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小企业界定及其差异性与一般性（论文文献综述）
沈丁心[1]（2021）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文中认为2020年9月,安倍晋三内阁闪电辞职,菅义伟接任,日本政治从此开启了“后安倍时代”。安倍晋三两次执掌日本政坛,创下了日本战后政治家最长执政记录。安倍时代已去,但却为日本政坛留下了诸多政治遗产,其中,安倍有关经济外交的构想、政策行动与成效,对日本政治、外交以及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影响依然深远广泛。“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外交将向何方,格外引人注目。因此,从了解菅义伟政府外交政策取向和展望未来日本外交发展趋势的意义上,回顾与总结安倍执政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经验与教训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自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渐趋展现为相对积极的态势。全球化的趋势,尤其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在前所未有的程度上促动国际社会复合相互依存的逐步发展与不断完善;同时,逆全球化的趋势,亦在相当程度上与全球化共生同行,在相当复杂的国际战略互动中展现出突出的影响。在上述时代发展变化的背景之下,日本经济外交的内涵与外延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其在日本对外交往和外交政策实行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不断提升。有鉴于此,本文将研究目标锁定在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经济外交相关变量之间的耦合与交叉互动等问题上,通过这项研究以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在新时代的现状与变化,把握其特征与发展趋势,为我国对日外交乃至我国外交的发展与未来方向塑造等提供有益的借鉴。本文综合运用国际关系理论与研究方法,以日本官方数据和政府资料等为主要基础数据,考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变化,分析以安倍政府（第二次执政）时期为核心的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构想、实施内容、外延变化、主要特点和存在的问题,客观评价其实施效果。本文由绪论（研究目的、意义和研究现状分析）、正文（五章）和结论、以及参考文献等内容构成。本文的绪论部分,主要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内生变化与外在变迁等作为问题导向,通过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目的、研究意义和研究现状等问题的梳理与分析,明确日本经济外交的研究前提,为其后展开的有关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构想、具体政策实践、政策实施的模式建构和发展趋势研究等提供必要的研究基础。本文第一章以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解读与释义为核心内容,通过对新自由制度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外交研究的相应理论解读来建构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解读,不仅意在充实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国际关系理论认知,而且能为解读21世纪日本经济外交发展的指导理念提供更为明晰的线索与方法。如何有效评估日本经济外交的现状与未来趋势,需要充分发挥国际关系理论和经济外交研究理论的指引作用。本文第二章以时代演变中的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为主题,梳理与解读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演变历史与现状,厘清日本经济外交的基本内涵,特别是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与发展趋势的基本内涵。从纵向的视角分析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构想、布局的变化及其五大支柱（对外贸易、经济援助、对外投资、经济制裁、经济合作）的基本内涵与进展,以及与安倍国家战略与外交政策的相互关系。通过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实施日本经济外交的具体战略构想与具体政策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战略的层面,日本在经济外交的各个领域具体实施经贸外交、投资外交与援助外交,乃至制裁外交,例如签署CPTTP、日欧EPA、日美贸易协定等等过程的分析,阐释经济外交与日本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的交互作用,展现日本经济外交在日本国家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本文第三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扩大为主题,通过对“大阪轨道”构想及其实施过程的全面分析和东日本大地震后危机外交公关的经济外交实施案例的实证分析,具体阐述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在新时期新形势下是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变化而实现自身理念与政策实践升级的过程。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解读,是本文研究日本经济外交的重要方式之一。本章中对于“大阪轨道”的关注与研究,是针对日本外交整体实践中,基于主场外交与经济外交的关联性互动,阐释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实施的案例研究。同时,针对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专门性案例研究,以“谣传损害”背景下的经济外交作为分析案例,从另一个侧面充实了有关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论证过程。同时,本章对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比较研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通过对比日本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阐释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过程。本文第四章以分析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动因、特点与评价为主题。对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研究,本文的关注不单局限于日本经济外交嬗变本身,更注重在国际环境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日本经济外交嬗变产生的动机与深层原因等问题方面。基于国家治理与国家战略的双重视角,尝试重新认识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变化特点等问题。本文第五章以“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与展望为题,在综合分析日本经济外交嬗变及其影响的基础上,对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构想、面临的困境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和展望。日本经济外交的未来展望,是分析、研究与评价日本外交未来发展趋势的重要变量之一。日本经济外交的发展趋势不仅取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从国家治理到外交实践的相关构想与政策实践,而且与日本面临的外在国际环境变化密切相关。依据上述分析考察,本文尝试在结论部分提出以下几个结论:第一,本文尝试建构新的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通过理论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三个维度,对日本经济外交的理念、政策及其属性嬗变进行梳理和分析,全方位地考察日本外交战略与政策的实践与发展变化,转变现有日本外交研究的思维定势,实现日本外交研究的理论创新。本文关于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研究,是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优化与拓展。第二,日本经济外交的内在构成与自身的逻辑演变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日本国内外的环境变化,特别是日本国家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不断地完善内涵,适时地扩展外延的有机整体。应对中国国力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扩大,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巨大变化,安倍政府重新认识和调整经济外交的价值与作用,是其现实主义国家治理理念的最明显体现。第三,本文在研究中特别关注了经济外交内涵变化与外延扩大的问题。诸如经济外交中的文化属性问题、公共外交与国际文化传播与经济外交政策的交叉融合问题等,为全面认识和把握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与独立的思考。本文认为,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既是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在21世纪日本国家外交实践中的延续,也是安倍政府在和平主义外交与文化产业立国等治国理念指导下,主动顺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而适时调整经济外交内涵与外延的外交实践过程。第四,日本式的思维方式对日本经济外交特别是安倍经济外交提供了基本的理念基础和政策动力,同时也决定了日本经济外交的特性与发展困局。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既给日本振兴经济与国际合作,重振国家自信提供了助力,同时也无法避免受到社会文化心理以及国际认知等等的局限与约束,从而导致日本经济外交乃至日本外交无法摆脱既有的发展思路与框架,无法完全回应日本国家治理的现实需求。“后安倍时代”的日本经济外交能否摆脱困局,在日本经济与日本外交、日本国家转型与国际社会发展等等交汇过程中,继续发挥有效的链接与平衡作用,为日本的国力提升与国际影响力的扩大起到应有的作用还有待持续观察。
许明威[2]（2021）在《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农业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研究》文中提出
李芮玲[3]（2021）在《中小企业贷款违约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基于C银行经验证据》文中研究表明中小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纵使总体规模较小,但是在我国方方面面都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城市商业银行是服务中小型企业而存在的地方性商业银行,也一直是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和贷款服务的主要力量之一。在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市场环境下,中小企业的生存现状也起起伏伏,如何有效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一直是我国的难题。同时在商业银行日趋严格的信贷审核下,如何在降低信贷风险的情况下支持中小企业健康长久发展,是一个十分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从C银行收集整理的中小企业贷款数据,得出影响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最为显着的因素包括贷款期限、内部信用评级等级、贷款利率、贷款合作年限以及是否有展期这五项。研究结论表明贷款期限越长,中小企业违约几率就越低;内部信用评级等级越低,中小企业违约几率就越高;贷款利率越高,中小企业违约几率就越高;贷款合作年限越长,中小企业违约几率就越高;有展期的中小企业的违约率也很高。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升C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以及有效降低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率。本文从学习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国内外相关文献入手,搭建起全文的框架和逻辑思路,再介绍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研究背景、意义和研究的主要方法。之后简述了我国中小企业、城市商业银行以及贷款违约的相关概念和现实情况。再通过中小企业、我国商业银行、外部环境这三方面为出发点,简要分析了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的成因。介绍了C银行的基本情况和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的现状。通过收集整理的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数据为研究对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得出结论。再根据结论从C银行的中小企业贷款全流程、中小企业内部信用评级体系建立、完善构建信贷人员培训及考核机制和提高自身金融创新能力四点为出发点提出相对应的风险防控建议。最后简述了全文主要结论以及对之后研究的展望。
