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思维可能影响新事物——电子政务推广中的实际问题

一、旧思维可能影响新事物——电子政务推进中的实际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杜俊奇^[1]（2020）在《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党外公职人员中一直存在着腐败现象,而且党外公职人员数量不断增加,其腐败问题也开始空前凸显,在一些地方和一些领域中,腐败问题还表现的相当严重。党外公职人员分布在各领域、各层级,在各级政府、各个岗位充当重要角色,有职有权,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因此,如何加强对行使公权力的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而必须直面和破解的一个重要课题。虽然相关部门在实践中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但由于监督机制与现实情况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监督问题仍然处于薄弱状态。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但总体上说,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研究尚不充分,对这一群体的腐败程度、形式、原因等实证研究非常不足,具有建设性和应用性的对策建议更是不多。从我国反腐败和廉政建设这一时代的宏伟大业来看,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问题的研究,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共产党（即执政党）和各民主党派（即参政党）互相监督的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更是将全面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的迫切需要。本文主体内容分为逻辑紧密关联的五章。逻辑起点首先在理论层面阐发了关于党外公职人员监督必须厘清的几个基础性问题,介绍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主体内容、制度基础、法理依据和监督的必要性;然后运用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追溯了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发展历程,分析目前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和难点;继而用实证研究、尤其是案例分析的方法,剖析了党外公职人员腐败的现状、成因和特征;论证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对强化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的特殊意义和显着成效;最后,就如何强化、细化、实化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特别是政治敏感度和政策性比较强的宗教界、工商联、村委会三个特殊群体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从理论性和应用性两个维度提出的若干对策建议。本文的意义在于:对“党外公职人员监督”这一事关我国反腐败成效而迄今很少受到关注的问题做了初步的研究;通过大量的内调外研获得了翔实的一手数据;对党外公职人员的监督,尤其是对特殊群体的监督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对策建议。从而对国家监察机制改革和推进反腐败事业整体上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较强的现实意义。

岳琳琳^[2]（2019）在《X市基层“互联网+党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的概念及应用已经渗入到各行各业的领域中,在政府机关部门,“互联网+党建”已经逐渐开始运行,并发挥及其重要的作用,大幅提高了公职人员办公自动化、高效化及节能化水平。依靠“互联网+党建”,党的组织活动以及党员数据管理更加快捷方便,逐步形成党建的智慧环境。“互联网+党建”的发展能够使党建从传统走向现代,改变以往以翻阅台账、查看照片、记录等机械方式,通过大数据的分析实现了对基层党建的动态跟踪服务和针对性管理服务。通过交流和共享促进各级党组织之间的联系合作,使党建管理更加精准。研究基层“互联网+党建”的发展不仅有利于将传统的封闭式的党建模式转变为开放式的党建模式,还能够解决基层“互联网+党建”的建设和推进问题,从而推进党建创新发展;既有利于基层党组织工作的开展,又能够从根本上提高我党的执政能力。本文阐述了基层“互联网+党建”的研究内容、背景与意义,对选题的相关观点进行论述,通过理论基础研究、发展现状、问题剖析、建议意见和展望思考对“互联网+党建”的发展进行研究。第一部分,从理论概述引出发展基层“互联网+党建”的必要性。第二部分,从平台类型、功能定位、发展机遇和挑战四个角度深入研究基层“互联网+党建”当前的发展现状。第三部分,分别以“互联网+党建”在基层组织工作、舆论宣传工作、教育培训工作和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工作四个方面存在的问题加以论述和剖析。第四部分,对应第三部分找出的问题,给出相应的合理化对策和建议。

褚楚^[3]（2019）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乡村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微观基础。随着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关于如何加强乡村治理有效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许多学者研究的关注重点。与许多从转变乡村治理模式、调整乡村治理结构等视角出发展开的研究不同,本文从“现代国家的构建与有效运行依赖于一个规模庞大且素质优良的官僚组织”这一视角出发,探讨了基层官僚主要构成群体、党和国家治理乡村社会的主要力量——乡镇公务员其素质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在“国家——社会”理论分析框架下,乡镇公务员是连接国家政治社会和乡村民间社会的纽带与桥梁,要完成乡村基层治理这样一种兼具政治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特殊社会分工,既应当具备坚定地政治素质、熟练于正式制度规则和政治权威的运用,发挥好政治传输功能,也应当具备合理运用手中的自由裁量权来化解地方利益冲突和治理困境的乡土智慧,为乡村百姓解决好生产、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实际问题。另一方面,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乡镇政府的职能及其发挥职能的具体方式发生转变,对乡镇公务员观念意识、知识能力和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的素质培育对于提升乡镇政府治理能力、构建现代化的乡村治理体系以及维护乡镇政权公信力而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新制度主义理论为研究的总体分析框架,以乡村治理现代化为研究背景,以治理理论、街头官僚理论、理性行为选择理论、素质模型理论和培训的相关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综合运用了理论分析、实证研究法、文献研究和比较研究法,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探讨。本文主要探讨和解决了如下几个问题:首先,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应当具备的素质内容。