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何看待今年的效益目标？（论文文献综述）
岳蓓蓓[1]（2021）在《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随着我国民众对良好生态环境期盼的不断攀升,以低碳、节能、环保、循环、健康等为特征的绿色生活方式悄然兴起,以资源节约和生态保护为特征的绿色消费已经从环境治理的被动需求转化为居民生活品质提升的主动需求,我国政府为推动绿色消费也从顶层设计到具体标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保障措施。虽然绿色消费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强大的政策支持,但绿色消费在实践中依然面临着诸多挑战和现实困境。由于绿色消费行为的环保效用体验具有时间滞后性,在消费和使用过程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费者直接观察和感知,如果一段时间内消费者未能体验到绿色消费行为的预期环保效用,消费者就会对绿色消费行为产生困惑、失望等消极情绪以及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控制感,当消费者再次面临绿色消费决策时就会产生徘徊、犹豫甚至是拒绝的行为。因此,如何提升消费者的绿色效用感知、吸引消费者持续而重复地进行绿色消费成为企业开拓绿色市场、获得绿色竞争优势以及开展全方位、多样化绿色营销所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目前学术界对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基本上是把绿色消费行为默许为消费者的初次或单次消费行为,聚焦于购前决策过程与影响因素,如人口统计特征、内部心理因素与外部情境因素等,对购后过程以及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研究鲜有涉及。事实上,绿色重复消费行为会明显有别于初次或单次绿色消费行为,但其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目前尚未明确。消费者首次或之前的绿色消费行为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后续的绿色重复消费行为,尚需理论界进一步探讨。本研究从企业反馈的视角出发探究了重复性绿色消费行为的形成机制,弥补了此前绿色消费领域对反馈效应和购后营销过程考察的不足,同时也丰富了绿色营销战略中的反馈策略研究。本文依据反馈干预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核心构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明晰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构建了以购后价值反馈为自变量、温情感为中介变量、反馈时机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一,并通过实验1、2和3三个实验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1验证了相比于无价值反馈,购后价值反馈显着提升绿色重购意向,且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效果更好。实验2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且温情感在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实验3再次更换实验材料和被试验证了即时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比功能性价值反馈更能提升温情感,进而提升绿色重购意向;延迟反馈时,社会性价值反馈与功能性价值反馈引发的温情感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无显着差异。在得出社会性价值反馈更能促进绿色重购意向的结论后,围绕着企业应该如何设计社会性价值反馈策略这一问题,依据社会比较理论,引入比较反馈这一概念,探讨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作用机制,构建了以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为自变量、印象管理动机为中介变量、反馈情境为调节变量、绿色重购意向为因变量的理论模型,即研究二,并通过实验4、5和6验证了所提的研究假设。其中实验4验证了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具有交互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绿色重购意向;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无差异。实验5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强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容易激发印象管理动机;弱关系时,上行比较反馈与下行比较反馈对印象管理动机的影响无差异?实验6验证了公开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反馈比下行比较反馈更能激发印象管理动机,进而绿色重购意向更强;私密反馈时,无论是强关系还是弱关系,上行比较与下行比较激发的印象管理动机均处于较低水平且无显着差异,进而绿色重购意向也无显着差异。通过上述两个研究,本文从企业反馈角度出发,发现并验证了消费者绿色重购意向的产生机制,丰富了绿色消费行为与绿色营销领域购后价值反馈策略的相关研究。研究一界定了绿色重购行为中企业反馈的关键概念——购后价值反馈,并构建了购后价值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确定了社会性价值反馈和功能性价值反馈这一划分方式,证实了两类购后价值反馈均会提升绿色重购意向;补充和完善了绿色重购意向中购后情感的研究,揭示了温情感是绿色重购行为中的情感强化机制,厘清了反馈时机是温情感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研究二探讨和解决了在绿色重购行为中社会性价值反馈如何设计的问题,并构建了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影响绿色重购意向的理论模型;基于社会网络理论中的关系强度视角剖析了上行比较反馈和下行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存在差异化影响的原因;发现并验证了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的中介作用,补充和完善了印象管理动机前置因素的研究,确定了反馈情境是印象管理动机在绿色重购意向中发挥中介作用的重要边界条件。
陆露[2]（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认为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乌倩[3]（2020）在《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文中指出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每年三月份“两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也越来越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招待会现场口译对于促进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使语言简洁明了,生动形象,铿锵有力,中方领导人在发言中经常使用各种汉语修辞格来丰富语言,这为口译工作带来了巨大挑战。一方面,口译员要在短时间内正确理解修辞语言背后的真正内涵,并通过有效翻译策略和方法将严肃的政治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又要在不会造成误解的情况下最大限度保留原文风格,向国外表明中国态度,难度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本文以2017-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口译文本为研究对象,以释意理论为指导,结合汉语修辞格的特点和难点,挑选具有代表性的实例,将招待会中常见修辞格分为句法修辞格和词义修辞格两类,其中句法修辞格包括排比、对偶和修辞疑问句;词义修辞格包括明喻、暗喻、引用和委婉语,并分别对各修辞格的口译策略进行总结,证明了释意理论用于指导记者招待会发言中汉语修辞格口译的可行性和重要性,希望为口译学习者提供一些帮助。
任雨欣[4]（2020）在《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研究变译理论指导下中国诗句口译,以2004年至2012年总理记者发布会上引用的诗句为例进行具体案例分析。本文主要针对中国诗句的特点及其口译难点,探讨变译理论翻译策略的应用,从而解决诗句口译的难点,更好地传达说话者的意图。变译理论由黄忠廉教授提出,是一种强调翻译变化的翻译理论。如今,有越来越多的人将其应用到翻译作品的过程中。然而大多数变译理论应用的研究都集中在笔译活动上,其对口译活动的指导性研究仍有很大的研究、发展空间。变译理论的指导下诗句口译的研究则更为罕见。实际上,变译理论的一些翻译策略可以更好、更有效地解决诗句口译所特有的难题。本文主要探讨该理论如何帮助译者解决诗句口译的难点。凝练,追求音韵和对称之美,以及多变的古汉语语法都是中国诗句的特色。针对其特点,口译员需要处理如何化繁为简,删除冗余部分以及消除古今语法差异。本文依据变译理论的翻译策略在诗句翻译中的应用,探讨变译理论的三种翻译策略（阐译、摘译、编译）如何解决中国古诗句口译中的困难,总结合适有效的诗句翻译方法,并为研究者和口译人员提供相关理论和应用参考。