王毅[4]（2020）在《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文中提出纵观中国经济发展史,开放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主题,中国经济走过的历史实践中以开放为起点取得了诸多举世瞩目的历史成就,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回望百余年前,中国本土市场随鸦片战争首次开放,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开始由封建传统向近代化转型。尽管西方垄断资本主义和封建政府控制并阻碍了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转型进程,但历史可见的是,旧式钱庄等传统金融机构实现了部分的现代金融转型,并且本土金融业在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垄断市场前便出现了现代金融业的雏形——新式银行。从对这段重要的开放历史的研究中发现,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被动的开放环境中展现了积极、主动转型的一面,在近代化转型的时代潮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以史为鉴,1840-1927年间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呈现的强大生命力和内生性动力值得被历史铭记并为当前中国本土银行业在深化开放环境中提供借鉴。在经历战乱、新中国计划经济建设后,1978年,改革开放再次打开了中国封闭市场的大门,与1840年不同的是,这一次的市场开放是中国自己选择的主动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扩大开放程度,同时,中国本土银行业在开放环境中加强自身改革、完善内部结构,从大一统的银行体制出发,通过渐进式增量改革,最终建立了较为完备的本土银行业格局。伴随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规模不断扩大,在外部竞争压力下,本土银行业在竞争与学习中稳步发展,本土银行机构职能逐步清晰,银行实力和竞争力显着提升,当前扩大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银行部门参与竞争夯实基础。以史为鉴,回顾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部门的发展实例,银行这一经济部门窗口展现了包括又不限于金融业发展中的“中国道路”、“中国案例”的成功之处,同样成为今后中国本土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机构参与国际竞争中可以借鉴的历史蓝本。回顾并专门研究近代1840-1927年和1978年改革开放后两个阶段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历史,最重要的意义是挖掘其中涵盖的发展规律和理论价值,以为当下借鉴。就当前中国本土银行部门面临的发展环境而言,2016年中国入世15年缓冲期结束后,在西方国家对中国完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全面否定的冲击下,经济发展的外部不利因素不断影响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特别是自2017年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优先”战略的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引起中美间贸易摩擦不断升级,中美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出现频繁波动。在世界政治和经济的全新格局中,中国坚持将改革开放进行到底,对内统筹改革,对外深化开放。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中国金融开放的12条具体举措;2019年,国务院再次出台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11条措施,标志着中国金融开放进入快车道。在新一轮开放和发展战略中,如何正确把握中国银行部门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国银行业变革中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面对这一问题,一方面需要我们借鉴全球先进理念革新思维,另一方面需要更多地深入回顾并总结中国金融发展实践中的历史经验。“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在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实践中获取、总结发展经验,以史为鉴,无疑对深化开放背景下中国本土银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从理论上讲,金融开放对一国或地区特别是金融发展落后的国家具有显着的促进作用。金融开放能够带给本国相对廉价的国际资本,改善一国投资结构,优化金融结构,构建多元化金融体系,以更好地服务于地方实体经济的发展。因而,金融开放往往成为发展中国家金融转型的开端,落后国家的金融部门纷纷走上变革之路。然而,落后国家金融部门往往容易在金融开放中脱离本土实际,在西方国家的牵制中走上“依附他人”的发展之路。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成为发展中国家解决金融抑制问题的主要手段,但在多国或地区的实践中看,西方国家的金融发展理念并不具备普适性,大多数发展中金融改革最终因金融危机被迫暂停或永久性搁浅。2008年,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发展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这使得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开始重新审视金融开放以及新古典主义的自由放任发展策略。以往实践经验带来的反思是,在金融开放背景下,究竟怎样的发展路径能够帮助发展中国家金融部门实现“追赶”?中国作为金融后发国家的“试验场”,其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历史具有怎样的特征?中国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历史案例能够为未来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怎样全新的理论借鉴?为此,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回顾历史,结合实证研究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这一命题进行科学阐述。为了实现这一命题研究的严谨性和科学性,本文依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得出结论”的思路展开,以历史视角对中国自近代以来两时段金融开放进行纵向比较分析,在理论分析和历史阐述后,结合实证分析方法验证本文在中国案例研究中总结出的相关历史经验以及提出的相关结论,最后在以史为鉴基础上提出发展展望。依照这样的分析思路,本文主要设置以下6章内容:在文章第一部分（包括第1章）介绍本文写作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在写作背景基础上介绍文章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同时,引出本文的研究思路、结构安排和研究方法。第二部分是本文的理论分析部分（包括第2章、第3章、第4章）。其中,在第二章主要介绍了论文的基本概念和理论基础,并且在对已有成果进行评述的基础之上指出已有研究仍存问题或漏洞,提出进一步研究的空间。第三章介绍近代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变迁历程,以市场开放为起点,分析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在华银行对本土金融业的资本侵略事实以及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通过对近代开放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历史的回顾,对近代时期被动市场开放条件下本土金融业的发展作以总结。第四章对中国金融开放的第二个关键时期,即改革开放后金融市场开放进行理论分析,从中央银行职能的建立和完善,体制内银行部门的发展以及体制外本土银行业的创立分别进行讨论。根据开放程度的不断扩大,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分析,在市场开放的不同阶段对本土银行体系的发展进行深入探讨。本文认为,通过对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这一主题进行理论分析,在中国案例两时段的纵向比较中可知,开放背景下本土金融部门的发展应当以本土特征和本土优势为基础,实施适应本土结构的发展战略;而市场开放的态度将直接决定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转型的彻底性,在这一方面,历史发展的案例已经给出答案。同时,历史地印证了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本土银行业变革的成功,即坚持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第三部分（包括第5、6章）是本文的实证分析部分,这一部分以近代被动开放和改革开放后主动开放两时段分别进行金融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之间的实证研究。第五章利用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对影响近代时期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转型发展的因素进行整合、验证。第六章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动态面板模型对主动开放下本土银行业的发展进行分析。第四部分（包括第7章）基于前面的理论和实证分析,对中国金融开放两时段的发展历史经验及教训进行总结。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以史为鉴,提出对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进一步发展的启示。本文历史地梳理了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脉络,对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自身的发展规律和经验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结合经济学方法对发展规律进行科学阐述。肯定了中国两时段开放背景下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以本土结构为基础,以开放学习结合本土优势进行渐进式发展的成功经验以及内生性发展动力的关键作用,这一历史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给出有别于其他视角的发展建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银行业开放发展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银行部门的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黄慧微[5]（2020）在《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文中提出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信用制度的支撑和促进作用。党的十八大提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尽快建立符合本国国情的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等领域建设,来规范市场经济的发展秩序,形成社会运行的良性格局。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会议讲话中,将风险防范提高到新的高度,强调要在经济全局、系统中化解风险,“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近年全国工业企业应收账款数据显示,应收账款及其占流动性资产的比重逐渐增加,在经济转型调整的关键之年,多重因素叠加下,坏账风险也在相应提高;尽管商业票据融资业务尚不够成熟,但需求日益增加,使得商业票据业务在我国金融市场的份额不断提高,2016年票据风险事件爆出后,票据业务量开始持续减少,但2019年我国商业票据业务再次呈现集体非理性的快速扩张趋势,潜在风险极容易在企业和银行间传导,扩大风险范围。无论理论研究本身还是对现代金融危机实践的反思,马克思的货币、信用和危机理论都常常被当作一个系统、有机的分析框架。尽管其中对应资本主义的具体结论不能直接照搬到我国实践,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信用一般理论、资本积累、扩张以及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对分析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商业信用风险依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价值,且其中蕴含着不少前瞻性、现代性的观点和洞察力。