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徐复观的民主政治观

一、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论文文献综述）

王继奎^[1]（2020）在《《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文中研究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和希腊城邦时代是中西政治思想发展的重要源头,两者在时间上同时进入鼎盛期、在空间上完全平行发展,但却有着伦理政治观念的伟大际遇。这是因为具有同一智力原理和物质形式的人类同源,所以人类文明早期的相似性较之于差异性更为显着,这就为比较分析《论语》与《理想国》奠定了基础。为了尽量全面地展示两部经典着作政治思想的全貌,论文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个维度进行整体性的比较分析。两部经典的不同言说方式,造就了经验论与先验论两种思维方式。作为表意系统,汉语以名词为核心的流水句式,使中国人偏向于散点思维,寻求治国之道是《论语》的思维意向。作为表音系统,希腊语以动词为核心的主谓宾句式,使希腊人偏向于焦点思维,探索城邦国家的本质是《理想国》的思维主旨。以譬喻为表征的类比推理是两部经典着作通用的思维方法。虽然都是观天时以应人事,但前者的北辰之喻以静态方式展示了“人道政为大”的政道思维,后者的船喻则以动态方式展示了“正义城邦”的政体思维,表现在政治秩序上就是治乱循环与政体循环。在类比推理中,两部经典着作都运用了整体思维把握各自所生活的世界,前者在本末之间奠定了“本立道生”的务实主义政治传统,在《论语》中表现为“始物为行”,即以行为开端而以言为结尾,着眼天下有道探寻政治秩序的本原,塑造的是道德人格。后者在内外之间奠定了“逻各斯”的理性主义政治传统,在《理想国》中表现为“始物为言”,即言说既是开端又是结尾,着眼灵魂正义探究政治秩序的模型,塑造的是知识人格。辩证法也因此在中国是政治辩证法,在希腊是哲学辩证法。两部经典不同的致思方式,建构了礼乐与理念的两种政治秩序。自人类进入原始社会后,权威便诞生在“家庭”这个最基本的社会组织之中,《论语》和《理想国》都以家庭为起点建构了理想秩序。前者基于“持家”将伦理观念政治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礼乐”的价值基础,所以礼崩乐坏会导致天下无道的政治乱象。以仁释礼是孔子的开陈出新之举,他依此提出的“克己复礼”救世主张,不仅建立了身心平衡的个人秩序和家庭秩序,而且还将其外推成为国家秩序和天下秩序。后者基于“弃家”将政治观念伦理化,为政治秩序提供了“理念”的价值基础,所以统治者灵魂的堕落会瓦解城邦秩序。柏拉图从“善”这个最高理念中不仅推导出理想国,而且还提出了共产主义和教育公有的救世主张,通过城邦与灵魂的结构类比论证了正义之人最幸福。“和”是两部经典着作建构理想秩序的共同目标。务实的孔子由近及远地重建天下秩序,希冀统治者通过修己进而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先在统治集团内部实现团结,再实行养民、惠民、教民的政策,通过安百姓实现与被统治阶级的和谐相处。唯理的柏拉图由外及内地重建灵魂秩序,希冀凭借“高贵的谎言”劝诱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和护卫者各安其命、各司其职。先实现城邦的整体和谐,再通过系统的学校教育,让智慧的护国者把勇敢的卫士豢养成护卫羊群的警犬,来保证统治集团的团结一致。“分”是两部经典着作实现理想秩序的重要方法。孔子按照名实相副原则提出了“正名”主张,因其依据的是道德而强调了平等;柏拉图按照因才定分原则提出了“正义”观念,因其依据的是技艺而强调了效率。两部经典不同的价值秩序,模塑了道德与知识的两种人格类型。主张以德治国的孔子,关注的是“内圣外王”之道。他根据个人的品行,在《论语》中将人划分为圣人、仁人、君子、士和小人等五种道德人格,在德位合一的政治诉求下,道德人格以“文化”为其表征。主张以智治邦的柏拉图,关注的是“完善灵魂”之法。他根据城邦的政体形式,在《理想国》中将统治者划分为王者型、荣誉型、寡头型、民主型和僭主型等五种知识人格,在德福一致的政治观念下,知识人格以“武化”为其表征。对于理想的统治者,孔子基于历史建构了胸怀天下的圣君,柏拉图畅想未来建构了灵魂完善的哲君。作为政治人格的德性楷模,圣君是天下秩序中人类道德的化身,哲君是理念秩序中人类智慧的化身。对于合格的辅政者,孔子建构了以文化人的君子,作为私人教育培养的精英,君子在辅政时能够进退自如,孟子将其概括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柏拉图建构了以武服人的卫士,作为城邦教育训练的军人,卫士在辅政时既能上升为哲君又能下降为反噬羊群的豺狼。对于被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默认了小人和生产者逐利的正当性,但在意识形态的属民质询中,前者被质询为子民而后者被质询为公民。子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享”而非“民治”,奠定了中国的民本政治传统。公民政治文化关注的是“民治”而非“民享”,奠定了西方的民主政治传统。立足文本,论文以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为视域对两部经典着作进行考察,发现若以第二卷为导论,《理想国》与《论语》在编纂次第和立意安排上完全一致。《论语》以“学而时习之”为开篇,到终篇以“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结束,孔子在整篇对话中一以贯之地教人学做“君子”。《理想国》第二卷以苏格拉底与格劳孔和阿得曼托斯的谈话开始,到第十卷以苏格拉底与他们的谈话终篇,整齐地回应了他们在第二卷中曾经提出的问题。整篇对话以“何谓正义”开始,以“正义之人生活最幸福”结束,柏拉图在整篇对话中教人学做“哲人”。也就是说,在两位贤哲看来,一定要有健全的人格,才能有健全的国家和健全的政治,这是两部经典着作最为重要的政治文化遗产之一。自孟子和亚里士多德开始,东西方思想家们对人们如何习得政治知识、如何适应政治生活都有过不同的论述,并一直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所以,在学科溯源抑或论及“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时,人们总会不约而同地想起《论语》和《理想国》中“身国共治”的卓识洞见。