倪家芸[5]（2020）在《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文中研究表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转型步伐的加快,整个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之下的多种需求。尽管政府希望提供优质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然而在社会发展中,整个社会的需求呈现出越来越多元和复杂的态势。这种需求也促使承载着公共利益使命的社会组织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提供政府不能提供的、提供不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使公共事务在共同治理的环境中得到更好的提升和发展。由于社会组织在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实践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信任关系对组织间的相互合作,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本研究以组织间信任为切入点,采用文献研究法梳理信任、信任关系及其相关理论基础,并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研究个案研究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从而探究社会组织与政府间的信任关系。在相关文献的理论框架指导下,通过质性研究的资料分析对信任进行分析和归纳,并得出以下结论: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的信任有以下两种类型:“需求—期望”满足型信任、积极情绪—情感型信任;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信任的作用包括:保持组织成员行为的一致性、促进信任深化、保持信任稳定三个维度;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对政府信任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包括:被动依赖心理及其组织的非独立自主性原因,矛盾冲突心理及其经济利益需求认知差异与消防安全认知差异原因。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社会组织对政府信任的对策建议。
郭周卿[6]（2020）在《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文中认为现代世界体系中,作为全球化饮品的咖啡在各国家和地区传播过程中形成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咖啡文化。咖啡自清末进入中国社会后因其“洋物”属性而长期被放置于中国饮食文化体系的边缘,仅被少数群体所接触和消费,这种“身份区隔”是理解咖啡在中国的文化意涵之背景之一。本文以中国云南省大理市宾川县平川镇的一个彝族村落——朱苦拉为田野对象,考察咖啡这种西方“西来物”从1904年被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偶然引入种植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的社会生命历程。朱苦拉咖啡社会生命故事的书写,关涉人类学的历史叙述、全球化与本土化、物性与身体感、物的市场化与符号化等多个面向,展现物与社会通过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而混融一体的历史过程。研究得出以下基本认识:（一）咖啡在传入朱苦拉后百余年间经历了从他者向我者的身份转换,从自在的物质资源向具有“符号价值”的文化资源的角色转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带来的咖啡树每年产出的咖啡主要满足传教士群体的日常消费需要,作为传教士世俗生活中的“必需品”,并未以饮品的形式出现在地方民众日常生活中,也未被外界社会知晓和重视,一直处于幽居深山的自然缓慢发展状态。1950年代初期传教士离开朱苦拉后,咖啡因与当时云南省农垦外贸经济的某种“耦合”才逐渐以经济作物的身份在朱苦拉地区发挥经济价值。虽然20世纪80年代初就有学者以“中国咖啡发祥地”之名进行过实地考察,但随后咖啡仍默默无闻数十载,只在朱苦拉地方社会充当“土特产”的角色出现在大众的社会交往生活中,直到21世纪初,才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朱苦拉咖啡“重新被发现”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的复杂性和中国咖啡产业及文化发展的特殊性相关联,其后走向市场化与符号化的重要前提也正是其积攒了百余年的咖啡历史文化。（二）朱苦拉咖啡成为地方资源的过程既是“被发现”、被市场化的过程,也是各方力量凝视、操控和使之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关于西方传教士群体的陈年往事的“小历史”借助咖啡与国家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大历史”相勾连;百年咖啡种植历史使得朱苦拉这个偏远民族村落的“小地方”与中国云南咖啡产业乃至世界咖啡版图的“大世界”相对接;在一系列市场化开发行为中,朱苦拉咖啡被学者、专家、政府、市场等多方力量持续包裹着并形成一股合力,也促使其被形塑为一种“文化符号”,各种力量通过对朱苦拉咖啡的符号操纵和运用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作为“符号”的朱苦拉咖啡的小社会与整个现代市场体系相融入;越来越多关于朱苦拉咖啡的文字书写将咖啡连带朱苦拉地区的历史传说、人物故事放置于更庞大的历史书写框架中。由此显现出物的地方历史与国家历史、地方村落社会与国家大社会、自在历史与书写历史形成某些互动与互构。（三）论文从朱苦拉咖啡的历史叙述与传播轨迹、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咖啡产业市场化开发、市场化对地方社会的影响等方面进行论述且始终秉承一个重要观点,即承认物性的存在及其对社会文化的反馈功能。在朱苦拉咖啡市场化进程中,朱苦拉地方社会也必然被卷入到现代市场体系中,咖啡直接或间接的带来地方社会的文化再生产、再结构,以及朱苦拉人生计观念的不断变迁。朱苦拉人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套传统咖啡加工制饮工艺并就地代代传承,使咖啡成为兼具凉药、茶饮、经济作物、地方土特产等多重身份的物,正是当地人对咖啡的认知观念及身体感规训与把握的结果,造就了朱苦拉咖啡物性的特殊性。在此意义层面,咖啡这种“西来”物在朱苦拉这个“东方”具体社会中实现了新的文化实践与话语表达。作为地方文化特色的朱苦拉咖啡与国际统一标准体系下的咖啡形成对比并形塑着朱苦拉地方的咖啡文化以及市场消费者的品味需求,事实上这也是全球化进程中本土文化发展的某种可能的取向。
杨伟荣[7]（2020）在《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文中提出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农村和农民的发展问题,农村和农民发展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能否取得根本成功、国家现代化发展能否获得顺利实现。不可否认,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推动农村和农民“更好”发展的政策性安排的确是党和国家对西式城市化进行批判性反思的新时代成果,但当下各地方振兴战略的规划方向和实施重点仍延续了发展主义话语下乡村经济如何实现快速发展的老问题。鉴于以往乡村发展被发展主义裹挟的客观结果是乡村更加边缘化,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如果不转变思路,很可能会再次遭遇过去那些乡村建设运动所面临的发展主义困境。为此,本文以发展伦理学为学理依据,从“发展”的流动性特点切入,通过系统梳理“发展”意蕴的伦理呈现和乡村发展概念的价值彰显过程,分析了国际发展伦理的建构瓶颈以及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语境和当代使命,并以乡村振兴的发展主义遭遇为突破口,对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以及发展方式等方面的“问题化”表现进行深层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提出了应对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以及城市中心主义的伦理策略,确立了乡村“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取向,力求在推动乡村现代化发展的现实语境下建构符合中国乡村发展实际的发展伦理体系。首先,就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而言,经济增长至上的乡村增长主义给农民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和物质条件的改善,同时也使乡村面临“负增长”困境、农民陷入无意义的价值危机。为此,必须以乡村“美好发展”对乡村发展目标进行伦理定位,明确农民美好生活作为乡村发展价值目标的基本内涵,并在推动农民劳动休闲化和休闲劳动化融合统一的过程中落实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其次,在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方面,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凭其较高的经济贡献率主导了乡村发展,并对分散小农群体产生“排斥”,导致了不同阶层之间发展权益的不平等。为此,必须以乡村“整体发展”对乡村发展主体进行伦理审视,坚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并共享乡村发展成果的伦理要求,发挥“中坚农民”的主体联结功能以克服弱势小农群体“被组织”、“被合作”的主体建构困境。再次,在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方面,刺激农民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被人为建构并无限扩张,最终出现了资本逻辑宰制的、不可持续的乡村发展动力谱系。为此,必须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对乡村发展动力进行伦理整合,明确资本逻辑在乡村发展中的双重作用,并以“社会运行与发展的总体逻辑”整合多元化的乡村发展动力要素,实现内、外源动力之间的互动转换和有效聚合。最后,在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方面,以城市（镇）化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方式使我国城乡发展长期处于一种非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乡村难以享受到公平的发展机会和权益。为此,必须以城乡“共生发展”对乡村发展方式进行伦理调适,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的属人性、平等性和多样性价值,并通过践行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及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乡村振兴实践。当然,发展主义在乡村发展中的“问题化”表现并非仅有乡村增长主义、精英主义、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四种形式,发展伦理对社会发展的伦理考量和价值确认也不止是发展目标、发展主体、发展动力和发展方式四个方面。只有在更深层发掘“问题域”和更广泛拓展“价值面”的基础上推动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和农民“更好”的发展。
