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升的病信和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

一、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论文文献综述）

朱海霞^[1]（2020）在《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文中研究指明胡绳是我国着名的历史研究学者,同时也是中共党史研究代表人物,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上世纪40年代初,胡绳便开始初步构建中共党史研究学术体系,并对其进行了基本思考,同时还将这一思考方式不断升华,一直延续到他的生命尽头。胡绳所构建的中共党史研究框架与方法可作为一个学术体系进行学习,在很长的时间里,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方向一直都被中国马克思研究学者以及中共党史研究学者奉为圭臬。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胡绳在研究中共党史的基础上将党史和中国近代史、古代史相结合,遂形成一套全新的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策略。之后,胡绳编着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被广大学者和研究人员誉为是:一本非常权威的中共党史巨着,适合所有党员阅读的党史读本。以今天的眼光再去拜读胡绳留下的文化遗产,不难发现胡绳所表达的内容中含有大量的个人意志,而且是本着服务中共、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理念呈现的。因此,笔者认为胡绳首先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其次才是一名务实的中共党史研究学者。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对时事的评论来代替乏味的理论阐述,在上世纪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中,该研究方法一枝独秀,甚至不被大多数人认可。但是通过对历史发展与变革的分析,该方法在当时是一种全新的、且具有一定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体现。直到改革开放之后,胡绳所使用的这种研究方法才被我国广大研究人员所采用,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与发展。改革开放后,胡绳对于中共党史的研究提出了很多与个人之前看法相悖的观点。甚至被部分学者称之为是“胡绳先生的晚年思想变法与改革”,进而论断胡绳的思想在晚年发生了重大转变。笔者认为,这一观点并不能代表胡绳晚年的思想。胡绳一直坚持以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对中共党史进行研究,且胡绳的历史观念就是他的革命史观念,而他的革命史观也是他的中共党史研究观念。革命史观重点强调实用性,且会跟随时代的发展与变化对历史、党史等不同事件应用不同的方法,并会对其进行区别对待。这就印证了胡绳唯物主义意识下的绝对方向与唯一目标。在今天,胡绳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内容有很多值得我们重新思考,但不代表胡绳的研究成果被否定,而且我们今天对待胡绳也不能以一个“完全的学者”来评价他,则是要从中共的发展,以及中共理论的宣传对其进行思考,基于此可以得出胡绳在穷极一生的中共党史研究中对中共做出的贡献。这是一般学者无法达到的高度,也是胡绳自我价值的完全实现。

魏祥奇^[2]（2013）在《辛亥革命与广东画坛》文中认为辛亥革命,揭橥中国现代革命史的序幕,是为20世纪初中国政治和文化思想史上,最为激动人心而又暖昧含糊、又是最耐人寻味的研究课题。温和与激进、妥协与对抗、理性与非理性、长于政治谋略抑或缺乏政治信仰,这些带有悖论性的修辞,在描述辛亥革命时却十分贴切。之所以如此,在于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和社会文化思想之间,存在着前所未有的缠绕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在今天学科界限被不断打破的研究视野中,对辛亥革命的考察在更多知识维度上,都展现出细微而丰富、甚至驳杂而难以厘清的面貌。就是说,在解构了价值二元论的认知观念后,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给予辛亥革命一种准确的意义评价：历史研究不断带来新的阐释的可能,尤其是研究者内在与日俱增的同情心,赋予了辛亥革命某种迷人的悲壮色彩和理想主义特征。毋庸置疑的是,今天我们的政治逻辑和思想情境,仍然延续了辛亥革命时期的某些影响。在知识和思想界,研究者也往往将辛亥革命视为反思中国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基点。这是我们重新认识20世纪以来政治和文化思潮的肇始：如何认识辛亥革命前前后后的多重端绪?又如何评价辛亥革命在怎样的层面上发生着影响?都是值得我们继续探讨的问题。本论文关注的课题是,辛亥革命这场政治大变局,对20世纪前期广东画家群体美术活动的影响。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史研究,要求在更普遍的意义上,关注画家的传记、思想、创作；包括现代西方学者建立的“风格学”研究视角,都是美术史研究的基本方式。20世纪以来,美术史研究作为观念史的一部分,建构了“艺术社会学”、“图像学”、“视觉文化研究”、“艺术人类学”的分析方法,扩展了美术史学科的研究领域和开放性价值：美术史研究也就不再单纯局限于传统的知识谱系,而是在一个更为开阔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情境中考虑其存在的意义。本论文在叙事观念上,尤以艺术社会学理论为依据,在梳理原始材料的基础上,力图叙述清楚广东画家群体在怎样的历史境遇中,参与着辛亥革命事业的过程；而这场充满挫折的未竟之业的匆促收场,又对广东画家群体的画学思想造成了怎样的冲击,都是本研究的核心内容。论文第一章阐述了晚清时期,广东画家接受革命思想的社会和文化背景；第二章梳理了辛亥革命前夕广东画家参与创设画刊播布革命思想的情状；第三章讨论辛亥革命后广东画家在画学观念上的转变,出现了新国画和传统派的分歧,以高剑父和潘达微的。