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样面临市场自发调节下的各种失衡或失灵,更需要我们始终坚持坚持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和信用理论的基本逻辑,继续创造性解决信用制度二重性下的各种现实问题。基于此,针对当前我国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现实风险及潜在风险,依据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以商业信用与生产过剩、货币理论、经济周期之间的相互作用为理论支撑,本文采用平行式行文结构,从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投机风险三个方面探索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形成及防范。遵循马克思从抽象到具体、从本质到现象、从简单到复杂、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顺序,剖析市场经济条件下商业信用风险的外在表现和产生的一般原因;坚持理论的实践性、开放性和发展性,探索信用基本理论与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具体应用相结合;为更契合当代商业信用风险特征,采用了金融学、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学、财务管理等多学科交叉、综合分析。马克思的信用理论包含了信用产生及其作用、信用在生产、分配、消费等环节加速资本主义经济各要素间对立的机理和表象,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对立最终的发展趋势便是彼此分离并以危机的形式趋于统一,且具有周期性。统一的过程中,部分则以具体信用风险形式呈现出来,商业信用风险便是其中之一。第一部分介绍了马克思信用理论的基本观点,包括核心概念界定、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以及马克思的信用思想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下的“信用”范畴,形式上指以债权债务关系为核心的交易行为,是一种经济关系,从属于商品交换和货币流通;商业信用则是社会再生产中以商品为借贷对象形成的债权债务关系,具有商品让渡与价格实现分离、商品为对象、链条性的特征,风险也相应表现为锁链式扩散性、双向性、可转移性特点,但同样具备信用制度的二重性作用,即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在加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要素间的冲突。整理、归纳了商业信用扩张与风险形成相关理论,一是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即“1.产业资本家和商人的财富,即在回流延迟时他们所能支付的准备资本,2.这种回流本身”;二是商业信用扩张加剧和掩盖生产过剩的机理;三是商业信用对货币流通速度、流通数量的影响;四是归纳了经济周期中的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的共同作用及演变。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风险治理思想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金融风险防范框架,金融发展“回归本源”的论断正是对马克思关于货币、信用与危机基本理论的继承与发展。该部分也成为下文具体分析我国商业信用风险的直接理论依据。第二部分概括了我国商业信用产生、发展历程,重点分析了应收账款和商业票据的整体现状、新发展:应收账款方面,当前部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流动资金偏紧,呈现比较稳定的行业集中分布,应收账款保理、应收账款质押及应收账款证券化三种应收展账款融资模式快速发展趋势明显,并逐渐平台化;商业票据方面,业务经营以银行承兑汇票为主,票据市场的参与主体范围不断扩大,票据业务电子化水平显着提升,电子票据、数字票据带动票据融资业务增加,但随着国家逐步推进金融去杠杆和强化监管,票据市场进入调整、转型期,从而回归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总体看,新常态下商业信用发展主要面临着突出的信用风险、不断增强的流动性风险、投机盛行三方面风险。第三部分从伦理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道德弱化下的信用风险及防范对策。成因:商业信用道德形态的不完备、道德契约的脆弱性;提出相应防范建议,即辩证看待马克思关于信用资本的道德批判,弘扬社会主义道德观体系下的诚信美德,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以强化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培育企业信用文化。从经济维度分析了商业信用风险评估、企业风险管理方面导致的信用风险,主张多渠道提高商业信用评估的科学性,全过程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征信服务系统。第四部分围绕马克思的商业信用循环条件分析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其中外部可支配的准备资本条件的分析综合了马克思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关于商业信用与银行信用关系的研究,同时结合经济周期原理,从部分产能过剩、产业比例失调、利润率下降、市场竞争压力分析了我国商业信用回流本身的风险。提出了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控制企业商业信用扩张边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的具体建议。第五部分为关于投机风险的分析,主要针对商业票据投机问题展开,也有部分兼具实体交易和金融衍生交易特征的投机风险形式。依据投机形成条件,从商业信用融资工具、供给、收益实现、有限理性等方面分析投机风险的形成。建议从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提升理性决策水平、强化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三方面抑制投机。第六部分总结、梳理了三种具体风险形成机理上的内在联系。主张整体中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的各类因素;从防范措施中概括、提炼出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的基本原则,即遵循经济规律、货币流通规律,科学化解风险;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整体看,论文运用了马克思宏观经济思想、信用理论的研究方法和体系,又结合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经济转型的时期特征,把握信用杠杆和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的机遇,在创新发展中化解风险,在实践中继承、丰富马克思信用思想。
苑黛君[6]（2020）在《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源动力之一,在刺激就业、促进创新、缓解产能过剩以及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近年来,中国OFDI取得了跨越式发展,但在其发展过程中仍存在一定的缺陷和不足。加之中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阶段,与此同时,全球政治经济环境日趋复杂,内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以便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深入实施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考虑到我国长期以来国有银行“一支独大”的单一金融结构和“所有制歧视”等问题仍然制约着企业融资和对外投资。作为金融体系结构优化的重要特征,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的提升——无论是金融机构种类的增多,还是金融机构规模分布均匀性的提升,都将有利改善这一局面。因此,深入探究如何引导金融生态多样性更全面、更有效地促进OFDI发展,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从理论层面分析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作用机理。随后本文以2005-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作为考察样本,分别运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ALP模型构建和测算了金融生态多样性、OFDI规模及其二元边际等指标。最后,本文运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数据模型、链式中介效应模型、半参数面板数据模型等实证方法,分别从总量规模、增长来源视角检验了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效果和作用路径,兼顾分析了两者关系的地区异质性和非线性特征。本文得出以下结论: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的影响效应显着为正。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相比于东部地区和“一路”沿线省份,这种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和“一带”沿线省份中更加强烈。（2）从中介渠道来看,金融生态多样性除了对OFDI规模有直接影响之外,还会通过地区整体企业的外部融资效率间接影响OFDI规模。（3）从作用轨迹和特征来看,在样本考察期内,两者之间呈现“N”型的非线性关系。这说明在金融生态多样性发展过程中其对OFDI既有正向作用也有反向作用,对OFDI的影响效果取决于两种作用的博弈。分样本回归的结果表明,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规模的作用效果存在显着的地区异质性。东部地区两者之间的“N”型曲线形态特征明显,拐点出现得远早于全国和中西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两者之间呈现“W”型曲线关系,该地区虽然整体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相对较高,但其发展阶段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和全国,需要更高的金融生态多样性水平才能弥补地区企业外部融资水平的不足以促进OFDI发展。“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进一步对OFDI增长进行结构性分解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存在显着差异,其与OFDI扩展边际存在显着正相关关系,而与OFDI集约边际则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考虑到我国OFDI主要沿扩展边际增长,探讨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扩展边际的影响对分散对外投资风险、促进OFDI稳健发展更具现实意义。（2）从中介渠道来看,金融生态多样性在促进OFDI扩展边际增长方面主要是通过提高融资效率的路径来实现的。（3）从作用轨迹和特征来看,在金融生态多样性发展过程中,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扩展边际的影响呈现不规则的倒“U”型关系。基于上述研究,本文提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完善OFDI的融资担保制度体系、加强金融监管、因地制宜促进OFDI发展以及引导对外投资走多元化发展之路等政策建议。这不仅有助于明确政府政策的着力点和方向,对全面深化金融结构性改革和“一带一路”倡议、促进OFDI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论文有图31幅,表24个,参考文献145篇。
