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对网络的思考

一、报刊面对网络的思考（论文文献综述）

谢文韬^[1]（2021）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文中研究说明近代引领着变革潮流的都市,和象征着传统的旧体诗坛之间,看似并不协调,实则存在紧密联系。研究近代都市变革与旧体诗坛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发掘近代旧体诗坛的独特性,从而确立其文学史意义。但旧体诗坛面对近代都市的诸多变革,并非一味被动地受到影响,而是根据主观意志进行适应调整,最终形成了与前代不同的面貌。因此需要超越一般文学史书写中常用的机械反映论,避免将旧体诗坛的创作、批评等活动看成都市变革的注脚,单纯从其中寻找涉及近代都市变革的内容的做法,如罗列堆砌与都市某一方面变革相关的诗词作品等,而应将近代旧体诗坛看成由具备不同意志的群体构成的复杂存在,摸索近代旧体诗坛与前代不同的运作机制,寻找其在文学史上的位置。探讨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先须确定近代都市中与旧体诗坛联系紧密的变革,以及近代旧体诗人与都市的基本关系,从而为深入研究打下铺垫。首先物质方面,都市交通方式的变革让诗人们的出游、交际大为便捷;通讯媒介变革与诗人的谋生、求知与济世活动紧密相关;交际场所的变革让诗人们有了新的互动空间。其次在社会方面,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给积极入世的诗人们提供了为理想奋斗的机遇;教育体系的变革让在都市中求学、任教成为诗人们的普遍经历;思想风潮的变革则给诗人们走向多样化的人生道路提供了指引。正因如此,凡是在近代旧体诗坛稍有影响的诗人,都与变革的都市密切相关,或长住于这些都市,或长期以其为中心活动,或兼而有之。在明确二者的基本联系后,便可考察都市变革背景下旧体诗坛的生存空间变化。以民国建立、新诗兴起和新文化运动等关键事件为节点,都市中旧体诗坛的实体依托发生了不同轨迹的走向,这直接影响了旧体诗坛的生存状态。在晚清时期,诗坛与都市政治强人的幕府间联系,较前代质变虽然不多,量变却达到了一个新高度;但进入民国后,这种联系却突然断裂。而报刊在晚清民初经不同诗人群体的努力,逐步被旧体诗坛接受、认可,然而随着新诗的兴起,旧体诗坛在报刊上受到严峻挑战,不得不进行反击,但在关键的论辩方式上,面对以概念定义为逻辑起点的新文学阵营,学衡派为代表的诗坛中坚力量仍保持着以历史经验为逻辑起点的思维模式,在报刊空间中表现得并不适应,反倒是旧体诗坛基层在论战过程中实现了一定的自我突破。而近代高等教育机构,长时间内并未表现出与旧体诗坛的特别联系;但新文化运动后,随着旧体诗坛在社会上逐渐式微,它们成为了旧体诗坛延续微弱生命的难得依托。在理清近代都市变革作为背景的影响后,便可将坐标切换至旧体诗坛本身,探讨近代旧体诗坛自身如何在创作潮流、批评活动以及组织结构方面进行行为上的主动调整以及机制上的自我调适,以适应近代都市的变革。最明显的体现是在创作潮流上。首先,都市政治环境的变革,使得诗人们要通过在诗歌创作中表现政治热情和政治能力来在都市政治场域中生存,甚至获取更多政治资源。虽然这种情况前代也有,但在近代程度可谓达到顶峰。然而不同政治热情、政治目标以及诗歌风格的诗人,在转型幅度和方式上各有不同。其次,近代都市生活场域的变革,则让各种新名物开始成为书写对象,但不同时期诗坛对新名物语汇所普遍采取的书写模式不同。最开始抱着介绍、夸耀心态的诗人,往往将新名物作为诗歌的主题进行书写;而在新名物被熟悉之后,诗人更多将之作为单位在诗中使用,但保守的诗人,则一直只将其作为背景以减弱对旧体诗歌传统造成的冲击。相较之下,尽管都市思想场域的变革使得新概念语汇同样开始进入诗人的笔下,但旧体诗坛最初普遍没有将之与传统的语汇区分开来,故在书写模式上多与传统典故混同,不过随着诗人文化普及意识的提高,诗人们逐渐会将以诗歌作品总体来对这些新概念进行介绍阐释。近代旧体诗坛的批评活动方面也体现了旧体诗坛面对都市变革时的调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与都市中公共话语空间的形成,诗歌批评的形式、对象与本质都在发生变化。形式上,过往单向、个人化的诗话,成为了一种高度公开化、互动化的批评形式,它可由报刊征集素材而生成,能够成为一种集体意志的表达,读者可以用各种即时性的反馈手段来影响诗话的创作,批评者在创作诗话时也必须时刻考虑读者,同时它又保持了一定的自身特色,报刊带来的一些互动形式由于其体式传统而并不能被广泛接受。对象上,在没有被某种具有特定观念的特定群体所垄断的都市公共话语空间中,不同群体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这就使得过往累积的诗歌资源会被重新挖掘。而对于诗歌本质的认识,也随都市中社会阶级的变化与前代不同。诗歌不再被视为士人的身份象征,甚至不再是知识分子必须掌握,而对诗歌的文学知识的研究、诗歌的鉴赏等,开始从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分离出来,渐渐变得可以独立进行,且渐渐被知识分子所看重。面对近代都市变革,旧体诗坛结构体系的变化,从宏观到微观都有体现。就诗坛流派而言,“都市型”诗派开始取代“地域型”诗派,成为诗坛主导。就诗人社群而言,过往实地、封闭、主要依赖士人关系网的特点发生改变,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更加具有全国意识,对士人关系网有所突破。成员地位取决于存在感,而社群之间界限模糊,比起内部进行活动,向外界公开举办活动变得更为重要。在诗坛的个体层面,都市的风气与社会阶级变革使诗人对于使用诗歌谋取经济利益不再感到可耻,诗歌开始向书画靠近,其交易有走向体系化的趋势,这使得诗人的交际策略和关系网也发生了变化。综合这些方面来看,近代都市的变革,对于旧体诗坛的整体影响,在于地理特征层面的去地域化、社会定位层面的去阶级化以及知识谱系层面的专门多元化三点。这些相对于前代的独特之处也正是近代旧体诗坛的近代性体现。

汪颖奇^[2]（2021）在《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文中指出在上世纪交替之际,时论常常将中国比作一叶放于中流的扁舟,处于两头不到岸的处境里,这种“两头不到岸”用于形容近代中国的一个特殊的群体——过渡时代的功名士人——也极为贴切。他们从小接受传统的儒家教育,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功名,又成长于西学东渐的时空背景下,或多或少都受到新学的影响。他们亲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既不同于以往只接受过传统教育的旧士人,又区别于孕育于新式教育之中的新知识分子,扮演着士人群体新陈代谢中承上启下的角色。他们的经历与变迁,可以视为近代中国社会新旧转型的缩影。徐兆玮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人生阶段与中国近代几个重要历史阶段互相重合,出生于1867年的他青年时期经历戊戌维新,壮年时期恰逢清末新政、辛亥鼎革,晚年时期又体会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在社会的急剧变迁里,徐兆玮一生都在不断调适、转型,是时代变迁下一个鲜活的“生命体”。戊戌前后是徐兆玮的思想转型期,原本家族并不显赫的他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功名,在地方上拓展自己的生活空间和交游网络。他由何市镇走向常熟县域,参与城区事务,并提升家族影响力。在戊戌维新的思潮中,三十而立的他开始接触新书,其阅读结构和思想发生变化。他心怀经世期许,同时秉持着传统士人教化乡里的责任感,在地方办理慈善事业、发展教育农商,开展经世实践。清末新政是徐兆玮面临的第一个关键转型期。清末新政一方面为士人提供了“立功”实践的良机;另一方面,废科举、改革教育制度,又令他们失去了维系自身文化权力的制度基础。心怀“立功”理想的徐兆玮,在常熟地方事务中虽已小有成就,但不愿株守地方,因此去京城拓展交游网络、寻求仕进之捷径。然而受限于清末官制改革的政治环境,自身竞争力不足等因,他未能成功谋取理想实缺。面对旧学不足以救亡图存,传统功名难谋个人发展的状况,徐兆玮奋然赴日游学。