一方面基于治理理论,从乡村治理过程中乡镇政府承担职能的三个维度——即纵向维度的执行性职能、横向维度的协调性职能、以及前后维度上的规划引导与服务保障职能,探讨了乡村治理对乡镇公务员提出的基本素质要求,即应当具备坚定的政策执行素质、积极的三农服务素质和良好的统筹协调素质。另一方面依据善治和善政的相关理论,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对乡镇公务员素质提出的更高要求,即具备更强的基层组织建设素质、民主与法治素质、统筹规划与协调素质、运用现代治理技术和治理工具的业务能力素质、以及预防、化解和应对突发危机的素质等。其次,从理论逻辑和现实需求两方面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现实意义与必要性。从理论逻辑上,一是基于街头官僚理论和理性行为选择理论,在“工作环境—行为选择”分析框架下,以自由裁量权和行为选择空间为逻辑起点,探讨了乡镇公务员的几种典型行为选择模式,如政策的变通执行、规则依赖、一线弃权等;二是基于素质模型理论,乡镇公务员的外在行为表现是其素质构成的一部分,并且由其内在的观念意识、性格品质以及知识能力等素质综合作用而形成,进而结合素质是由“意识灌输、知识学习、能力锻炼和习惯养成四个环节反复循环而形成”的这一基本规律,论述了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对于矫正乡镇公务员在工作中的行为选择偏差的重要意义和作用。从现实需求的角度,本次研究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媒体案例分析等途径考察了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的现状,发现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整体存在不足,例如政治意识和政治理论知识不足,民主素质和法治素质不高、职业道德责任亟需增强,文化业务素质有待提升、身体和心理素质仍需提高等,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因此迫切要求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提高乡镇公务员整体素质水平与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第三,通过对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历史和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中的主要问题及原因。例如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内容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素质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公务员培训教育资源供需不平衡等,究其原因:一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不健全,导致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二是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保障机制不健全,基层教育培训资源和经费拨付难以得到保障;三是由于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主体的观念意识淡薄,对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工作缺乏端正的态度和足够重视。第四,通过对比分析国外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几种主要的特征类型和主要做法,即以英国等英联邦国家为代表的“需求导向型”、以美国为代表的“能力导向型”、以加拿大、澳大利亚为代表的“价值导向型”、以新加坡为代表的“人本导向型”和以日本为代表的“实践导向性”,总结了可供我国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借鉴的基本经验,例如加强公务员培训的法治与制度保障、分级分类建立公务员素质标准、对公务员进行定期素质测评、完善公务员道德行为规范建设、重视理论培训与实践锻炼相结合以及注重公务员培训教育结果的考核与运用等。最后,基于前文论述提出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加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基本路径。以可靠的政治素质、良好的道德素质、精湛的业务素质和健康的心理素质为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主要目标,坚持政治素质与业务素质相结合、理论培训与实践养成相结合、规范约束与激励保障相结合、传统继承与时代创新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以加强构建完整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体系为主要对策,通过丰富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内容与方式、加强乡镇公务员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建立乡镇公务员素质跟踪评价系统、完善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配套制度保障、加强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等途径,提高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的系统性、持续性和有效性。

王香入^[4]（2019）在《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研究 ——以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为例》文中认为当前是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期,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根据我国发展实际提出了成立自贸试验区的战略部署。从2013年第一批自贸试验区设立到现在,全国已设立有12个自贸试验区,分布于我国中、东、西部。自贸试验区改革实践和经验探索一直在不断加深,并且形成了一大批制度创新成果。这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源源不断的向全国扩散,成为引领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其中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尤为重要,因为自贸试验区成立的一大使命便是进一步推动我国政府职能转变。因此,研究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可以深入检验我国自贸试验区成立到如今制度创新进展如何,是否达到预期目标。其中重庆是我国内陆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在重庆设立自贸试验区也是希望重庆自贸试验区能够探索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成果,扩大对内对外的开放度,带动辐射周边地区。重庆自贸试验区作为第三批自贸试验区,已充分吸收前两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对重庆进行研究有利于对扩散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其中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不仅是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内容,也是重庆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探索的关键内容,并且相较于政府职能转变的其他内容而言更能体现自贸试验区的独特作用。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取得首创成果,并扩散全国。