赵静[8]（2019）在《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博弈及协调机制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旅游业综合性决定了其所涉及的利益相关者远多于其他行业,多方相关者群体的利益协调受到学者关注,其中生态旅游、低碳旅游领域的利益相关者协调机制研究成果较为丰富。近年来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迅猛,时有因各方利益分配不均导致纠纷、上访、堵路等新闻见诸报端,引发笔者思考。现有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研究,关注点多在社区居民权益保障等方面,利益协调机制的研究不足。在此基础上,本文选取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为研究对象,围绕核心利益相关者界定、利益分析、利益冲突、利益博弈等问题展开研究,尝试建构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通过文献研究、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演化博弈分析、统计分析等定性、定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展研究工作。首先,界定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并从管理维度、供给维度、需求维度将其划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模型、利益冲突模型,分析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与利益冲突,为建立协调机制奠定基础。其次,提出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三个维度的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演化稳定策略（ESS）及复制者动态（RD）,计算均衡稳定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数值模拟,分析各方策略选择过程及稳定策略。再次,结合演化博弈的结果,分析利益协调机制均衡状态的影响因素、构建机理,构建利益协调机制模型。最后,在全国优秀乡村旅游示范村、首批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袁家村进行深度访谈、问卷调查,对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进行实证检验。通过以上研究,得出四点结论:第一,建立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图谱,将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分为边缘层、外围层、核心层三类,从管理维度、供给维度、需求维度三个维度分析行政管理方、服务供给方、旅游消费方核心利益相关者。行政管理方即各方行政管理机构是管理者、调控者、监督者,服务供给方即农村社区居民和旅游经营者是服务提供者、文化传承者,旅游消费方即旅游者是消费者、体验者。第二,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群体彼此之间存在利益联系与利益冲突。行政管理方的各级政府管理机构,向服务供给方、旅游消费方提供行政管理、政策支持、基础设施保障,获得税收收入和服务支撑。旅游消费方的旅游者消费服务供给方提供的旅游产品与服务,并向行政管理方提供反馈。服务供给方内部,农村社区居民为旅游经营者提供劳动力,获得收入。三方相互联系的同时还存在诸如土地利益、环境利益、经济利益等利益冲突,这些冲突的解决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亟需建立利益协调机制加以解决。第三,建立了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策略选择,行政管理方选择“介入”策略是实现三方均衡状态的有力保障。行政管理方选择“介入”策略,对服务供给方是否选择“诚信”策略具有显着影响,但对旅游消费方是否选择“支持”策略影响并不突出。在行政管理方“介入”后,督促服务供给方“诚信”经营,最终形成均衡状态。旅游消费方是否选择“支持”策略,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演化趋势产生影响,并不能改变演化结果。第四,构建由利益表达协调机制、利益获取协调机制、利益共享协调机制、利益确认协调机制构成的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在袁家村通过实证检验,验证其可协调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关系,具有可行性,对其他乡村旅游地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协调加以指导。本文关于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研究主要学术创新点,有以下三点:第一,拓展了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研究维度。结合文献分析构建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图谱,从管理维度、供给维度、需求维度整合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旅游经营者、农村社区居民、旅游者四方利益相关者,可以更好地把控研究整体性。建立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模型、利益冲突模型,有助于增强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丰度与解释力。第二,提出了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动态演化博弈模型。与以往研究成果两个主体博弈不同,本文分析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三方同时博弈的演化稳定策略（ESS）及复制者动态（RD）,均衡点分析及数值模拟。动态演化博弈能够更准确的反映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相互博弈过程,更真实的反映其利益诉求与矛盾冲突,有利于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第三,构建了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社会交换理论、公平理论,结合统计分析结果,构建由利益表达协调机制、利益获取协调机制、利益共享协调机制、利益确认协调机制组成的多元立体化的利益协调机制,并通过实证检验。解决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保障核心利益相关者的合法权益,对乡村旅游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有利于促进乡村发展,稳步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林政男[9]（2019）在《绿色营销中企业—环保事业契合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文中认为近年来,环境问题愈演愈烈,消费者在日常生活中也面对越来越多的环境问题,例如,雾霾、水污染、垃圾围城等。随着消费者环保意识的逐渐加强和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的大力推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表现出了对企业及产品的环保需求,同时企业也逐渐意识到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对企业自身发展的长远意义。在此背景下,绿色营销已经成为了企业贯彻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同时绿色营销也成为了企业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相协调的重要战略。在绿色营销战略的指引下,企业从绿色产品营销策略、绿色传播营销策略与绿色关系营销策略等三个方面展开了多方面的绿色营销活动。例如,开发绿色产品、供应链绿色化、绿色广告宣传、参与环保事业等。企业通过上述方法无疑是在向消费者传递本企业以环境保护为主要目标。其中,企业与环保事业合作是最为直接有效的营销手段之一,同时也是在短时间促使消费者接触企业及产品信息并了解企业环保目标的有效手段之一。然而,在实际的营销活动中,企业可以选择并进行合作的环保事业众多,但并不是每一次企业与环保事业合作都会促使消费者产生积极的认知。有些情况下,反而适得其反,使得消费者怀疑企业与环保事业合作的动机,同时也并不能够在二者合作的情况下清晰感知到产品的环保属性,而这种消极的认知最终会促使消费者不购买该企业的产品。因此,企业以何种理由选择哪项环保事业进行合作能够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绿色感知与信任,并最终提升绿色购买意愿,成为了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学术界提出了契合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起源于品牌延伸,并被广泛应用于品牌联盟、企业赞助、品牌衍生和慈善营销等领域。契合度这一概念的产生在于消费者对企业及产品理性认知的转移和基于形象的情感转移。在以往的研究中,不少学者通过实验研究得出了契合度越高,消费者购买意愿越强烈、消费者态度越积极、感知价值越高、消费者信任程度越高的结论,但是,在实际的营销活动中和契合的理论研究中,却出现了与以往研究成果不一致的结论。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上文中提出的问题,本研究深挖契合度的理论根源,进一步提出了从契合类划分的角度来解决这一问题。在慈善营销的以往研究中,有部分学者基于企业与慈善事业合作的着力点不同,以及消费者的理性认知与情感认知的特点,将契合度具体划分为功能契合和形象契合。功能契合产生的基础在于企业及产品的属性和功能与慈善事业的目的具有一致性,形象契合产生的基础在于企业形象、企业使命与慈善事业的整体形象具有一致性。