遗憾的是,即便游学回来,其入仕目标依然未能实现,在地方自治开展的如火如荼的浪潮中,他选择暂时返回家乡常熟,参与地方新政事务。辛亥鼎革是徐兆玮迎来的第二次转型期。对清政府的失望、通过地方自治实践积累的资本,成为他易代之际成功转型的主客观因素。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推举为常熟县民政副长,在稳定地方秩序中起到重要作用。民国建立后,他成功当选为国会议员。从翰林院编修到成为民国“代议士”的他怀着对民国的美好期待,数次北上参加国会,但在混乱的民初议会实践里,其对政党政治乃至对民国的观感都渐趋失望。此后,他的关注重心进一步转向地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伴随着时人开始意识到器物、制度不足以救国,而唯有文化才能救国的觉醒,新一代知识分子带着民主与科学、全盘西化、提倡白话文等主张走上历史舞台。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与文化受到无情打击,徐兆玮这一代功名士人则已经逐渐步入花甲之年,从年龄到思想都已成为知识分子眼中的“老新党”。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与不合潮流的心态,推动徐兆玮的重心进一步由国到乡、由政转文。通过搜集乡邦文献、藏书编书、修撰地方志等文化活动,徐兆玮等人由“立功”到“立言”,以维持传统文化于不衰,维系自身文化权力于不坠。并在与志同道合友人的诗文唱和之中,展现着他们的身份认同与怀旧心态。此外,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近代士人身上亦有所体现,作为微观的个体,徐兆玮的“生命史”展现出开放的思想心态,理性、务实的处事作风,刚柔并济的行为面相,体现出江南文化开放包容、“刚柔并济”的文化特征。作为近代士人群体的一员,徐兆玮又反映出上承传统,下接现代的过渡一代功名士人的某些共同特征。他们面对着时代变局,应时而起、心忧天下,践行传统士人“三不朽”的人生理想,为了应付历史经验之外的世界,他们追求新知、自我调适,但内心深处仍保持着对传统儒家文化、伦理秩序的认同与坚守。士人因应时势,时代亦随人事而变迁,随着近代以来求新求变走向激进化,士人内在安身立命的儒家传统文化逐渐被抛弃,士人之“道”被动摇所致的失范、脱序与危机,造成了他们心灵的“两头不到岸”之感。徐兆玮的“心灵史”体现了近代士人在政治、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国家与个人交织,“趋新”与“怀旧”杂糅、憧憬与迷茫共存的矛盾、困惑与焦虑心态。

牛凤燕^[3]（2020）在《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文中提出全媒体时代,社会整体传播环境和传播生态发生了重大变化,思想文化传播特点、受众需求及利益关注点都发生着新的变化。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的新兴媒体,作为传统信息传播方式的颠覆性力量,改变着社会整体传播系统和权力结构,改变着传统媒体时代政府主导的以媒体机构为基本单位的信息传播模式,重构着媒体与民众之间的传播秩序和权利关系,传播受众话语权日益提升。新的时代境遇和技术环境,也改变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和形态,这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提出了新的要求: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吸收新的时代内容,积极回应面临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当前,多元社会思潮活跃,强势挤压主流意识形态作用空间,技术升级更是扩大和加快了各种社会思潮的覆盖面和传播速度,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威胁。再加之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方式、方法、载体、机制等在一定范围内落后于时代的发展要求,对于人民群众关心的一些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也缺乏有说服力的解答等。这些都削弱了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阻碍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有效传播,甚至出现学术理论界乃至普通群众热议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全媒体时代,我们要改进现有传播模式,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逐步实现人们的理论认同、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可以通过构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来助力。本文侧重于对全媒体时代国内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实然”状态探讨,遵循“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的基本思路。首先,对本文涉及的一般理论和基础概念进行梳理,从系统整体的角度全面审视和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从学理上阐明研究和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缘由和意义。其次,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新时代境遇入手,探讨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分析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再次,具体考察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路径,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第一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一般理论分析。本章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进行一般理论分析,主要内容包括对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构成要素以及研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分析,并以此作为研究的起点。本章的重点聚焦于全媒体、全媒体时代、机制、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等概念界定,通过界说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相关概念,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成要素,进而阐释全媒体时代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意义。第二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新时代境遇。本章分析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其中既有信息技术升级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有利支撑、技术换代带来的溢出效应以及民众观念更新带来的传播机遇;又有全媒体时代整体传播环境的负向影响,传播主体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模式亟待更新,传播受众注意力被各媒体平台分散,各层级媒介尚未适应技术更新带来的变化等问题,这些导致主流意识形态影响力减弱,马克思主义传播也面临困境和难题。