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名单

一、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论文文献综述）

丁天立^[1]（2020）在《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文中研究说明1928年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中国近现代以来的立法轨迹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效仿大陆法系国家,于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即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法律部门;总结中西方法律传统和法律文化差异,以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为内容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六法体系”;在立法程序、立法技术和立法价值观方面破旧立新,与现代政治文明相接轨。虽然“代议制”的立法模式并非立法院首创,但是作为承接清末资政院、民初临时参议院以及北洋国会等尚处探索阶段的新式立法模式,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实践结果,无疑开创了中国立法进程的全新阶段。是故,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在国民政府成立初期的立法实践活动,就值得加以探索和研究,并思考为时空转换了的当下立法活动进一步发展提供历史镜鉴。在复杂的历史背景和思想准备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建立本身就极具争议。各方学者和政治人物就立法院在国民政府中的定位问题,曾展开激烈的争论,导致立法院成立之后在具体运行过程中,或多或少的受到各家学说的影响和掣肘,虽然胡汉民作为第一任院长,使得立法院起初具有极强的个人色彩,但是各方面的争议未曾休止。与此同时,立法院中法学精英们所秉持的立法社会化、本土化思潮也方兴未艾,国民党“训政”时期大力推行的司法党化,也成为研究同时期立法实践不可忽视的因素。从国民政府立法院的机构设置上看,虽然依照孙中山先生五权宪法的构想和《国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本应作为“治权”机关执掌立法大权的立法院,由于需要受到国民党党内机关的裁制,成为了并无实际治权的行政立法部门。立法院的运作严格依照《立法院组织法》《立法院议事规则》相关规定进行,其职权也被全面限定,立法委员、专职委员会、秘书处、编译处各司其职;立法院会议也具有了类似议会式的诸多表征,提案、表决、三读等程序被严格贯彻;立法会议记录工作也尽善尽美,形成的《立法院会议录》《立法院公报》《立法专刊》也成为后世研究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在立法委员的选任方面,虽然胡汉民一直标榜立法院网罗了诸多法学精英以行专家立法之实,但通过对行宪之前的四届立法委员进行全方位的分析可以看出,训政时期历届院长、副院长均是由国民党中执委决定其人选,立法委员则在院长提请国民政府任命之前,皆经过国民党政治会议的审查以符合党治精神,“民选委员”终成了口号。国民政府立法院在成立初期的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对现行法规的整理和重要部门法典的编纂。胡汉民任院长之时,推行立法院的立法原则和职权方面,与国民党训政时期对于立法院的设定高度一致。在胡汉民治下的立法院,不仅在制度层面背离了孙中山先生“立法就是国会”的设计初衷,也在实践层面因为民意缺失、地域配额不均和内部组织不合理等原因,实则与所期许的“法治”渐行渐远。胡汉民的继任者如林森、邵元冲、张继等人,多承担过渡性角色。由于蒋、汪的政治斗争逼迫,孙科在行政院院长任上被迫辞职,并被安排在立法院院长一职。尽管依着《五权宪法》之设定,立法院院长确是拥有实际权力的政府要职,但国民党内部长期的权力斗争造成的立法院制度摇摆不定,真真切切影响了立法院实际权力效用的发挥。在面对中西法律文化碰撞和价值抉择上,多位拥有西学智识背景的立法委员,通过民国24年新《刑法修正案》,促成了训政时期立法院刑事立法思想由全盘西化开始向继受中国传统法的转型。虽然法律移植一直是清末民初法律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促成方法,但是,由于传统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仍具有普遍意义,中华法系的传承性和保守性,裹挟巨大的历史惯性,使得中国传统法在新式法典编纂的过程中仍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而随着社会化立法思潮的兴起,由于民生问题贯穿其中,劳动立法成为了整个社会化立法活动的标杆。国民政府立法院意识到了劳资矛盾会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聚合而变得难以调和,故劳工法起草委员会总结了国外解决劳工问题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国民政府自身的经济环境,运用立法手段试图解决当时经济制度不合理之处。总体上看,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的立法实践活动,在推动立法技术发展和维护法律体系稳定等方面,具有多重功效和积极意义。虽然在短短的十多年时间里,未能从根本上变革国民政府的“党治”色彩,亦未改善当时历史背景下的法制环境,但体现在立法院所纂每一部成文法典和规范性文件当中的立法者群体的法学素养和政治智慧,仍值得后人在提升立法水平等方面借鉴和思考。