刘志永[7]（2020）在《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文中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史就是一部具有鲜明转型期特征的“企业家”发展史。肇始于“农民企业家”的改革开放历程,在证明“企业家”之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国王”的同时,其成长和发挥作用的复杂性也昭示了中国的特殊性——肯定“企业家”作用时并不能忽视政府及其官员作用。至少在地区层面上,单纯从企业家角度根本无法解释“中国奇迹”中地区发展不均衡突出的现象。地区间不均衡原因,站在现实而非理论的角度,与其说是企业家及其精神的禀赋差异,不如说是地方政府与企业家的“耦合”差异所致。更重要的是,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和逐步迈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转型期所固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转型叠加而来的矛盾日益凸显,如何处理理论上“政府与市场”及其表现在实践上“官员企业家与市场企业家”关系成为了中国在改革“深水区”时期必须解决的关键性问题。囿于研究范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是抽象的一般的西方经济学显然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同时,中国转型期的复杂性为经济学意义上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提供了一个不一样的研究素材。不同于西方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把市场经济置于特定社会历史中来进行分析。基于中国特色治理结构和社会主义初级历史阶段,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为深化改革指明了方向,也由此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上取得了重大突破,但在实践层面上特别在地区层面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而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实践上还不尽清晰,这不仅关系着地区间能否实现均衡发展,更关系着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前行等重大问题。理论来自于实践又高于实践。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对地区改革实践的观察,本文采用演绎归纳、历史研究和实证分析等方法,在借鉴主流经济学优秀成果的同时,沿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对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企业家和政府及其官员进行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转型背景下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双主体”理论框架,分析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博弈关系,以及“双主体”耦合机制与地区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系,进而提出一些政策及建议。中国“企业家”发展中交织着无处不在的政府“烙印”。循着中国改革脉络,发现实践中政府与企业家关系绝不仅仅是经济关系使然,而是中国治理体系和初级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交织关系在改革中的延展,其复杂关系主要在于渐进式改革进程中的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有了“准市场主体”的地位。在本文提出“社会网络人”假设下,地方官员如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利益一样,为了获取其政治利益和财务利益而具有了“企业家”的属性,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进而和市场企业家一起推动着地区市场化进程和经济增长。“双主体”机制是转型期间地区经济增长中的必然选择。实践表明,在宏观层面上肯定企业家是中国经济增长“主体”的同时,政府及其官员在地区层面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主体”作用。不同于其他相关文献的地方官员“为了增长而竞争”逻辑,本文认为在政治治理体系、地区禀赋结构和“社会网络人”约束下的地方官员的“为了竞争而增长”是“双主体”机制的现实基石。政府（官员）和企业家“耦合”决定着地区经济增长。地区经济增长的路径、速度、绩效和可持续增长等取决于两者的“耦合度”,而且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不同致使着“双主体”耦合及其形式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以地方政府在“耦合”中行为迥异的温州政府和苏南政府为典型性样本和地区科技创新系统动态演化博弈模型,证实了“双主体”模式的有效性以及地方政府在其中的“能动性”作用。同时,本文从中央层面“把激励做对”来保证地方官员“做对的事情”的纵向机制和通过“中间组织”规制地方政府“做对的事情”和“防止做坏事”的横向机制上,提出了“双主体”稳定运行的激励约束机制。“双主体”耦合是一个动态演进过程。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文化禀赋与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相容,政府与市场（官员与企业家）形成各自行为上的充分自觉,催生出遏制政府随意干涉市场或者“越界”的市场力量和克服市场失灵等的规制力量,该模式最终会朝着“政府公共服务性引导+企业家主导型经济”的耦合方式演进。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地区间禀赋结构及其演化的不同会导致地区间在朝着最终模式演进的速度、路径等存在差异,但无论如何,政府的“主体”地位不会消失,转变的只是政府职能——“因时因势因地”与企业家耦合的“能动性”行为。“双主体”下“政府与市场”边界是多维性的。“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意涵不完全在于政府的“大小”或者“强弱”,也不是空泛的“有为”“无为”,更不是僵化的“谁主谁次”“谁动谁从”,而是政府（官员）与市场企业家的“因时因势因地”的动态耦合。因此,地区层面上的政府与市场“边界”是一个动态性多维度的意涵,包含着文化维度下“亲清”政商关系和制度维度下的“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政企关系等在内的边界。实现地区经济增长是地区层面“双主体”架构的目的。在“双主体”下从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地区企业家两个维度入手,提出了通过“双主体”耦合实现地区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及建议。一是政府直接介入地区经济活动的产业政策,认为以“中央定规划、部委出政策、地方来执行、事后看绩效”为特征的“多层级”产业政策体制在工业化起步和成长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在进入创新引领阶段时其不适应性凸显,建议在发展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上从“多层级”向“两层级”体制转变;同时,从地方官员的视角提出了地区产业政策有效性的程序化、组织化和法治化等的边界。二是地方政府间接介入地区经济的企业家政策,在前述分析企业家发挥作用需要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基础上,从宏观层面的产权保护、市场化进程、政府行为法治化、金融体制改革等制度,中观层面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微观层面的中小企业扶持政策,以及文化层面的“亲清”政商关系、“友好”社会环境和“有效”诚信体系等方面,提出一些具体的政策及建议,以期实现“双主体”下的良好契合关系,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经济增长。
孙菲菲[8]（2019）在《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场外股权交易市场（下文简称为“场外市场”）是一国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功能在于服务于中小企业、科技创新企业和区域金融的直接融资发展。这对于直接融资中的基础性经济金融、结构化产业融资发展、区域经济融资发展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功能体系发展的意义重大。场外市场的深化改革和加速发展,建设功能完善立体覆盖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是十九大之后国家金融体系改革深化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然而学术研究中对场外市场的关注还显不足,对于场外市场的发展和功能构建缺乏理论化的总结和实证性的分析。有鉴于此,本文选题定位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发展比较研究,基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的结构性功能对比研究和实证分析,总结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发展特征及功能特点,中美场外市场的功能类比和功能差异,并检验制度要素对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调节作用,从而归纳出对我国场外市场发展的借鉴与启示。本文遵循比较研究的技术路线,通过国际场外市场发展实践比较经验总结出一般性的场外市场发展特征,归纳场外市场发展的动因、过程、调节因素以及结果,并进一步聚焦于中国和美国场外市场发展的系统性比较分析。首先,美国和中国在国情、发展阶段和产业结构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全产业链和多区域的大国经济结构,场外市场的规模也相近,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其次,中美两国在制度要素特征上存在显着的差异,有助于检验制度环境对于场外市场的调节作用。由此,本文通过对两国场外市场发展和发展特点以及场外市场挂牌公司的数据进行比较,从功能构建和制度因素的调节作用方面,对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特征进行数据描述和计量检验,从而最后归纳出本文关于中美场外市场发展比较分析的研究结论。本文的分析发现,中国和美国的场外市场在发展动因和制度设计上有整体相似性和诸多特征区别。美国的场外市场发展动因之一是企业对挂牌市场的分层需求,而中国场外市场的发展则受到了流动性需求的推动。通过实证分析,首先本文发现中国场外市场在规模上迅速赶超美国,但交易的活跃度、挂牌企业规模和和结构上仍存在较大差异;其次,中国场外市场企业的平均收入和平均市值均远小于美国,且中国的行业集中度和区域集中度高于美国;再次,本文还发现中美两国场外市场在功能上呈现共性和差异性,两国场外市场都具有信息发现功能、技术创新和提升企业价值的功能,但两国场外市场在平滑风险、帮助企业获取金融资源方面具有差异性,同时没有发现中国市场对公司治理有显着的积极作用。同时,本文认为场外市场作用的差异源自于中美两国的制度环境差异,进而对制度环境如何影响场外市场的功能作用进行了理论化的归纳。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本文总结了对中国场外市场功能完善发展的建议:中国场外市场在不断完善现有规则之外,应探索除财务绩效和规模之外的分层标准,并在制度环境支持的地区率先进行尝试,最大化发挥当下场外市场的作用。长期而言应对制度环境进行完善,如增加司法投入和资源、增加市场化程度、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形成市场的风险文化、完善信用体系、建立其他金融制度（如银行和主板市场）与场外市场之间的互动和联系（如升降板制度）,可以更好地释放场外市场的潜力。
李博[9]（2019）在《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研究》文中指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是我国科技进步最主要的一类市场经济主体,已成为技术创新的源头和技术成果转化的直接载体,也是科技创新型大中企业或企业集团的“孵化器”。在生产诸要素中,相比其他类型的企业,技术和人才资源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持久竞争优势更依赖于企业人力资本的积累与质量提升。然而,在生产收益的分配上,人力资本的作用往往被忽视,这与我国注重公平分配的原则背道而驰。根据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的特点,设计更加合理公正的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使人力资本真正参与到企业的收益分配过程中,以此实现对人力资本所有者的激励,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健康发展和我国创新体系的平稳落实,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在分析国内外研究现状和企业收益分配实践的基础上,从人力资本产权和价值的视角系统研究了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如何参与收益分配,深入探讨了收益分配方法和策略等关键问题。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建立了一种由人力资本收益价值评价和多元人力资本混合收益分配构成的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并提出了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全面研究了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问题。本文的研究内容及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提出了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的收益价值评价方法。界定了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的内涵和特征,划分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管理型人力资本、研发型人力资本和普通型人力资本。根据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二元股权”治理结构,阐述了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机理,并分析了收益分享比例、投入弹性因子、技术水平因子和成本因子等结构要素。在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层面,从对称信息条件与非对称信息条件两个角度,分别构建了人力资本收益价值评价方法,实现了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收益在物质资本所有者与人力资本所有者之间的初次分配。（2）提出了多元人力资本混合收益分配方法。