尽管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契合类型,但是这一观点在绿色营销中却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和广泛的应用。因此,为了有效解决企业与环保事业合作情境下,消费者反应存在差异性的问题,本研究引入了功能契合与形象契合这一契合类型划分标准,以考察在不同契合类型下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的差异性。此外,在企业实际的绿色营销互动中,面对企业与环保事业的合作,不少消费者对此呈现出质疑的状态,或者并不能够从中感知到足够的产品绿色价值,进而购买产品的意愿有所降低。因此,本研究在以企业与环保事业的契合类型为研究起点,以期考察不同契合类型下,消费者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的差异性。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当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充足的产品信息是消费者进行感知价值判断与信任判断的前提。而消费者接触到的信息多少及信息性质都会使得消费者的感知价值与信任产生差异性。当企业与环保事业通过功能契合展开合作时,为消费者传递的信息都是具体的,这些信息是关于产品功能、核心属性以及环保事业目的的信息。而企业与环保事业通过形象契合展开合作时,为消费者传递的信息都是抽象的,这些信息是关于企业形象、企业使命、企业价值观、企业以往参与的环保活动以及环保事业的整体形象的信息。以往的研究成果认为面对功能契合信息与形象契合信息时,消费者对功能契合信息的感知要强于形象契合信息。基于此,本研究以企业与环保事业的不同契合类型为研究起点,以期考察不同契合类型下,消费者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的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在不同契合类型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同时,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有学者注意到消费者认知因素在契合对购买意愿之间的作用。然而,当消费者接触到企业与环保事业合作的信息时,消费者的认知因素也同样会影响到其对信息的感知性和有效性。特别是功能契合传递的信息呈现具体性,描述的均是与具体的功能属性、环保事业的目的相关的信息。形象契合传递的信息呈现出整体性,描述的均是与企业形象、企业愿景、企业使命以及环保事业的整体形象相关的信息。因此,消费者的认知水平会促使消费者选择自身更容易理解的契合类型信息。鉴于此,本研究引入解释水平理论来具体考察这一问题。解释水平理论认为个体在认知客观事物时会呈现出不同的心理表征。高解释水平个体的心理表征更倾向于抽象性,更关注事物的整体、本质与核心。低解释水平个体的心理表征更倾向于具体性,更关注事物的具体、细节与表层。鉴于此,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消费者不同解释水平与不同契合类型匹配后,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绿色感知价值、绿色信任的差异性,以及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在解释水平与契合类型的交互对绿色购买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针对上述有待解决的问题,本研究以企业与环保事业的不同契合类型为自变量,以消费者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为中介变量,以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为因变量,以消费者解释水平为调节变量,构建了相关理论模型并提出了研究假设,以期通过实验与问卷相结合的方法,分别验证不同契合类型下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绿色感知价值、绿色信任的差异性、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在不同契合类型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消费者解释水平在直接路径与中介路径上的调节作用。本研究通过预实验选择了正式实验中所用到的产品与环保事业,并且在预实验中检验了产品与环保事业的功能契合与形象契合的可操纵性。同时,本研究在实验一中验证了企业与环保事业不同契合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在实验二中再次验证了企业与环保事业不同契合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直接影响,并且还验证了不同契合类型对绿色信任与绿色感知价值的影响,以及绿色信任与绿色感知价值在不同契合类型与绿色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在实验三中首先验证了不同契合类型与消费者解释水平存在交互作用,其次验证了在这种交互作用下绿色购买意愿、绿色信任与绿色感知价值的差异性,以及绿色信任与绿色感知价值在这种交互对绿色购买意愿影响中的中介作用。实验四为了提升实验外部性,在更换实验材料再次验证里本研究的理论模型。通过上述实验,本研究得出了具体结论。当企业与环保事业通过功能契合展开合作时,相比于形象契合,消费者的绿色购买意愿程度、绿色感知价值程度和绿色信任程度更强烈。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在不同契合类型与消费者绿色购买意愿之间起着显着的中介作用。当企业与环保事业存在功能契合时,相比于高解释水平消费者,低解释水平消费者呈现出更高程度的绿色购买意愿、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当企业与环保事业存在形象契合时,相比于低解释水平消费者,高解释水平消费者呈现出更高程度的绿色购买意愿、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同时,绿色感知价值与绿色信任在契合类型与解释水平的交互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中起着中介作用。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丰富了绿色营销中建设绿色公共关系的现有相关研究成果,同时也丰富了理论界对绿色营销的研究成果。完善了契合类型的相关研究,进一步调和了契合现有研究结论的不一致性。同时,本研究在绿色营销背景下,将契合类型与解释水平相匹配,进一步扩展了解释水平理论的研究范围。此外,本研究对于企业的实际营销活动具有一定的启示,在企业选择与环保事业进行合作时,应当以功能契合为主,尽量为消费者提供充足的企业主营业务信息、产品功能属性信息以及环保事业目的信息。在向消费者传递信息时,企业要注意信息的传播策略与信息呈现方式,以达到与消费者解释水平相匹配的状态,以增强消费者的绿色感知价值、绿色信任与绿色购买意愿。
孙树彪[10]（2019）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文中认为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使命。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事关当代教育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述,深刻诠释了内涵式教育的本质使命是培养大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接班人,所以在新形式下如何发挥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已成为当前高校发展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是新时期教育体制改革发展的要求,它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对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积极的意义。立德树人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精神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的变革,先进的生产力必然产生先进的社会思想和文化,开辟了人的发展新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做“人”和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被提上了日程。具备社会主义觉悟,德才兼备的劳动者是民族振兴的重要资源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内涵式发展中立德树人工作显得非常重要。立德树人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理念的继承和发展,是培养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会更好地弘扬中国精神,反对西方和平演变和改革开放中产生的功利主义等腐朽思想,能有效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帮助大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进而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为发展先进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提供智力支持。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形态,而人的发展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目的和基本内容,贯穿社会历史发展的始终,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最终目的。内涵式教育中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是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教育最本质的精神力量和构建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关键,显示了大学生命力的根本所在,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体现了以人为本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核心价值,会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新时期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对新时期高校及相关社会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价值导向功能。