李艳丰^[2]（2019）在《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毛泽东是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为深远的历史巨人,无论是他的支持者还是他的反对者都必须承认,他兼具文韬武略,百年难得一见。人们对他的文章、诗词、书法等皆推崇备至。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重要的指导思想,并被继承与发展。然而由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引发了巨大的争论,把毛泽东不重视制度建设作为解释其晚年失误的一个原因几乎成为学术界的共识。这就使得学术界和社会上产生一种误解:毛泽东的一生在党的制度建设上并没有什么建树。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很少提及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更有历史虚无主义者以此为突破口,断章取义地大肆攻击毛泽东“要人治,不要法治”,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等。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毛泽东在其波澜壮阔的一生中,始终在探索党的制度建设,始终致力于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学说中国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正是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过程中,毛泽东成功地进行了制度建设,才能够组建坚强的党和强大的人民军队,才能够夺取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也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思想指导和制度保障。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打破苏联模式的束缚,毛泽东开始进行党的制度改革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可以讲,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成果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基本框架,为后来党的制度改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为了还原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并回应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本文从五个方面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研究。其一,探求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源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学说的继承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党的建设理论与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奠定了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列宁在此基础上,结合俄国革命实际进行了继承和发展。特别是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共（布）成为执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进入了社会主义新阶段。毛泽东在继承他们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的基础上,立足中国国情,开始了探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制度建设思想中国化的进程,形成了中国化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制度建设思想--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其二,梳理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发展历程。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从无到有,从萌芽到发展,从成熟再到新的发展,从曲折发展到走进误区,都与中国革命发展历程紧密相连。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针对革命任务的需要和客观革命环境,对党的制度建设提出了丰富的思想,对推进的党的制度建设,推进革命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曲折发展和失误时期,依然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思想。其三,阐述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基本内容。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实践中注重制度化安排,形成了党的领导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组织建设制度思想、党的干部制度建设思想、党的监督制度建设思想以及其他相关制度建设思想等相对完整和严密的党的制度建设思想体系。其四,解析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内在运行机理。主要涉及毛泽东对党的制度的属性判断（人治还是法治）,制度设计的逻辑起点（性善还是性恶）,制度建设的公平抉择（程序还是实质）,制度运行的关键（平衡与失衡）等。其五,对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进行评价和反思以及启示探讨。文中客观评价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意义,认为其开创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制度理论中国化的先河,提供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建构了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的总体框架;文章还总结了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可见,毛泽东不仅拥有党的制度建设思想,而且其思想内容很丰富,指导作用很大,地位很重要。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政治意义。

王敏^[3]（2019）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文中研究表明苏东剧变后,海外很多中国观察家认为,中国很快也会步苏东后尘,“中国崩溃论”不绝于耳。但中国共产党不仅没有崩溃,反而制造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政局大体稳定的双重奇迹。越走越宽广的中国道路引起了海外学界的高度关注。一些海外学者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道路的核心,是解读中国奇迹的钥匙。因此,在沉寂了近20年后,海外当代中国研究学界发出了“把中国共产党带回来”的呼声,对党的研究逐渐升温。毛泽东同志将党的建设视为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法宝。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四个伟大”互相嵌套,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问题亦成为海外中国共产党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优秀的研究成果得以涌现。本文关注的对象是海外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建设的研究,旨在系统总结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学界的研究议题、基本观点、研究范式和方法,为加强党的建设和提升国内党建研究质量提供借鉴。本文使用的研究方法是文献研究法和比较研究法。本文的框架、内容主要建立在阅读海外学者的论文和专着的基础之上。海外学者在中共党建领域的研究成果是本文的一手文献资料。本文围绕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某一研究议题,尽量搜罗各家观点,特别是针锋相对的观点,在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看法。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是现实经验与理论视角双向交流的产物。海外学者擅长使用理论框架,对于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运用比较娴熟,这就使得他们的研究具备较强的学理色彩。他们在研究议题的设置上有着突出的现实关怀。他们对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些举措进行了肯定,也提出了一些对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参考价值的观点。但是,用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共党建,有可能掉入理论陷阱,得出有悖于经验事实的结论。地域、语言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增加了他们获取资料的难度,因此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欠缺。海外中共党建研究的学者群体还比较狭小,研究成果也呈现不均衡性。本文对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范式进行了初步提炼,提出了海外中共党建研究所使用的五大范式,即市民社会范式、法团主义范式、权威主义范式、合法性范式以及政党适应性范式。在这五大范式中,既有解释力比较强大的范式,也有解释力较弱甚至起误导作用的范式。政党适应性范式、法团主义范式的解释力较强,权威主义和合法性范式居中,市民社会范式的解释力最弱。一个范式的解释力取决于其与中国经验的距离,距离越近,则解释力越强,距离愈远,则解释力愈弱。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如下启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改善党员发展和管理工作;改善干部任命、选拔和培训机制;在对反腐败斗争的胜利保持充分信心的同时,不断完善反腐败的体制机制;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结合,探索有别于西方自由民主体制的民主政治中国模式,从而为丰富人类政治文明作出中国贡献。海外中共党建研究对国内党建研究的启示有:综合使用多种研究方法,提高党建研究的科学性;构建党建研究的中国范式,确立国内党建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自主性与话语权。