第三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问题分析及构建框架。本章从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特点的分析入手,探讨当前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传播主体的组织方式和综合素质制约着传播效能发挥,传播内容更新滞后于传播受众现实需求,各类传播资源尚未有效整合阻滞着传播顺畅运行以及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有待加强等等,并在此基础上从主体协同机制、内容创新机制、资源整合机制以及反馈评价机制四个方面提出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构建框架。第四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协同机制。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除了包括传统媒体时代的主体力量,如党和政府各级组织、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以高校为主体的各层级教育部门、各层级官方主流媒体等,还包含时代发展和技术升级带来的主体扩容,主要扩展对象是大众传播媒体从业者以及部分自媒体宣传力量等。但当前各层级传播主体存在各自为战缺乏系统协同,政治素质、理论素养、专业素质、媒介素养以及新技术应用能力良莠不齐等问题。因此,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发挥全媒体传播的主体协同优势,优化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的主体要素。第五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全媒体时代,信息传播仍然是内容为王的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机制主要通过传播内容和话语表达两个要素的优化和创新来实现。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创新,可以通过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重点的现实转换,适应时代发展变化调整马克思主义传播内容,对接国家战略和社会现实实践更新传播内容来实现。而话语表达创新,则需要从注重传播内容解读的人本视角,推动多重传播话语的融合互补以及适应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偏好三个方面努力。第六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资源整合机制。伴随着技术的飞跃式发展,全媒体时代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提供了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丰盈的信息资源、媒介资源以及监管资源,如何利用好这些资源和平台是提升传播效能的关键所在。要通过打造全媒体互联媒介平台,实现不同媒介平台的资源共享,进一步构建起全媒体传播体系;要通过整合显隐互济的传播方式,进一步提升马克思主义传播效能;要整合多层级监管资源,借助大数据舆情监管等方式,加强对全媒体传播空间的监督和管控,不断增强舆论引导能力。第七章,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反馈评价机制。研究全媒体时代思想文化传播特点的新变化,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不同受众群体的心理预期和思想行为接受特点,立足民众利益诉求,不断提升马克思主义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巩固并完善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互动反馈机制。依托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综合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对马克思主义传播模式进行全面分析,明确效果评价的主体、标准及相应的互动反馈,建立健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效果评价机制。

教育部^[4]（2020）在《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教材[2020]3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完善中小学课程体系,我部组织对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进行了修订。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以及思想政治、语文、

鲍静^[5]（2020）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文中指出围绕权力、媒体和民主相互关系的探讨历来都是新闻社会学、政治传播、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介文化批判等学科领域的重点研究课题。在美国,大众传媒是民主的工具,在民主体制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宪法第一修正案和之后的诸多判例都从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进行了有效的保障。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在美国政府的关系上扮演着重要的监督者的角色。当然,政府也会通过各种硬性控制和软性控制的手段反作用于媒体。因此,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不应该简单理解为串通关系和共谋关系,也不应该简单解读为相互对抗。双方是一种“共生关系、工作关系和监督关系”。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给政府与媒体关系带来了挑战与变数。面对技术、经济和社会变革,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是否延续传统媒体时代的共生与博弈的关系,两者的关系是否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极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论文从分析美国政府与媒体形成的历史原因入手,首先对于美国政治的分立制衡的民主基因和美国媒体新闻自由的理念形塑进行了阐述,并对两者关系的交汇进行历史的梳理,了解在大众报刊发展以前及发展之初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在追求自由平等民主的政治环境之下,对于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追求也就显得理所当然。随着报刊媒体的发展,作为个体权利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最终延伸到新闻自由的层面。约翰·弥尔顿、约翰·密尔、潘恩、托马斯·杰斐逊等一批圣贤先哲将新闻自由的理论发扬光大。从观点的公开市场到法律上对于新闻自由的确认,再到媒体社会责任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新闻自由的观点已见雏形。