在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收益价值评价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影响企业内部多元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投资比重（人力资本价值）、承担风险（风险分摊系数）、合同执行度和贡献度四个关键性因素,建立了基于修正的M-Shapely值模型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多元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模型。通过收益分配方案的构建与实际运用,实现了利益在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多元人力资本内部的科学合理分配,以及对多元人力资本所有者的公平治理与物质激励。（3）设计了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动态调整机制。在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动态调整机制的机理与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建立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动态调整机制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未来15年的仿真运行结果的分析,得出人力资本收益分配动态调整机制对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收益的提升作用显着,验证了本文对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机制与方法的有效性。人力资本已经成为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核心生产要素,本文构建了全面科学合理的企业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实现了对员工的激励,保持企业健康、持续、稳定地发展。由于人力资本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等特点,直到当前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的、权威被一致认可的关于选取人力资本指标的标准,对于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价值评价体系和收益分配函数模型的验证还有待更多实践数据的检验,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有必要基于实际情况运用更加准确的函数模型,以精准解析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与价值等关键性因素。如何根据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不同层次人力资本的特点,设计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本激励策略,也将成为未来的重要研究方向。
孙雁冰[10]（2019）在《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治国理政思想在对国内和国际经济形势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一段时期经济发展的思路: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和改善民生。稳中求进是指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改革创新是指全面深化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改善民生是指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普遍提高。税收调控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经济手段,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赋予了税收调控在特定时期特定的调控职能。由于税收调控受经济发展水平、财政收支、税制体系等方面的制约,为防止税收调控无效或过度,为控制和规避税收调控可能带来的风险,本文研究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税收调控的实施主要通过总量调整、结构调整和个别调整来进行,具体的说,税收调控通过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来实现。这三个方面是税收调控的三个维度,它们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形成政策合力,影响经济增长。本文研究这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税收调控合理限度有一定的衡量标准,第一,经济标准。税收调控应立足于经济发展现状,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服务,其核心在于税收调控与生产力发展水平达到和谐统一。第二,财政标准。财政职能是税收的最基本职能,税收既要能满足国家必须的财政支出,又不能征收过多税收,妨碍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取之有度而民不伤”。第三,社会标准。税收调控能够对社会产生良好的外部效应,如果税收调控不能够引起积极的社会效应,那么也不能认为税收调控是有效的。将总标准应用于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形成具体的判定标准。在具体标准的指导下,本文从质和量两个方面研究税收调控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本文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科学定位税收调控,税收调控不是万能的,不应赋予税收调控无法承受的任务;完善税收制度,税收调控合理限度为税制优化提供可行性建议。本文的现实意义在于: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确定减税空间,优化税制结构,约束税式支出,全力服务发展大局,当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促进派”;防范风险,把握好税收调控的“度”,可有效防范财政风险和扭曲风险;反映经济运行情况,为下一步的政策提供建议。本文的研究思路是,首先分析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然后从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研究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每个维度的研究思路是:一是进行现状分析,提出存在的问题,二是国际比较与借鉴,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发现我国税收调控与别国的差距。三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税收调控现状及问题,确定税收调控的合理限度。最后,基于合理限度下,提出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和政策建议。本文按照“理论分析—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的逻辑思路,运用规范分析法、实证分析法和比较分析法展开研究,本文共分为七章三个部分,一至三章为理论分析,四至六章为实证分析,第七章为政策建议。第一章导论。主要阐述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概念界定、研究思路、结构安排、研究方法、技术路径、重点、难点、创新点及研究存在的不足,确定了本文研究的主题、思路和基本框架。第二章文献综述。首先介绍税收调控理论,选取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税收调控思想进行综述,接着介绍我国关于税收调控理论的研究文献。其次总结了国内外关于宏观税负调控区间、税制结构优化模式、税式支出合理约束三个方面的文献,最后梳理了税收政策方面的文献。通过文献综述,发现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研究较少,现有文献多基于理论层面,定量研究较少,这为本文进一步研究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确定了方向。第三章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首先介绍税收调控的理论依据:社会再生产理论、市场失灵理论、风险控制理论和治国理政思想。再从宏观和微观介绍税收调控的经济效应,然后指出税收调控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最后,对税收调控合理限度进行了界定。第四章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研究。首先介绍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和影响因素,再对我国宏观税负进行现状分析和国际比较,然后在巴罗模型的基础上,用拉姆赛—卡斯—库普曼模型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估算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最后在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找最佳平衡点,探讨经济和债务所能承受的最大赤字率,最大赤字率与实际赤字率之差,全部用于减税,得到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下限,最优宏观税负水平为上限,从而确定宏观税负的合理区间。第五章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首先介绍税制结构的层次及量化标准,分析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并提出存在的问题,再从组合方式和相对地位两个方面进行国际比较,然后,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宏观税负、税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用工具变量法实证分析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得出税系、税类和税种结构优化方向。最后,借鉴国外经验,结合我国的现状及问题,提出税制结构的优化模式。第六章我国税式支出合理约束研究。首先介绍税式支出的作用机理,接着分析我国税式支出的现状,提出存在的问题,然后总结国际经验,提出合理约束税式支出,先要界定好税式支出范围,再要控制好税式支出规模,还要确定好税式支出结构。第七章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政策建议。在前几章研究结论的基础上,本章提出了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和政策建议。总体设计包括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和总体框架。政策建议如下,第一,适度降低宏观税负:明确减税方向,选择减税策略,把握减税力度。第二,优化税制结构:继续降低增值税比重,提升消费税比重,完善企业所得税,改革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改税”,开征房地产税。第三,编制税式支出报告:报告内容包括编制目的、编制范围、成本估计、绩效评价和管理模式。本文的创新点有:第一,贯彻治国理政思想,基于风险控制视角研究税收调控合理限度治国理政的经济思想为我国税收调控提供了方向,第一,我国正处于结构性改革时期,经济质量的提升会带来经济增速的下滑,同时,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过重,无法为市场注入活力,这种情况就决定了税收调控的主基调是减税,这就对税制结构和宏观税负提出了要求,第二,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如结构转型、创新驱动、改善民生等,这些对税式支出提出了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自觉的防范各种风险,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健全各方面的风险防范机制。本文从风险控制的视角研究税收调控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可保证税收调控的有效性,可规避税收调控可能带来的风险。第二,估算宏观税负合理区间,服务减税政策本文基于改进的巴罗模型测算了最优宏观税负水平,该水平作为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上限,又综合考虑赤字率、负债率和经济增长率的关系,测算出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的下限。结合我国宏观税负现状,发现宏观税负水平偏高,应采取减税措施,该结论与我国当前的政策方向一致。用实际宏观税负率与合理区间下限的差乘以国内生产总值,得到最大减税规模。这从事前角度为我国当前减税政策提供参考,利于我国掌控减税空间,合理利用税收调控。第三,用实证分析法论证了税制结构的调整方向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税系结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路径,实证结论是,提升直接税占比,宏观税负下降,经济增长。用工具变量法分析税种变动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结论是降低增值税比重、营业税比重和个人所得比重有利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消费税比重和企业所得税比重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显着。这些结论为我国税制结构调整提出了方向。第四,形成三位一体的税收调控体系宏观税负、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三个维度相互作用,相互融合,共同构成税收调控体系。从政府视角出发,政府调整税种以及税种要素,税制结构变动体现普遍性和确定性。政府通过税式支出对特殊纳税人进行税收减免,体现特殊性和灵活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确定性和灵活性相结合,作用结果显示为宏观税负水平。宏观税负又反作用于税制结构和税式支出,宏观税负影响经济增长方式,进而影响税制结构,影响税式支出的规模、方向及侧重点。本文基于风险把控视角研究这三个维度的合理限度,旨在发挥政策合力,形成三位一体的税收调控体系。