袁宇茜^[2]（2020）在《徐复观思想史观研究》文中提出徐复观是第二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与牟宗三,唐君毅并称为“三大家”,是我国20世纪杰出的哲学家。徐复观在众多领域颇有建树,其中囊括哲学,经学,文学等诸多方面,最着名的研究成果便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与其他学者治思想史不同,徐复观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对中国思想史进行“现代的疏释”,其以独特的角度中国思想史进行阐述,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关键时期,提出别具一格的哲学理念,对当时的思想领域产生了深刻影响。徐复观确定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脉络后,开始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切入点,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忧患意识”、“心的文化”以及“批判意识”,由此与儒家思想主张相对应,进而从传统思想精华中升华出对现代社会有益的思想,为解决新文化运动后中西文化的困境,其坚持继承儒家文化精华,对西方文化用辩证的态度去接受,不能盲从“全盘西化”的思潮。在明确徐复观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方向后,其在研究方式上也推陈出新,摆脱以往学者单一枯燥的陈述模式,通过强调态度、历史思维等方式来将生硬的思想史研究变得更具生命力,更通俗易懂。徐复观的思想史研究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也随即引发对其治史特点的思考,如用古人的思维去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用现代的视角去重新审视传统文化,都是其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特点,彰显其独特的治学风格。接下来延伸出徐复观思想史研究的真正意图,他通过深层细致的探究所追寻的真谛,归根究底是开辟一条“返本开新”的文化重启之路,希望传统文化可以与西方文化实现和谐共存,缓和中西冲突,肯定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的存在意义,最终通过徐复观思想史观的研究激起后世学者对传统文化的重视,推动中国文化的发展。总而言之,徐复观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出发点,着重从儒家思想入手,对中国思想史进行整理,从而形成全新的思想史观。通过对徐复观思想史观进行宏观探究,亦可以理解为治思想史研究之上的深度剖析,以徐复观先生《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续篇》等着作为依据,对其思想观进行阐释,分析其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切入点,探究这些切入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同时具体梳理其治思想史的方法,进而明确其思想史观的研究目的,得出其思想史观的价值意义。

