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试从现实性原则的两个向度理解邓小平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文献综述）
李冰[1]（2021）在《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以马克思主义文本作为依托,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逻辑,根据马克思主义在不同阶段的批判理论阐释其批判的缘起、内容和整体性指向,是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新的视阈。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确认,批判理论的各个环节是紧密衔接和环环相扣的整体,前一环节的批判是建构后一环节批判内容的基础和前提,后一环节的批判内容则是对前一环节批判的进一步深化和完成。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围绕人类解放的终极价值追求展开的各个环节的批判,在内容和逻辑上表征着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在整体性视阈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发展是一个在批判中不断展开其整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是辩证否定的,马克思主义在其批判理论的辩证否定中思考和解决不同阶段人的自我实现问题。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出发研究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不仅形成了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各个批判环节的弥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内在逻辑的厘清。马克思主义植根于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并把批判本身转变为改变现实的物质力量,这是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过去思辨哲学的本质区别。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从宗教批判、政治批判、意识形态批判转向政治经济学批判,各个环节之间过渡的内在逻辑统一于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总问题。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在宗教批判中结束之前批判的误区,把批判的矛头由天国转向世俗世界奴役人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为了消除服务于统治阶级的政治和观念上层建筑,马克思深度剖析了支配阶级社会的物质利益关系,揭示了导致宗教、政治以及意识形态领域异化的根源,批判理论最终落脚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彻底回答了关乎人类解放的物质利益问题。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推进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完成其改造世界的哲学任务,在对各个环节的批判中建立整体的理论体系。马克思首先着手于作为“一切批判的前提”（1）的宗教批判。宗教作为“世界的总理论”（2）,成为规范人们行为的世界观,人对于自身以及与他人关系的认识受到宗教价值标准的衡量和限制。但宗教是一种“颠倒了的世界观”（1）,是政治国家用来麻痹人们忍受苦难并甘心服从统治的精神“鸦片”（2）。宗教本质上是一种“异化的自我意识”,是对社会现实歪曲的反映,马克思发现,世俗社会的现实苦难是人们诉诸宗教追求虚幻幸福的根源,进而把宗教批判的对象深入到世俗社会,推动近代哲学任务从批判“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转向批判“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3）,从“天国的批判”转向“尘世的批判”（4）。实现对尘世批判首先就要进行政治批判,而异化人最现实、最直接的力量就是政治国家。国家作为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在宗教褪去政治职能后更加显露出其压迫和奴役人民的剥削本质。只有消除政治国家,才能破除人在社会各个领域被强行施加的桎梏和枷锁。马克思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产生和性质,国家只是市民社会利益关系的代表。无论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何种“民主”的政权组织形式,都无法掩盖其阶级剥削本质,而政治解放的途径不在于国家形式的转换,而是要对产生出国家的利益关系进行彻底变革。虽然政治解放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目的,只是进一步把握现实物质利益的关键一环,但却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必要环节。马克思在揭露国家、法和所有制的关系中,明确了虚幻的共同体形式不过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只有进一步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基础,在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指导下才能完成意识形态批判。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是马克思进入历史唯物主义领域,阐明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重要一环。阶级社会剥削和奴役人的上层建筑包含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维度,阶级社会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的社会生活呈现一元化,在私有财产支配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将意识形态作为其生产和生活的“元价值”（5）根本无法实现向自身的返还,基于此,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进一步指向了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主义从天国降到人间,在批判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性中完成其哲学的实践转向,通过对占据基础地位的物质利益关系的研究,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揭示人类社会的历史内容。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现,构成了其深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重要依据,并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发现了现实的人;政治批判揭示了私有制主导的国家的阶级性,进而发现了处于社会边缘的无产阶级彻底颠覆中心的可能;为了进一步寻求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马克思通过意识形态批判创立了唯物史观,发现只有立足社会现实才能真正实现人类解放的“回归”,并最终把批判矛头指向了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深入政治经济学批判,通过对资本统治逻辑造成的异化劳动的分析,进一步批判了与人的异化互为因果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并指明了无产阶级作为现实武器打破人们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历史使命。马克思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指明了人类解放的现实路径,即以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作为前提,才能在自由人联合体中完成人的本质的回归。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说明宗教问题、政治统治、意识形态以及劳动异化产生的根源,并且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提出人从异化中获得救赎的根本道路。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完成真正的实现了从天国的解放到尘世的解放,从而在真实意义上完成了宗教批判。从宗教批判开始,到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实现“尘世批判”,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整体性的完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依托,马克思主义把人类解放的终极诉求转变为一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
孙颖[2]（2021）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现代性作为一个辩证的总体,从历史阶段上经历现代性的潜意识、现代性意识觉醒、现代性批判自觉三个主要时期,从文明模式上并存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文明两种基本模态。但由于现代性的后两个历史阶段公认的源发于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使现代性在批判意识中与资本主义文明同义,而其他文明类型处于从属地位。因此,要想冲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类型,便需在批判反思中参证出超越的文明道路。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批判史可谓当代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其聚焦于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核心主题,有机融嵌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主张、方法,形成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批判的第三条道路。在多元话语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凝汇有三条主要路径:一是生产-消费路径。商品形式普遍化的逻辑结构构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拜物教思想的人本主义承递,其关于经济领域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重心从生产环节转向交换、分配、消费环节,基本遵循“某物化→物化物商品化→交换价值主体化、使用价值虚化→主体异化→异化主体复归”的批判逻辑与解放方案。其中,“某”可以指代实物、数字、情感、交往、语言等实在或虚在的社会存在或社会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批判大体未出离于上述逻辑路径,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实证批判在异化批判的语境与观念中愈发式微,造成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深化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过程中,从政治经济学批判转向文化意识批判的轴心错轨。二是个体-共同体路径。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一个指向在于寻找个体与共同体的和解之法。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宏观对共同体意义上的制度虚假性批判转向当代对个体意义更为关注的生命政治批判,分析路径大体存在一条主线,即“社会元素权力化→权力集中化→权力集中化的理性合理化→共同体合法化、个体虚假化→共同体与个体和解”的批判思路与解放途径。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虚假共同体极权主义危机之隐匿性特征的同时,却逐渐消解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阶级对立、无产阶级社会历史主体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原则。虽然其在一定程度上揭批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与新问题,但就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而言,西方马克思主义偏离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中的政治实践原则立场,使其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政治哲学思考不是陷于乌托邦的遐思,就是倒退回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调节与妥协。三是启蒙-再启蒙路径。启蒙理性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内核与精神气质,因此也成为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焦点。现代性危机的表征之一在于,启蒙理性的观念机制塑就与巩固了资本与权力对主体的合理化控制。对于启蒙理性的这一自反性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持辩证态度,认为对启蒙理性进行再启蒙是正确认知启蒙理性这一现代性之核,是打开资本主义现代性悖谬之钥。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百年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史中,形成回归总体性、否定辨证法、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三大阶段,为理性自反性危机带来从复归到破维到融建的路径。西方马克思主义始终秉持形而上精神在不断试错中为理性的退化寻找再启蒙的道路,尤其是当代提出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地理学、空间化融建的思想,其内涵着从时空观的基点上新解当代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而上意义。这一延续“后现代思潮”的新思路为当代世界马克思主义群像创造新的多元话语空间,但同时带来共识危机与隐忧。如果以“中西马”圆融为构建未来文明型社会的哲学文化语境及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可谓沟通西方现代性模式与中国现代性模式的桥梁。从整体上与之展开理论对话,既有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理论资源,又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共同理论问题,亦有基于异质文化传统背景交流差异性经验的话语空间。基于规律性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思想进路,本文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整体具有现象学方法意义上的存在论特征,反映出西方文明血缘孕育的西方文化基因特点。中国模式在回应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思维局限与实践困境等方面体现出独特智慧与卓越效力,彰显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对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可见的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人类文明型构建历史进程中,现代性的中国模式正在书写属于人类文明的新篇章。
李思特[3]（2021）在《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文中认为维护社会公平是建设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公平的必要手段,维护公平是社会保障制度内涵的价值取向。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较为重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公平统一”作为建设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的要求。通过公平实现普惠性特征,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完善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挖掘社会公平理念的基本内涵,比较了不同公平观的特点与区别;通过梳理不同时期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相关论述与思想,比较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中的公平理念;通过回顾社会保障制度的演变发展,阐释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变化特点;通过总结成就与问题,把握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通过对于理念、目标与路径的解读,明确了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第一章绪论部分阐述了选题的背景与意义。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定位、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选择、社会保障的发展道路三个问题入手,论证了本文研究的必要性。以社会公平视角对社会保障问题进行解读,既明确了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也定位了社会保障问题研究的基本视角。文章对现有研究成果从多个角度进行了梳理、分类:纵向来看,关于社会保障公平问题的研究可分为理念探索阶段、共识形成阶段以及新时代以来的理念定型阶段;横向来看,相关的研究又可以划分为规范性研究、实证分析研究以及基于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构建视角进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文章主要采用了跨学科综合分析法、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以及规范研究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全文的理论支撑。