所以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扩散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因此选取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作为研究案例。文章共由六部分组成。首先绪论部分,简述文章背景、意义以及相关内容的国内与国外研究现状,并介绍本文研究思路、方法、技术路线图以及创新与不足。第二部分是文章研究范畴界定,理论基础描述,并结合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模型和相关政策创新扩散理论,构建了本土化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第三部分则先是辨析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与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之间的逻辑关系,再对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具体内容进行概括,最后梳理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现状。第四章节运用政策创新扩散分析框架,以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为例,从制度创新扩散的特征、动力因素、扩散路径等三个方面分析得出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扩散效果。分析发现制度创新扩散得到大部分省市的认可和采纳,但是扩散之后实施效果不佳,大多数还停留在数量和表面结构的精简方面。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创新还需加强宣传,争取向更大范围乃至全国扩散。第五章节根据文章案例分析而总结得出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模式,并发现制度创新扩散存在的问题。最后章节从政府能动性、配套机制、促进政府间合作、拓宽沟通渠道以及增强地方接纳程度等方面提出制度创新扩散对策建议。

李长斗^[5]（2019）在《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意识形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内容,历来为学术界研究的重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国家立心、民族立魂的大业。习近平同志在2013年8月19日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全球互联网日新月异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工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巨大挑战,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是维系国家安全、事业兴衰的重大战略问题,是提升社会生产力支撑综合国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动能,关乎中华民族当前和长远发展。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1）在全球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如何强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传承与发展的重大战略抉择。本文在全球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过程中,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阐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我党关于意识形态的主要观点,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特性,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大意义。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实际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为更好地抓住机遇、应对挑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亟需完成一系列重点任务。进一步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控能力建设、网络阵地建设、网信队伍建设等重点问题,研究探索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创新举措。通过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现状的深入分析和全面把握,进而研究总结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针对性、实效性的路径。具体研究内容包含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阐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相关理论。首先,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基本属性。我国意识形态建设具有实践性、革命性、阶级性、人民性、创新性等。其次,探讨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建设基本理论。主要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观点,归纳了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论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关于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主要观点。再次,论证了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必要性。最后,在理论上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意义。在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加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建设,有利于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有利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有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提供思想保障等。第二部分,主要研究了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首先,论述了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一是互联网拓展了意识形态的新领域。互联网的发展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了新载体、新方式。同时,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监督与反馈提供了新渠道,极大促进了舆论监督的民意性特征。二是互联网提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新路径。拓展了社会主义主流意识的宣教新方式、传播新手段。三是互联网增强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潜能。