 |
| (二)中国经济结构变动测量 |
| (三)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测量 |
| 三、新经济对中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冲击 |
|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取 |
| (二)实证模型设计 |
| (三)实证分析 |
| 四、新经济冲击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与趋势 |
| 第五章 新经济的典型业态及对策建议 |
| 一、新经济典型业态的表现与效应 |
| (一)跨境电子商务 |
| (二)互联网金融 |
| (三)共享经济 |
| 二、存在的问题与政策建议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一、主要结论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主要科研成果 |
| 附录A |
| 附录B |
| 附录C |
| 附录D |
| 附录E |
| 附录F |
（10）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引言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图 |
| 1.2.1 研究思路 |
| 1.2.2 技术路线图 |
| 1.3 主要创新点 |
| 1.3.1 研究视角创新 |
| 1.3.2 研究方法创新 |
| 第2章 相关研究文献回顾 |
| 2.1 金融科技相关研究 |
| 2.1.1 金融科技的定义 |
| 2.1.2 金融科技的内容 |
| 2.1.3 金融科技发展特征 |
| 2.2 影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因素 |
| 2.2.1 比较优势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2.2.2 市场特性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2.2.3 技术进步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2.3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及对策 |
| 2.3.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效应 |
| 2.3.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效应的对策 |
| 2.4 文献述评 |
| 第3章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特征 |
| 3.1 金融服务贸易的内涵和现状 |
| 3.1.1 金融服务贸易的内涵 |
| 3.1.2 金融服务贸易的模式 |
| 3.1.3 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
| 3.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背景及度量 |
| 3.2.1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 |
| 3.2.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度量 |
| 3.3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
| 3.3.1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 |
| 3.3.2 主要国家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总趋势 |
| 3.3.3 金融服务贸易的限制措施 |
| 3.4 本章小节 |
| 第4章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机制 |
| 4.1 金融科技、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4.1.1 区块链降低金融贸易成本案例 |
| 4.1.2 金融科技、比较优势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 |
| 4.1.3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测度 |
| 4.2 金融科技、市场特性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4.2.1 人工智能增强金融服务差异案例 |
| 4.2.2 金融科技、市场竞争及贸易自由化收益理论 |
| 4.2.3 各国金融产业专业化的测度 |
| 4.2.4 全球金融行业融资及兼并情况 |
| 4.3 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
| 4.3.1 数字技术、经济范式与贸易自由化理论 |
| 4.3.2 大数据促进数字技术扩散渗透案例 |
| 4.4 金融科技风险及对贸易自由化的影响 |
| 4.4.1 金融科技风险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理论 |
| 4.4.2 金融科技发展中潜在的风险 |
| 4.4.3 金融风险、金融稳定与监管博弈 |
| 4.5 本章小节 |
| 第5章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效应 |
| 5.1 研究样本 |
| 5.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 |
| 5.3 模型设定 |
| 5.4 数据的描述性分析 |
| 5.5 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调节效应 |
| 5.6 金融科技冲击下的金融效率调节效应 |
| 5.7 稳健性检验 |
| 5.8 本章小节 |
| 第6章 金融科技时代下中国金融服务贸易发展建议 |
| 6.1 厘清金融服务开放进程中的问题 |
| 6.1.1 多边和诸边金融服务开放的问题 |
| 6.1.2 区域和双边金融服务开放的问题 |
| 6.2 协调资本账户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关系 |
| 6.2.1 摸清金融服务开放的深层意义 |
| 6.2.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先于资本账户开放 |
| 6.3 对金融服务贸易发展的具体建议 |
| 6.3.1 强化金融科技合作 |
| 6.3.2 深入推进金融体制改革 |
| 6.3.3 鼓励金融科技促进金融业形成竞争性格局 |
| 6.3.4 利用监管科技革新监管体制 |
| 6.3.5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需遵循一定原则 |
| 6.4 本章小节 |
| 结论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附录A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δ_k=6 |
| 附录B 金融服务贸易成本δ_k=10 |
| 附录C 2012年主要国家金融服务差异 |
| 附录D 2014年主要国家金融服务差异 |
| 附录E 2012年主要国家保险服务差异 |
| 附录F 2014年主要国家保险服务差异 |
| 附录G 2012年主要国家附属金融服务差异 |
| 附录H 2014年主要国家附属金融服务差异 |
| 附录I 保险产业融资情况 |
| 附录J 支付产业融资情况 |
| 附录K 主要国家三大银行集中度 |
| 个人简介与在读期间研究成果 |
四、发展中国家的信息技术革命（论文参考文献）
- [1]从太空竞赛到空间合作航天外交的理论建构与现实转型[D]. 蔺陆洲. 外交学院, 2020(08)
- [2]全球技术演进变局与国际安全风险评估 ——基于“智能技术”构嵌视角的分析[D]. 张纪腾. 华东政法大学, 2020(03)
- [3]世界银行参与“知识分享”：动因、进程及挑战[D]. 徐佳利. 外交学院, 2020(07)
- [4]技术经济范式转换视角下后发国技术进步路径研究[D]. 彭伟辉. 西南财经大学, 2019(12)
- [5]技术革命推动的劳动关系演化研究[D]. 刘思源. 天津财经大学, 2019(06)
- [6]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技术进步思想研究[D]. 程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20(02)
- [7]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升级研究[D]. 朱燕.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1)
- [8]经济法视域下我国技术创新的国家干预研究[D]. 张金艳. 华东政法大学, 2019(02)
- [9]新经济与经济结构演化研究[D]. 邵阳子. 河南大学, 2019(05)
- [10]金融科技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影响研究[D]. 程斌琪.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 201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