龙凌云^[4]（2019）在《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文中研究指明从党的成立至中共七大,随着党的发展壮大、任务转变和革命斗争需要,中央领导机构经过多次变更名称、调整、改组、不断改革发展,逐步日益健全、合理、科学,形成适合中国革命特点和组织实际的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具体来讲,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从建党到大革命时期（1921-192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萌芽”阶段。从3人组成的中央局调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经过中共二大到四大的发展之后,形成中央四级领导机构。中共五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看似形成了中央“四级领导体制”,其实则不然。一是受“苏联经验”的影响。彼时,中央领导体制仅单单是“拿来主义”,空有其表。二是因为二大时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后成为其下一支部。此时的中央领导机构其实是五级,即共产国际——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常务委员会。三是受第一次国共合作影响,中央领导机构步步退让,其自主独立无从谈起。虽初具规模,实则为“萌芽”阶段。二、土地革命时期（1927-1937）: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左”右倾交织阶段。此阶段因受十年内战和共产国际的双重影响,以及中央领导机构内“左”右倾错误思想的严重影响,导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改组、调整,中央领导机构频繁“换帅”。先后更换过张国焘、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中央核心领导层人员极不稳定,权责不明,甚至出现中央书记处和常委会并存混用,“三人团”代行中央职权等情况。在“左”右倾错误路线的背景下,中央领导机构核心领导层呈现贡献与错误并存,长时期呈现“左”右倾错误相互交织的状态。三、抗日战争时期（1937-1945）:中共中央领导机构的探索“定型”阶段。通过肃清中央领导机构内的“左”倾“遗毒”影响,中央领导机构得以重大调整。在中共七大时确立了中央四级领导机构,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四级构成。本文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顶层设计”,以中央领导机构形成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其主要特点展开研究,旨在廓清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的历史过程,总结其演进的经验教训。