首先,在概念界定的章节,明确了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基本概念,阐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的基本内涵以及与其他概念的区别与联系。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理念,也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模式选择。依据公平观的不同,社会保障模式可分为完全自由主义模式、重视公平的自由主义以及马克思公平观下的社会保障模式。其次,阐明了文章的的理论基础:按照“最大幸福”原则,以边沁、密尔为代表的古典功利主义持有的公平观可以总结为经济公平。福利经济学接受了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认为社会福利是个人福利的总和。旧福利经济学将公平视为效用的均等化,同时指出,由于边际效用递减的存在,国民财富必须均等分配才能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新福利经济学采用了序数效用论,在公平的问题上存在着价值中立的倾向。罗尔斯的公平观有着对于功利主义的批判、以及对于福利经济学的超越。罗尔斯将公平作为社会的首要价值,并提出了正义的两个原则。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不同于上述学者。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衡量社会公平的唯一标准。马克思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进行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孕育出真正的社会公平。此外,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相关理论为基础,马克思的社会保障思想可以概括为社会保险思想、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以及社会保险基金理论。第三章梳理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理念的论述与思想。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特点的变化,来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社会公平问题认识上的变化。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通过确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得社会公平从根本上得以实现。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计划经济时期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进行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确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公平观。社会公平通过社会主义本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作为社会重要再分配手段之一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路径。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是否有利于生产力发展,作为衡量社会公平的关键标准。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合理差距。这一时期的社会保障公平理念,主要追求的是经济意义上的平等。而社会保障制度则被视为稳定社会的有效途径。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的理念,将公平问题提升到了新的理论高度;同时还将包括社会保障在内的社会建设,纳入到“四位一体”的总布局当中;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表述。这都使得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这一时期的公平观,开始由经济公平向社会公平转变,由形式意义上的公平向实质公平深化。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更加重视公平正义问题。把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内容有机结合起来。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了社会公平问题的基本向度。公平可持续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继续坚持的方向。习近平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公平问题进一步具象化为“底线公平”。“底线公平”的提法,突出了社会保障“社会生活安全网”的基本定位,也调和了经济公平与社会公平的内在矛盾。第四章对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总结。由理念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制度实施。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保障公平理念的变化,也影响着社会保障制度实践的变革。本章以社会保障的公平问题为主线,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发展划分为共3个时期:（1）计划经济时期。（2）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时期。（3）对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公平性矫正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随着社会主义政权的确立,中国从无到有建立了“国家—单位”的社会保障模式。虽然保障水平尚不发达,保障覆盖存在薄弱环节,但总体来看,由于实行均等化原则因而公平程度较好。改革开放初期,随着养老、医疗保险制度的逐步确立,通过引入市场机制,中国开始了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探索之路。这一时期改革的阶段性与非同步特征,客观上影响了社会保障公平性的实现。在第三个时期,城乡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随着新农合、新农保、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先后确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得以补足。另一方面,城乡地区社会保障公平性不断完善的阶段。随着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制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制度的确立以及城镇养老金双轨制的并轨,社会保障公平性进一步提升,由“全面覆盖”开始走向“全民覆盖”。此外,本章还以公平性为视角,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的历史演进特点:在建国初期,由于采取了国家保障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绝对公平的特点;改革开放初期,由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制度被视作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配套制度,在一定时期内弱化了其公平内涵。党的十七大以后,随着“建设更加公平更加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这一理念的提出,社会保障又被强化为作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职责。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越发趋于成熟。社会保障制度自身就成为了社会公平的具象化体现。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就是实现发展成果为人民共享,就是实现社会发展的公平正义。总而言之,从理念、实践两方面进行把握,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有着如下特点:在理念层面,社会保障首先由计划经济时期的起点公平,让位于改革开放初期的经济公平,并在十八大前后再度向社会公平复归;在实践层面,由统一的国家保障,转变为带有城乡分立特点的自助与共济相结合,并在新时代以来随着制度实践的不断补足,向着提供均等社会保障服务的弥合化方向发展。第五章首先从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视角解读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中公平问题的内涵。其次,梳理了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公平问题建设取得的成果:在社会救助领域,通过脱贫攻坚专项计划,完善了以低保制度为代表的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在社会保险领域,解决了养老保险制度、医疗保险制度的城乡分立问题;整合了城镇地区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双轨制”现状。在社会福利领域,社会福利由狭义制度向广义制度拓展,由特殊性制度向普惠型制度扩充。最后,指明了新时代社会保障发展面临着的公平问题:其一,社会保障存在身份公平问题。新时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必须明确,社会保障制度的准入资格是以职业、收入、户籍归属等要素差别化对待,还是一视同仁地以国民身份作为前提。其二,社会保障制度区域公平问题仍然严重。区域公平问题既包括各省份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的协调问题,也包括城乡社会保障实际待遇水平的均衡问题。其三,在老龄化加剧,人口出生率减少的背景下,防范社会保障制度可能出现的代际问题风险,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需要面对另一重大课题。本章还就身份公平问题、区域公平问题、代际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做出了分析。第六章提出了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方向,并从理念、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共三方面进行论述。首先,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共享发展理念是建设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的价值引领。其次,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民生七有”。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是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最后,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建机制”的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适度保障、可持续发展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是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以上基本内容从社会保障制度的适用范围、保障对象、责任主体、保障水平、体系构建等五个方面,对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提供了明确的路径指引。这其中,兜底线”通过完善底线性、普惠性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底线公平;“织密网”侧重于调节非均等公平;“建机制”通过法制化与体系化共进并举,体现规则公平;“覆盖全面”、“城乡统筹”保障主体公平;“保障适度”、“可持续发展”助力代际公平的实现;“权责清晰”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协议公平。
杨金铎[4]（2021）在《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文中指出新时代下,中国高等院校立德树人工作面临新境遇、新诉求、新挑战。“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是思想政治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也是我国高等院校的根本任务所在。2016年12月,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思想政治理论课要坚持在改进中加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断明确了新时代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和其他各类课程提出的要求,为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增添了新力量。课堂是大学生接受知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的主渠道,一直以来,大家普遍认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简称“思政课程”）是承载知识教育与价值观教育双重维度的课程,其他课程不分担价值观教育的责任,因此,对大学生进行价值观教育的重担自然而然地落到了“思政课程”的身上。但是,高等院校的其他各类课程,都具有育人功能,同样具有丰厚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专业课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将这些潜隐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挖掘出来,使大学生在接受知识教育的同时,受到价值观的熏陶和洗礼,即“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成为新时代下提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一剂良药,必须一以贯之地长期坚持下去。所以,厘清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基本理论,阐明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挖掘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探究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分析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找到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策略,明晰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意义重大。因此,本文以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基本理论、中国高等院校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思政”建设,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主要内容,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困境及原因,原则、方法、路径,“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为逻辑脉络展开论述,共为八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为绪论部分。本章从整体性的视角对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进行把握,从研究背景中指明我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动态环境,定位研究意义;从国内外研究现状中阐释、对比、分析、概括当前我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和存在的不足,瞄准关键问题,明晰论述脉络;从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中提炼出逻辑结构和方法依据,确保本文行之有理,言之有据,逻辑缜密。第二章为“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是什么”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基本理论概述。本章着重分析了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概念、特点、要求及其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概念是探究问题的起始基点,从课程的含义推进到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含义,从普遍性到特殊性,为后续问题的探析奠定了基础;对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特点进行解读,明晰了本文的马克思主义立论基础,保证了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鉴于此,进一步论述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要求及其与“思政课程”的关系。第三章为“中国高等院校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思政’建设”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包括发挥“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需要、提升“思政课程”教育效果的需要、实现“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的需要等三个维度。“隐性课程”育人作用的发挥需要其勘探自身的育人元素、专业课教师筑牢政治信仰、将思政工作贯穿育人全过程。我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能有力地弥补“思政课程”教育理念滞后、教育方法单一、教育实践不足的缺憾。此外,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两个载体,“课程思政”必须在落实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促进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等方面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因此,分析透彻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意义重大。