于欣^[3]（2019）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确立,而且具有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和重要价值。挖掘、阐发和传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既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大学术命题。系统梳理和探究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全面而深入地呈显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及其实现路径,这对于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具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古代由宗法分封的奴隶制社会转向封建君主专制社会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的变革是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形成的深刻经济背景,生产方式大变革所必然引发的社会结构急剧变动、社会各阶级阶层间的矛盾斗争激化加剧是其政治背景,思想文化领域内新旧理念碰撞交织、百家异说的文化繁荣是其文化背景。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及其学派的形成发展和重要地位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主观方面的必要条件。西周“以教祗德”的“尚德”理念、官师合一的礼乐教化模式,奠定了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于一体的古代德育思想体系的基调和轮廓,为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直接而重要的理论来源。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构成了先秦儒家德育活动的主要理论基础。为了重振西周时期礼乐文明和教化传统的生机活力,先秦儒家不断内求“礼乐之原”,由礼而仁,由仁而性,由此开启了对“欲”、“群”、“心”等人性问题的探究与阐发。人之“欲”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重要依据之一,“欲”及其满足具有天然合理性,礼义道德及其教化则是满足人欲之必需。人之“群”是德育之所以必要的另一重要依据,人之生不能无群,礼乐教化是“群居和一”所必需。人之“心”是德育之所以可能的内在根基,主宰性的意志之心、情感性的德性之心、理性的认知之心分别为人之受教修德提供了主体性依据、内在情感根基和内在理性根基。先秦儒家的人性论体现了立足于人本身为德育活动提供有力支撑的理论自觉。关于德育活动的目的,先秦儒家秉持治国安民与“为己”“成人”互为目的手段、社会性目的和个体性目的互渗统一的基本精神,一方面主张以教求治求安,力求通过德教达成治国安民、维护差序和谐理想秩序的社会性目的;另一方面主张教以“成人”,力求通过德教修身来美身化性、成就君子圣人的德性理想人格,达成提升人性、发展完善人本身的个体性目的。从德育内容上看,先秦儒家所主张的德育是道德教育、政治教育和思想教育的高度融合与统一。仁、义、礼、孝、悌、忠、信、知、勇等道德规范是其道德观教育的主要内容。明分正名的社会等级观念和为政以德的治国之道是其政治观教育的主要内容。仁义为上、安仁乐义的人生价值观是其思想教育的主要内容。先秦儒家德育的基本方法可以概括为作为受教者自教方法的自我修身之道和作为教育者施教方法的社会教化之道。自我修身之道侧重于受教者对自身之“志”、“学”、“思”、“行”等能动性的主动发挥,包括“志于仁”、“学以致道”、“思以致圣”、“躬行践履”。社会教化之道侧重于教育者对受教者之主体意识自觉的激发和引导,包括注重运用“愤启悱发”、“举一反三”、“以问为教”等方法的对话式思想宣讲,强调教育者以身体道、自反修己的身教示范,把良好环境的选择培育作为促进人性完善之重要着手处的环境熏陶,引导受教者在“礼”的践履和切己的日常生活中激发其情、悟得其理的生活体验,强调教化以情感为起点和根基的因情设教。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和难以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一方面,先秦儒家高扬了主体性德育理念,凸显了情感德育特色,形成了生活化德育模式,构筑了中华民族道德文化传统的基石,为中华道德文明和古往今来的德育活动贡献了具有“永久魅力”的优秀“基因”;另一方面,因其得以形成的特定历史背景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变迁,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具有人性论理论基础的抽象性、对主体性根源的误读、对庶民地位作用的贬低、对等级观念和秩序的严守等思想局限性。辩证分析和客观评价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历史贡献与局限,是深入探讨其当代价值及实现的首要前提。综而观之,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思想之典型代表,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在很多地方都深蕴着“儿童的天真”,彰显着具有“永久魅力”的鲜明特色和优秀“基因”,具有超越时空的当代价值。具体到思想政治教育领域,先秦儒家的主体性德育理念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相契合,为深化思想政治教育主体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启示,即教育者主体性的首要着力点是激发受教者的主体意识自觉,教育者必须密切结合受教者积极的“前理解”给予切己的启发和引导。先秦儒家以“仁”为核心的德育内容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主义道德观教育具有相契合性,为涵养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提供了宝贵资源,主要体现为“仁”、“礼”对于社会公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信”和“为政以德”对于职业道德和政治品德教育的涵养作用,以“孝”为核心的家庭伦理对于家庭美德教育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孝德观、推进家庭和睦与社会和谐的涵养作用。先秦儒家的德育方法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具有高度的相契合性,能够在原则方法、具体实施方法等方面提供诸多有益借鉴,可以以其和谐守礼的师生关系为借鉴,确立“序差互动”的基本原则;以“对话式”思想宣讲为借鉴,推进“对话式”思想政治教育;以因情设教和生活体验为借鉴,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的情感教育和生活化。要想实现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必须立足于现时代的新发展、新实践,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基本方针的指引下,抓住三个基本环节: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传承弘扬先秦儒家德育的优秀传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合理因素进行科学的加工改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科学分析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优秀“基因”;以实践为导向,实践是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价值实现的动力与源泉,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实现必须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宏观实践导向,以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改革创新为微观实践导向;坚持综合创新,“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既要批判地继承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精华,又要广泛学习、借鉴西方有益的德育文化,将中西优秀的德育思想资源融通于当代中国的道德文化建设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改革创新。