王明科^[5]（2018）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政治活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程中,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诞生、成长、发展、壮大的见证,也是党面向未来实现新目标、夺取新胜利、铸造新辉煌的保证;而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则是这一重大政治活动的主体,他们以参与者和决策者的政治角色创造历史,也以这样的身份载入史册。从中共一大开始,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便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群体,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每个重要历史节点上,都发挥着重要的历史作用。而适应不同的历史环境、革命建设任务变化需要,每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在微观上,又呈现出不同的结构特点和个体风貌。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党的建设的不断加强,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不断完善,代表制度也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从单一到系统的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而且,随着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深入推进,代表制度也需要持续改进和完善,以保证与其所承担的时代使命相适应。考察代表问题的历史发展,探究代表制度建设的未来走向,正是论文致力于研究的核心问题。论文主要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后面部分共分为五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和阐述论文的选题缘由及研究意义、概念界定及主要文献史料、学术研究的情况、研究思路和方法、创新点和重点难点等。第一章,主要研究中共一大至七大的代表问题。这七次代表大会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按照重要性,代表制度建设的丰富程度,代表人数等方面的差别划分为四节进行阐述。中共一大代表是代表问题的起点,他们不仅参与了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而且亲手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在一大召开期间,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代表履职尽责的典范。中共二大是代表制度化的开端,代表中首次出现工人代表,体现了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属性,由于人数较少,代表在大会上承担了各类角色。中共三大、四大期间,代表制度开始具体化,部分地区的代表产生开始采取选举的方式,而围绕着第一次国共合作问题,代表在大会议事时进行了激烈争论,思想分歧开始呈现。中共五大、六大时,面对大革命失败,代表们经历了五大时的迷茫,也经历了六大时的艰辛,在沉痛中反思,在逆境中崛起,开启了对救亡图存道路的新探索。中共七大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全党上下思想空前统一,在这样的形势下,七大代表几经波折,最终共同成就了一次独立自主、团结奋进的代表大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为代表问题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第二章,主要探讨八大至十一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召开的,根据历史背景的不同进行分别阐述。八大是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是党代表大会历史上唯一一次提出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大会。代表在大会上广泛发言,充分行使选举权,提出了许多影响深远的意见建议。九大、十大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召开,受极“左”思潮影响,在代表推选、代表队伍结构和履职行为方面偏离正确轨道,出现许多偏差。中共十一大虽然没有实现拨乱反正,但对代表制度进行了初步恢复。代表问题在这一期间经历的挫折起伏,恰恰反映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的基础性、根本性作用,对依规治党有重要启示。第三章,主要探讨十二大至十五大的代表问题。这四次代表大会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特别是邓小平理论形成时期召开的,有着拨乱反正、实现党内生活正常化和规范化、不断加强党的建设的独特历史背景。在此期间,代表制度不仅得到恢复,而且实现了发展,特别是党内选举制度的建立,使得代表产生机制更加规范。代表的先进性标准条件不断提升,候补代表被取消,特邀代表设立,台湾省籍党员代表的选举过程更加规范,代表中党员干部比例总体趋于下降,生产和工作一线代表占比不断增加,代表结构更加科学合理。代表问题进入发展和完善的大好时期,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第四章,主要探讨十六大至十九大的代表问题。十六大党章对党的性质进行了新概括,“两个先锋队”的性质定位,对党员结构影响深远。从十六大开始,中央逐渐吸取地方常任制试点经验,探索加强代表制度建设,增强代表联系党员群众、发挥作用的途径,建立了以规范代表问题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代表任期制。代表的条件更加与时俱进,新社会阶层和新经济组织党员开始进入代表队伍,代表产生程序步骤更加规范,差额公示展现发扬民主新风貌。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下,代表资格审查在十九大时正向发力,传递了强烈的从严信号;而“党代表通道”的开放,也为代表履职增添了新的平台。第五章,主要对代表制度建设与代表作用发挥的路径选择进行展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后,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承担着为推进伟大事业,进行伟大斗争,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坚强组织保证的重任。在这样的党情国情背景下,代表问题需要立足基础性、长期性和稳定型的本质属性,以全面从严理念为引领,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要求为指导思想,以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为动力源泉,以发扬党内民主为重要目标,深化代表制度建设,保持代表结构基本稳定,强化对代表政治素质的要求,推进代表提案制的实施,完善代表培训机制,建立党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统筹联络代表的日常工作机构,强化代表作用发挥。

张永^[6]（2017）在《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文中指出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大致形成于1931年9月六届三中全会前,他们在这次会议上遭到了压制。国际来信和米夫11月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最初只向共产国际认错,继续压制反对派。12月23日中央九十六号通告转而向反对派公开认错,开启了党内民主高潮。反对派以紧急会议为号召,以全国总工会、江南省委等为基地动员起来,试图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取得中央领导权。华北党组织也在九十六号通告影响下在天津自发成立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夺取了省委权力。但莫斯科最终确定召开四中全会,米夫拒绝了反对派的要求,计划保留多数原中央领导,引入少量留苏学生,同时吸收部分反对派,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失败的罗章龙派愤而走向决裂。他们成立"非常委员会",引发全国总工会及江苏、华北、东北等不少党组织分裂,但由于自身的局限、中共中央分化瓦解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很快失败。激烈的党内斗争使中共白区党组织元气大伤,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中共在白区的影响急剧衰落。