大众化报刊的出现使得政府与报刊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由于从经济来源上不再依赖政府或政党,大众化报刊开始走向非党派性、中立和专业。论文第二部分对于传统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阐述。20世纪的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形成,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也已经逐步形成。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呈现出共生与博弈的特点。论文重点是第三部分,论述了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主要特征。从整体上来看,在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和媒体的关系并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因为决定两者关系的根本因素是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美国的宪法。作为第四权力的新闻媒体定位并不会因为新媒体的出现而发生动摇。而美国人长达百年对待新闻的传统以及新闻媒体并未消失的新闻专业主义理念决定了媒体与政府的关系并不会发生根本改变。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仍然是共生与博弈的关系。新媒体的技术变化在某些方面强化了这种关系。从双方的博弈来看,民众借助社交媒体发起政治活动对抗政府;政府对于网络安全进行监管以及对于网络舆情的管控;政府运用反垄断、审查等方式限制社交媒体。新媒体促成的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在某些层面的加深。此外,论文还分别从意识形态、内容生产以及对外传播方面对于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考察。从美国的政治生态环境来看,有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包括后真相政治、两党政治极化、身份认同危机、民粹主义盛行等,而在媒体上的体现则为虚假新闻泛滥、网络不对称极化、另类空间尤其是另类右翼媒体崛起等问题表现突出。政治和媒体的影响是相互交织的。当然,新媒体可能会带来网络民主和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从内容生产层面来看,论文通过分析政府及政治人物、机构新闻媒体、关键意见领袖以及普通民众在新媒体环境下进行内容生产和新闻生产的方式的变化,深入了解政府与媒体的关系。对外传播层面来看,美国政府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公共外交,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公共外交1.0、公共外交2.0以及美国优先和现实主义下的公共外交。通过对于上述内容的详细分析和阐述,论文得出的主要观点是: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的博弈程度将不断加深,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使得政府对于民众的控制程度加深;社交媒体赋权带来新的权力主体;传统新闻业的地位受政府影响;公众在三方博弈中的地位提升等方面。另外,美国政府与媒体关系共生与博弈关系实质上是政治和资本关系对立与合谋的反映和投射。只要资本主义的这种精英政治的权力架构依然存在,以及媒体的资本属性保持不变,那么两者的共生和博弈关系将会一直存在。

杜成斌^[6]（2020）在《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和新闻舆论工作。他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对新时期意识形态工作和新闻舆论工作面临的重大机遇和现实问题做了深刻阐述;对国内外传播格局和舆论环境发展的新情况、新趋势做出了科学研判;对推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工作做出了明确指示。深入学习、贯彻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重要论述,对于应对当前国内外舆论环境态势、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坚守互联网舆论阵地、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大意义。新时期构建和谐社会,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积极舆论的支撑,让积极舆论成为舆论环境的主流需要有效的舆论环境治理。舆论环境治理是国家治理当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舆论环境治理的目标是营造积极舆论,去除消极舆论。只有发展理性、健康的社会舆论,抵制消除非理智和不健康的社会舆论,才能让积极舆论成为社会舆论的主导力量,从而营造出积极舆论环境,构建良好的舆论生态。积极的舆论一般表明了当前社会发展的良好状况,掌控和引导舆论的能力也往往体现着一个政党和政府的执政能力与水平。宣传思想工作是党和政府历来就重视的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署,通过传统媒体与主流媒体的融合、互联网治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等工程,提升了网络和信息安全,提高了国际话语权,彰显了文化自信,增强了人民精神力量。这一系列工作和举措统一团结了全党全社会思想,巩固壮大了主流思想舆论,为我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论文在系统梳理和阐释了意识形态安全、舆论环境治理等相关理论的基础上,论述了舆论环境治理的战略价值,分析了国内外舆论环境存在的问题与原因,介绍了国外代表性国家舆论管理工作的经验教训,最后提出了我国舆论环境治理的策略。根据以上研究思路,论文以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维护和提升国家意识形态安全这一目标的指引下,着重进行以下六个方面的研究。第一章,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分析。本章需要梳理意识形态安全和舆论环境治理的相关理论,理清意识形态安全与舆论环境治理的关系,概括舆论环境治理能力具体包含哪几方面,是论文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第二章,舆论环境治理的战略价值分析。舆论环境治理在国家安全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并发挥着重要作用,事关国家利益,是维护我国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不可分割的部分。有效的舆论环境治理,对我国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总体安全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第三章,当前我国社会舆论环境治理当中存在的问题。本章分析了当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内部挑战包括谣言蛊惑人心,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公众认知,消极社会情绪引发社会焦虑,网络舆论软暴力挑战法律和道德秩序,“高级黑”给舆论环境治理设置了新的障碍等;外部挑战包括某些西方媒体在国际社会制造、散播我国的消极舆论,外部敌对势力干涉我国舆情等。