二、中小企业界定及其差异性与一般性（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中小企业界定及其差异性与一般性（论文提纲范文）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论文提纲范文）
| 内容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目的及研究意义 |
| 二、研究现状 |
| 三、研究方法 |
| 四、创新与不足 |
| 第一章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建构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框架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范式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研究的理论延展 |
| 第二章 第二届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核心内涵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时代嬗变 |
| 第二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设想与实践 |
| 第三节 安倍政府经济外交的五大支柱与“三大经贸合作协定” |
| 第三章 日本经济外交的外延扩大 |
| 第一节 “大阪轨道”:日本经济外交的话语构建 |
| 第二节 政府开发援助计划(ODA):日本经济外交的变异 |
| 第三节 应对“谣传损害”的危机公关:日本经济外交的新范式 |
| 第四章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动因、特点与局限性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国内外动因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特点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局限性 |
| 第五章 “后安倍时代”日本经济外交的趋势与展望 |
| 第一节 日本经济外交嬗变的影响 |
| 第二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趋势与困境 |
| 第三节 日本经济外交的展望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3）中小企业贷款违约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基于C银行经验证据（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国内外文献综述 |
| 1.3.1 国外文献综述 |
| 1.3.2 国内文献综述 |
| 1.4 研究主体思路 |
| 1.5 研究运用的主要方法 |
| 第二章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违约相关概况 |
| 2.1 我国中小企业概况 |
| 2.1.1 我国中小企业基本定义简述 |
| 2.1.2 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的社会基础简述 |
| 2.2 我国城市商业银行概况 |
| 2.2.1 城市商业银行由来简述 |
| 2.2.2 城市商业银行现状简述 |
| 2.3 贷款违约与信用风险简述 |
| 2.3.1 贷款违约简述 |
| 2.3.2 信用风险简述 |
| 2.4 中小企业贷款违约成因简述 |
| 2.4.1 我国中小企业方面 |
| 2.4.2 我国商业银行方面 |
| 2.4.3 外部环境方面 |
| 第三章 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 |
| 3.1 C银行简介 |
| 3.2 C银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简述、分类及特征 |
| 3.2.1 C银行中小企业业务发展简述 |
| 3.2.2 C银行中小企业分类及特征 |
| 3.3 我国商业银行及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 |
| 3.3.1 我国商业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 |
| 3.3.2 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现状 |
| 第四章 C银行贷款违约率影响因素分析 |
| 4.1 数据来源简述 |
| 4.2 影响因素选取解释 |
| 4.3 变量的分组分析 |
| 4.3.1 企业规模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2 企业类型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3 企业所处行业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4 内部信用评级等级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5 贷款总额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6 贷款期限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7 贷款利率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8 贷款主担保方式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9 一级贷款投向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10 企业所处行业是否与贷款投向一致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11 是否有展期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12 分支机构所在区域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3.13 银企贷款合作年限对贷款违约率的影响分析 |
| 4.4 Logistic回归模型 |
| 4.4.1 模型的设立 |
| 4.4.2 模型的分析 |
| 4.4.3 模型的检验 |
| 4.4.4 研究结论 |
| 第五章 C银行中小企业贷款违约风险防控建议 |
| 5.1 重视中小企业贷款全流程的风险防控 |
| 5.2 完善中小企业内部信用评级体系 |
| 5.3 建立健全信贷人员培训及考核机制 |
| 5.4 提高金融创新能力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主要结论 |
| 6.2 研究展望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背景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实践意义 |
| 1.3 研究思路、结构安排与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3.3 研究方法 |
| 1.4 主要创新与不足 |
| 1.4.1 主要创新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相关概念界定、基础理论与相关文献评述 |
| 2.1 概念界定 |
| 2.1.1 对金融开放的理解 |
| 2.1.2 对中国金融开放阶段的历史界定 |
| 2.1.3 对被动开放和主动开放的理解 |
| 2.1.4 对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界定 |
| 2.1.5 对发展的理解 |
| 2.2 理论基础 |
| 2.2.1 内生增长理论 |
| 2.2.2 自组织理论 |
| 2.2.3 理论基础的适用性分析 |
| 2.3 相关文献评述 |
| 2.3.1 市场开放对中国金融业发展的影响 |
| 2.3.2 1840-1927年间中国本土金融机构的发展 |
| 2.3.3 1978年后中国本土银行业发展 |
| 2.3.4 对现有文献的评价 |
| 第3章 被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840-1927年) |
| 3.1 五口通商与近代金融市场被动开放 |
| 3.2 被动开放条件下外国银行对华资本牵制 |
| 3.2.1 外国在华银行市场进入及市场垄断 |
| 3.2.2 外国在华银行对旧式金融机构的资本牵制 |
| 3.2.3 中外金融机构互动实质:资本侵略 |
| 3.3 旧式金融机构的历史沉浮 |
| 3.3.1 本土钱庄的近代化转型 |
| 3.3.2 本土票号的时代衰落 |
| 3.4 现代银行业的曲折探索 |
| 3.4.1 发展背景:外商银行干涉与封建势力阻挠 |
| 3.4.2 “官护”银行兴起阶段 |
| 3.4.3 华资银行新设阶段 |
| 3.4.4 本土银行业联合发展阶段 |
| 3.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4章 主动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后) |
| 4.1 改革开放与中国金融市场主动开放 |
| 4.2 市场开放与中国银行业“顶层设计”(1978-2001年) |
| 4.2.1 “开大门”的金融开放 |
| 4.2.2 建立中央银行制度 |
| 4.2.3 探索国有银行改革 |
| 4.2.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搭建二级银行体系 |
| 4.3 扩大对外开放后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深化调整(2001-2008年) |
| 4.3.1 全面对外开放 |
| 4.3.2 准确定义中央银行地位 |
| 4.3.3 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 |
| 4.3.4 “准体制外”股份制商业银行深化改革 |
| 4.3.5 发展城市商业银行 |
| 4.3.6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本土银行业增量改革 |
| 4.4 后危机时代中国银行业改革的多元化布局(2008年后) |
| 4.4.1 中国银行业“走进”国际视野 |
| 4.4.2 中央银行制度完善 |
| 4.4.3 农村金融机构深化发展 |
| 4.4.4 从微观主体发展到宏观格局构建:建立多元银行体系 |
| 4.5 历史价值评价 |
| 第5章 被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5.1 实证分析背景 |
| 5.2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2.1 研究方法 |
| 5.2.2 研究对象 |
| 5.2.3 探索性因子分析 |
| 5.3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与中介效应检验 |
| 5.3.1 研究假设 |
| 5.3.2 研究方法介绍 |
| 5.3.3 样本的基本特征与相关性分析 |
| 5.3.4 验证性因子分析 |
| 5.3.5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
| 5.3.6 中介效应分析 |
| 5.4 本章小结 |
| 第6章 主动开放与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介绍及数据来源 |
| 6.1.1 数据来源 |
| 6.1.2 研究模型介绍 |
| 6.1.3 变量介绍 |
| 6.1.4 变量基本统计量 |
| 6.1.5 共线性和相关性检验 |
| 6.2 主动开放影响实证分析 |
| 6.2.1 全样本分析 |
| 6.2.2 第二阶段分析 |
| 6.2.3 第三阶段分析 |
| 6.3 不同银行异质性影响分析 |
| 6.3.1 国有控股大型商业银行 |
| 6.3.2 股份制商业银行 |
| 6.3.3 城市商业银行 |
| 6.3.4 农村商业银行 |
| 6.4 稳健性检验 |
| 6.5 内生性检验 |
| 6.6 本章小结 |
| 6.6.1 全样本影响结论 |
| 6.6.2 不同阶段影响结论 |
| 6.6.3 不同类型银行影响结论 |
| 第7章 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的逻辑、特征、经验及启示 |
| 7.1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逻辑 |
| 7.1.1 历史的变迁:两次金融开放的变迁递进 |
| 7.1.2 政策(环境)的变迁:不同政策效能的变迁差异 |
| 7.1.3 理念的变迁:金融机构变迁发生的关键 |
| 7.2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特征 |
| 7.2.1 以金融开放作为发展起点 |
| 7.2.2 以渐进式改革作为发展思路 |
| 7.2.3 以个体发展带动整体变革 |
| 7.2.4 以增量改革促进存量改革 |
| 7.2.5 以机构改革和功能完善协调推进机构发展 |
| 7.3 金融开放条件下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发展经验 |
| 7.3.1 以发挥本土优势为导向 |
| 7.3.2 在开放学习中坚持本土适应性 |
| 7.3.3 发挥主体的内生性带动作用 |
| 7.3.4 以促进经济发展为动力 |
| 7.3.5 坚持发展的与时俱进 |
| 7.3.6 结合宏观调控与微观主体能动性 |
| 7.4 新一轮金融开放背景下本土银行部门发展启示 |
| 7.4.1 立足国情:保持对外开放与国家战略的一致性 |