增强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吸引力,拉近了党和政府与人们之间的距离,增强了社会公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度。扩展了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影响力,提升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掌控力。四是互联网注入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工作的新动力。多元化传播,激发爱国情怀,凝聚核心价值观。五是互联网创造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条件。互联网给我国政治生活带来了新变化,互联网发展直接改造着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模式,增强了公民对政治认同感,逐渐将两个舆论场统一了起来。其次,分析了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挑战。一是西方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危害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二是社会思潮多样化冲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使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任度下降。三是互联网信息泛滥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导力。降低了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导地位。四是自媒体迅速发展使主流意识形态引导难度增加。自媒体迅速发展对主流意识形态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自媒体不断挤压传统媒体和主流媒体传播空间。五是民间网络水军的兴起削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性。尤其在社会变迁人心波动下操纵社交媒体更为丰富和便利,对政治体制产生严重干扰。第三部分,主要针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能力建设进行了深入阐述。首先,运用互联网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思想传播模式是新媒体内容建设的首要任务。一是创新社会主义思想表达的自觉性;二是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展现的新形式;三是创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的网络平台。其次,运用互联网创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模式,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经常性任务。一是通过互联网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二是通过互联网有效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三是通过互联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四是通过互联网创新中华优秀文化传播方式。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第四部分,主要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控能力建设有效路径进行了具体论述。首先,进一步明析了互联网发展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管控能力建设的着力点。一是注重针对性,增强引导力。针对网络社会习惯,引导形式要生动丰富;针对网络舆论状况,引导内容要有的放矢;针对网民心理特点,引导目标要精准明确。二是注重主导性,增强掌控力。要坚持党性原则,构筑舆论工作阵地,建设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平台;要遵守新闻舆论规律,自我约束与加强监管相结合;要主动出击,营造网上正面舆论态势。三是注重融合性,增强影响力。要实现两个舆论场和谐共振,在良性互动过程中构建舆论新格局。其次,分析了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管控的基本策略。一是西方国家高度重视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管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宪法、法律等构建社会综合体系直接或间接管控。二是研究了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管控的主要措施,主要包括:显性与隐性方式交叉结合,正向引导与反向制约有机结合,对内管控与对外渗透瓦解并举。再次,借助互联网创新舆论管控模式。一是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搞好内容宣传。二是发挥网评作用,大力提升网上与论的引导力。第五部分,主要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如何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网络阵地建设进行了科学阐释。首先,进一步营造文明安全的网络空间。一是加强网络信息监测研判;二是加强网络与情科学处置;三是加强网络生态综合治理;四是加强网络安全机制建设。其次,进一步完善互联网行为管理。一是尽快建立依法管网体系;二是促进网络平台规范有序发展;三是善用网络倾听民意解决问题。再次,进一步落实互联网内容审查制度。一是加大落实针对互联网内容和新闻信息服务的相关规定;二是加大互联网社交行为与公众账号治理。针对互联网公众账号,要不断落实主体管理责任,禁止公众账号传播低俗色情信息,发布虚假信息,甚至诈骗信息,严格落实依法管网相关制度要求。最后,进一步强化互联网行业自律与监督。一是强化行业监管政策落实与主体自律;二是强化行业监管政策创新性和系统性;三是强化行业监管政策对标国际化趋势。提升我国互联网行业国际竞争力。第六部分,主要对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网信机构队伍建设路径进行了具体论述。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和不断变化的新实践,要实现新时代中国梦的历史重任,就要求各级党员干部义无反顾地进一步增强提高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各种科学理论的自觉性,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科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为指导,以与时俱进的理论为思想武器,应对挑战,解决问题。首先,全力推进三级网信机构体系建设。一是加快机构建设,强化组织保障。各级党委政府要真正负起政治责任,增强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统筹领导。完善省市县（区）三级网信体制机制和工作机构建设;二是打造专业队伍,增强智力支撑。不拘一格选专业人才、用网络精英,持续提高互联网应用能力和水平;三是利用高效资源,推进网信工作。一方面整合各类科研资金,着力支持本地网络空间研究中心与区域内高校共同开展各类纵向、横向课题研究,以具体科研项目为载体,全面提升网信领域技术开发能力;另一方面加大对高校网络空间安全一级学科建设的支持力度,着力提升网信领域专业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其次,全力推进网信执法队伍素质建设。一是勤学深研,提高理论素养;二是善用理论,提高政治本领;三是实干为民,具有担当意识。不断开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工作的新局面。