陈沫^[4]（2019）在《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黄宗羲是古代中国第一个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猛烈抨击,并提出整体性改革方案的政治思想家。他政治思想的形成,既得之于他对历史兴衰变化和明朝亡国教训所进行的深刻地反思,也得之于他本人切身经历过的政治实践活动。他所处之明末清初时期,是由于政治腐败、异族入侵造成的所谓“天崩地解”、朝代更替的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他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对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端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力求在此基础上探索和建立一种具有高度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制度。本文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运用文献研究、历史分析与哲学思辨相结合的方法,将黄宗羲重新置于他所处之历史环境中,在明确其政治思想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厘清其内在逻辑关系,在与其他政治思想家相关思想的比较中阐发其政治思想的主要特征,揭示其政治思想所具有的理论价值、理论局限与现实意义。黄宗羲认为,当时社会政治弊端的根源在于君主的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缺少一个能体现“王在法下”的法治精神的民主政体。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初期既没有国家政府也没有君主,但人们可以享有天赋的自然权利。人们为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才甘愿建立起国家政府,进而推举出君主;君主应当是一个能保障民众之公利的“舍弃自身利益的辛苦之人”。而“三代之后”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君主反而成了天下民众的主宰,黄宗羲进而深入思考与批判了专制君主对民众公利的侵占。他指出封建君主罢黜宰相,将集权归于一身的行为是对官制合理性的极大破坏。不仅如此,封建君主还以“君臣大义”施压于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了儒家传统的政治抗议精神,造成了人格的扭曲。黄宗羲最杰出的着作非《明夷待访录》莫属,该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的《人权宣言》。他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和详尽阐发了其体现着民本主义和法治精神的政治改革构想,包括以法治制约君权,使学校具有立法参政权,改革土地及军事制度,推广全民教育等。他所构建的这一体现着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政治体制,堪称是他对那个时代所作出的最具独创性的贡献。他的一些具体政治改革措施虽然在当时无法实现,但无疑也是具有极大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的。黄宗羲的政治思想虽然被视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民本主义思想的巅峰,但也不可避免的存在着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他理想中的政治模式是圣王依靠宰相与士人阶层的辅佐对国家进行统治,走的还是上层精英治国之路。他试图以法制对君权加以限制并对士人阶层的权利予以扩大化,他的政治改革构想本质上还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改良。作为中小地主阶级和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在整个政治改革构想中并没有真正赋予普通庶民以政治权利。即便是最贴近庶民政治的郡县学官制度,能够参与地方政事的主体还是士人与缙绅,作为民本思想主体的普通庶民在其中还是没有得到参政议政的资格。黄宗羲对庶民有着深切的同情与关怀,却没有更多的认同感,他也认识不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他将江山社稷的兴衰系于圣王与圣贤所具有的先验性的学识和道德之上,这实在是对道德主体自觉性的过分夸大,所以说他在历史观上也存在唯心主义倾向。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他的政治思想是清末经世派和早期维新派推行改革的理论依据,也是维新派倡导民权运动的原动力,其后又成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民主革命的思想武器。在新时代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挖掘黄宗羲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宝贵理论资源,对我们现今的民主政治建设、法治及德治建设以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等方面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干春松^[5]（2018）在《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文中提出徐复观对于儒家的政治观念有一个基本的设定,即民本政治。徐复观认为,董仲舒与一般传经之儒有不同的两大特性:第一个是通过《公羊》来建立当时已经成熟的大一统专制的理论根据;第二个是他要使《公羊》成为其天的哲学的构成因素。董氏春秋学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属辞比事""辞指""微言大义"。这些方法主要是为了彰显《春秋》大义。董仲舒之所以着力构建天的哲学,其真实背景是因为认识到,如像先秦儒家那样用人格修养的方式来制约权力无边的皇帝是不可能的,因此希望通过"天"的力量来制约;其次,通过对天道的解释,以儒家的尚德思想来稀释法家的严酷法律的影响。董仲舒通过春秋董氏学和天的哲学,完成了儒家形态和内容的重大转折。但其基本的精神,依旧是先秦儒家的尊民抑君的精神。