这些挑战对当前我国积极舆论环境建设造成了很大阻碍,也是舆论环境治理亟待解决的问题。第四章,当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当中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本章从政府、媒体、网民、社会转型以及外部原因等方面出发,分析影响我国舆论环境治理的原因。其中既有我们自身舆论管理工作的不足,也有国际社会话语权不均衡的原因。第五章,舆论环境治理的国外经验与教训。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舆论治理工作中取得了积极的成绩。当前的国际舆论疆界日渐模糊,西方发达国家经常发挥其舆论统摄、引领的作用,而绝大部分欠发达国家的舆论则只能被引领、被弱化和被忽略。国际社会中既有一些国家在舆论管理中积极有为,提升了国家安全和国际影响力;也有部分国家的舆论管理工作不到位,导致国家利益受损。这些经验教训对我国的舆论环境治理既有借鉴意义又有警示意义。第六章,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策略。根据上述问题及原因分析,本章从舆论环境治理的构成要素出发,明确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拓展和优化治理载体,有的放矢地进行全方位治理,提高治理主体的治理能力,最后形成良好的治理效果。

黄丽娟^[7]（2020）在《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新媒体是新的科学技术支撑体系下出现的,不同于报刊、户外、广播、电视四大传统意义上的“旧媒体”的新型媒体形态,如电子杂志、电子报纸、移动电视、互联网络、智能手机、触摸媒体等,也被形象地称为“第五媒体”。时下,学界普遍认为新媒体已成为促发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之一,对广大受众的思想意识、社会认知、行为举止等等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以推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社会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反映社会矛盾显隐、社会主题转换、社会发展趋向、社会动态进程、时代精神变迁的“感应器”和“晴雨表”。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仍然存在着诸如利益多元依旧明显、贫富差距依旧存在、生态环境仍有破坏、贪污腐败仍有滋生等问题。这些问题为各种社会思潮兴风作浪提供口实,并为其利用新媒体肆意传播提供了先决条件。伴随着网络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三观”尚未完全定型,且正处于人生“拔节孕穗”的重要时节,正处于从青涩懵懂走向成熟稳重的重要阶段,极易被新媒体包裹的各种社会思潮所影响而不察觉。传播媒介一直以来就承担着意识形态功能,“大众媒介给人的初始印象是传播信息和提供娱乐的载体,但实质上大众媒介在现代社会却发挥着思想引领、政治控制等功能。”①社会思潮与新媒体“携手同行”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产生了更深刻的影响。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最为突出的特点就是信息的传播更加亲民、平等、渗透、无障碍等。这些特点为各种社会思潮在网络空间的大肆传播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同时,各种社会思潮又充分利用新媒体的诸多特点进行广泛传播并对大学生的思想意识产生深远影响。因此,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的普及,大学生受到社会思潮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反过来又为社会思潮的传播和影响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形成某种恶性循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当代中国大学生的思想意识,进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产生影响。“思想催生行为、激发行为,也限定行为。”①思想意识是行为的先导,人的任何一种行为都是在思想意识的指导之下进行的。思想意识,尤其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将直接决定着人的行为取向、行为方式和行为力度。因此,本研究从新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概念入手,研究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及政治观）的影响。通过开展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问卷调查研究,系统梳理和研究影响的表象和本质,总结不同国家在不同时代应对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影响的经验教训。最后,思考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尝试破解和应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理论和实际难题,拓展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领域,丰富新媒体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学科的研究内容,掌握新媒体时代意识形态斗争的主动权、话语权和领导权。文章全文共分为七个部分,其中包括绪论、五章正文和结语部分。绪论部分,主要从四个部分进行总体概述,包括选题缘由与研究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思路与方法、研究创新与不足。第一章,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与大学生。本章主要从国内及国外众多学者的研究出发,阐释什么是新媒体时代、新媒体时代到来的深远影响,同时也对新媒体时代的社会思潮传播的特点和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重点阐述了借助新媒体广泛传播的12种社会思潮和新媒体时代易受社会思潮影响的大学生。第二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本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调查说明。第二部分主要通过对1724份问卷调查情况的统计分析,整理出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数据。第三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双重影响,即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第四部分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特征,主要是受众的广泛化与路径的裂变性、信息的碎片化与观点的完整性、语言的大众化与内容的政治性、形式的多变化与目标的一致性。第三章,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内容、方式及原因。本章主要从三个部分入手展开论述。