总之,从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带领中华民族靠“枪杆子”“笔杆子”闹革命,到我国改革开放后,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建设。各级党委政府不断强化主体责任,上下同心,不断强化意识形态凝聚力、引领力,巩固中国共产党群众之基、筑牢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基,汇聚中华民族复兴的强大正能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高速发展下意识形态面临的新态势,我们的党委政府持续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表达不断增添新内容,进而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始终保持旺盛的活力。我们坚信,只要进一步巩固提高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强化网络发展规律的掌控能力、网上舆论的驾驭能力、信息化发展的创新能力、网络安全的持续保障能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将会不断推向前进,引领世界。

邵丹华^[6]（2018）在《“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治理研究 ——以T街道为例》文中认为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住宅的要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居住面积、周边环境、交通等硬件设施,而是更多的关注社区开放的人性化环境、高度的安全性、物业管理智能化、便利的社区信息综合服务等软件服务,因此,智慧社区越来越受到欢迎和重视。随着智慧社区建设脚步的加快,智慧社区治理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智慧社区治理作为城市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智慧社区自带的各种智慧化的技术是进一步推动社区治理效率的有效方式,也是解决城市治理难题的新路径,另一方面在现实的智慧社区治理中也遇到了许多难题,这就需要对智慧社区治理进行深入地分析。本文在整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在“互联网+”背景下来深入探讨智慧社区治理的现实状况,从中分析和理解智慧社区治理。本研究以S市T街道智慧社区治理为个案,介绍了T街道智慧社区治理的现状,并结合案例分析了T街道智慧社区治理上的创新和基本成效,尤其是强调了智慧技术平台、“掌上议事厅”APP在创新性地推进智慧社区治理中作的重要作用,从而凸显智慧化的现代技术本身对于智慧社区治理的重要性。在这一系列举措的推动下,智慧社区治理的深化:一是让社区居民自治能力明显增强,培育了社区居民的自治意识,增强了社区居民自治的能力,让政府、市场、社会及社区形成一种有效和谐的治理格局;二是,智慧社区治理的展开极大地提高了社区公共服务效能,真正让社区网格化管理得以落地,让社区服务与人能有效对接,提升了社区提供各项公共服务的便捷性;三是,智慧社区治理的实践使社区居民服务更加精准化、精细化和个性化,社区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享受智慧社区的成果,体验智慧社区的便利性。T街道在智慧社区治理过程中呈现出尚未有系统的指导体系、社区现有财政制度难以满足智慧社区治理的需求、缺乏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和社区多元参与不足等四方面的问题。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我们认为造成目前T街道智慧社区治理问题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方面,主要是社区现有管理体制制约智慧社区治理;二是行动层方面,主要有组织化行动落后于信息化进程和服务整合不足。在对现状和问题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政府、社区、公众等三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在政府层面,要对智慧社区治理进行科学设计,主要是承担智慧社区治理设计的任务和处理好三方面的关系,通过对智慧社区进行科学设计及政府与社区、长期与短期、全局与局部关系的处理使得智慧社区治理形成一个系统化、整体化的服务载体、平台和机制。在社区层面,要创新智慧社区治理管理体制、明确社区管理对象、转变社区治理方式及拓宽居民参与渠道,通过创新智慧社区治理样态来增强智慧社区治理的活力,激发智慧社区治理的效能。在公众层面,智慧社区治理中要注重加强各方社会治理力量的参与,尤其是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通过强化多元治理力量参与智慧社区治理以夯实智慧社区治理的基础,扩展智慧社区治理的效应。

王水兴^[7]（2018）在《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信息活动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领域。随着人们生产、生活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发展,人们对信息的认识和处理能力也在不断提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的发展,使信息活动逐渐成为一种影响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活动。信息资源已成为当今时代重要战略资源和社会财富。随着全球信息化的发展及其对人类社会的全方位塑造,信息化从一种技术形态的社会活动上升为社会整体文明的新样态,有必要以统摄性的“信息文明”概念来描摹和刻画信息时代发展的全貌。以唯物史观审度信息文明,准确辨识信息活动对人类社会的形塑机理,建构信息文明理论体系,既是科学应对信息文明浪潮挑战的需要,又是科学推进信息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信息时代不断发展的需要。信息文明是人们通过信息化生产方式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过程中实现的进步状态。信息文明实质是社会主体协同互利发展而形成的共享文明。其基础是现代信息科学技术,核心是信息化生产方式,外在体现是人们在信息生产、传播和使用（消费）中形成的规范化和理论化的信息社会治理体系。信息文明的发展,表现出对传统工业文明的扬弃、社会全面发展的“倍增器”和人的本质的复归三大基本社会功能。信息技术对传统生产力形态塑造进而造就信息生产力是信息文明重要实践形态。信息生产力核心意涵是社会主体之间的协作力和共享能力。随着信息技术对整个社会物质生产、政治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渗透,人类社会整体上正由工业社会迈向信息社会。信息社会是建构在信息逻辑上的技术社会形态。信息社会不是甫一出场就能实现普惠发展的社会。劳动方式的信息化、智能化,只是延展了人的劳动机能,不能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条件下的雇佣劳动关系。真正没有人和物质生产资料的“无人工厂”和“自由劳动者”是不存在的。信息化、智能化生产越发展,越凸显了人的活劳动在生产中的基础地位,越凸显了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要性。先进的信息生产力与落后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工业时代的上层建筑与后工业时代的经济基础的矛盾是信息社会两大基本矛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家仍然是国际行为的主体,信息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通常情况下其仅以“信息方式”表现出来。信息文明实践的主体是人民群众。网络空间成为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空间。