第四章为“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理论溯源”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的,因此,剖析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对于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也能为我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提供一定的指导。第五章为“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什么”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了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在进行总结、归纳之后,本文将其分为政治引导、思想引领、道德熏陶、劳动教育及心理健康教育等五个方面。研究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必须要明确其建设什么,因此,主要内容是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应有之义,分析透彻这部分内容至关重要。第六章为“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的成就、面临的困境及原因。从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的成就上看,本文主要从地域、学校层次、办学性质等几个因素出发,通过查阅官网通知、公众号、了解相关教学活动实施方案等方式列举了部分学校带有“课程思政”性质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从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困境及原因上看,本文主要从高等院校、专业课教师、大学生等三个方面入手,从而以此为依据归纳出相应的原因。第七章为“怎样推进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策略。本文以困境及原因为依托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鉴于部分高等院校、专业课教师以及大学生在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中存在的困境及原因,本文主要从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方法和路径等三个方面切入,主张坚持党委领导、协同共建、贴近实际等原则,实施统筹与支撑相统一、自察与培训相统一、融合和联动相统一等方法,要求党委、宣传部、教务处各司其职,专业课教师树立“立德为先”的价值观,专业课程凸显科学的价值取向。第八章为“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未来展望”部分,即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本章主要从实现“课程育人”向“全课程育人”的转化、促进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等三个维度论述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从传统的“思政课程”到新时代下的“课程思政”,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理念的转化,将推动“全课程育人”局面的形成、促进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
李娜[5]（2021）在《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文中指出犹如人们在使用“服装”这一概念之前已经穿着某种东西一样,哲学家们在创制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之前,也已经生活在意识形态之中。可以看出,意识形态与个体之间有着密切联系。而意识形态概念和狭义的文化概念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互重叠的部分,因而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常常把这两个概念混合在一起使用。这意味着,文化作为一种时代精神的表征,作为一种生活方式,贯穿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始终。尤其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入了新发展阶段,科技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西欧国家人们的物质生活需要得到空前满足的同时,物欲化风气渐为流行。与之相应,文化呈现出商品化、形象化、空间化的姿态和特征。在这种文化氛围下,以福山为代表的“历史终结论”论调尘嚣日上,马克思主义有效性遭受质疑和挑战。正是基于透视、揭露这种文化的病症,詹姆逊主张对这样一个浸透着各种信息和“审美”体验的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从而达到对晚期资本主义文化规律的“理解”。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学者,以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为己任,詹姆逊一方面主动迎接“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他澄清了福山对马克思历史终结的误读,驳斥了福山历史终结论的唯心主义倾向。另一方面,詹姆逊继承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吸收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以及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等,旨在为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奠定思想基础。为了真正构建基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詹姆逊重新对整个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从传统到现代——系统的梳理和评判,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的两阶段说。这两阶段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和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实际上,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旨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诸意识形态分析模式各有不足和缺陷,并无本质性的优劣之分,每种不同分析模式的优势是可以根据分析对象与主题的转换进行综合运用。由此,他主张对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一种“历史主义”的和“辩证”的文化分析,在这里,理论分析及其结论性观点得到了具体运用。当然,这同时也构成了他本人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的阐释和再阐释,并因此试图超越和克服传统理论的局限和当代理论的极端。围绕着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构建所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无论是文物研究直接否定历史主义困境,存在历史主义解决历史主义困境过程中又陷入到新的困境之中,还是尼采式以“历史主义”之名反历史主义,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结构单一性,在本质上都没有彻底解决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性困境。在廓清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之“迷雾”的基础上,詹姆逊指认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中可以找到解脱历史主义困境的办法。通过对生产方式概念的历时性和共时性考察,使生产方式概念升华为一种总体性结构系统。当生产方式本身转变为整个社会关系的共时系统之时,存在于系统之内各个层面的半自主性表征着经济的这种最终决定作用实质为一种“不作用”。文化、意识形态、司法、政治、经济等各个层面之间既相互连接,又相互转化,在这个系统内文化与经济之间超乎一般的密切,这也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显而易见的事实。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发展史的两个主要阶段及其七种具体分析模式的理论分析和批判,以及对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反思的基础上确立了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解释原则,在总体性、辩证性和历史性框架之内构建了“三重视域”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视角。其理论的最终诉求,旨在晚期资本主义境域下重新恢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功能,这与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是一致的。詹姆逊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视角,从“理论建构”进一步走向理论的“自我运用”。首先把其构建的意识形态解释学用于资本主义文化分期理论中,透视出资本主义每一历史阶段与之相应的文化逻辑。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在这一历史化的过程中变得面目全非,不仅“揭秘”了这种新的文化形式实质为文化逻辑,还“解码”其隐蔽的资本的扩张逻辑、镜像化的统治逻辑以及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之意识形态帷幕。“在哪里跌倒,要在哪里爬起”,詹姆逊深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个体深受扭曲的、压抑的生存上的文化困境,然而他把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寄托于认知绘图这一策略,旨在“期待着一个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可见,文化层面遭遇的困境也要从文化政治层面来寻找到突破文化藩篱之力量。詹姆逊的认知绘图策略本质上是“阶级意识”的符码,希望通过认知绘图来唤醒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受压迫群体的觉醒,建立起反抗体制的联盟政治,从而朝着社会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方向发展。总之,詹姆逊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有效性的当代阐释,认为马克思早已为我们确立了对待后现代主义的“恰当立场”,所以,詹姆逊可以直面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以及“历史的终结”等惊世之叹。扞卫晚期资本主义阶段之马克思主义的有效性,作为一种兴趣、作为一种吁求,贯穿于詹姆逊思想体系的始终。可以说,詹姆逊重新阐释、重新构建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解释学分析模式,为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激活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和拓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但毫无疑问,詹姆逊也存在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上存在的偏颇以及他提出认知绘图策略中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色彩等理论局限。无论如何,詹姆逊的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也可以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层次上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一些可贵的理论参考和理论资源。
周坤[6]（2021）在《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文中指出在西方的政治哲学传统中,意识形态是一个与人的理性本质紧密相关的重要问题。西方政治哲学以“应然性”和“正当性”的尺度来反思共同体的构成方式及其内在价值,并在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的张力中,赋予意识形态以极其复杂的政治哲学内涵。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实现了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变革,这场变革以批判资本主义、反思现代性和承诺全人类解放为旗帜,将现代意识形态问题带入一个全新的思想界面,并赋予意识形态以全新的政治哲学理解。但是,以往人们更为关注的是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认识论内涵以及后期从意识形态分析中引出的政治论断,极少专门凸显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维度。因此,本文将以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进一步敞开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在马克思看来,对意识形态问题的理解应当置于社会历史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无论是古典政治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还是启蒙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论反思,亦或是德国古典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创造性综合,都只是在建构一种化解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的超验性政治理念,却没能赋予社会正义发展的理想以社会历史的根基,从而遮蔽了社会权力结构对人的深层压迫。马克思在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省思中深刻洞悉到,“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所有关于意识形态的揭示,都必须在现实的物质生活关系中寻求密钥。具体来说,马克思以“虚假意识”、“观念的上层建筑”和“阶级意识”三种阐释,赋予了意识形态概念以“否定性”、“一般性”和“建构性”的三维内涵,并以实践为原则将意识形态问题从观念领域重新拉回到现实世界,在政治理想与政治现实的辩证关系中,实现了形上性与现实性、批判性与建构性、政治性与科学性等多重理论特质的张力互构。在新世界观的基础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展现了极为鲜明的政治诉求。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考量,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少数人的统治。资产阶级为了满足自身的自私需要与特殊利益,就必然会在对政治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中,以虚假性和欺骗性作为先决条件。所以马克思提出,关于意识形态的批判决不能局限于对抽象观念本身的批判,而是要深入到资本主义社会运行的内部,揭示“观念的抽象统治”背后的社会经济关系,进而凸显资本主义对现代工人阶级的压迫和思想控制。基于此,重新唤醒无产阶级的解放使命,就需要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从自在层面提升到自为和自觉的层面,使无产阶级转变为实现人类解放的实践主体,最终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在当代语境中,雷蒙·阿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和拉克劳等学者,从不同角度质疑和责难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试图改造、修正或颠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但从总体来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解读,或是随着阶级斗争主题的淡化,侧重对意识形态问题的学术理解,缺乏实践革命意义上的应有关注,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保守主义倾向,或是以固化的和静态的批判视角进行分析,亦或是依旧没能摆脱传统的二元论思维模式,由此造成了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整体理解的缺失。进言之,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误读和否定,不仅无法说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身已经过时,反而恰恰证明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在当代社会中的强大生命力。面对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曲解和挑战,我们不仅要从整体意义上重新阐释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更要在具体的意识形态建设中推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实践化、时代化和中国化进程,以客观生成的历史事实作出回应并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品质。为此,我们必须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根据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当代社会的新变化和新特征,将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的渗透,意识形态的日常化和智能化等最新发展趋向揭示出来,一方面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及其意识形态的批判,另一方面为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建设和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形态建设提供思想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彰显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政治意义。