| 7.4.2 依托本土:激发本土银行部门发展的自觉能动性 |
| 7.4.3 政府定位:完善金融开放中的政府作用 |
| 7.4.4 以史为鉴:推广金融发展实践和理论的中国方案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在学期间学术成果表 |
| 致谢 |
（5）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 选题背景 |
| (二) 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一) 国内研究现状 |
| (二) 国外研究现状 |
|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评述 |
| 三、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
| (一) 研究思路 |
| (二) 研究方法 |
| 四、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一) 重点 |
| (二) 难点 |
| (三) 创新点 |
| 第一章 马克思的信用理论 |
| 一、马克思信用理论核心概念界定 |
| (一) 信用 |
| (二) 商业信用 |
| (三) 信用风险 |
| (四) 商业信用风险的含义及特征 |
| 二、信用的作用 |
| (一) 信用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 |
| (二) 信用加速危机的爆发 |
| 三、商业信用的产生与发展 |
| (一) 商业信用的产生 |
| (二) 商业信用的发展 |
| 四、马克思商业信用风险形成理论 |
| (一) 商业信用自身的界限 |
| (二) 信用扩张与生产过剩 |
| (三) 信用与货币流回规律 |
| (四) 经济周期中的信用作用及演变 |
| 五、马克思信用理论的时代价值 |
| (一) 对我国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提升的指导价值 |
| (二) 研究当代金融风险的重要理论支撑 |
| (三) 对我国社会信用体系构建的指导意义 |
| 第二章 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及主要风险 |
| 一、我国商业信用发展现状 |
| (一) 发展概述 |
| (二) 传统商业信用形式的发展现状 |
| (三) 商业信用模式的新发展 |
| 二、当前商业信用发展中的主要风险隐患 |
| (一) 信用风险突出 |
| (二) 流动性风险增强趋势明显 |
| (三) 投机活动难以有效遏制 |
| 第三章 信用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信用风险形成 |
| (一) 伦理维度的商业信用道德弱化成因 |
| (二) 经济维度的信用风险成因 |
| 二、信用风险防范 |
| (一) 强化商业信用伦理道德建设 |
| (二) 提高商业信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 |
| (三) 提高企业信用治理水平 |
| (四) 完善征信服务系统 |
| 第四章 流动性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流动性风险形成 |
| (一) 企业所能支配的准备资本不足 |
| (二) 回流本身的风险 |
| 二、流动性风险防范 |
| (一) 优化外部准备资本配置 |
| (二) 商业信用扩张以产业资本边界为限 |
| (三)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
| (四) 进一步构建公平、理性的市场竞争机制和环境 |
| 第五章 投机风险形成及防范 |
| 一、投机风险形成逻辑 |
| (一) 商业信用基础工具及金融衍生品融合的风险 |
| (二) 有限理性下的决策偏差 |
| (三) 商业票据融资制度、监管机制不够完备 |
| 二、投机风险防范 |
| (一) 完善商业票据融资市场供给 |
| (二) 提升理性决策水平 |
| (三) 制度、监管、服务一体化 |
| 第六章 系统把握三种商业信用风险的防范 |
| 一、贯彻习近平现代信用风险治理念和新时代经济思想 |
| (一) 立足新时代的风险治理战略部署 |
| (二) 金融风险治理 |
| (三) 金融风险治理是对马克思信用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
| 二、整体考量商业信用风险形成因素 |
| (一) 坚持马克思信用风险的基本立场 |
| (二) 理顺商业信用风险成因的内在联系 |
| 三、遵循客观经济规律,科学化解风险 |
| (一) 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回归信用服务实体经济之本源 |
| (二) 尊重货币流通规律,调控信用规模 |
| 四、优化信用制度安排,调控政府行为边界 |
| (一) 优化相关信用制度安排,提高市场的资源配置效率 |
| (二) 把握信用功能发挥中政府与市场合理边界 |
| 五、强化企业主体“志诚”的内在支撑 |
| (一) 信用道德提升有助于信用风险与投机风险控制 |
| (二) 流动性问题的解决为企业诚信提供物质保障和凝聚力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清单 |
（6）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变量注释表 |
| 1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2 研究意义 |
| 1.3 研究框架 |
| 2 国内外研究评述 |
| 2.1 相关概念 |
| 2.2 金融生态多样性的影响效果研究 |
| 2.3 OFDI及其二元边际的影响因素研究 |
| 2.4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关系研究 |
| 2.5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二元边际的关系研究 |
| 2.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非线性特征研究 |
| 2.7 研究评析 |
| 3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的理论分析 |
| 3.1 基础理论 |
| 3.2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
| 3.3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的作用机制及研究假设 |
| 4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测度及现状分析 |
| 4.1 中国OFDI的发展现状与特征 |
| 4.2 OFDI的测度 |
| 4.3 中国金融生态多样性的发展现状 |
| 4.4 金融生态多样性的测度 |
| 4.5 金融生态多样性与OFDI的特征事实 |
| 5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实证分析 |
| 5.1 变量选取 |
| 5.2 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
| 5.3 面板数据的一般关系测量 |
| 5.4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检验 |
| 5.5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中介效应检验 |
| 5.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非线性检验 |
| 5.7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规模的地区异质性检验 |
| 5.8 稳健性检验 |
| 6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二元边际的实证分析 |
| 6.1 变量选取与面板数据的一般关系测量 |
| 6.2 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二元边际影响差异的检验 |
| 6.3 基于融资效率的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扩展边际的中介效应检验 |
| 6.4 金融生态多样性影响OFDI扩展边际的非线性检验 |
| 6.5 稳健性检验 |
| 7 结论和政策启示 |
| 7.1 研究结论 |
| 7.2 政策建议 |
| 7.3 论文不足与展望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历 |
| 学位论文数据集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3 文献综述 |
| 1.4 论文的研究内容及方法 |
| 1.5 可能的创新 |
| 第2章 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
| 2.1 概念界定 |
| 2.2 理论基础 |
| 2.3 本章小结 |
| 第3章 政府、企业家与中国改革进程:基于历史演进的分析 |
| 3.1 改革的启动期和企业家萌芽(1978年12 月-1992年10 月) |
| 3.2 改革的推进期和企业家成长(1992年10 月-2002年10 月) |
| 3.3 改革的深化期和企业家发展(2002年10 月-2013年11 月) |
| 3.4 改革的攻坚期和企业家“主体”确立(2012年11 月..至今) |
| 3.5 本章小结 |
| 第4章 企业家与中国经济增长:中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
| 4.1 宏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三期滞后动态模型的SYS-GMM分析 |
| 4.2 微观视角的企业家作用:基于知识扩散维度的SEM分析 |
| 4.3 政府的作用:实证模型隐含的启示 |
| 4.4 本章小结 |
| 第5章 地方政府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企业家理论的视角 |
| 5.1 渐进式改革下政府的“有形之手” |
| 5.2 “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 |
| 5.3 转型期地方政府的“人格化”:官员企业家 |
| 5.4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与经济增长困境 |
| 5.5 本章小结 |
| 第6章 地区经济增长中“双主体”:一个新的分析框架 |
| 6.1 “双主体”的时空辐辏:中国改革实践与理论困境 |
| 6.2 “双主体”耦合:经济增长中的合意行动 |
| 6.3 “双主体”的演化博弈:基于创新的视角 |
| 6.4 “双主体”的稳定均衡:激励约束机制 |
| 6.5 本章小结 |
| 第7章 “双主体”模式检验:以苏南和温州地方政府为样本 |
| 7.1 市场化准备阶段(1978-1992):政府“控制人”+企业家“萌芽” |
| 7.2 市场化初级阶段(1992-2002):政府“经济人”+企业家“侍从” |
| 7.3 市场化发展阶段(2002-2013):政府“协调人”+企业家“主角” |
| 7.4 市场化深化阶段(2013- ):政府“公共人”+企业家“主导” |
| 7.5 本章小结 |
| 第8章 “双主体”模式与地区经济增长 |
| 8.1 中央-地方产业体制:战略性产业的“多层级”向“两层级”转变 |
| 8.2 地方政府的产业政策 |
| 8.3 地方政府的“企业家”政策 |
| 8.4 本章小结 |
| 第9章 结论与研究展望 |
| 9.1 主要内容及结论 |
| 9.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布的论文和其他科研情况 |
（8）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1.导论 |
|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核心概念界定 |
| 1.2.1 金融结构与比较金融结构 |
| 1.2.2 比较制度分析理论 |
| 1.2.3 场外市场与多层次资本市场 |
| 1.2.4 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创新与研究不足 |
| 2.文献综述:比较金融结构与场外市场发展 |
| 2.1 比较金融结构:功能金融观的理论分析 |
| 2.1.1 金融结构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
| 2.1.2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功能纬度 |
| 2.1.3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动态演绎 |
| 2.2 比较金融制度:最适金融结构的理论分析 |
| 2.2.1 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与金融结构 |
| 2.2.2 制度经济学理论与金融结构 |
| 2.2.3 比较金融结构理论的发展方向 |
| 2.3 基于比较金融结构的场外市场发展 |
| 2.3.1 场外市场相关理论研究回顾 |
| 2.3.2 场外市场与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
| 2.3.3 场外市场与金融结构的作用机制 |
| 2.4 本章小结 |
| 3.金融体系与场外市场发展的国际比较 |
| 3.1 金融体系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1.1 美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2 英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3 日本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1.4 德国金融体系的发展与变化 |
| 3.2 各国金融结构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分析 |
| 3.2.1 美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2 英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3 日本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2.4 德国金融市场与场外市场 |