本论文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包括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现状和方法,创新点与难点。第二部分是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主要阐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说明了内涵式发展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科教兴国战略理论的指导下,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履行教育本身立德树人使命的需要,对突破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局限有着积极作用。第三部分则为“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科学地分析了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阐释了“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和立德树人在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第四部分是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结合现实需要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和人才的重要性。明确了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人的价值导向等问题,并进一步阐明了人和人才二者的关系。第五部分论述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才能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在新形势下落实“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原则。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系统分析了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必要性和存在的问题。通过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调查问卷法和多学科综合研究法,阐述了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并结合现实需要,有针对性地探讨了教育的立德树人功能和优化途径,明确了新时期立德树人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要求,尝试从培育大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大学精神角度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创新,进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二、如何看待今年的效益目标？（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如何看待今年的效益目标？（论文提纲范文）
（1）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
| 1.1.1 现实背景 |
| 1.1.2 理论背景 |
| 1.1.3 问题提出 |
| 1.2 研究意义 |
| 1.2.1 理论意义 |
| 1.2.2 现实意义 |
|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内容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重购行为 |
| 2.1.1 绿色重购行为与意向的概念界定 |
| 2.1.2 绿色重购行为的相关理论 |
| 2.1.3 绿色重购行为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1.4 小结 |
| 2.2 企业反馈 |
| 2.2.1 企业反馈的内涵 |
| 2.2.2 企业反馈的理论阐述 |
| 2.2.3 企业反馈的研究进展与述评 |
| 2.2.4 小结 |
| 第3章 研究一:购后价值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3.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3.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3.2.1 购后价值反馈 |
| 3.2.2 温情感 |
| 3.2.3 反馈时机 |
| 3.3 假设推演 |
| 3.3.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促进作用 |
| 3.3.2 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3.3 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3.4 研究模型一 |
| 3.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3.4.1 前测 |
| 3.4.2 实验1: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3.4.3 实验2:温情感的中介作用 |
| 3.4.4 实验3:反馈时机的调节作用 |
| 3.4.5 研究一结果讨论 |
| 第4章 研究二: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与绿色重购行为 |
| 4.1 问题提出与研究目的 |
| 4.2 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
| 4.2.1 比较反馈 |
| 4.2.2 关系强度 |
| 4.2.3 印象管理动机 |
| 4.2.4 反馈情境 |
| 4.3 假设推演 |
| 4.3.1 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对绿色重购意向的交互作用 |
| 4.3.2 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3.3 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3.4 研究模型二 |
| 4.4 实验设计与假设检验 |
| 4.4.1 实验4:比较反馈和关系强度的交互作用 |
| 4.4.2 实验5:印象管理动机的中介作用 |
| 4.4.3 实验6:反馈情境的调节作用 |
| 4.4.4 研究二结果讨论 |
| 第5章 结论与讨论 |
| 5.1 主要结论 |
| 5.1.1 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1.2 社会性价值比较反馈对绿色重购意向的影响 |
| 5.2 理论贡献与管理启示 |
| 5.2.1 理论贡献 |
| 5.2.2 管理启示 |
| 5.3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5.3.1 研究局限 |
| 5.3.2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科研成果 |
| 后记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3）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List of Abbreviations |
| ChapterⅠ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Thesis |
| 1.2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Thesis |
| 1.3 Overview of the Thesis |
| ChapterⅡ Literature Review |
| 2.1 Definition of Figure of Speech |
| 2.2 Previous Studies on Figures of Speech |
| 2.3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ve Theory |
| 2.4 Previous Studies on NPC and CPPCC Press Conferences |
| 2.5 Previous Studies on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
| ChapterⅢ Theoretical Framework:Interpretive Theory |
| 3.1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2 The Definition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 Basic Concepts of Interpretive Theory |
| 3.3.1 Deverbalization |
| 3.3.2 Sense |
| 3.3.3 Cognitive Inputs |
| 3.3.4 Equivalence and Correspondence |
| 3.4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
| 3.4.1 Triangular Model of Interpretation |
| 3.4.2 Three Stages of Interpreting |
| 3.5 Principles for Interpreting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 Perspective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3.5.1 Accurate Understanding of Sense |
| 3.5.2 Striking a Balance between Explicit Sense and ImplicitSense in Re-expression |