黄云平[7]（2021）在《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深刻阐述了法治正义的普遍规律、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质,回应了中国没有法治正义思想的质疑,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当代定位与中国表达,代表着我国对于世界正义理论的原创性贡献。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对于认识、理解与提炼法治正义的中国形态、中国特色、中国价值和中国方案,具有重大而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相呼应的历史进程中研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重点关注“形成逻辑是什么”“核心要义是什么”“理论结构是什么”“历史贡献在哪里”“未来将发挥什么作用”等关键问题,以期领会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独特机理与精深内涵。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时代逻辑,是批判继承中西法治正义理论、创造性转化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历史必然,是国家处理人治与法治、政治与法治、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实践必然,也是反映人民心声、国家意志和全球主张的时代必然。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系统严密的内涵结构,在增强宗旨意识、坚守人民主体地位、解决不公问题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在确立规则权威、回应社会关切、践行实体与程序正义等方面展现了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在重塑德治与法治地位、培育新价值观、推进道德融于法律等方面展现了德法共治的追求,在主体内容、驱动模式、目标愿景等方面展现了整体推进法治正义的追求。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丰富的实践应用性,展示了治贫、治变、治国、治党协同的法治正义共建过程,表明了经济正义、政治正义、社会正义、文化正义、生态正义同步的法治正义共创指向,反映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联动的法治正义共治要求,体现出国际国内统筹的法治正义共享要义。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回应了正义理论创新的趋势与治国理政的实践需求,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了新的法治正义理解,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了新的法治正义内容,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了新的法治正义坐标。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有着深远的未来向度,对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加快建设法治中国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可以传递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进一步引领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李新潮[8]（2021）在《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来,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回答往往首先聚焦于对“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时代拷问。党的十八大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出了“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下简称“两创”）的重要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政治高度和科学态度,为新的历史阶段全面继承和发展中华文化指明了方向。然而,以“政治话语”面貌首先出场的“两创”,常常被认定为是不证自明的,似乎可以被随意运用于关涉文化传承的所有语境之中。因此,有必要以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为理论视域,在批判性反思中厘清其理论定位,在学理性阐释中澄明其思想内涵,在历史性审视中彰显其思想史意义。“两创”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两创”与“二为”“双百”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重要内容;狭义的“两创”与“两相”“两有”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核心内涵。在狭义层面,“创造性转化”是指要根据时代发展状况将古老的文化内涵和形式转化为符合现代人需要的新内涵和新样式;“创新性发展”是指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在保留“旧文化”之中合理因素的基础上发展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文化”,进而“新文化”又不断发展为“更新的文化”的过程。“创造性转化”重在“继往”,即在整理、筛选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础上,对优秀传统文化进行现代解读和当代转化;“创新性发展”重在“开来”,即在创造性转化的基础上,对富有当代价值的内涵和形式在实践中进行淬炼和发展。就哲学基础而言,“两创”思想之中蕴含着唯物史观的哲学底色、辩证否定的哲学内涵和辩证发展的哲学要求;就运行机理而言,“两创”思想之中内蕴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辩证分析—逐级抽象”“时空交融—综合创新”“纵横结合—循环往进”的内在机理。正是这些哲学基础和运行机理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基本属性,规范着“两创”思想作为传承理念与传承方法统一体的展开模式。经过一系列的界定、辨析、分析和解读,希冀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的特定概念,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构成部分。具体到中华传统文化的转化发展而言,有必要以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思潮谱系为历史底色,以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境遇为时代背景,对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对象、方向和路径进行系统考察,从而推动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实现。“两创”思想的思想史意义需要在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潮格局之中进行谱系定位和历史审视:就纵向而言,“两创”文化观是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理论逻辑在当代中国的思想延续和理论表征,它不仅全方位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传承的核心观点,而且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丰富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融入了“综合创新”等思想成果、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明确了文化转化创新的基本限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就横向而言,“两创”文化观中蕴含的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从容自信的文化心态、可解析性的文化认知、实践取向的文化标准分别替代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或自卑或自负的文化心态、整体主义的文化认知、或内或外的文化标准,从而超越了“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开辟了中华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新境界。总之,“两创”思想的理论出场和实践运用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何去何从”的马克思主义回答,但并不代表是对这一时代之问的最终解答,而只是适应新的时代语境所产生的阶段性理论呈现。只要“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没有得到彻底解答,只要其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尚未得到彻底平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转化发展的文化使命就仍然驱使着我们继续前行。
陆露[9]（2021）在《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王逢贤（1928-2013）,辽宁省大连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德育专家、知名学者。任何教育思想的生成都具有历史性和社会现实性,有其深刻的生成基质和复杂影响因素,探究王逢贤教育学思想,不仅要探究他的教育思想有哪些,同时也要对思想产生的机理加以深入阐析,以达到最终揭示思想者思想形成的辩证之路。将微观史学的研究范式应用到对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研究中,探究其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自身经历的特殊阶段,探查王逢贤在不断接受思想洗礼的过程中,其思想嬗变的历程。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何以为优质教育之思再到如何使之落地为优质之教,也是教育本质与规律所应呈现的具体形式。福柯的知识考古学认为,话语不仅仅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话语一旦形成,它就为分析提供了一个领域,而这种分析是我们进行自我认识的一个中心部分。话语在一种持续界面中相互交叉和关联。在对相关资料进行筛选、整理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其思想演进的历史顺序进行系统分析,概括总结其教育观点的精髓所在,实际是一种挖掘知识的深层、对现行知识做进一步解构的思想史方法。思想体系的构成与思想本身一样具有双重性,将本研究做微观史学审视,将隐匿于王逢贤个人成长经历、学习经历、工作经历中,与其思想变化发生链接的具体事件与经验描述出来,寻踪觅迹,呈现出他的教育思想的聚成事实,为我国教育学思想史谱系建构添枝增叶,丰富、充盈、拓展宏大历史叙事的整体理论框架和综合研究。王逢贤的忧思是科学地揭示教育活动规律的一种积极、乐观、理性的教育理论思维活动,在此种思维活动的导向下,创生出与之契合的规范教育则是一种必然。在科学的教育学思想指导下的规范教育的表达和生成,应该可以回答最令人满意的教、最好的教育这一重要议题。王逢贤规定了最好的教育就是优质教育简称“优教”。由于教育对象的复杂性,教育学可能涉及历史、政治、地理、人文、经济、心理等诸多学科要素,由此造成教育学沦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学科,“教育学的边界”亦变得很模糊。很少有一门科学如教育学这般有着模糊的面影,这是科学乃至其作为学科独立存续所面对的最主要威胁之一,在于含混模糊的学科边界对其论哉的清晰性乃至知识有效性的消极影响,教育学模糊的学科边界直接对其理论解释力和实践批判力产生严峻的质疑和巨大的挑战。教育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性质上面临的质疑和巨大挑战,并不能成为阻碍教育学研究和发展的因素,也不能成为教育学者们停滞不前的借口,可能也正是因为赫尔巴特未尽之事,为广大教育学研究者们留下无数思考和研摩的空间,王逢贤就是众多学者们之一,对教育学本质规律探寻和追求成为他教育学研究的动力与燃点。本研究利用微观史学的研究方法,整体展示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如何在历史的阶段发展脉络下得以最终呈现。个人思想形成必然会受到个人经历的影响,这是思想源流,也是思想得以形成的条件背景,更是个人与社会权力分配博弈的结果,其思想的形成必然体现了思想者的话语权,也是其思想在话语权实践中所处地位的表现。教育思想形成于教育思想者头脑中的认知世界,认识来源于现实生活以及外部世界的摄入,并着落于教育思想者所专注的个人事业上,通过对个人从事的事业的认知加工,以个人思想形式内在的生成,以某种方式加以组织并表达出来,其主旨是对教育实践产生影响。教育思想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前瞻性、继承性等特征。教育思想有助于人们认清教育工作中的成绩和弊端,使教育工作更有起色。任何教育思想的形成都是复杂的,都是在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建构的,都有其来源的客观性和形成的主观性。王逢贤的教育思想诞生在复杂的社会背景下,生成于曲折多舛的个人经历与源流多重的文化思想交互过程中,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呈现出鲜明的特征,但却始终坚守着同一的教育信念。教育是使人成为“人”的唯一途径,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对教育经验的审视、可以揭示教育本质与教育规律的存在,使教育促进社会发展成为可能是王逢贤终其一生所执着的思与教的思想嬗变之过程。关于教育的探讨中,已经涉及到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定义、教育与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教育与人的发展等方方面面的关系。从其追寻真理、探究真知的实然之路起航,着落于其一生思想的核心观点,从如何为优教之思再到何以使之落地为教的不懈探索。王逢贤对于教育原理的重审,主要是辨清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王逢贤的观点是要在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在教育目的的定位上,王逢贤认为必须是人的全面发展,这是教育目的不二之选,对于如何坚持人的全面发展,王逢贤认为必须要摒弃异化从而达到人的全面复归,认知自我使人之为人成为可能,最后在社会深度发展的基础上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教育是社会的教育,因此,王逢贤认为教育的实践取向必须指向如何实现为社会服务,否则教育必然会脱离教育的本体追求,而出现异化的趋向,在这一维度上,王逢贤认为,应该以教育的超前性面向社会未来,以教育的前提性推动社会实践,以教育的现代性驱动社会发展,以教育的本体性抵制社会异化。教育的任务是对人的教育,人的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人,因此,道德教育成为教育实践的必然选项,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取向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必须有整体的系统性,应该从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教育者要先受教育。中国教育的发展从西方接受了很多的思想,但是本土化研究取向是中国教育研究的必然选择,必须要做到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教育研究本土化是一个认识过程。中国教育理论体系必然是以国家发展需要、政治需求为导向的政治话语权力主导下,同时受国外教育领域话语实践、学术态势和社会发展等的学科话语权力参与构建的大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并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政治话语权力和学者话语权力共同主导的教育学理论体系构建表征与特质,其鲜明特征是自上而下的发展路径,即政治话语实践在先,学者话语实践在后的,凸显中国特色的理论生成并指导实践的基本逻辑。王逢贤毕生挚爱研究的事业所体现的必然之意就是希望中国的教育能成为有特色的、质量高的,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充分发展、潜能充分发展的优质教育。基于这一着眼点,王逢贤的教育学思想都围绕如何实现教育发展、教育先行、教育现代化,推动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时代意义在于指明中国教育现在的实践取向和未来的目标指向,这包括教育研究必须坚持理论根基,内容包括运用马克思人的学说,扩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说。教育研究必须坚守本土意识,内容包括让社会为教育做后勤,坚守教育的本真角色,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如何培养人的创新性。教育研究必须直面规律的复杂性,内容包括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教育研究必须以人为问题基点,内容包括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先进性是任何教育思想都必须具备的内在品质,否则教育思想就不可能具有思想本身所具有的价值功能。王逢贤有着中国传统教师最典型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无时无刻不体现出一位教师的风骨、风范、品格与情怀。如果不能体悟、通感他的教育学思想,便无法知晓新中国教育理论从无到有,在荆棘中跋涉的探索历程,也就不能从根本上理解当下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未来去向与实践向度。这些思想以及这些思想形成的过程都是后辈学子需要认真挖掘的宝藏,思想可以武装我们的头脑,让受洗礼者变得睿智,而感悟思想形成的过程可以使我们在研学之路上懂得如何精进学识,达到提升思想高度的目的。任何一位教育学者都会有一探教育规律的内在动因,这是一位有着思想意识和职业追求的教育思想者潜在的驱动力。再审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可以更加清晰的理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理论特征与思想风格,王逢贤不仅是一位有独特思想的教育家,也是始终走在中国教育实践最前沿的拓荒者与探索者。王逢贤教育学思想是老一辈教育家光辉形象的延伸和价值的延续,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发展的镜鉴,是为教育现代化探索合理化,科学化路径的最好手段和可持续性发展的动力。