马冉冉^[6]（2018）在《社会儒学视角下的徐复观》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代以降,传统儒学受到剧烈打击,被迫从传统社会中游离出来,成为余英时所说的“游魂”,儒学的发展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学、传统文化和儒学逐步复兴。当前学术界提出了“社会儒学”的概念,力图通过“社会”路径来探索儒学的复兴之路。徐复观先生是近现代新儒家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亦是台、港最有社会影响力的政论家。他尊崇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天命之年着书立说,终其一生探索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会通,被称为“勇者型的儒者”、“激进的儒家”、“儒家自由主义者”等。经研究发现他的社会儒学相关思想非常丰富,只是他并未专门用“社会儒学”的概念来定义,故本文立足于当前的“社会儒学”视角来展开对他的研究。当前的社会儒学概念主要有谢晓东、韩星、涂可国三家,本文采用的是谢晓东阐发的社会儒学定义。论文共分为三个章节:第一章阐明了徐复观思想建构的几个前提。第一,徐复观对于儒家思想本身及其在历史上的实践情况有着清晰的区分;第二,徐复观的思想具有包容性思维:立足于儒家立场,大力支持民主政治,充分接纳吸收自由、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对社会主义表示认同,支持“民主社会主义”;第三,徐复观具有全球化视野与人类危机意识,致力于中西融合,他的“善”是面向全球的,而不仅仅是港台、大陆。立基于这几点前提,本文展开了对徐复观思想的具体分析。第二章分析了徐复观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接纳。徐复观对政治的形式和内容进行了区分,得出“政治形式不变,政治内容可变”的结论,最终将政治的形式限定为民主政治;徐复观能清晰认知儒家在历史和当今社会中面临的困境,即理论无法落实于制度和实践;他大力宣扬儒家思想与民主政治的融合,希望用民主政治来挽救儒学,用儒学来接引民主政治。“社会儒学”是对儒学与自由主义关系的一种特殊处理方式,政治自由主义是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的体现,因此,徐复观对政治自由主义的接纳无疑为“社会儒学”的提出埋下了伏笔。第三章具体探讨了徐复观与“社会儒学”概念提出的关联。为了回应当前中国及全球的文化危机,学术界提出了“社会儒学”概念。“社会儒学”的提出有利于儒学的形态转化与复兴,有利于儒学的第三期发展。而徐复观的思想中早已有了相关性的论述,只是并未用社会儒学的概念来定义。徐复观认为,通过儒学“伏流”说,多元文化结构和民主制度可以保证社会儒学的存在和发展。