一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四个方面;二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的四种主要方式:传统方式与现代方式并行;显性方式与隐性方式重叠;单一方式与综合方式交叉;平面方式与立体方式同步;三是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原因分析。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现实问题为重点,着重分析了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同原因,主要包括国际原因、社会原因、教育原因、新媒体原因、大学生自身原因等五个方面。第四章,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传播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教训借鉴。首先,中国共产党利用媒体加强青年社会主义教育的历史经验教训总结。这一部分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走上革命道路的经验与教训、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青年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改革开放时期利用媒体教育引导大学生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其次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错误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教训反思。再次是以埃及和突尼斯为例,反思中东北非部分国家应对社会思潮利用媒体影响大学生不力而导致社会动荡的原因以吸取教训。最后是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四个发达国家借助媒体应对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经验借鉴。第五章,新媒体时代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不良影响的对策。这一章主要针对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影响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五个方面原因,从高度重视新媒体时代和正确对待社会思潮的影响、凝聚价值目标共识、回应社会热点问题、遵循思政工作“三大规律”并抓好思政课改革创新、用好新媒体以切实提高舆论引导和网络治理水平、提升大学生媒体素养等方面采取相应对策消除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不良影响。结语部分对文章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提出了文章中的不足之处和今后可能拓展的研究及未来的展望。

康智^[8]（2020）在《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文中指出民国时期是中国电子媒介兴起与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当时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纪录片与广播打破了以往信息获取壁垒,催生了新的社会互动与交往,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大众对世界的认知与态度。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通过声、光、影像等传播形式,给人以身临其境般的介入感、在场感、真实性,以听觉、视觉创造出的非实体世界把信息、思想、文化等传递到各地。对于民国社会而言,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促进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领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并丰富了大众社会生活。伴随着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快速发展,大众对其在促进社会进步与提升民众素养方面寄予厚望。然而研究发现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发展初期,在其以直观、便捷、愉悦满足人们的新奇感、时尚追求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伦理问题,以民营为主体的广播电台过分地追求商业利益与传媒自由,缺乏正确的娱乐伦理观念,以致广播节目整体趣味呈低俗娱乐态势,靡靡之音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和民众思想;同样,纪录片在发展中也陷入了伦理困境,虚假拍摄、拼接镜头、题材猎奇、教育意识淡薄等一系列的问题引发社会对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冲击传统文化、质疑现存社会秩序、颠覆价值观的合法性的怀疑,并进而诘问大众传媒的伦理思想与社会责任,引发出一系列关于大众传媒伦理的争论与媒介社会功能的深入思考。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面对外来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了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在战时新闻学的理论引导下,利用纪录片、广播在内的大众传媒实现战略与舆论思想上的胜利,传播真实战况,团结各界积极抗战成为了社会普遍的共识。而现实中,纪录片与广播虽凭借独有的大众化、直观性等媒介属性,发挥了积极的抗战作用,但原有的一些伦理问题与新的伦理失序依旧产生着不良的社会影响。在此背景下,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规制与建构几乎同步进行,民国社会逐步对纪录片与广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相应的规制,包含行政手段、法律法规、道德约束、行业自律等不同形式,促使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由最初的自由粗放,朝着规范化、有序化发展。民国社会的新兴大众电子传媒批判,促使纪录片、广播通过自律、他律强化了伦理规范,并依托出台的监管法规,共同使得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在改善不良内容、遏制低俗娱乐、追求信息真实、普及社会教育以及在抗战时期进行战前思想动员与战时舆论引导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强化了国民对国家与民族的认知,是民国大众传媒社会化进程中伦理变迁轨迹的重要段落。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伦理规制的背后是社会对媒介德性与社会责任观的深刻反思,通过纪录片、广播等媒介帮助大众全面认识所处的时代环境,改善生活、解决冲突、达成共识,推动知识、技术、思想、文化的沟通交流,最终旨在实现人与社会的契合,这成为了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发展的内在逻辑。从公共利益为上、至善、无害等伦理学原则出发,追求传媒、社会与人的良性互动,不断规制、影响着民国大众传媒的伦理走向。回顾历史,着眼现实,每当一种新的传媒形式产生以后,在伦理方面会或多或少地与原有社会关系发生摩擦,而这些伦理问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中又存在着相似性,这正是传媒属性和人类社会共通性的体现。