王小景[10]（2020）在《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就是历史辩证法,这是马克思哲学区别于传统哲学、实现其革命性变革、拥有面向未来的强大生命力的根本。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人性论的、社会历史形态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和社会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这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辩证法,本文从以下几方面对这一思想进行阐述。一、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在对黑格尔思辨的概念辩证法进行颠倒、扬弃与超越的同时,在实践的、历史的基础上,马克思构建了内在地生成于历史唯物主义并随之不断发展的、四重结构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思想,其理论内涵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理论界定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在实践基础上以历史解释原则和辩证思维方式为指导构建的,以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活动为出发点,以现实的人为历史主体、以客观对象为历史客体,主客体统一于历史总体的、揭示人和社会历史总体运动发展规律性和方向性的辩证法;其次,主题上,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自由解放是其永恒的理论的和实践的主题;再次,本质特征上,根植于内在否定性基础之上的批判性和革命性是其本质特征。二、第一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他关于人的属性、本质和人的价值旨归的思想中,包括四个层次的内容:一是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层面,人具有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二是在人与人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三是在人与社会关系层面,人具有基于社会关系的社会属性;四是上述三重属性辩证统一于人的自由解放的价值旨归。马克思颠覆了以往形而上学的人性论,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对人的本质作出了科学的界定,既为我们把握人性提供了科学的、历史的尺度,又确立了马克思整个历史辩证法思想现实的人的逻辑起点及贯穿始终的自由解放价值尺度,体现了其辩证法的主体和主体性维度。三、第二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马克思以“三形态”说为依据,揭示了社会历史形态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这一过程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内在逻辑线索的本质,以及人的自由从肯定阶段的抽象自由到否定阶段的异化自由最终到共产主义时期全面充分发展的自由个性阶段的、否定之否定的逻辑过程和运动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将历史辩证法从对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本性的认识领域递进到作为历史客体的社会历史发展形态领域。四、第三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在阐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内在矛盾的必然性和辩证运动规律客观性,揭示了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更替的必然性、以及社会形态更替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形成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思想,是马克思对社会历史发展客体性认识的深化。五、第四重结构和逻辑梯度是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在揭示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阐述了资本主义由于其固有的矛盾导致其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并最终从内部必然走向自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进而揭示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和作为历史客体的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然必然性王国到物的必然性王国最终到自由王国的自我否定的发展过程,从而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总体性方向的辩证法。六、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从构思方法、构思过程到构思维度具有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构思方法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从构思过程上看,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构思过程就是在实践基础上历史主客体相互作用、历史主体性居于主导地位和历史客体性居于基础性地位、且二者统一于历史总体性的逻辑过程和辩证关系的表达。从关于马克思历史辩证法本质的构思维度上看,马克思是在确立其新世界观本体论的基础上,从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逐层推进、三位一体、辩证统一的维度,来构思四重结构逻辑递进且辩证统一的历史辩证法整体结构。总之,马克思四重结构的历史辩证法,是马克思运用逻辑与历史辩证统一的方法论原则,对现实的人及其社会历史发展过程进行主客体辩证统一的总体性考察,在揭示人及其社会历史运动发展的内在规律性和必然的方向性的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在世界观、历史观和历史科学三位一体维度的辩证统一。
二、试从现实性原则的两个向度理解邓小平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从现实性原则的两个向度理解邓小平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提纲范文）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之处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生成 |
| 2.1 前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 |
| 2.1.1 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批判 |
| 2.1.2 青年黑格尔派的形而上学批判 |
| 2.1.3 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式批判 |
| 2.2 批判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转向 |
| 2.2.1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 |
| 2.2.2 从“副本”批判到“原本”批判 |
| 2.2.3 从理性的支配到人性的实现 |
| 2.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特质 |
| 2.3.1 革命性 |
| 2.3.2 彻底性 |
| 2.3.3 现实性 |
| 小结 |
| 第3章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 |
| 3.1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缘起 |
| 3.1.1 宗教是“世界的总理论” |
| 3.1.2 宗教改革运动 |
| 3.1.3 宗教批判运动 |
| 3.2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基本内容 |
| 3.2.1 宗教的功能:“人民的鸦片” |
| 3.2.2 宗教的外化:“颠倒的世界观” |
| 3.2.3 宗教的实质:“异化的自我意识” |
| 3.3 马克思主义宗教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批判 |
| 3.3.1 从“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到“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 |
| 3.3.2 从“天国批判”到“尘世批判” |
| 3.3.3 从神学批判到政治批判 |
| 小结 |
| 第4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 |
| 4.1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缘起 |
| 4.1.1 政治关系的演变 |
| 4.1.2 政治国家的形成 |
| 4.1.3 现代国家的实质 |
| 4.2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基本内容 |
| 4.2.1 政治批判的前提:市民社会与国家的颠倒 |
| 4.2.2 政治批判的对象:资本主义政治制度 |
| 4.2.3 政治批判的效应: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批判 |
| 4.3 马克思主义政治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意识形态批判 |
| 4.3.1 政治解放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革命” |
| 4.3.2 政治解放的终极目标:“人类社会” |
| 4.3.3 政治解放的思维方式:历史唯物主义 |
| 小结 |
| 第5章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 |
| 5.1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缘起 |
| 5.1.1 马克思对鲍威尔“自我意识”的批判 |
| 5.1.2 马克思对施蒂纳“唯一者”的批判 |
| 5.1.3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抽象的人”的批判 |
| 5.2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基本内容 |
| 5.2.1 对“虚假的意识”的批判 |
| 5.2.2 对“政治经济学形而上学”的批判 |
| 5.2.3 对“形形色色共产主义理想”的批判 |
| 5.3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的整体性指向:政治经济学批判 |
| 5.3.1 从“旧唯物主义”到“新唯物主义” |
| 5.3.2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
| 5.3.3 从“市民社会”到“社会化的人类” |
| 小结 |
| 第6章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
| 6.1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缘起 |
| 6.1.1 “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题 |
| 6.1.2 国民经济学的“私有财产事实” |
| 6.1.3 资本与劳动的对立 |
| 6.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本内容 |
| 6.2.1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现实:异化劳动的揭露 |
| 6.2.2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资本主义私有制 |
| 6.2.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前途: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否定 |
| 6.3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整体性指向:人与社会的自我否定 |
| 6.3.1 消灭私有制 |
| 6.3.2 “自由人联合体” |
| 6.3.3 人类解放的“回归” |
| 小结 |
| 第7章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向度 |
| 7.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表达 |
| 7.1.1 面向现实世界的实践性 |
| 7.1.2 改造世界的批判性 |
| 7.1.3 剔除异化的否定性 |
| 7.2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整体性实现 |
| 7.2.1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起点:宗教批判 |
| 7.2.2 宗教批判转向政治批判的必要性:社会现实 |
| 7.2.3 政治批判转向意识形态批判的必要性:颠覆“元价值” |
| 7.2.4 马克思主义批判逻辑的落脚点:政治经济学批判 |
| 7.3 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整体性价值 |
| 7.3.1 整体性与各环节的统一 |
| 7.3.2 实现人类解放的终极关怀 |
| 7.3.3 整体性的现实意义 |
| 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研究背景 |
| (一)时代背景:资本主义批判与两种现代性模式 |
| (二)现实背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总批判的现实任务 |
| (三)理论背景: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研究的范式转型 |
| 二、研究综述 |
| (一)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二)国内研究现状评述 |
| (三)总结评析 |
| 三、研究重心与创新 |
| (一)研究重点 |
| (二)研究难点 |
| (三)研究创新点 |
| 四、研究意义与方法 |
| (一)理论意义 |
| (二)现实意义 |
| (三)主要方法 |
| 第一章 地图与模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观探思 |
| 一、图示: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一)核心词:再释“现代性” |
| (二)耦合因:缘何以资本主义划界 |
| (三)时空观:资本主义现代性特质 |
| (四)辩证法: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二、图鉴: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 |
| (一)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对资本主义的破解 |
| (二)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
|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双向融嵌中对主体的勘辨 |
| 三、图例: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的三条路径 |
| (一)资本的症候:经济现象的异化批判路径 |
| (二)理性的滥觞:政治哲学的自由解放路径 |
| (三)主体的困境:文化观念的再启蒙路径 |
| 第二章 生产-消费路径:从经济现象揭批到哲学文化批判 |
| 一、震源:商品拜物教 |
| (一)现代性的细胞繁殖:从商品到商品化 |
| (二)现代性的运行系统:拜物教机制 |
| (三)现代性的机体病症:物化与异化 |
| 二、纵波:资本剥削形式的变迁 |
| (一)劳动新形式:非物质劳动条件下的主体异化 |
| (二)生产新态势:智能化生产转型中的“新奴隶主义” |
| (三)消费新观念:符号政治经济学与大众文化批判 |
| 三、横波:资本剥削关系的扩张 |
| (一)从实体到虚体:物化逻辑下的“数字异化” |
| (二)从时间到空间:空间生产的异化之意 |
| (三)商品全景的“景观社会”:当代资本主义的幻象与梦魇 |
| 第三章 个体-共同体路径:从宏观制度批判到微观生命政治批判 |
| 一、共同体对个体的压迫:“新控制形式” |
| (一)技术合理化:资本的技术化运作 |
| (二)媒介合理化:资本对媒介的虚伪化利用 |
| (三)合理化危机:隐身的资本霸权构筑起新帝国 |
| 二、个体向共同体的依附:“生命政治” |
| (一)消极自由无以承受的生命之重:“规训与惩罚” |
| (二)积极自由无法超拔的生命之轻:“逃避自由” |
| (三)毁灭还是创生:新治理体系的可能性 |
| 三、个体与共同体的间性关系:“重建公共领域” |
| (一)间性关系的认知基础:交往理性 |
| (二)组建合法共同体的主渠道:参与式民主 |
| (三)重建公共领域:卓越个体基础上的乌托邦 |
| 第四章 启蒙-再启蒙路径:从解构形而上学到重建历史唯物主义 |
| 一、返本:回归总体性及其失败 |
| (一)问题:碎片化现象的理性方案 |
| (二)方法:历史总体性辩证法 |
| (三)结果:落于空想的总体替代方案 |
| 二、破维:否定辩证法及其自我解构 |
| (一)对否定的新解:辩证法的哥白尼革命 |
| (二)对否定的否定:“反体系的体系” |
| (三)对否定的扬弃:对“后学”与启蒙的重思 |
| 三、开新: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及效应 |
| (一)新境遇:从时间基质的线性发展观到空间基质的谱系认识论 |
| (二)新范式: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融建 |
| (三)新道路:形而上学终结后的意义之归 |
| 第五章 超越-文明型路径:中国特色现代性方案 |
| 一、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检视 |
| (一)问题洞察力有余,但实践能力有限 |
| (二)突破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旨趣鲜明,但理论立场妥协性较强 |
| (三)交互性研究范式的范例,但社会历史观共识不足 |
| 二、中国方案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有效回应 |
| (一)破解资本逻辑困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越性 |
| (二)回应理性滥觞危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优势 |
| (三)祛除中心主义魔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远站位与宏伟格局 |
| 三、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中国智慧 |
| (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使命 |
| (二)融通“中西马”: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哲学文化理念 |
| (三)“新轴心时代”的创生: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新型文明体系 |