王晶^[7]（2018）在《徐复观《大学》诠释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20世纪的中国现代学术史、思想史及儒学史上,徐复观都是值得格外关注的一位大学者与思想家。他是不同于唐、牟哲学进路的新儒家代表人物,是一位致力于对中国文化作出“现代疏释”的思想史学者。他立足古典儒学,以独立的人格,批判的精神,个性化的思考,赋予古典儒学以新义,重建人文道德价值。徐复观以思想史的路子作为其学术旨趣和学术进路,维护、发掘中国文化的精神,立足经典,重建新儒学。本文以《大学》为例,分析徐复观对经典诠释的态度、方法与得失,管窥徐复观重建新儒学的路向,以求全面把握徐复观诠释学的独特性。《大学》是儒家经典“四书”之一,被宋儒推崇为“初学入德之门”“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宋明以来,《大学》尤为受到重视,如二程、朱子、阳明和王夫之等人的诠释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到近代,学者对《大学》的研究,已经摆脱了经学范式,出现了新的路向。作为接续宋明理学的现代新儒家,对《大学》保持了正面诠释的路径。而徐复观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之一,对《大学》亦有自己的考释与疏解,典型地反映出其本人诠释思想的基本特征与路径。本文绪论部分主要就徐复观研究的学术史进行梳理,包括研究背景、研究现状,以突显对于徐复观经典观研究的意义。除绪论外,主体部分由四章组成:第一章主要就徐复观的“思想史家”“经学史家”“民主政论家”等多重而复杂的身份面相进行解读,把握作为经典诠释主体的徐复观。第二章主要就徐复观对《大学》地位、作者、成篇年代的考察进行辨析与评述。第三章则是对徐复观有关《大学》重要经义概念的辨析及其对《大学》学史进行梳理,着重探讨了徐复观对“明明德”“诚意”“正心”的经义诠释,以分析其《大学》诠释的创见与失误。同时,本章还就徐复观对《大学》政治哲学内涵进行挖掘,以突出徐复观经典诠释的现实指向。徐复观着力阐发《大学》等先秦儒家经典中包含的德治思想、民本主义,并力图把这种思想精华与西方的民主和法治等思想精神相汇通,以开创新的中国政治文化。第四章即最后一章着重对徐复观的《大学》诠释予以平议,通过对徐氏诠释方法、诠释特点的梳理,以求客观评价徐复观经典诠释的得失。