基于信息技术建构的信息文明,不仅塑造了信息化生存的“信息人”,还引起了人类历史上蔚为壮观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活动向网络空间迁徙现象。信息文明条件下,人民群众创造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实现社会变革的广泛性、参与性和真实性空前提高了,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获得了更加丰富而充实的内涵。信息文明生发机理体现在信息资源对劳动过程的全面渗透以及由此涌现的共享经济活动和信息文明思维方式中。互联网作为全球最广泛应用的信息资源聚合、生产、使用平台,实际上已成为最具代表性的社会公共劳动资料。作为劳动工具,不能笼统确定互联网是属于私人所有还是属于社会所有。随着整个社会劳动方式的不断信息化、智能化,“造信息”比“造物品”更具有权重意义。数据将成为社会生产的核心资源。数据价值的交互性存在特性决定了数据资源成为社会公共资源的历史发展趋势。信息劳动者成为信息社会主要劳动者。基于信息技术的共享经济不断涌现,“使用而不占有”观念的不断生长趋势,蕴含了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建构在协同共享基础上新文明基因。信息文明思维方式兴起及其不断被人们贯彻应用到社会生产生活过程是信息文明不断向纵深发展的重要原因。信息思维、互联网思维和大数据思维是信息文明发展至今的三种思维方式。信息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实现了工业资本主义向信息资本主义的嬗变,进而在工业帝国主义基础上形成信息帝国主义。信息帝国主义是当代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阶段,它不仅在全球范围企图垄断物质资源,还企图垄断一切人类社会的信息、知识等非物质资源。信息帝国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显露出其仍具有容纳新的生产力空间;另一方面正逐步显现出颓废的征兆。信息帝国主义为世界社会主义复兴创造了现实的基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应用代表着不断涌现的新的生产力。信息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契合了社会化大生产发展需要,形成了先进社会制度与先进生产力之间的相互建构关系。在全球信息社会治理话语权、主导权激烈博弈现实情况下,科学辨别当前信息技术异化问题产生的根源和社会属性,解放和发展信息生产力的同时,自觉坚持网信事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强对信息资本的治理,既是信息时代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面临的一项长期任务,又是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不断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重要途径。总体而言,全球信息社会的发展不断为社会主义复兴提供更加充实的主客观条件。信息文明高度发展,一般性劳动被人工智能取代,使得对意义的追求成为未来人的存在方式。人的社会性和“类”本质决定了人工智能不会超越人的社会和历史主体地位。人是在“信息共享”中使自己成为人,而且也将在“信息共享”中不断增强社会存在方式的“协同共享”。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共享经济、创客、众筹等基于信息技术的新的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和新的社会关系正悄然形成。唯物史观视阈,信息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合规律性与和合目的性相统一的社会活动。保持对信息技术的批判精神、科学把握科技活动与社会文明进步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助于实现信息文明内蕴的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向度。以协同、开放、共享为核心理念的信息文明,其主体向度和价值向度与共产主义文明高度契合。发达的信息生产力只有被全社会和广大劳动人民占有,先进的技术文明和先进的社会制度相结合,科学才能展现出文明的真正曙光。以信息技术等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创造的极致生产力,不断增强着资本主义存在的历史不合理性和共产主义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深刻认识信息文明的实质及其发展趋势,有助于增强人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大力加强信息文明建设,从根本上讲,有助于增进社会主义本质利益。

张慧^[8]（2017）在《“互联网+政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呼和浩特为例》文中研究表明继李克强总理2015年提出"互联网+"概念后,国务院于2016年9月下发《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意见中明确目标:2017年底前,各省（区、市）人民政府、国务院有关部门建成一体化网上政务服务平台;2020年底前,实现互联网与政务服务深度融合,建成覆盖全国的"互联网+政务服务"体系,大幅提升政务服务智慧化水平,让政府服务更聪明,让企业和群众办事更方便、更快捷、更有效率。因此,站在"互联网+"风口的不仅是中国市场和产业,还有担负着公共服务重任的各级政府部门。在我国,建设"互联网+政务"是转变政府职能、创新政府管理、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的重要途径。"互联网+政务"进入公共服务体系,预示着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即将来临。"互联网+政务"已成为政府公共服务创新管理的新思想和新途径,也是政府公共服务的重要形式。随着呼和浩特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政府转型的不断进步,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公共服务相对短缺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对公共服务的质量和创新要求越来越迫切。"互联网+政务"作为促进政府改革的运动,在公共服务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在本文中,通过对国内外相关领域的研究,调查和文献综述,结合自己的工作,以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为对象,通过"互联网+政务"理论、公共服务理论等科学理论,结合"互联网+政务"在呼和浩特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分析出呼和浩特公共服务存在的问题,以及"互联网+政务"在公共服务领域应用的对策。