| 结语:未竟的解放事业与未来的中国故事 |
| 参考文献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 后记 |
（3）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选题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现状与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与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社会公平视阈下社会保障问题的理论资源与基础 |
| 2.1 概念辨析与关系界定 |
| 2.1.1 社会公平的概念界定 |
| 2.1.2 社会保障的概念界定 |
| 2.1.3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基本理念 |
| 2.1.4 公平观影响社会保障的模式选择 |
| 2.2 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 |
| 2.2.1 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
| 2.2.2 福利经济学的公平观 |
| 2.2.3 “福利国家自由主义”的公平观 |
| 2.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公平思想 |
| 2.3.1 社会公平取决于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
| 2.3.2 以公平为主线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批判 |
| 2.3.3 对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探索与构想 |
| 2.4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保障思想 |
| 2.4.1 基于再生产理论的社会保险思想 |
| 2.4.2 基于劳动力相对过剩的社会救助与福利思想 |
| 2.4.3 基于平均利润率理论的保险基金理论 |
| 第3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社会公平与社会保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 毛泽东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1.1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公平的权利基础 |
| 3.1.2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前提 |
| 3.1.3 社会保障制度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制度设计 |
| 3.2 邓小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2.1 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公平的物质保证 |
| 3.2.2 按劳分配是社会公平的阶段性体现 |
| 3.2.3 社会保障制度体现了共同富裕的使命追求 |
| 3.3 江泽民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3.1 确保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实现的要求 |
| 3.3.2 社会保障制度是推进社会公平的基本措施 |
| 3.3.3 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途径 |
| 3.4 胡锦涛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4.1 拓展了社会公平的维度 |
| 3.4.2 深化了社会公平的认识 |
| 3.4.3 强化了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公平取向 |
| 3.5 习近平的相关论述与思想 |
| 3.5.1 以人民为中心是社会公平的基本向度 |
| 3.5.2 共享发展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形式 |
| 3.5.3 公平与可持续是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原则 |
| 3.5.4 底线公平是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基本要求 |
| 第4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演进 |
| 4.1 以公平为主线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历程 |
| 4.1.1 计划经济时期社会保障理念与制度实践 |
| 4.1.2 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保障制度的市场化探索 |
| 4.1.3 以社会公平理念为先导的社会保障公平性矫正 |
| 4.2 社会保障制度公平性特征的发展趋势 |
| 4.2.1 理念:由起点公平到经济公平,并向社会公平复归 |
| 4.2.2 制度:由单位保障到城乡分立,并向城乡一体迈进 |
| 第5章 社会公平视角下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现状 |
| 5.1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公平维度 |
| 5.1.1 权利公平之维 |
| 5.1.2 机会公平之维 |
| 5.1.3 规则公平之维 |
| 5.2 新时代以来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取得的成就 |
| 5.2.1 社会救助 |
| 5.2.2 社会保险 |
| 5.2.3 社会福利 |
| 5.3 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面临的公平问题 |
| 5.3.1 身份公平问题 |
| 5.3.2 区域公平问题 |
| 5.3.3 代际公平问题 |
| 5.4 新时代社会保障公平问题产生的原因 |
| 5.4.1 立法进程严重滞后引发身份公平问题 |
| 5.4.2 制度统筹层次不高引发区域公平问题 |
| 5.4.3 转制成本责任归属不清引发代际公平问题 |
| 第6章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的社会保障体系 |
| 6.1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理念之基 |
| 6.1.1 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原则立场 |
| 6.1.2 以人民为中心是实现社会保障公平的根本宗旨 |
| 6.1.3 共享发展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价值引领 |
| 6.2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总体目标 |
| 6.2.1 幼有所育 |
| 6.2.2 学有所教 |
| 6.2.3 劳有所得 |
| 6.2.4 病有所医 |
| 6.2.5 老有所养 |
| 6.2.6 住有所居 |
| 6.2.7 弱有所扶 |
| 6.3 构建新时代更加公平社会保障体系的实现路径 |
| 6.3.1 “兜底线”完善底线公平 |
| 6.3.2 “织密网”调节非均等公平 |
| 6.3.3 “建机制”强化规则公平 |
| 6.3.4 “覆盖全民”、“城乡统筹”实现主体公平 |
| 6.3.5 “保障适度”、“可持续”凸显代际公平 |
| 6.3.6 “权责清晰”、“多层次”确保协议公平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4）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
| 1.1.1 研究背景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综述 |
| 1.3 研究方法与思路 |
| 1.3.1 研究方法 |
| 1.3.2 研究思路 |
| 1.4 论文创新与不足之处 |
| 1.4.1 论文创新 |
| 1.4.2 论文不足 |
| 第2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基本理论概述 |
| 2.1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概念 |
| 2.1.1 “课程” |
| 2.1.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 |
| 2.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特点 |
| 2.2.1 隐蔽性 |
| 2.2.2 依附性 |
| 2.2.3 浸润性 |
| 2.3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要求 |
| 2.3.1 政治导向 |
| 2.3.2 寓德于课 |
| 2.3.3 人文立课 |
| 2.3.4 价值引领 |
| 2.4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向同行 |
| 2.4.1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根本区别 |
| 2.4.2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价值契合 |
| 2.4.3 “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辩证统一 |
| 第3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 |
| 3.1 发挥“隐性课程”育人功能的需要 |
| 3.1.1 勘探专业课程育人元素的需要 |
| 3.1.2 铸牢专业课教师政治信仰的需要 |
| 3.1.3 将思政工作贯穿育人全过程的需要 |
| 3.2 提升“思政课程”教育效果的需要 |
| 3.2.1 更新教育理念的需要 |
| 3.2.2 完善教育方法的需要 |
| 3.2.3 增强教育实践的需要 |
| 3.3 推进“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同频共振的需要 |
| 3.3.1 落实高等院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需要 |
| 3.3.2 促进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相结合的需要 |
| 3.3.3 推动新时代大学生全面健康发展的需要 |
| 第4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理论基础 |
| 4.1 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
| 4.1.1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
| 4.1.2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关于青年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论述 |
| 4.2 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 |
| 4.2.1 课程文化发展理论 |
| 4.2.2 有效教学理论 |
| 4.2.3 潜在课程理论 |
| 4.2.4 建构主义理论 |
| 第5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
| 5.1 政治引导 |
| 5.1.1 政治理论教育 |
| 5.1.2 政治认同教育 |
| 5.1.3 家国情怀教育 |
| 5.2 思想引领 |
| 5.2.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
| 5.2.2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
| 5.2.3 宪法法治意识教育 |
| 5.3 道德熏陶 |
| 5.3.1 社会公德教育 |
| 5.3.2 职业道德教育 |
| 5.3.3 个人品德教育 |
| 第6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现状 |
| 6.1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取得的成就 |
| 6.1.1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理论教学日渐丰富 |
| 6.1.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实践活动日渐增多 |
| 6.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面临的困境 |
| 6.2.1 部分高等院校对“课程思政”的重视程度不够 |
| 6.2.2 部分高等院校专业课教师的育人意识淡薄 |
| 6.2.3 部分大学生对专业知识蕴含的思政元素“不买帐” |
| 6.3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面临困境的原因 |
| 6.3.1 部分高等院校“课程思政”的管理制度不健全 |
| 6.3.2 部分高等院校专业课教师的育人理论水平不足 |
| 6.3.3 部分大学生对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认识模糊 |
| 第7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策略 |
| 7.1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原则 |
| 7.1.1 党委领导原则 |
| 7.1.2 协同共建原则 |
| 7.1.3 贴近实际原则 |
| 7.2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方法 |
| 7.2.1 统筹和支撑相统一 |
| 7.2.2 自察和培训相统一 |
| 7.2.3 融合和联动相统一 |
| 7.3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的路径 |
| 7.3.1 党委、宣传部、教育处各司其职 |
| 7.3.2 专业课教师树立“立德为先”的价值观 |
| 7.3.3 专业课程凸显科学的价值取向 |
| 第8章 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 |
| 8.1 实现“课程育人”向“全课程育人”的转化 |
| 8.1.1 丰富教学内容,使学科内容更有深度 |
| 8.1.2 创新教学方法,使课堂氛围更有温度 |
| 8.1.3 提升教育效果,使思政教育更有力度 |
| 8.2 实现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创新 |
| 8.2.1 为高等院校夯实办学方向提供新理念 |
| 8.2.2 为高等院校贯彻立德树人提供新队伍 |
| 8.2.3 为高等院校形成育人合力提供新途径 |
| 8.3 实现“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一体化建设 |
| 8.3.1 贯通育人实践协同机制 |
| 8.3.2 完善育人队伍协作机制 |
| 8.3.3 激发育人价值认同机制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依据与研究意义 |
| 1.1.1 选题依据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国内外研究综述 |
| 1.2.1 国内研究综述 |
| 1.2.2 国外研究综述 |
| 1.3 研究思路与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点与不足之处 |
| 1.4.1 创新点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和思想渊源 |
| 2.1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生成背景 |
| 2.1.1 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巨变 |
| 2.1.2 中国经济的“市场化”取向改革和所有制结构变化 |
| 2.1.3 马克思主义有效性受到质疑 |
| 2.1.4 历史终结论提出的思想挑战 |
| 2.1.5 晚期资本主义扩张困境的折射 |
| 2.2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 |
| 2.2.1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 |
| 2.2.2 西方马克思主义卢卡奇的物化理论 |
| 2.2.3 存在主义萨特的总体化理论 |
| 2.2.4 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批判美学理论 |
| 2.2.5 结构主义阿尔图塞的意识形态理论 |
| 第3章 詹姆逊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发展史两阶段说的评判 |
| 3.1 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三种分析模式还原论的理论分析 |
| 3.1.1 “科学—意识形态”分析模式还原为“理性—谬误”对立论 |
| 3.1.2 “领导权和阶级合法化”分析模式还原为“实践功能” |
| 3.1.3 “物化”分析模式还原为“科学与知识”维度 |
| 3.2 现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四种类型历史性分裂的批判 |
| 3.2.1 精英与公众的历史性分裂 |
| 3.2.2 精神状态与社会历史性制度的功能之间脱节 |
| 3.2.3 个人主观意识形态与外部支配性意识形态的对抗 |
| 3.2.4 主体真实表达与语言异化产生的压抑性对立 |
| 第4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 |
| 4.1 反思传统解决历史解释的意识形态性困境 |
| 4.1.1 文物研究的经验主义 |
| 4.1.2 存在历史主义主客体的无限相对化 |
| 4.1.3 结构类型学的主客体内在矛盾 |
| 4.1.4 尼采式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之名” |
| 4.2 论证马克思主义生产方式理论解决困境的可行性 |
| 4.2.1 生产方式概念的重构 |
| 4.2.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重新释义 |
| 4.2.3 文化与经济的联结 |
| 4.3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构建原则 |
| 4.3.1 总体性原则 |
| 4.3.2 辩证性原则 |
| 4.3.3 历史性原则 |
| 4.4 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三重视域” |
| 4.4.1 政治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4.4.2 社会观的分析模式 |
| 4.4.3 历史观的分析模式 |
| 第5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自我运用 |
| 5.1 文化历史分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解释学 |
| 5.1.1 资本主义文化历史分期的符码转换 |
| 5.1.2 资本主义历史发展三阶段论 |
| 5.1.3 资本主义文化分期内容 |