孙阳阳^[8]（2017）在《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文中研究说明本文所研究的是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具体而言,是要研究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源起、继承和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新儒家政治哲学能否为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能否建构一套基于儒家思想,且顺利应对时代挑战的政治哲学理论。本研究以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和林安梧为主要分析对象,对其有关政治、国家问题在哲学层面的相关思想进行系统分析,并探讨其现实意义。伴随着时间推移,当代新儒家也在不断延续,新儒学迎来了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第三代新儒家学人,因其生活的时代背景不同,且求学生涯多交融中西,因此思想呈现出更多的开放性和灵活性。在当代新儒家前后三代学者的不懈努力之下,新儒学得以走出东亚社会,跻身世界学术思想之林,成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知识体系。他们更多地参与到现代社会问题的讨论之中,并受到来自西方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当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正是立足于对心性之学的体认,对儒家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努力吸收和借鉴西方自由民主政治的菁华,试图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接续现代民主政治,以应对时代的挑战。新儒家诸学者的政治哲学理论虽然具有很大的共性,但是他们政治哲学的展开方式和论说重点却也充满了差异。熊十力、牟宗三和唐君毅的政治思想倾向于以知的、也就是哲学建构的方式展开论说,而梁漱溟、张君劢和徐复观趋向于以行的、也就是实践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现代价值。我们在此基础上,辨析了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的两种不同进路,即哲学解释的导向和社会实践的导向。第三代新儒家虽然在哲学建构和分析上也做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但是总体上来看,他们的政治哲学呈现出浓重的社会实践的品格。在第三代新儒家看来,新儒家政治哲学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形而上学的义理层面,应该更多地融入社会政治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拓展新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对于中国传统政治的认知,构成了当代新儒家思考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起点,也构成了他们政治哲学的理论基础。第三代新儒家将儒学区分为生活化与批判性的儒学和政治化与宰制性的儒学,并从政治化的儒学出发,对中国传统君主政治展开了深刻的批判。对于新儒家前辈学人的政治思想,第三代新儒家肯定了他们自由民主的政治价值取向,也对他们忽略了社会政治实践落实这一环节展开了批评。经过辨析,我们认为应该从政治价值、政治制度和政治理想三个方面对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加以分析。在政治价值层面,他们认为在传统儒家政治哲学中,个体的经验完全淹没在共同体的经验之中。面对修齐治平的理想,对美德的追求成为一种没有止境的义务,而个体的权利则始终被忽略,所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独立、清晰的权利观念。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必须注重对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要站在个人自由自觉的立场上,重新去追求儒学倡导的崇高道德理想。在政治制度层面,他们指出中国传统政治中有民本却缺少民主,二者存在着本质上的差别。他们肯定现代民主政治的价值,认为要实现儒学精神与自由民主理念的融通,是需要在“结构学”层面上思考的问题,而非“发生学”层面。传统社会没有产生自由民主的理念,并不妨碍在当前社会经由自我批判,以渐进学习的方式实现与自由民主理念的契合。而在政治理想层面,他们多关注社会政治的现代化发展和儒学理论形态的现代转化。在反思了现代性之中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弊病之后,他们立足于多元现代性,倡导平等基础上的多元文明对话。近些年来,在当代新儒家的感召和影响之下,大陆新儒家快速发展。通过对二者的政治哲学展开比较研究,能让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理论特质及其发展。大陆新儒家倡导政治儒学,主张回归儒家道统,他们明确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政治,试图将儒学树立为国教并实现其有关政治儒学的制度构想。我们认为,大陆新儒家和当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差异,可以大致理解为“政治神学”与“政治诗学”的冲突。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构想,漠视现代性和现代民主政治基本价值理念。这一政治哲学构想缺乏基本的可操作性,其发展必将陷入巨大的困顿之中。第三代新儒家不仅仅在政治哲学的理念上有所发展,在方法论层面也取得了一定的进步,有了明确的方法论自觉。通过对诠释学的研究和对交谈的重视,其研究方法实现了从文史阐释到政治诠释的范式转变。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最突出的意义在于它鲜明的实践导向,提出了由“外王”到“内圣”的政治哲学理念。其政治哲学的论域不断扩展,他们不再追求建立一种所谓的自发“扩展秩序”,而是在现代民主政治价值理念的指引之下,经由渐进学习和实践,努力建构一种民主政治发展的“学习秩序”。同时他们从后现代的角度出发,对现代性展开反思的同时,试图从传统中寻找资源加以救治,其理论呈现出更加开放的格局和视野。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第三代新儒家立足于儒家心性之学的立场,并没有彻底解决“新外王”的困境。在政治制度设计和政治实践环节,他们的表现不仅乏善可陈,而且并没有超出自由主义政治理念的范畴。所以,第三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在面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的时代境遇时,还面临着诸多困境和挑战。