孙士庆^[7]（2017）在《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文中研究指明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着光明还是黑暗、进步还是倒退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抉择。面对中国向何处去,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作出了完全相反的选择。重庆谈判、军事调处和中间势力的斡旋未能改变各自的政治立场,最终导致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国共政争的过程中,两党在军事战场的较量之外还进行着激烈的宣传战较量,并对战后政局产生了深远影响。舆论宣传是国共两党对外宣示本党理念、方针和政策,打击对手和争取民心的重要手段。善用舆论宣传能争取民心,增加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配合和推动军事斗争的进程。否则,便会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在战后国共舆论斗争中,中共主动调整宣传体制,始终坚持党对舆论宣传的领导,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根据不同阶段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应的宣传内容和策略。中共正是通过灵活的宣传战术和对国民党舆论的反击,一方面赢得了民心,获得广大民众的一致支持,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的开展,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另一方面也分化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民心,使其最终不敌中共的政治和军事攻势,输掉了战争和大陆政权。反观国民党,面对中共凌厉的宣传攻势,国民党党营新闻体系无法做出有力的反击。“以党治报”的新闻统制政策和国民党高层的过多干预,使舆论宣传呆板保守,严重影响到宣传的效果;对中共的诋毁和军事上的虚假宣传,使国民党丧失公信力;未能有效地动员和发动群众,又失去民众的支持。国民党就在政治、军事和舆论宣传都难以与中共抗衡的情况下,颓势无力挽回,最终丢掉大陆政权。而以“中立”自居,幻想走“中间道路”的中间势力,战后主张和平民主,反对内战。但随着国民党执意发动全面内战,在国统区实施恐怖统治,特别是变本加厉地对其实施政治迫害后,中间势力审时度势,最终集体转向共产党,成为历史的必然。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舆论宣传对战后国共政争的影响只是间接被动的,中共最后取代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主要还是“枪杆子”起的作用。同样,国民党的舆论宣传在其大陆败亡的过程中也并不起决定作用,军事上的失败才是最主要原因,舆论宣传的失利只是反映、并加速了这个败亡的进程而已。

祝猛昌^[8]（2015）在《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文中研究说明中共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构,其成员录用的方针、标准是否科学合理对于能否完成党在各个时期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具有重要的影响。中共六大以后,在向成熟的革命党转变的过程中以及建国之后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历史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我们理解中共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李东朗^[9]（2015）在《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文中认为中共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党的史册,闻名于世。"团结"是指七大在党内营造了和睦亲爱的氛围,凝聚党心,统一意志,形成群情振奋、众志成城的精神风貌;"胜利"是说七大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在中共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七大的成功召开与毛泽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是中共七大的主要筹备者和主持人,