| Chapter IV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Figures of Speech from thePerspective of the Interpretive Theory |
| 4.1 Introduction to Materials of the Case Study |
| 4.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yntactical Figures of Speech |
| 4.2.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Pai Bi |
| 4.2.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Dui Ou |
| 4.2.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Rhetorical Question |
| 4.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Semantic Figures of Speech |
| 4.3.1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Simile |
| 4.3.2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Metaphor |
| 4.3.3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ies of Allusion |
| 4.3.4 The Interpreting Strategy of Euphemism |
| Chapter V Conclusion |
| 5.1 Major Findings |
| 5.2 Limitat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Study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Ⅰ |
| Appendix Ⅱ |
| Appendix Ⅲ |
| Acknowledgements |
（4）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ACKNOWLEDGEMENTS |
| abstract |
| 摘要 |
| Chapter One INTRODUCTION |
| 1.1 Research Background |
| 1.2 Research Significance |
| 1.3 Research Methods |
| 1.4 Layout of the Thesis |
| Chapter Two LITERATURE REVIEW |
| 2.1 Development on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2.2 Studies on Chinese Poetry Translation |
| 2.3 Studies on Interpretation on Press Conference |
| Chapter Three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AND INTERPRETING OF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3.1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3.1.1 Introduction to Translation Variation Theory |
| 3.1.2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pragmatic value of the TVT |
| 3.2 Interpreting of 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3.2.1 Chinese poetry itself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
| 3.2.2 Difficulties of interpreting of verses of Chinese poems |
| Chapter Four CASE STUDY---STRATEGIES EMPLOYED IN CHINESE VERSES INTERPRETING |
| 4.1 Explaining Interpreting |
| 4.2 Selective Interpreting |
| 4.3 Edited Interpreting |
| Chapter Five CONCLUSION |
| REFERENCES |
| APPENDIX |
（5）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 论文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一)理论意义 |
| (二)实践意义 |
| 二、研究目标 |
| 三、研究方法 |
| 第二章 核心概念、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
| 一、核心概念 |
| (一)信任 |
| 二、本文理论基础 |
| (一)社会认同理论 |
| (二)社会交换理论 |
| 三、相关文献综述 |
| (一)信任的分类 |
| (二)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组织间信任的影响因素 |
| (三)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组织间信任的作用 |
| 第三章 个案简介与研究设计 |
| 一、个案简介 |
| (一)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的背景 |
| 二、质性研究设计 |
| (一)质性研究方法界定 |
| (二)访谈研究对象的选取 |
| (三)样本研究的资料收集 |
| (四)资料整理与分析 |
| (五)伦理考量 |
| 第四章 L养老院对政府信任的访谈资料分析 |
| 一、信任类型的构建及其影响因素 |
| (一)“需求—期望”满足型信任 |
| (二)积极情绪—情感型信任 |
| 二、信任的作用 |
| (一)保持组织成员行为的一致性 |
| (二)促进信任深化 |
| (三)保持信任稳定 |
| 三、信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一)被动依赖心理及其生存发展的原因 |
| (二)矛盾冲突心理及其社会心理的原因 |
|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 一、研究结论 |
| (一)社会组织对政府信任类型的构建 |
| (二)信任的作用 |
| (三)信任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
| 二、研究建议 |
| (一)对社会组织的建议 |
| (二)对政府的建议 |
| 三、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一)研究局限 |
| (二)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6）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研究意义 |
|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
| (一)物与社会的研究取向 |
| (二)作为符号消费的物体系 |
| (三)布迪厄资本实践理论 |
| (四)学界对咖啡的研究视角 |
| 三、研究思路、内容与方法 |
| 四、创新点 |
| 五、田野点介绍 |
| 第一章 故事之源: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第一节 现代世界体系中的物及其历史 |
| 一、资本主义形成时期咖啡的全球传播 |
| 二、现代世界体系的形成及其反思 |
| 三、早期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洋物”观 |
| 第二节 咖啡在中国:身份被区隔的历史 |
| 一、从晚清到民初——:模糊不清的西洋饮品 |
| 二、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口岸消费的饮品 |
| 三、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小资”的标签 |
| 第三节 开放时代咖啡消费的兴起 |
| 一、开放时代:情调与有闲的咖啡消费 |
| 二、嗜好时代:咖啡产业模式多样化 |
| 三、朱苦拉咖啡被发现 |
| 小结 |
| 第二章 朱苦拉咖啡历史的地方叙述 |
| 第一节 朱苦拉的历史与生态 |
| 一、朱苦拉地区的历史叙述 |
| 二、朱苦拉地区的自然生境 |
| 三、朱苦拉咖啡的生态适应 |
| 第二节 传教士将咖啡引种朱苦拉 |
| 一、历史背景:天主教在清代的传教策略 |
| 二、关键人物:在云南的天主教传教士 |
| 三、重要事件:田德能传教士将咖啡引入朱苦拉 |
| 第三节 咖啡树在朱苦拉地区的权属变迁 |
| 一、传教士的咖啡树(1904-1952) |
| 二、村民集体所有的咖啡树(1952-1982) |
| 三、包产到户的咖啡树(1982-2013) |
| 四、渔泡江两岸的经济之树(2013至今) |
| 小结 |
| 第三章 朱苦拉咖啡文化的生成 |
| 第一节 加工工艺层面:从果实到饮品 |
| 一、朱苦拉咖啡加工制饮工艺的习得 |
| 二、朱苦拉咖啡的传统制饮工艺的内容 |
| 第二节 日常生活层面:朱苦拉咖啡的多重身份 |
| 一、传教士带来的新物种(1904-1952) |
| 二、值钱的经济作物(1952-1982) |
| 三、地方土特产(1982-2007) |
| 第三节 身体感层面:朱苦拉人的咖啡观 |
| 一、颇有讲究的朱苦拉咖啡 |
| 二、国际标准体系下的朱苦拉咖啡 |
| 三、咖啡的物性与符号化要素 |
| 小结 |
| 第四章 朱苦拉咖啡的市场化 |
| 第一节 市场开发 |
| 一、商业资本进入 |
| 二、举办咖啡文化论坛 |
| 三、各媒体拍摄纪录片 |
| 四、政府聚焦施策 |
| 第二节 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博弈与冲突 |
| 一、朱苦拉地方社会传统生计模式 |
| 二、价格之外:渔泡江两岸咖啡交易中的冲突 |
| 三、朱苦拉咖啡市场化中的力量博弈 |
| 第三节 朱苦拉咖啡的消费:从乡村到城市 |
| 一、朱苦拉咖啡在村落:手工咖啡产品的出现 |
| 二、朱苦拉咖啡在宾川:与宾川咖啡文化的交融 |
| 三、朱苦拉咖啡在昆明:走向品牌化 |
| 小结 |
| 第五章 卷入市场后的朱苦拉地方社会 |
| 第一节 朱苦拉社会自我观念的延伸 |
| 一、朱苦拉人的自我观念 |
| 二、咖啡成为朱苦拉社会的一部分 |
| 三、依赖市场后的朱苦拉社会面貌 |
| 第二节 市场化带来的朱苦拉社会之变 |
| 一、自我裂变:朱苦拉村落内部 |
| 二、他者眼光:村落之间的关系 |