张江波^[9]（2017）在《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的分析》文中研究表明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薪火相传、连绵不绝,儒家学说已经成为国人道德意识、精神生活和风俗习惯的内在尺度,并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进入新世纪,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寻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动力来源,探索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精神支撑,已经成为当下需要迫切回答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儒家仁学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积极回应了这一时代问题。面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在价值层面和现实层面出现的问题,儒家仁学思想紧紧围绕“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以“仁学”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用的教化模式,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体系构建做出了理论建构和实践策略方面的有益尝试。由此,本文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下,展开了对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及相关学科理论,对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分为三个部分:“何以德”、“何以能”、“何以解”。“何以德”,即儒家仁学思想以何价值内涵成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构建的思想资源。第一章,系统地展现儒家仁学思想的历史演进。对先秦时期孔子仁学思想的创立、孟子的“仁义”思想和荀子的“仁礼”思想的发展,以及汉代董仲舒仁学思想的新实践、唐代韩愈的“仁义”思想的新阐释、宋代程朱仁学思想的新境界、明代王阳明的“心性”仁学的新特质、清代“维新”仁学的近代性和三代新儒家仁学思想的新流变作出详细阐述,展现了儒家仁学思想探求“人之为人”的历史脉络;第二章,清晰地呈现儒家仁学思想的理论构造。儒家仁学思想以人性向善为理论预设,“孝”为出发原点,“爱人”为主体精神,“德性”为价值核心,“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仁、义、礼、智、信”为基本要素,实现了儒家仁学思想在超越层面形而上和现实层面形而下的统一,体现了儒家仁学思想追求“人之为仁”的理论特质。“何以能”,即儒家仁学思想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相通相合。第三章从价值论域（即理念、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和现实论域（即主体、载体、环境、运行机制等方面）探索儒家仁学思想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通点”,分析当前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价值层面和现实层面的问题及原因,进一步明确二者“契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何以解”,即儒家仁学思想如何实现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当代价值。第四章,主要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层面的问题,展现儒家仁学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启示。具体包括:坚持主旋律下“以人为本”的多样性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充实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丰富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等。应当说,儒家仁学思想在价值层面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理论启示,是对思想政治教育学科“长宽高”的立体构筑;第五章,主要针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层面的问题,显现儒家仁学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意义。具体包括:塑造个人理想人格、强化家庭学校教育载体功能、优化社会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运行机制等。应当说,儒家仁学思想在现实层面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实践意义,是对思想政治教育价值“真善美”的全景展现。

丁明利^[10]（2017）在《何谓理想的政治?——徐复观视域中的政治哲学研究论纲》文中研究表明传统政治和西方政治均非徐复观理想的政治。在徐复观的眼中,传统政治存在诸多问题,他以"理势之辩"对传统政治开展了分疏、清洗和批判,并表现出强烈的"申儒拒法"的卫道姿态。西方民主政治亦非徐复观的理想政治。他基于政治的体用之别,指出民主政治的主流表现为"中"的政治路线,他通过"群己之辩",指出西方过于重视个体主义的弊端,并存在民主根基不稳等问题。徐复观的理想政治是建构在"返本开新"和中西互相补益的思路上的,是基于"德治"思想的自由民主论说,是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一种尝试。

二、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论文提纲范文）

（1）《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2）徐复观思想史观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5）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论文提纲范文）

（6）社会儒学视角下的徐复观（论文提纲范文）

（7）徐复观《大学》诠释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论文提纲范文）

（9）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的分析（论文提纲范文）

（10）何谓理想的政治?——徐复观视域中的政治哲学研究论纲（论文提纲范文）

四、试论徐复观民主政治观（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语》与《理想国》的政治思想比较研究 ——基于政治思维、政治秩序和政治人格三重视域的考察[D]. 王继奎. 吉林大学, 2020(01)
• [2]徐复观思想史观研究[D]. 袁宇茜. 河北大学, 2020(08)
• [3]先秦儒家德育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D]. 于欣. 山东大学, 2019(02)
• [4]民本主义与法治精神的融合 ——黄宗羲政治思想研究[D]. 陈沫. 大连理工大学, 2019(01)
• [5]董仲舒与儒家思想的转折——徐复观对董仲舒公羊学的探究[J]. 干春松. 衡水学院学报, 2018(04)
• [6]社会儒学视角下的徐复观[D]. 马冉冉. 厦门大学, 2018(07)
• [7]徐复观《大学》诠释研究[D]. 王晶. 曲阜师范大学, 2018(12)
• [8]第三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研究 ——兼及传统儒学与现代性解读[D]. 孙阳阳. 山东大学, 2017(03)
• [9]儒家仁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研究 ——基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视域的分析[D]. 张江波. 兰州大学, 2017(03)
• [10]何谓理想的政治?——徐复观视域中的政治哲学研究论纲[J]. 丁明利. 社会科学, 201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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