| 3.3 场外市场发展的国际比较及制度要素分析 |
| 3.4 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设 |
| 3.5 本章小结 |
| 4.美国场外市场的结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4.1 美国场外市场结构 |
| 4.1.1 OTCBB |
| 4.1.2 OTC Markets |
| 4.2 美国场外市场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4.2.1 分层体系 |
| 4.2.2 交易制度、退市制度和转板制度 |
| 4.2.3 监管体系:NASD监管 |
| 4.2.4 信息披露 |
| 4.3 美国场外市场的功能总结 |
| 4.4 本章小结 |
| 5.中国场外市场的结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5.1 中国场外市场结构 |
| 5.1.1 新三板 |
| 5.1.2 四板市场 |
| 5.2 中国场外市场的制度要素与发展 |
| 5.2.1 分层体系 |
| 5.2.2 交易制度、退市制度、转板制度 |
| 5.2.3 监管体系:证监会监管 |
| 5.2.4 信息披露 |
| 5.3 中国场外市场的功能总结 |
| 5.4 本章小结 |
| 6.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的比较金融制度量化研究 |
| 6.1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6.2 中美场外市场发展状况的比较分析 |
| 6.2.1 中美场外市场的规模对比 |
| 6.2.2 中美场外市场的交易活跃度对比 |
| 6.2.3 中美场外市场的市场结构对比 |
| 6.3 中美制度环境对场外市场作用的实证分析 |
| 6.3.1 样本选择、变量选取及度量 |
| 6.3.2 数理模型构建 |
| 6.3.3 实证结果与分析 |
| 6.4 发达经济体与转型经济体场外市场的比较金融制度分析 |
| 6.5 本章小结 |
| 7.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建议 |
| 7.3 研究展望与不足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9）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相关概念界定 |
| 1.2.1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 |
| 1.2.2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的特点 |
| 1.2.3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的内涵及特征 |
| 1.2.4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划分 |
| 1.3 研究目的与思路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研究内容与框架 |
| 1.4.1 研究内容 |
| 1.4.2 研究框架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人力资本理论 |
| 2.1.2 人力资本产权理论 |
| 2.1.3 收益分配理论 |
| 2.2 研究综述 |
| 2.2.1 企业人力资本的研究 |
| 2.2.2 企业人力资本产权的研究 |
| 2.2.3 人力资本价值评价的研究 |
| 2.2.4 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研究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的收益价值评价 |
| 3.1 人力资本参与收益分配的机理分析 |
| 3.1.1 收益价值结构要素分析 |
| 3.1.2 收益分配机理模型构建 |
| 3.1.3 人力资本收益分配与结构要素关系分析 |
| 3.2 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收益价值评价方法 |
| 3.2.1 模型假设 |
| 3.2.2 分配模型构建 |
| 3.2.3 收益价值评价方法 |
| 3.3 非对称信息条件下的人力资本收益价值评价方法 |
| 3.3.1 模型假设 |
| 3.3.2 分配模型构建 |
| 3.3.3 收益价值评价方法 |
| 3.4 收益分配方案设计 |
| 3.5 算例分析 |
| 3.6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多元人力资本混合收益分配方法 |
| 4.1 基于M-Shapely值的收益分配模型构建 |
| 4.1.1 基本原则 |
| 4.1.2 投入因素 |
| 4.1.3 分配模型 |
| 4.2 收益分配模型的投入因素分析 |
| 4.2.1 资源投入 |
| 4.2.2 承担风险 |
| 4.2.3 合同执行度 |
| 4.2.4 贡献度 |
| 4.3 收益分配方案求解与构建 |
| 4.4 算例分析 |
| 4.5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人力资本收益分配的动态调整机制 |
| 5.1 动态调整机理 |
| 5.2 动态调整机制整体框架 |
| 5.3 基于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模型构建 |
| 5.3.1 基本步骤 |
| 5.3.2 模型框架 |
| 5.3.3 模型构建 |
| 5.4 模型仿真结果分析 |
| 5.4.1 模型检验 |
| 5.4.2 仿真分析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结论与展望 |
| 6.1 研究结论 |
| 6.2 管理学启示 |
| 6.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学术活动及成果情况 |
（10）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导论 |
| 1.1 选题背景及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选题意义 |
| 1.2 基本概念的界定与阐释 |
| 1.2.1 税收中性 |
| 1.2.2 税收调控 |
| 1.2.3 宏观税负 |
| 1.2.4 税制结构 |
| 1.2.5 税式支出及相关概念 |
| 1.3 研究思路与结构安排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结构安排 |
| 1.4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径 |
| 1.4.1 研究方法 |
| 1.4.2 技术路径 |
| 1.5 研究的重点、难点、创新及不足 |
| 1.5.1 研究重点 |
| 1.5.2 研究难点 |
| 1.5.3 研究的创新点 |
| 1.5.4 研究存在的不足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1.1 西方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1.2 我国税收调控理论研究 |
| 2.2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 |
| 2.2.1 宏观税负调控区间研究 |
| 2.2.2 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 |
| 2.2.3 税式支出研究 |
| 2.3 我国税收政策研究 |
| 2.3.1 减税政策研究 |
| 2.3.2 优化税制结构研究 |
| 2.3.3 税式支出报告制度研究 |
| 2.4 文献述评 |
| 2.4.1 现有文献的主要贡献 |
| 2.4.2 现有文献存在的不足 |
| 第3章 税收调控的理论基础 |
| 3.1 税收调控的理论依据 |
| 3.1.1 社会再生产理论 |
| 3.1.2 市场失灵理论 |
| 3.1.3 风险控制理论 |
| 3.1.4 治国理政思想 |
| 3.2 税收调控的经济效应 |
| 3.2.1 税收调控的宏观经济效应 |
| 3.2.2 税收调控的微观经济效应 |
| 3.3 税收调控的局限性 |
| 3.3.1 外在局限性 |
| 3.3.2 内在局限性 |
| 3.4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界定 |
| 3.4.1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总标准 |
| 3.4.2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具体标准 |
| 3.4.3 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的质和量界定 |
| 第4章 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研究 |
| 4.1 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及影响因素 |
| 4.1.1 宏观税负的统计口径 |
| 4.1.2 宏观税负的影响因素 |
| 4.2 我国宏观税负现状 |
| 4.2.1 总量分析 |
| 4.2.2 相对量分析 |
| 4.2.3 税收弹性系数分析 |
| 4.3 我国宏观税负的国际比较 |
| 4.3.1 与OECD国家比较 |
| 4.3.2 与金砖国家比较 |
| 4.3.3 国际比较结论及启示 |
| 4.4 基于改进Barro模型的我国最优宏观税负水平研究 |
| 4.4.1 模型构建 |
| 4.4.2 数据描述 |
| 4.4.3 计量结果及分析 |
| 4.5 我国宏观税负合理区间 |
| 4.5.1 赤字、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
| 4.5.2 确定宏观税负合理区间 |
| 第5章 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研究 |
| 5.1 税制结构的层次及量化标准 |
| 5.1.1 税制结构的层次 |
| 5.1.2 税制结构的量化标准 |
| 5.2 我国税制结构现状及问题 |
| 5.2.1 我国税制结构的现状 |
| 5.2.2 我国税制结构存在的问题 |
| 5.3 我国税制结构的国际比较 |
| 5.3.1 组合方式比较 |
| 5.3.2 相对地位比较 |
| 5.3.3 国际比较结论及启示 |
| 5.4 基于PVAR模型的税系结构、宏观税负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
| 5.4.1 PVAR模型 |
| 5.4.2 数据描述 |
| 5.4.3 实证分析 |
| 5.4.4 主要结论 |
| 5.5 基于工具变量法的税种结构对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的影响研究 |
| 5.5.1 模型设定 |
| 5.5.2 数据描述 |
| 5.5.3 结果分析1:税制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 5.5.4 结果分析2:税制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
| 5.6 我国税制结构合理模式 |
| 5.6.1 优化税种组合方式 |
| 5.6.2 优化税类税种结构 |
| 第6章 我国税式支出合理约束研究 |
| 6.1 税式支出的作用机理 |
| 6.1.1 税式支出的激励效应 |
| 6.1.2 税式支出的抑制效应 |
| 6.1.3 基于静态面板模型的研发税收优惠对产业结构影响分析 |
| 6.1.4 合理约束税式支出的必要性 |
| 6.2 我国税式支出现状及问题 |
| 6.2.1 我国税式支出的现状 |
| 6.2.3 我国税式支出存在的问题 |
| 6.3 税式支出制度的国际经验 |
| 6.3.1 清晰界定税式支出范围 |
| 6.3.2 注重控制税式支出规模 |
| 6.3.3 优化税式支出结构 |
| 6.3.4 建立税式支出报告制度 |
| 6.4 我国税式支出的合理约束 |
| 6.4.1 合理界定税式支出范围 |
| 6.4.2 合理控制税式支出规模 |
| 6.4.3 合理确定税式支出结构 |
| 第7章 基于合理限度下税收调控的政策建议 |
| 7.1 基于合理限度下税收调控的总体设计 |
| 7.1.1 指导思想 |
| 7.1.2 基本原则 |
| 7.1.3 主要目标 |
| 7.1.4 总体框架 |
| 7.2 降低宏观税负:总量把控 |
| 7.2.1 明确减税方向 |
| 7.2.2 选择减税策略 |
| 7.2.3 把握减税力度 |
| 7.3 优化税制结构:结构优化 |
| 7.3.1 逐步降低流转税比重 |
| 7.3.2 稳步提升所得税比重 |
| 7.3.3 完善财产税体系 |
| 7.4 编制税式支出报告:突出重点 |
| 7.4.1 编制目的 |
| 7.4.2 编制范围 |
| 7.4.3 成本估计 |
| 7.4.4 绩效评价 |
| 7.4.5 管理模式 |
| 参考文献 |
| 在读期间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中小企业界定及其差异性与一般性（论文参考文献）
- [1]日本经济外交的嬗变及其趋势研究 ——以第二届安倍政府时期为核心[D]. 沈丁心. 外交学院, 2021(10)
- [2]供应链金融模式下农业中小企业信用风险评价研究[D]. 许明威. 新疆农业大学, 2021
- [3]中小企业贷款违约影响因素分析研究 ——基于C银行经验证据[D]. 李芮玲. 电子科技大学, 2021
- [4]金融开放与中国本土存款性金融机构的发展[D]. 王毅. 吉林大学, 2020(01)
- [5]马克思信用理论视角下我国商业信用风险防范研究[D]. 黄慧微.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6]我国金融生态多样性对OFDI的影响研究[D]. 苑黛君. 中国矿业大学, 2020(01)
- [7]转型期地区经济增长的“双主体”：地方政府与企业家[D]. 刘志永. 山西财经大学, 2020(12)
- [8]中美场外交易市场发展比较研究[D]. 孙菲菲. 云南大学, 2019(09)
- [9]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人力资本收益分配机制与方法研究[D]. 李博. 合肥工业大学, 2019(03)
- [10]我国税收调控合理限度研究[D]. 孙雁冰. 中央财经大学, 20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