| 三、反观自我:朱苦拉社会生计观念的变迁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7）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导言 |
| 第一节 研究缘起与意义 |
| 一、问题的提出 |
| 二、研究的意义 |
| 第二节 相关研究的学术考察与分析 |
| 一、国内外的发展伦理研究及其“地方性”取向 |
| 二、国内外的乡村伦理研究及其“发展性”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内容、方法与创新 |
| 一、研究的主要内容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田野调查的个案选择与方法 |
| 四、创新之处 |
| 第一章 乡村发展:一种伦理性发展 |
| 第一节 “发展”意蕴的流变 |
| 一、客观存在状态的描述 |
| 二、规范性意义的嵌入 |
| 三、自反性品质的呈现 |
| 第二节 乡村发展概念的演进 |
| 一、模糊的文化概念 |
| 二、突出的经济概念 |
| 三、复合的社会概念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伦理的出场 |
| 一、国际发展伦理研究的“进入” |
| 二、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的发展转型 |
| 三、“整体美好持续共生”的价值确立 |
| 第二章 发展至上?——被发展主义遮蔽的乡村伦理视界 |
| 第一节 增长主义:乡村发展目标的“问题化” |
| 一、增长主义的“增长”逻辑及其“乡村化” |
| 二、乡村增长主义驱动下的增长困境与价值危机 |
| 三、“去增长”的解构与“美好生活”的定义 |
| 第二节 精英主义:乡村发展主体的“问题化” |
| 一、农民阶层分化: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 |
| 二、“富人治村”:乡村精英概念的普遍化 |
| 三、“扶贫内卷化”:乡村精英俘获的消极后果 |
| 第三节 消费主义:乡村发展动力的“问题化” |
| 一、消费力:扩大乡村消费需求的动力表现 |
| 二、由“消费积极分子”到乡村消费主义 |
| 三、资本逻辑:构成乡村消费主义的深层根源 |
| 第四节 城市中心主义:乡村发展方式的“问题化” |
| 一、乡村发展的城市化“偏好” |
| 二、“城市信仰”与“永恒正义” |
| 三、“乡村复兴”与“尺蠖效应” |
| 第三章 为何发展:乡村发展目标的伦理定位 |
| 第一节 以农民美好生活定位乡村发展:历史沿循与现实审思 |
| 一、现代乡村发展目标的迷失及缘由 |
| 二、农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乡村发展目标的价值确认 |
| 三、实现农民美好生活的现实困境及其发展伦理消解 |
| 第二节 在“富”与“安”之间理解农民美好生活的实践逻辑 |
| 一、农业匮乏经济基础上的“小富即安”生成 |
| 二、乡村发展主义主导下的“小富即安”批判 |
| 三、乡村发展伦理建构中的“且富且安”实践 |
| 第三节 以“美好发展”重塑农民生活的“劳—闲”之维 |
| 一、新乡村增长主义与农民“劳动—休闲”异化 |
| 二、休闲本原化:农民美好生活的“低人本”设计 |
| 三、“美好发展”:一种合乎人性的“劳闲融合”策略 |
| 第四章 谁主发展:乡村发展主体的伦理审视 |
| 第一节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发展的伦理要求 |
| 一、坚持“以农民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念 |
| 二、重视“竞争”发展对新型主体的责任引导 |
| 三、推动“道义”发展对弱势小农的主体建构 |
| 第二节 乡村“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及其主体困境 |
| 一、“发展型”小农经济:“道义”发展的现行模式 |
| 二、“弱势”组织合作:“发展型”小农经济的主体建构 |
| 三、“被组织”情形下“弱势”主体建构的实践困境 |
| 第三节 “中坚农民联结”:新“道义”视角下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一、中坚农民:支撑乡村“道义”发展的新主体 |
| 二、主体联结:中坚农民在乡村发展中的伦理功能 |
| 三、基于“中坚农民联结”的乡村整体性发展 |
| 第五章 凭何发展:乡村发展动力的伦理整合 |
| 第一节 应对乡村资本逻辑的发展伦理思路 |
| 一、建构与破坏:资本逻辑对乡村发展的双重作用 |
| 二、既有乡村资本批判的逻辑主题及其伦理向度 |
| 三、发展总体逻辑:推动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
| 第二节 “资本之外”:乡村发展动力体系的伦理考察 |
| 一、乡村发展的技术支持与“技治主义”的伦理规制 |
| 二、乡村发展的组织基础与“共同体”的伦理培育 |
| 三、乡村发展的“制度安排”与政府权责的伦理重构 |
| 第三节 乡村发展“合力论”及其伦理意义 |
| 一、外源动力扩张与乡村自主性的式微 |
| 二、内生动力开发与乡村价值性的单一 |
| 三、“内外聚合”:乡村可持续真正发展的关键 |
| 第六章 如何发展:乡村发展方式的伦理调适 |
| 第一节 发展伦理视域下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导向 |
| 一、发展的属人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理念 |
| 二、发展的平等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核心 |
| 三、发展的多样性:城乡融合发展的价值标识 |
| 第二节 从分离到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单向逻辑及其局限 |
| 一、“以乡促城”中的“牺牲型发展”及其“正义性搁置” |
| 二、“以城带乡”中的“追赶型发展”及其“人本性缺失” |
| 三、“城乡协调”中的“统筹型发展”及其“地方性消解” |
| 第三节 “城乡互融共生”:实践乡村振兴的“新范式” |
| 一、遵循平等公正的“对称性”发展准则 |
| 二、践行双向合作的“互惠性”发展路径 |
| 三、建构五位一体的“共赢性”发展格局 |
| 结语 探索乡村发展伦理体系的建构 |
| 一、乡村发展“问题域”的发掘 |
| 二、发展伦理“价值面”的扩展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后记 |
| 在读期间相关成果发表情况 |
（8）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博弈及协调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 |
| 1.1.1 乡村旅游市场扩大及地位稳步提升 |
| 1.1.2 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重要领域 |
| 1.1.3 乡村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亟需协调 |
| 1.2 研究问题 |
| 1.2.1 问题的提出 |
| 1.2.2 案例地选取 |
| 1.3 研究目的与意义 |
| 1.3.1 研究目的 |
| 1.3.2 研究意义 |
| 1.4 研究方案 |
| 1.4.1 研究内容与章节安排 |
| 1.4.2 研究方法 |
| 1.4.3 研究框架 |
| 1.5 论文主要创新点 |
| 第二章 理论基础与研究述评 |
| 2.1 理论基础 |
| 2.1.1 利益相关者理论 |
| 2.1.2 演化博弈理论 |
| 2.1.3 行动者网络理论 |
| 2.1.4 社会交换理论 |
| 2.1.5 公平理论 |
| 2.2 研究述评 |
| 2.2.1 乡村旅游研究述评 |
| 2.2.2 旅游利益相关者研究述评 |
| 2.2.3 旅游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研究述评 |
| 2.2.4 演化博弈理论在旅游领域应用研究述评 |
| 2.3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分析 |
| 3.1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的界定 |
| 3.1.1 行政管理方 |
| 3.1.2 服务供给方 |
| 3.1.3 旅游消费方 |
| 3.2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的角色分析与利益诉求 |
| 3.2.1 行政管理方角色分析与利益诉求 |
| 3.2.2 服务供给方角色分析与利益诉求 |
| 3.2.3 旅游消费方角色分析与利益诉求 |
| 3.3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 |
| 3.3.1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内部的利益冲突 |
| 3.3.2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
| 3.4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演化博弈分析 |
| 4.1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动态演化博弈模型构建 |
| 4.1.1 基本假设及相关参数 |
| 4.1.2 损益变量设定与模型构建 |
| 4.1.3 支付函数分析 |
| 4.2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 |
| 4.2.1 期望收益及平均收益分析 |
| 4.2.2 基于复制动态方程的演化稳定策略分析 |
| 4.2.3 均衡点分析 |
| 4.3 数值模拟 |
| 4.3.1 突出行政管理方介入策略的演化稳定分析 |
| 4.3.2 突出服务供给方诚信策略的演化稳定分析 |
| 4.3.3 突出旅游消费方支持策略的演化稳定分析 |
| 4.4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构建 |
| 5.1 利益协调机制均衡状态影响因素分析 |
| 5.1.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 5.1.2 研究设计 |
| 5.1.3 实证检验 |
| 5.1.4 模型检验及其结果 |
| 5.2 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原则 |
| 5.2.1 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 |
| 5.2.2 责权利明晰原则 |
| 5.2.3 竞争合作适度原则 |
| 5.3 利益协调机制构建机理 |
| 5.3.1 利益协调机制解决负外部性 |
| 5.3.2 利益协调机制促进供需平衡 |
| 5.3.3 利益协调机制激发内生动力 |
| 5.3.4 利益协调机制实现协同发展 |