| 5.2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批判 |
| 5.2.1 资本的扩张逻辑 |
| 5.2.2 镜像化的统治逻辑 |
| 5.2.3 文化殖民的霸权逻辑 |
| 5.3 认知绘图策略:超越“超空间”的文化政治使命 |
| 5.3.1 认知绘图的范围界定 |
| 5.3.2 认知绘图的功能 |
| 5.3.3 认知绘图与文化政治的关系 |
| 第6章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价值与启示 |
| 6.1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意义 |
| 6.1.1 扞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 |
| 6.1.2 激活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生命力 |
| 6.1.3 拓宽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视野 |
| 6.2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局限 |
| 6.2.1 重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模式的缺陷 |
| 6.2.2 “修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失偏颇 |
| 6.2.3 认知绘图策略构想政治联盟的乌托邦性 |
| 6.3 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现实启示 |
| 6.3.1 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创新发展 |
| 6.3.2 有助于严防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侵蚀和渗透 |
| 6.3.3 有助于加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在学期间所取得的科研成果 |
| 致谢 |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缘起和意义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现状述评 |
| (一)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
| (二)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
| 三、本文的基本思路、创新与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渊源与政治哲学视域的开启 |
| 一、政治哲学:透视意识形态问题的新视角 |
| (一)何谓政治哲学 |
| (二)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哲学的内在关联 |
| (三)马克思理解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哲学视域 |
| 二、古典政治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本体论追问 |
| (一)真理与意见:意识形态问题的政治原象 |
| (二)意识形态问题在中世纪时期的宗教化发展 |
| 三、新领域的诞生:启蒙理性对意识形态概念的形上塑造 |
| (一)意识形态何以成为一种假相或偏见 |
| (二)作为独立的观念科学:意识形态的正式登场 |
| (三)卢梭的启蒙批判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谱写 |
| 四、德国观念哲学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抽象理解 |
| (一)黑格尔的“意识”概念与精神现象学分析 |
| (二)费尔巴哈对宗教意识形态的反思与批判 |
| 第二章 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革命性变革 |
| 一、马克思对传统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省思 |
| (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古典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对意识形态理论基础的改写 |
| (三)《共产党宣言》:“同传统观念的彻底决裂” |
| (四)《资本论》中的意识形态观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与新世界观的内在关联 |
| (一)“生活决定意识”: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变革的基础原则 |
| (二)意识形态批判是新世界观生成的思想前提 |
| (三)新世界观是意识形态变革的理论成果 |
| 三、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三维界定 |
| (一)虚假意识:照相机喻证法的隐微教诲 |
| (二)一般社会意识形式之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 |
| (三)观念的重构与“阶级意识”的建立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思想特质及其辩证张力 |
| (一)形上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
| (二)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 |
| (三)政治性与科学性的统一 |
| 五、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根本原则与基本功能 |
| (一)基于历史事实的实践原则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解释功能 |
| (三)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理论辩护功能 |
| (四)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社会思想整合功能 |
| 第三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哲学诉求 |
| 一、戳穿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幻象 |
| (一)资本逻辑的意识形态属性与现代政治批判 |
| (二)资本主义经济的二律背反: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对立 |
| (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的批判 |
| 二、确立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和自觉的阶级意识 |
| (一)在事实性与建构性之间:“无产阶级”的出现 |
| (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 |
| (三)无产阶级阶级意识的整体性、实践性与超越性品质 |
| 三、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
| (一)生产正义的厘定与无产阶级政治身份的明证 |
| (二)从虚假共同体走向“自由人的联合体” |
| (三)共产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的重塑 |
| 第四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当代思想效应及其反思 |
| 一、雷蒙·阿隆:“意识形态是知识分子的精神鸦片” |
| (一)雷蒙·阿隆对“共产主义”观念的曲解 |
| (二)雷蒙·阿隆对无产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消极态度 |
| 二、马尔库塞:技术革命与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重塑 |
| (一)科学的意识与意识的科学—马尔库塞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单向度社会批判 |
| (三)马尔库塞超越单向度社会的方法及其内在局限 |
| 三、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 |
| (一)哈贝马斯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责难 |
| (二)“重构”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
| 四、拉克劳:走出意识形态的还原论困境 |
| (一)基于阶级立场的质疑与非难 |
| (二)在历史错位与理论危机之间:拉克劳对阶级主体的否定与“发现” |
| (三)话语政治对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 |
| 五、从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反观西方学者的思想主张 |
| (一)西方学者对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
| (二)一种批判的视角:西方意识形态理论的内在局限及其反思 |
| 第五章 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政治意义 |
| 一、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向 |
| (一)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多重渗透 |
| (二)意识形态的日常化趋向 |
| (三)意识形态的智能化趋向 |
| 二、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发展的当代使命 |
| (一)深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 |
| (二)强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支撑 |
| 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意义 |
| (一)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
| (二)坚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民立场 |
| (三)牢牢把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和话语权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 在学期间公开发表论文及着作情况 |
（7）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摘要 |
| Abstract |
| 1 绪论 |
| 1.1 问题提出与研究意义 |
| 1.1.1 问题提出:新时代法治建设呼唤法治正义 |
| 1.1.2 研究意义 |
| 1.2 研究现状 |
| 1.2.1 国内研究现状 |
| 1.2.2 国外研究现状 |
| 1.3 研究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
| 1.3.1 研究重点 |
| 1.3.2 研究难点 |
| 1.3.3 研究创新点 |
| 2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逻辑形成 |
| 2.1 理论逻辑:中西法治理论批判吸收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 |
| 2.1.1 对中华法系正义文化的守正与创新 |
| 2.1.2 对西方法治正义思想的批判与扬弃 |
| 2.1.3 对马克思主义正义观的继承与发展 |
| 2.2 实践逻辑:扎根中国大地实现法治正义的持续探索 |
| 2.2.1 在处理人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现实回归 |
| 2.2.2 在处理政治与法治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辩证统一 |
| 2.2.3 在处理公平与效率关系中推进法治正义的重心转移 |
| 2.3 时代逻辑:法治正义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指向 |
| 2.3.1 法治正义是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下的人民心声 |
| 2.3.2 法治正义是全面依法治国推进下的国家意志 |
| 2.3.3 法治正义是百年未有变局演进下的全球主张 |
| 3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内涵结构 |
| 3.1 追求法治正义的人民立场 |
| 3.1.1 体现从坚守本源到因时而立的有机统一 |
| 3.1.2 体现从服务人民到人民主体的价值旨归 |
| 3.1.3 体现从解决不富到解决不公的历史跃迁 |
| 3.2 追求法治正义的实践导向 |
| 3.2.1 确立规则权威与正义底线 |
| 3.2.2 回应社会热点与重大关切 |
| 3.2.3 践行程序正义与实体公平 |
| 3.3 追求法治正义的德法共治 |
| 3.3.1 以法治正义重塑德法地位 |
| 3.3.2 以法治正义培育新价值观 |
| 3.3.3 以法治正义指引德融于法 |
| 3.4 追求法治正义的整体推进 |
| 3.4.1 从系统法治观设计法治正义的主体内容 |
| 3.4.2 从双向动力源建构法治正义的驱动模式 |
| 3.4.3 从动态时间轴规划法治正义的目标愿景 |
| 4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实践应用 |
| 4.1 “四个全面”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建 |
| 4.1.1 将法治正义作为检视小康成效的标准 |
| 4.1.2 将法治正义作为规范重大改革的前提 |
| 4.1.3 将法治正义作为推进治国理政的基石 |
| 4.1.4 将法治正义作为保障管党治党的利器 |
| 4.2 “五位一体”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创 |
| 4.2.1 经济正义法治化 |
| 4.2.2 政治正义法治化 |
| 4.2.3 社会正义法治化 |
| 4.2.4 文化正义法治化 |
| 4.2.5 生态正义法治化 |
| 4.3 “法治中国”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治 |
| 4.3.1 落实到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 |
| 4.3.2 贯穿于治国、执政、行政全方位 |
| 4.3.3 体现为法治道路、法治体系、法治理论、法治文化全要素 |
| 4.4 “全球法治”视角下的法治正义共享 |
| 4.4.1 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
| 4.4.2 推行平等互信的中国特色义利观 |
| 4.4.3 倡导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新秩序 |
| 5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历史高度 |
| 5.1 围绕共产党执政规律形成新的法治正义理解 |
| 5.1.1 以正义力量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民心基础 |
| 5.1.2 以法治治理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法理基础 |
| 5.1.3 以权益维护增强共产党执政的权力基础 |
| 5.2 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拓展新的法治正义内容 |
| 5.2.1 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话语体系 |
| 5.2.2 延拓社会主义正义的存在场域 |
| 5.2.3 呈现社会主义国家的终极旨趣 |
| 5.3 围绕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确立新的法治正义坐标 |
| 5.3.1 克服西方选择性的法治正义幻觉 |
| 5.3.2 超越纯粹理论化构想的法治正义 |
| 5.3.3 打破选票式的单一法治正义模式 |
| 6 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的未来向度 |
| 6.1 目标向度:中国梦的法治正义意蕴 |
| 6.1.1 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
| 6.1.2 建设公正有为的社会主义法治政府 |
| 6.1.3 建设平等有序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 |
| 6.2 制度向度: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威力 |
| 6.2.1 将法治正义要求根植于党的领导制度 |
| 6.2.2 将法治正义需求融入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制度 |
| 6.2.3 将法治正义内嵌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
| 6.3 体系向度:指引国家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 |
| 6.3.1 面向法治正义的多元逻辑转换 |
| 6.3.2 面向现代治理的多重实质转向 |
| 6.3.3 面向中国实践的多层体系进路 |
| 6.4 能力向度:实现国家治理能力提升 |
| 6.4.1 提升共产党依法治国、依法执政的能力 |
| 6.4.2 提升以法治保障民生的能力 |
| 6.4.3 提升国家参与全球法治治理的能力 |
| 7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期间的主要研究工作 |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导论 |
| 一、选题背景和意义 |
| (一)选题背景 |
| (二)选题意义 |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 (一)国外研究现状 |
| (二)国内研究现状 |
| (三)研究述评 |
|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
| (一)研究思路 |
| (二)研究方法 |
| 四、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
| (一)创新之处 |
| (二)不足之处 |
| 第一章 学理基础: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一、相关概念界定与辨析 |
| (一)“文化”与“传统文化”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与“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 |
| 二、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的主要内容 |
| (一)基本立场:文化的最终根源在于现实的社会生活 |
| (二)认识前提:“使死人复生”的同时“死人也使我们受苦” |
| (三)基本依据: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决不是“永恒价值” |