吕晶^[10]（2014）在《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文中提出宋美龄,蒋介石夫人,“宋氏家族”重要成员,众多标签贴在她的身上。她生于1897年3月5日,卒于2003年10月24日,经历了三个世纪的一生,大致以1948年底赴美寻求援助为分水岭。在国民党退居台湾之后,宋美龄进入了她的后半生,不仅是年龄已过半百,更指宋美龄在政治追求、国际交往、社会活动和妇幼事业等方面均较其在大陆时期的状况不可同日而语,已近日暮。从时间上看,宋美龄后来在台湾和美国生活的时段在其生命中的比重超过大陆时期。依照中国人特别重视晚年的习俗、强调“盖棺定论”的传统,宋美龄的后半生实在是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本文的研究目的就在于,通过论述宋美龄的后半生,揭示其在特定时代、特定环境下的角色选择、角色扮演和角色贡献。本文认为,宋美龄的后半生起始于国民党政权的分崩离析,脱胎于内外交困的台湾政局。从1947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情势全面逆转。进至1948年,金融崩溃、物价飞涨、三大战役皆输、精锐尽失,各方矛盾直指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几近崩溃。在此背景下,宋美龄于1948年底赴美争取援助。1950年初,在美求援未果的宋美龄,返回台湾与蒋介石共赴患难,拉开她后半生的序幕。此时的台湾,人口激增、物价飞涨、民生困顿,岛内族群矛盾重重,加上美国意图舍弃蒋介石政权、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使得整个社会惶惶不安。宋美龄的回归是对蒋介石最大的慰藉。本文指出,在宋美龄后半生中,“第一夫人”是她最重要的政治符号,这也是为维系蒋介石统治地位而必须向台湾军民传播的符号。在台湾公众面前,宋美龄与蒋介石努力展现出“二位一体”公众形象。举凡蒋介石出现的地方,必有宋美龄陪同。宣传蒋介石、为蒋介石辩护、为蒋介石政权争取援助,则是宋美龄后半生的职责。宋美龄在台湾所开展的外交、妇女运动和社会事业等多方面的工作,都是在“第一夫人”的头衔下展开的。通过梳理宋美龄后半生的各类活动,可以发现宋美龄利用“第一夫人”这一符号向社会传达蒋介石政权稳定的信号,并强调其政权“正统代表性”。本文认为,困居台湾的宋美龄在“第一夫人”这个政治符号下演绎了多重社会角色。外交方面,她是蒋介石的外交事务总管和国际形象宣传员。为此,她整合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积极开展对美宣传外交,努力拉拢美国政界军方人士,等等,为台美关系改善积蓄力量。一轶时机成熟,她即踏上前台,以多种名义赴美访问,或医疗,或度假。每次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直至20世纪60年代后期,蒋经国接班态势已然明确,宋美龄方才淡出对美“外交”一线。妇运领袖是宋美龄最擅长演绎的社会角色。在宋美龄的政治版图上,妇女运动是她政治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她获取国内政治支持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不亚于外交领域。在国民党退守台湾后,宋美龄依靠“妇联会”、“妇工会”和台湾省妇女会开展妇女运动,使自己长期在台湾的政治舞台上屹立不倒。社会事业则是与宋美龄的基督教信仰密切联系在一起。败退台湾之后,宋美龄从“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转变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宗教成为她最好的安慰剂。在宗教信仰的影响下,她抵台后即成立“中华基督教妇女祈祷会”,以该会联合周边重要人士,结成共同的利益联盟;她开办华兴学校,创建振兴复健医学中心,担当辅仁大学董事长,等等。这些都反映出,宋美龄在信仰的感召下推动社会事业发展,也反映出宋美龄的宗教热情与与政治需要的紧密结合。本文还考察了宋美龄和蒋介石、蒋氏家族和孔宋家族之间的关系,以及宋美龄在隐居美国时期的政治活动。在作者看来,“宋家”是宋美龄的娘家,也是她在“小家”和“蒋家”立足的奥援。在宋美龄眼里,蒋宋一体,互为帮助。只有壮大“蒋家”才能更好地维护“宋家”,只有维护好“宋家”才能最大化“蒋家”的利益。蒋介石逝世后,宋美龄为使蒋经国顺利接班,隐居美国。她虽然身在美国,但心系台湾政坛,关心的重点是塑造蒋介石历史形象、辅助蒋经国治理台湾。实际上,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蒋家王朝”。

二、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论文提纲范文）

（1）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论文提纲范文）

（2）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论文提纲范文）

（4）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论文提纲范文）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论文提纲范文）

（7）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论文提纲范文）

（8）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论文提纲范文）

（9）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论文提纲范文）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十六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名单（论文参考文献）

• [1]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研究（1928-1946）[D]. 丁天立. 南京大学, 2020(08)
• [2]毛泽东党的制度建设思想研究[D]. 李艳丰. 湘潭大学, 2019(12)
• [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海外学者的视角[D]. 王敏. 中共中央党校, 2019(02)
• [4]中共中央领导机构演进研究（1921-1945）[D]. 龙凌云. 天津大学, 2019(06)
• [5]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问题研究[D]. 王明科. 中共中央党校, 2018(02)
• [6]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J]. 张永. 近代史研究, 2017(01)
• [7]战后舆论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研究（1945-1949）[D]. 孙士庆. 上海大学, 2017(02)
• [8]六大至十四大中共中央委员会选举方针的历史变迁探析[J]. 祝猛昌. 党史研究与教学, 2015(02)
• [9]毛泽东与中共七大的召开[J]. 李东朗. 党史博览, 2015(04)
• [10]政治符号与社会角色 ——宋美龄后半生研究[D]. 吕晶.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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