马婷^[9]（2016）在《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提升的对策研究》文中提出公务员是国家在行政管理活动中的一股主要的支撑力量,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干部队伍中的一个重要组成的部分,是党的各项方针、各项政策的强有力的执行者,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基层的公务员就像是一座联系着党和人民的坚固的桥梁。所以,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的高低就会直接影响到政府行政方面的质量和效率。随着世界经济、政治的发展,全球已经步入到了一个机遇与挑战共存的新时代,中国是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而且我国民族地区多处于偏远地区,在社会、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与其它发达地区有很多不同之处与不同的特点。由于受到民族地区的独特的地域类型、宗教文化和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影响,该地区的基层政府公务人员也避免不了经常面对很多复杂的社会管理方面的大小事务,根据这个严峻的实际情况,就要求民族地区的基层政府公务员必须拥有和具备较高的职业素质能力。宁夏吴忠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地区,宁夏吴忠地区的基层公务员是这个地区的重要的人力资源,他们的能力就代表着基层政府的执行力,他们的能力也同样会影响到这个地区各项方针政策的落实情况,同时,该地区的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能力的大小也对这个地方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本文中运用了人力资本理论、成人学习理论和复杂人假设理论,以宁夏吴忠地区的基层公务员为例,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其部分政府基层公务员进行了初步的调查,从中发现了一些问题。例如,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建设的程度还不完善,其基层公务员自身也欠缺提升职业素质的意识,在公务员管理方面缺乏各种制度保障,在培训工作的实施中也出现了很多问题,这些实际的问题阻碍了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的提升,也妨碍了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因此,在本文中,首先对基本概念进行了解释与界定,使读者可以更好的了解本文的核心；其次,本文经过收集、归纳最后整理出了一些关于国外公务员职业素质提升的成功经验,这些成功的经验对我国民族地区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除此之外,本文还总结了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建设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并且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原因分析,最终也提出了对这些问题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和建议从而可以有效的提升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素质。总之,本文的主要内容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基本理论部分,主要是对“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民族地区公务员的职业素质”等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与陈述。二是对近几年该地区的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三是对该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素质的提升提出了一些有效的、可行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写作目的是紧密结合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的整体职业素质发展的实际情况,在借鉴国外公务员提升职业素质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对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职业素质的提升提出了相对应的对策,通过本论文的探讨研究,希望对其它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有所裨益。

周军^[10]（2014）在《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迈入了全球化、后工业化的进程,社会环境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对社会治理提出了新要求和新期望,对既有的政府模式提出了挑战。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西方国家经历了 30多年的改革,却仍没有走出“治理失灵”的局面。其中最为关键的原因就在于这些改革并没有实现政府模式的根本性变革,而只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中国则在探索政府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将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然而,由于时代背景关怀的缺乏和理论准备的不足,导致了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零碎,并因而遭到多方面的质疑。为此,面向未来社会治理实践,我们要将政府模式变革放置于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去考察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政府模式变革首先应放置在全球化这个坐标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并没有正确定位全球化这场全新的历史运动,而将之视作资本主义世界化的延续。因而,在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上仍然采用同一化的观点去处理问题。实际上,人类社会的工业化进程正是世界中心—边缘结构逐渐形成并不断强化的过程。因而,在后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将承担起解构这一结构的全新课题。在全球化进程中,人类的活动将不再以民族国家为框架,而是以流动性为尺度。因而,人类社会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建构起来的正义理论遭到了质疑,并提出了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建构全球正义的要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建构起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只有通过这一政府模式去积极建构合作的话语体系,开展合作的行动,我们才能通过全球合作去实现全球正义,才能引领人类走出全球风险社会,并平稳过渡到作为合作社会的后工业社会。全球化进程和后工业化进程是一体两面的,因而,政府模式变革更需要放置在后工业化这个坐标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叙事中,后工业社会的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使用,然而,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贝尔基于产业视角的定义出发去延展这个概念的,因而忽视了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对于服务型政府的理论建构来说,西方学者对社会治理的后工业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批判价值。在社会治理上,贝尔曾基于不平等的社会而提出公正的能者统治的改进方案。然而,这并不能满足后工业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的新需求和新期望。因而,在承认和包容差异的基础上,治理责任承担的路径则指向了合作关系的建构,而这只有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对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治理进行自觉规划,以免人类因社会的自然演进而陷入更大的危机和动荡,甚至走向毁灭。