| 5.4 利益协调机制构建内容 |
| 5.4.1 利益表达协调机制:及时高效的沟通机制 |
| 5.4.2 利益获取协调机制:优势互补的参与机制 |
| 5.4.3 利益共享协调机制:责权对等的分配机制 |
| 5.4.4 利益确认协调机制:合理完善的保障机制 |
| 5.5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机制实证分析 |
| 6.1 袁家村概况 |
| 6.2 袁家村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分析 |
| 6.2.1 行政管理方 |
| 6.2.2 服务供给方 |
| 6.2.3 旅游消费方 |
| 6.3 袁家村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冲突 |
| 6.3.1 行政管理方与服务供给方利益冲突 |
| 6.3.2 行政管理方与旅游消费方利益冲突 |
| 6.3.3 服务供给方与旅游消费方利益冲突 |
| 6.4 袁家村核心利益相关者演化博弈分析 |
| 6.4.1 模型构建 |
| 6.4.2 模型分析 |
| 6.5 袁家村核心利益相关者利益均衡机制构建 |
| 6.5.1 利益协调机制 |
| 6.5.2 利益均衡策略 |
| 6.6 本章小结 |
| 第七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7.1 研究结论 |
| 7.2 研究局限 |
| 7.3 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一 :袁家村各级政府管理机构深度访谈记录 |
| 附录二 :袁家村旅游经营者利益诉求深度访谈记录 |
| 附录三 :袁家村居民利益诉求深度访谈记录 |
| 附录四 :袁家村旅游者旅游体验质量调查问卷 |
| 附录五 :袁家村居民、经营者旅游影响感知调查问卷 |
| 致谢 |
（9）绿色营销中企业—环保事业契合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提出问题 |
| 1.2 研究目的与研究意义 |
| 1.3 技术路线与研究内容 |
| 1.4 研究的主要创新点 |
| 第2章 文献综述 |
| 2.1 绿色营销 |
| 2.2 绿色购买行为 |
| 2.3 企业与环保事业的契合类型 |
| 2.4 绿色信任 |
| 2.5 绿色感知价值 |
| 2.6 解释水平 |
| 第3章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
| 3.1 理论框架 |
| 3.2 研究假设 |
| 第4章 实验设计与数据分析 |
| 4.1 相关量表与分析工具 |
| 4.2 预实验 |
| 4.3 实验一:验证不同契合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直接效应 |
| 4.4 实验二:验证绿色信任和绿色感知价值的中介效应 |
| 4.5 实验三:验证解释水平与契合类型的交互效应 |
| 4.6 实验四:再次验证不同契合类型对绿色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 |
| 4.7 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
| 第5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
| 5.1 研究结论 |
| 5.2 理论贡献 |
| 5.3 营销启示 |
| 5.4 研究局限与研究展望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的论文及主要成果 |
| 致谢 |
（10）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方法 |
| 1.3.1 文献研究法 |
| 1.3.2 比较研究法 |
| 1.3.3 问卷调查法 |
| 1.3.4 多学科综合研究法 |
| 1.4 创新点与难点 |
| 1.4.1 创新点 |
| 1.4.2 难点 |
| 第2章 高等教育实现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之路 |
| 2.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概念界定 |
| 2.1.1 “内涵式发展”概念的词源学考察 |
| 2.1.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概念的逻辑分析 |
| 2.1.3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基本构成要素 |
| 2.2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现实依据 |
| 2.2.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立德树人” |
| 2.2.2 高等教育在新形势下承担的重大使命需要“立德树人” |
| 2.2.3 破除传统外延式教育发展模式的局限需要“立德树人” |
| 2.3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理论依据 |
| 2.3.1 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观彰显“立德树人” |
| 2.3.2 科教兴国战略彰显“立德树人” |
| 2.3.3 “四个全面”的教育理论彰显“立德树人” |
| 第3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的基本内涵 |
| 3.1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提出 |
| 3.1.1 市场经济道德困境对教育的冲击 |
| 3.1.2 教育的工具理性局限 |
| 3.1.3 内涵式发展是提出“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前提 |
| 3.2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的内涵分析 |
| 3.2.1 “立德树人”的核心是以人为本 |
| 3.2.2 马克思主义人学是“立德树人”的理论依据 |
| 3.2.3 “立德树人”是新时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 |
| 3.3 “立德树人”教育理念对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基本原则 |
| 3.3.1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原则 |
| 3.3.2 以人为本的教育原则 |
| 3.3.3 德育优先教育原则 |
| 第4章 “立德树人”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中承担的重大使命 |
| 4.1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才” |
| 4.1.1 高等教育服务社会需要“人才” |
| 4.1.2 科学技术是“人才”的内在规定 |
| 4.2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需要培养“人” |
| 4.2.1 高等教育中“人是目的” |
| 4.2.2 人文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 |
| 4.3 培养“人才”与培养“人”的关系 |
| 4.3.1 “人”决定“人才”的价值导向 |
| 4.3.2 “人才”是“人”的实践形态 |
| 4.3.3 “德才兼备”是两者的统一 |
| 第5章 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实现“立德树人”的关键要素 |
| 5.1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人文精神 |
| 5.1.1 人文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1.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人文精神基础 |
| 5.1.3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思想品德 |
| 5.1.4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政治价值观 |
| 5.1.5 思想政治教育需要培养审美价值观 |
| 5.2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科学精神 |
| 5.2.1 科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2.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科学精神标准 |
| 5.2.3 培育“为真理而真理”的科学观 |
| 5.3 内涵式教育发展需要思想政治教育培养大学精神 |
| 5.3.1 大学精神概念的界定 |
| 5.3.2 内涵式教育发展的“大学精神”理想 |
| 5.3.3 思想政治教育对大学精神的塑造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 附录 |
四、如何看待今年的效益目标？（论文参考文献）
- [1]企业购后价值反馈对绿色重购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岳蓓蓓. 吉林大学, 2021(01)
- [2]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释意理论下汉英交替传译中修辞格的翻译策略研究 ——以2017年-2019年“两会”记者招待会发言为例[D]. 乌倩. 内蒙古师范大学, 2020(08)
- [4]变译理论下中国诗句口译策略研究 ——以2004-2012温家宝总理记者会为例[D]. 任雨欣. 内蒙古大学, 2020(01)
- [5]社会心理学视角下社会组织对政府的信任研究 ——以上海市P区B镇L养护院为例[D]. 倪家芸. 华东师范大学, 2020(12)
- [6]西物东语 ——朱苦拉咖啡的社会生命故事[D]. 郭周卿. 西南民族大学, 2020(11)
- [7]中国乡村发展伦理研究[D]. 杨伟荣. 南京师范大学, 2020(02)
- [8]乡村旅游核心利益相关者关系博弈及协调机制研究[D]. 赵静. 西北大学, 2019(04)
- [9]绿色营销中企业—环保事业契合对消费者绿色购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D]. 林政男. 吉林大学, 2019(02)
- [10]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立德树人”研究[D]. 孙树彪. 吉林大学, 2019(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