反观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思想以及所暴露的伦理问题和社会所采取的规制手段,这些发展经验可以让我们更进一步地反思传媒自由、娱乐伦理、传媒之于社会的责任和义务,以及传媒规制中所体现出的传播发展观念。这将有利于我国在新时代促进传媒伦理自洽,规范传媒行为,对跨文化传播实践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孙佳路^[9]（2020）在《《看电影》趣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看电影》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社会及大众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它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下,期刊业开始市场化进程的过程中,以市场为导向,以趣味为策略,由文学类期刊成功进行变身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曾打着“中国影迷第1刊”口号的《看电影》,坚持以电影为灵魂,以受众为中心,以客观体现电影工业现状为己任。同时,在面对网络媒介的强力冲击和大众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情况下,《看电影》能够审时度势,整合媒介资源,多次进行改版,成为21世纪以来发展较为迅速的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之一。它的迅猛发展,一方面体现了营销团队的经营管理能力和战略决策能力;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其适应大众审美文化变迁的趣味传播。本文以《看电影》为研究对象,在市场经济、文化转型与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对期刊的发展历程、出版形态和文本进行梳理和阐释。并在综合吸收大众传播学、社会学、美学、电影学等学科理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看电影》趣味的生成、发展和演变的背景、过程与原因。力图揭示社会和文化转型时期我国大众娱乐期刊的发展策略和大众审美趣味与媒介发展的关系。论文主体分为五章:第一章从历史的角度对中国电影期刊的发展历程和《看电影》的创刊时机、出版形态、改版状况进行阐述。电影作为第七艺术,其艺术形态,创作手段,表现主题在很大程度上受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影响。中国电影期刊是伴随着中国电影的发展而发展的,它既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记录者,又是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见证者。它一方面展示着电影的时代特征,另一方面也书写着社会的文化变迁。通过对中国电影期刊发展史的爬梳,阐述不同时期中国电影业的发展形态,意趣风尚及电影期刊对不同时期社会文化思潮的助推,为当代电影期刊的研究提供依据。与此同时,引出于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文化转型时期成功改版的《看电影》。通过对《看电影》创刊背景及发展历程的梳理,分析其迅速脱颖而出,占领大部分读者市场的原因,以及其如何在信息变革时期、阅读方式发生改变的大环境下,抓住时代特征,进行生存策略的演化。为接下来的趣味研究做好铺垫。第二章分别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讨论《看电影》趣味的生成、演变及与趣味群体间的关系。通过分析其趣味生成和传播的内在逻辑,进一步考察趣味与文化语境之间的关系,探究其媒介发展的策略。20世纪90年代,传统媒介由大众传播向分众化传播转型。这种改变使得传播媒介与受众之间形成了以趣味为核心的互动模式。因此,对《看电影》趣味的生成研究,要将其还原到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分析促使其趣味生成的外部动力因素和内在传播逻辑。这种动因和逻辑既是现实的,又是空间历史的。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看电影》采取了受众定位策略,锁定自己的目标受众群体,并通过对目标受众群体和趣味群体进行趣味层面的互动,引导和型塑,来建构富有时代性审美风尚的趣味文化。随着媒介传播形态的改变,传统媒介趣味与受众趣味趋向异化。作为媒介和文化商品的《看电影》在时代的变革中,所呈现和传播的趣味也相应地发生了改变与创新,这亦是一种生存策略的体现。第三章以当代视觉传播和文化消费为视角,以期刊封面为主要研究对象,分别从期刊封面的设计、图片的审美趣味、版式中的电影味三个方面,讨论《看电影》作为文化商品的趣味呈现。在大众文化审美形态由日常生活审美化向审美日常生活化过渡的视觉文化消费时代。对于大众期刊,文字逐渐被图像僭越。“读图时代”到来,期刊的外在符号系统,即期刊的封面、版式设计成为适应视觉消费的主要手段。电影期刊相较于其他类型期刊,有着得天独厚的图片资源。《看电影》的封面从创刊之初就极具视觉冲击力,当然这也成为其快速占领读者市场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看电影》封面和版式设计变迁的过程中,既体现了期刊作为文化商品的时尚趣味,又体现出了期刊的定位和审美趣味的变迁。第四章以期刊创刊时的社会文化转型为背景,大众审美形态为前提,以期刊的内在传播符号——栏目为研究对象,探讨《看电影》作为媒介的趣味呈现。分析期刊随电影发展和文化变迁所折射出的媒介趣味。在媒介快速发展时期,被当代传播媒介型塑的趣味群体普遍具有娱乐性、大众性、时尚性的消费特征。通俗娱乐类电影期刊恰好反映出大众的这些趣味特征。因此,将《看电影》放在宏观的、大众的电影信息分类范围中,通过对栏目名称的演变,经典栏目的个案分析,能更好地阐释《看电影》的大众媒介属性。进而探寻《看电影》在报道开放式的电影资讯时所呈现出的基于媒介形态的趣味策略。即它是如何在大众和娱乐的基础之上提炼出高级娱乐,提升媒介价值,以区别于其他同类电影期刊。第五章从趣味文化意蕴的视点出发,并通过对《看电影》正刊经典栏目和增刊《午夜场》的文本分析,阐释其迷影文化旨趣,论述《看电影》迷影场域的打造和对受众迷影文化的导向。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在纪念电影诞生一百周年,发表的文章中提到因“迷影”的消失将导致电影的衰亡,致使这个诞生于电影艺术萌芽时期的词汇,又重新出现在大众视野。从而引发部分学者对迷影文化的正面讨论,使得在电影发展史叙事中,被忽略的影迷群体再次被关注。在迷影文化史叙述中,电影期刊曾作为早期迷影文化的主要推手之一。电影期刊是迷影文化的体现。因此,《看电影》从文化内涵上说是迷影的。同时,以受众为核心的《看电影》也是中国唯一本以影迷对电影的迷恋程度而进行分众化出版的电影期刊。通过《看电影》正刊中的迷影元素,增刊《午夜场》的迷影导向,共同助推迷影文化。