因而,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突破既有的支持竞争的制度框架和治理体系,解构官僚制组织的中心—边缘结构,建构起全新的政府模式,引导多元社会治理力量之间的通力合作。在全球化、后工业化的时空坐标系中,社会的总体特征是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历史地看,农业社会是一个简单、确定的社会。在等级身份镶嵌的社会结构中,人们追求确定性的愿望则是通过对身份标识的认知而得到实现的。而工业社会是一个低度复杂性和低度不确定性的社会,工业化进程建构起来的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它将一切具体标识进行了抽象化而为之寻求同一性。在制度层面上,它通过人们对共同遵守的法律制度的熟知而建构起了确定性。在组织层面上,它则通过官僚制控制体系的形式化框架追求确定性。其实,官僚制组织的控制体系并没有消除或化解不确定性,而是将之积攒了下来,并与后工业化进程中日益增长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结合在一起,最终导致管理型政府的治理失灵和改革失灵,人类社会陷入到风险社会,并在全球化进程中陷入到全球风险社会。既然管理型政府及其改革方案并不能带领人类走出风险社会,那么,我们的改革就不能是对管理型政府的修修补补,而是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唯有如此,人类才能走出风险社会,重建良好的社会秩序。高度复杂性和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环境要求人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创造性地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而人的这种创造性反映在了基于复杂性社会条件而发展起来的创造性科学技术上。在这个意义上,复杂性社会条件与创造性科学技术之间是相互建构的:复杂性社会条件是创造性科学技术兴起的现实背景,而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工业化进程在人们追求知识严谨性的过程中迫使科学技术走上了摹仿的道路,同时又在工厂里建构起了知识专业化基础上的控制体系。当这种科学精神和控制体系映射到社会治理领域时,政府就被嵌入了控制导向的思维方式和行动逻辑。在后工业化进程中,知识共享之上的人类创造智慧（知识一智慧体系）推动了以网络技术、纳米技术,以及克隆技术为代表的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以及网络化生产体系的生成。创造性科学超出了工业社会分析的科学体系和摹仿的科学范式,它预示着综合的科学体系和创造性科学范式的兴起,预示着人类摹仿时代的结束和创造时代的到来。然而,管理型政府及其控制导向的行为模式却成了我们聚合创造性科学技术来提高人类各项能力的制度性障碍。因而,政府模式变革就是要通过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帮助人类社会应对和解决创造性科学技术引发的难题,并引导和促进创造性科学技术朝向全人类普遍受益的方向发展。创造性科学技术的涌现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交往,以及思维方式,更推动了人类社会网络结构的生成,这也就意味着人类社会开启了打破工业社会等级结构、变革管理型政府模式的历史运动。因而,在“网络化—去中心化”的过程中,领域边界的消融、空间特性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去中心化指引着政府模式变革也要打破线性思维的禁锢而走向网络化思维模式,去建构一种作为行动者的政府。在“符号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创造性技术的应用推动了人类社会现实的符号化和虚拟化。现实的符号化不仅建构了距离消失的进程,而且还使现实在没有时空限制的虚拟世界中流动,在这个意义上,符号化—虚拟化的连续体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治理运行的规则,管理型政府不可能在保持自身等级结构的同时,又具有对虚拟世界运行逻辑的适应性。因而,这就要求我们在符号化—虚拟化的社会现实中变革政府模式,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在“个性化—多元化”的过程中,追求个性化的“新人类”将重拾人的个性,展现人的自主性、独立性,以及创造性,实现从碎片化的人向总体性的人的转变。人的总体性的获得同时意味着社会的多元化。而在创造性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中形成的自己动手做和个性化定制正在促成社会走向成熟自治。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建构一种全新的政府模式来引导社会的成熟自治。总之,在社会网络结构生成中,政府模式将实现从管理型到服务型的转变。

二、旧思维可能影响新事物——电子政务推进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旧思维可能影响新事物——电子政务推进中的实际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2）X市基层“互联网+党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4）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研究 ——以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5）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治理研究 ——以T街道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7）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互联网+政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呼和浩特为例（论文提纲范文）

（9）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提升的对策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论文提纲范文）

四、旧思维可能影响新事物——电子政务推进中的实际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党外公职人员监督研究[D]. 杜俊奇. 中国政法大学, 2020(08)
• [2]X市基层“互联网+党建”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D]. 岳琳琳. 吉林大学, 2019(03)
• [3]乡村治理现代化视域下乡镇公务员素质培育研究[D]. 褚楚. 东北师范大学, 2019(04)
• [4]自贸试验区政府职能转变的制度创新扩散研究 ——以重庆自贸试验区事中事后监管制度为例[D]. 王香入. 重庆大学, 2019(01)
• [5]互联网发展新态势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D]. 李长斗. 河北师范大学, 2019(07)
• [6]“互联网+”背景下智慧社区治理研究 ——以T街道为例[D]. 邵丹华. 华东政法大学, 2018(02)
• [7]唯物史观视阈的信息文明研究[D]. 王水兴. 江西师范大学, 2018(09)
• [8]“互联网+政务”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以呼和浩特为例[D]. 张慧. 内蒙古农业大学, 2017(01)
• [9]宁夏吴忠地区基层公务员职业素质提升的对策研究[D]. 马婷. 陕西师范大学, 2016(05)
• [10]政府模式变革的坐标 ——服务型政府理论建构的时代背景[D]. 周军. 南京大学, 20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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