| (四)基本态度:同传统观念的最彻底决裂决不是文化虚无 |
| (五)传承方式:“剥取”与“扬弃” |
| 第二章 近代文化思潮谱系中“两创”的时代出场 |
| 一、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双重路向” |
| (一)“以中化西”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文化传承观 |
| (二)“以西化中”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传承观 |
| 二、“第三重路向”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传承观 |
| (一)“以马化中”与“三元格局”的形成 |
| (二)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文化传承问题的探索历程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生成脉络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提出的前奏曲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正式出场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文献确认 |
| 第三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阐释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多维界定 |
| (一)作为政治话语的“两创”与作为学术话语的“两创” |
| (二)作为文化观的“两创”与作为工作方针的“两创” |
| (三)广义的“两创”与狭义的“两创”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哲学基础 |
| (一)就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的关系而言:唯物史观 |
| (二)就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的关系而言:辩证否定观 |
| (三)就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而言:辩证发展观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内涵解析 |
| (一)“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 |
| (二)“创新性发展”:弘扬传统 |
| (三)“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关系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运行机理 |
| (一)思想再现,语境再植 |
| (二)辩证批判,逐级抽象 |
| (三)时空交融,综合创新 |
| (四)纵横结合,循环往进 |
| 第四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 |
| 一、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动因考察 |
| (一)顺应中国社会现实发展的实践需求 |
| (二)重建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需求 |
| (三)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需要 |
| 二、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对象分析 |
| (一)全方位理解“中华传统文化” |
| (二)准确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 三、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方向选择 |
| (一)社会指向:反思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 |
| (二)文化指向: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展方向 |
| 四、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实现路径 |
| (一)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原则路径 |
| (二)推动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的原则路径 |
| 第五章 中华传统文化“两创”的思想史意义 |
| 一、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文化传承观新境界 |
| (一)明确了评判传统文化的价值标准 |
| (二)确立了传统文化传承的基本依据 |
| (三)融入了“综合创新”的思想成果 |
| (四)发展了“批判继承”的传承理念 |
| (五)明确了文化转化发展的基本限度 |
| 二、超越了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文化困境 |
| (一)近代以来“激进—保守”的两级困境 |
| (二)思维方式:从二元对立到辩证思维 |
| (三)文化心态:从自卑自负到从容自信 |
| (四)文化认知:从绝对整体主义到可解析性 |
| (五)文化标准:从“或内或外”到实践指向 |
| 参考文献 |
| 一、经典着作 |
| 二、中文着作 |
| 三、中文译着 |
| 四、英文文献 |
| 五、期刊论文 |
| 六、学位论文 |
| 七、报纸网络 |
| 在学期间的研究成果 |
| 一、发表论文 |
| 二、参与课题 |
| 三、参加会议 |
| 致谢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英文摘要 |
| 绪论 |
| 一、研究缘起 |
| (一)致敬先贤:对思想的追根溯源 |
| (二)挖掘思想:领悟先生学术精妙 |
| (三)后辈仰止:在企首中追寻足迹 |
| 二、研究问题 |
| (一)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生成的内在机理 |
| (二)王逢贤教育学思想内隐的教育意蕴 |
| (三)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的现实价值指向 |
| 三、文献综述 |
| (一)厘清研究个人思想的方法 |
| (二)一位德育专家的思想脉络 |
| (三)对后辈学生德育研究之引领 |
| (四)学界同仁对先生思想之评述 |
| (五)后生晚辈对先生品格之追忆 |
| 四、研究方法 |
| (一)微观历史法 |
| (二)个人访谈法 |
| 第一章 逻辑辨析:思想呈现的科学进路 |
| 一、教育学研究逻辑的反思 |
| (一)教育学元认知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研究方法的批判 |
| 二、教育学科学逻辑的继承 |
| (一)寻找教育学史中的教育学体系 |
| (二)揭示教育规律为教育学逻辑起点 |
| 三、教育学逻辑结构的建构 |
| (一)教育社会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二)教育认识现象学的逻辑表达 |
| 第二章 条件追因:思想生成的实然之路 |
| 一、社会与个人的互动机理 |
| (一)沉与浮的交织经历 |
| (二)学与教的思想洗礼 |
| 二、思想演变的历史脉络 |
| (一)思想的聚合与积淀(1935-1956) |
| (二)思想的沉淀与凝练(1957-1977) |
| (三)思想的焕发与升华(1978-2000) |
| (四)思想的总结与反思(2000 年以后) |
| 三、恒定不移的教育信念 |
| (一)国家与个人的共在中寻找教育之美 |
| (二)现实与理想的平衡中达成教育之善 |
| (三)现代与后现代统整中追求教育之真 |
| 第三章 本体挖掘:探寻教育规律的应然之旨 |
| 一、教育原理的重审——教育本质的辩证 |
| (一)从教育逻辑上把握同一性 |
| (二)在社会情境中界定教育范畴 |
| (三)于社会生产二重性揭示本质 |
| 二、教育目的的定位——人的全面发展 |
| (一)人是基础:对教育目的的审思与锚定 |
| (二)人的复归:对异化的批判与摒弃 |
| (三)人能为人:对自我的认知与觉察 |
| (四)发展程度:体现社会进步纵向度 |
| 三、教育功能的展开——教育先行的战略 |
| (一)服务社会:教育的自觉功能 |
| (二)人才培养:实现的前置条件 |
| (三)指向未来:教育发展的构想 |
| (四)正确逻辑: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
| 四、教研方法的确定——教育研究本土化 |
| (一)教育研究扎根于本土的现实环境 |
| (二)教育研究本土化的实现保障 |
| (三)教育研究本土化的方法论要求 |
| 五、教育任务的剖析——学校德育系统论 |
| (一)多维度考察整体界说德育 |
| (二)对人的培养是德育的本质 |
| (三)在联系中把握德育实践 |
| (四)教育者要先受教育 |
| 第四章 向度阐释:对现实指导的必然之意 |
| 一、理论根基:教育研究的生成基点 |
| (一)坚守哲学基础本根 |
| (二)坚持教育就是教育自身 |
| 二、本土意识:教育研究必须扎根 |
| (一)教育发展要有社会的保障 |
| (二)不能将教育做成产业 |
| (三)学校是教育实践的关键 |
| (四)教育的价值追求在于培养具有创新性的人 |
| 三、复杂规律:教育研究必须遵循的过程机理 |
| (一)在宏观层面把握教育规律 |
| (二)在微观层面挖掘教育规律 |
| (三)在实践层面尊重教育规律 |
| 四、人为基点:教育研究的逻辑肇始 |
| (一)教育以满足人的需要为起点 |
| (二)教育以情境陶冶为教学手段 |
| (三)教育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终点 |
| 第五章 意蕴生发:对先生精神之检视 |
| 一、弘毅明德:在探索与思考中开创再立 |
| 二、修己安人:在为学与治学中彰显品格 |
| 三、忧国忧民:在为人与为师中抒发情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王逢贤生平 |
| 附录二:访谈提纲 |
| 附录三:手稿资料 |
| 附录四:实物照片 |
| 后记 |
（10）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的背景和意义 |
| 1.1.1 选题的背景 |
| 1.1.2 选题的意义 |
| 1.2 文献研究综述 |
| 1.2.1 国外研究状况综述 |
| 1.2.2 国内研究状况综述 |
| 1.3 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 |
| 1.3.1 研究思路 |
| 1.3.2 研究方法 |
| 1.4 创新和不足 |
| 1.4.1 创新之处 |
| 1.4.2 不足之处 |
| 第2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内涵 |
| 2.1 马克思对黑格尔唯心主义概念辩证法的扬弃 |
| 2.1.1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基本内涵 |
| 2.1.2 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理论困境 |
| 2.1.3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与超越 |
| 2.2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概念及展开 |
| 2.2.1 历史辩证法的概念界定 |
| 2.2.2 历史辩证法的实践观基础 |
| 2.2.3 历史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 |
| 2.3 历史辩证法的主题及特征 |
| 2.3.1 历史辩证法的人类自由解放主题 |
| 2.3.2 历史辩证法的批判性特征 |
| 2.3.3 历史辩证法的革命性特征 |
| 第3章 马克思人性论的历史辩证法 |
| 3.1 基于“满足生存需要”的自然属性 |
| 3.1.1 物质资料是生存的第一需要 |
| 3.1.2 生产劳动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 |
| 3.1.3 自然属性向“类本质”的过渡 |
| 3.2 基于“类本质”的类属性 |
| 3.2.1 “类本质”的概念 |
| 3.2.2 “类本质”的自由向度 |
| 3.2.3 社会性类本质对抽象的类本质的扬弃 |
| 3.3 基于生产关系的社会属性 |
| 3.3.1 生产关系的社会性 |
| 3.3.2 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和类属性的统一 |
| 3.4 人向符合社会的人的复归 |
| 3.4.1 异化劳动中人的本质及三重属性的异化 |
| 3.4.2 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的辩证和解 |
| 第4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形态的历史辩证法 |
| 4.1 原初的人的依附性形态 |
| 4.1.1 以自然关系为基础的自由 |
| 4.1.2 早期人类社会的伦理秩序的自由 |
| 4.1.3 人的依附性关系的终结 |
| 4.2 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形态 |
| 4.2.1 私有制对私有财产的确立 |
| 4.2.2 以利益为媒介的人的独立性的确立 |
| 4.2.3 人的物化对自由独立性的否定 |
| 4.3 自由人的联合体的形态 |
| 4.3.1 私有制的扬弃 |
| 4.3.2 “物的解放”对自由个性的承诺 |
| 4.3.3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预设 |
| 4.4 “三形态”的辩证逻辑关系 |
| 4.4.1 原初单纯肯定性阶段的抽象自由 |
| 4.4.2 以利益为媒介的否定性阶段的异化 |
| 4.4.3 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性自由阶段 |
| 第5章 马克思社会发展规律的历史辩证法 |
| 5.1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 |
| 5.1.1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 |
| 5.1.2 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 |
| 5.1.3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和谐 |
| 5.2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 |
| 5.2.1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
| 5.2.2 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
| 5.2.3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协调 |
| 5.3 基于辩证规律的社会历史形态的更替 |
| 5.3.1 马克思主义历史进步观的基本内涵 |
| 5.3.2 社会形态从低级到高级的必然性 |
| 5.3.3 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
| 第6章 马克思社会历史发展方向(在资本主义自我灭亡中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的历史辩证法 |
| 6.1 资本主义的肯定性意义 |
| 6.1.1 资本主义对古典抽象人性论的革命 |
| 6.1.2 资本主义制度相对于封建制度的历史进步性 |
| 6.1.3 资本主义对生产力的推动 |
| 6.2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 |
| 6.2.1 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之间的矛盾 |
| 6.2.2 经济发展与经济危机之间的二律背反 |
| 6.2.3 两大阶级对立的矛盾 |
| 6.3 资本主义培养了自己的“掘墓人” |
| 6.3.1 剩余价值对剥削秘密的揭露 |
| 6.3.2 资本主义生产了否定自身的无产阶级 |
| 6.3.3 无产阶级自我意识的觉醒及其批判本性 |
| 6.4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
| 6.4.1 资本主义扞卫的虚假的“必然王国” |
| 6.4.2 “共产主义”作为“自由王国”的终极指向 |
| 6.4.3 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过渡的必然性 |
| 第7章 马克思历史辩证法四重结构的辩证统一 |
| 7.1 构思方法: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1 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与逻辑相一致思想的超越 |
| 7.1.2 《资本论》中逻辑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1.3 四重结构之间的逻辑递进关系及其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
| 7.2 构思过程:主体与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辩证统一 |
| 7.2.1 历史的主体及主体性 |
| 7.2.2 历史的客体及客体性 |
| 7.2.3 主、客体通过实践活动达到历史总体性的统一 |
| 7.3 构思维度:世界观、历史观、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7.3.1 世界观与历史观的统一 |
| 7.3.2 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统一 |
| 7.3.3 四重结构基于世界观、历史观与历史科学的辩证统一 |
| 结语 |
| 参考文献 |
| 作者简介及科研成果 |
| 致谢 |
四、试从现实性原则的两个向度理解邓小平的历史哲学思想（论文参考文献）
- [1]整体性视阈下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研究[D]. 李冰. 吉林大学, 2021(01)
- [2]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路研究[D]. 孙颖.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3]社会公平视角下的中国社会保障问题研究[D]. 李思特. 吉林大学, 2021(01)
- [4]中国高等院校“课程思政”建设研究[D]. 杨金铎. 吉林大学, 2021(01)
- [5]詹姆逊文化历史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研究[D]. 李娜. 吉林大学, 2021(01)
- [6]政治哲学视域下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当代价值[D]. 周坤.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7]习近平新时代法治正义观研究[D]. 黄云平. 浙江大学, 2021(01)
- [8]中华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思想研究[D]. 李新潮. 兰州大学, 2021(09)
- [9]优教与忧思 ——王逢贤教育学思想研究[D]. 陆露. 东北师范大学, 2021(09)
- [10]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四重结构研究[D]. 王小景. 吉林大学, 20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