黄莉^[10]（2019）在《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政治认同是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产生的一种情感依附与心理归属,是社会成员在思想上对政治体系产生的强烈信仰,在行动上更加规范与自律,以使自身政治行为与所信仰的政治体系要求之间尽可能地保持一致。政治认同无论是对社会成员还是政治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学生群体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青年基础,也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后继力量。大学生的政治认同状况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是否稳固,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前途是否光明。因此,研究大学生政治认同对维系和增强我国的政治认同以及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基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与深水区,国际国内各种社会问题与矛盾凸显。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各种新媒体异军突起,一方面凸显了社会矛盾,另一方面为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提供了新的渠道与途径,使得公民在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意志、政治信念、政治行为等方面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政治认同产生了深刻影响并使之趋于复杂化。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社会上思想最为活跃且易于接受新鲜事物的大学生网民群体最易受到新媒体所传播的信息及其环境的影响,其政治认同状况也随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简言之,作为网民重要群体的大学生的政治认同,在新媒体环境下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这亟需引起我们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媒体作用。习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论述,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定国安邦中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正视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景象,积极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我们应当以立德树人原则为基础,利用新媒体化解负效应、善用新媒体传播好声音、巧用新媒体凝聚新共识,找到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正道,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培养出合格人才。本文从新媒体与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基本概念入手,将大学生政治认同划分为政治价值认同、政治实体认同、政治工具认同和政治效能认同四个具体维度,并从上述四维度出发开展实证研究,通过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四维度上表现出的矛盾性与复杂性,概括出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总体状况与双重变化。从总体状况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现状在主流上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也存在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可谓认可与质疑交织。这种现状的影响是较为深远的,它直接导致了大学生政治认同出现积极与消极并存的双重变化。从积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态度从消极型转向积极型,认同类型从潜藏型转向主动选择型;从消极方面看,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在政治认同方面出现了明显的虚假认同趋势,且政治信仰弱化加剧,政治认同状态更具暂时性与易变性。新媒体环境下影响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全球化不良影响经由新媒体凸显、社会转型问题被新媒体放大、新媒体自身固有特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非有效引导,以及新媒体环境下的教育变化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影响因素。本文结合我国在不同媒体环境下开展大学生政治认同教育的经验教训及国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民众政治认同的经验教训,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总结了国内外应对媒体变化影响政治认同的规律,并与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影响因素大致对应,从六个方面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的对策,分别是:其一,新媒体环境下以“四个自信”引领大学生政治认同;其二,新媒体环境下坚持马克思主义以消解全球化不良影响;其三,新媒体环境下深化改革为促进大学生政治认同创造条件;其四,高度重视并正确管控新媒体;其五,正确对待新媒体环境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六,改善新媒体下的教育环境增强大学生政治认同。

二、报刊面对网络的思考（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报刊面对网络的思考（论文提纲范文）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论文提纲范文）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论文提纲范文）

（3）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看电影》趣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报刊面对网络的思考（论文参考文献）

• [1]都市变革下的近代旧体诗坛[D]. 谢文韬. 浙江大学, 2021(02)
• [2]社会变迁与士人因应 ——以常熟士人徐兆玮为中心[D]. 汪颖奇. 上海师范大学, 2021(08)
• [3]全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传播机制优化研究[D]. 牛凤燕. 山东大学, 2020(08)
• [4]教育部关于印发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语文等学科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的通知[J]. 教育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06)
• [5]新媒体时代美国政府与媒体的共生和博弈关系研究[D]. 鲍静. 上海大学, 2020(08)
• [6]意识形态安全视角下的舆论环境治理研究[D]. 杜成斌. 河北师范大学, 2020(07)
• [7]新媒体时代社会思潮对大学生思想意识的影响研究[D]. 黄丽娟. 贵州师范大学, 2020(07)
• [8]民国时期新兴大众电子传媒的伦理问题及其规制研究[D]. 康智. 河北大学, 2020(08)
• [9]《看电影》趣味研究[D]. 孙佳路. 东北师范大学, 2020(07)
• [10]新媒体环境下大学生政治认同问题研究[D]. 黄莉. 贵州师范大学, 20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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