曾鹏辉^[3]（2011）在《论胡绳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传播》文中研究表明胡绳是现代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历史学家。他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所取得的辉煌学术成就,与其早年接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是密不可分的。不研究胡绳早年接收与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就无法了解胡绳整个一生学术发展的内在逻辑。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在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国民党反革命专制统治与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转变的特殊历史时刻,众多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着作的翻译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的迅速传播条件下,为青年胡绳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之路奠定了基础。第二,胡绳早年系统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要观点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他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关注点和见解。第三,胡绳早年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具有反思与清算的哲学批判精神、将理论、历史和现实有机结合的构建学科体系的初步探索和投身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事业等特色。第四,胡绳早年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价值。胡绳早年的哲学思想为其晚年的学术成就奠定了理论基础、给青年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提供了参考价值和对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启示。由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各方面因素的影响,胡绳有着他们那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具有的普遍性的规律。胡绳早年更多的只是一种立足于社会实际需要地解释,更多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地传播,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从根本上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发展的过程,这也体现了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独特作用。

魏连^[4]（2011）在《胡绳与马克思主义》文中研究指明本文研究的是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今天,在西方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不断涌流、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大力实施的背景下,研究和探讨胡绳与马克思主义的不解之缘,既能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一些别人提供不了的经验教训和人生智慧,又能为我们了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艰辛历程以及了解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搭建一个良好平台。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着力从研究的视角和研究的内容两个角度进行创新。在研究的视角上,突破个案研究；在研究的内容上,做到章章有新意。本文拟采用原着解读法、历史分析法和阶级分析法等研究方法,着眼于学术演进的内在理路,适当兼顾影响学术生长的社会、政治语境。具体做法是按照胡绳怎样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怎样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他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进行的探索和回答的脉络,系统研究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不是偶然的,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而且在走进马克思主义时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早年胡绳生活在社会主义向上高涨、资本主义向下低落的国际环境,这样的国际环境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既深且巨的影响。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等革命实践问题的错综复杂,社会史论战的激烈论争等理论问题也迫切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大发展。从此,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由涓涓细流汇为滔滔洪流,各种马克思主义论着报刊铺天盖地,这为早年胡绳学习继而走进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客观条件。而求知好学的学术品格和深沉炽烈的爱国情怀是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的主观条件。他于博览群书中,逐渐意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他所寻求的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思想指南；他于革命实践中,逐渐拿起马克思主义这一思想武器积极投身到火热的革命战争中。主客观条件的相互作用,使早年胡绳走进马克思主义之巅峰。中年胡绳由于国际上的“去斯大林化”,国内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及本人的困惑与迷惘,曾一度偏离马克思主义。晚年胡绳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走低、世界经济全球化愈益发展、中国改革开放全方位纵深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经过长期的深刻反思,走出思想藩篱,最终完成了回归自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历程。胡绳不仅宣传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及时宣传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抗战时期,为了唤醒民众肩负起“救亡图存”之重任,胡绳及时撰写了五本哲学通俗读物。这些读物针对当时形势和民众思想状况,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把深刻的理论寓于中国的具体实例中。不仅如此,他还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与读者谈心,谈他们所关心的种种社会问题,甚至谈私人生活问题。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伟大理论成果。八年抗战结束,人们面临着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胡绳为了打破人们心中的种种谜团,及时有效地宣传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群众路线是毛泽东思想的灵魂之一,是党的生命线。胡绳详细阐发了这条路线的深刻内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毛泽东根据我国思想文化界的具体情况,结合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辩证法原理提出来的。胡绳从“双百”方针是探求客观真理的需要,是求得完全知识的需要,是不同学派自身发展的需要与是改造世界的需要四个方面宣传了其现实意义,使大家确实感觉到该方针是我国科学事业中的一个积极可行的重要方针。胡绳还主要宣传了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问题。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并在该思想路线的指导下,我们党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胡绳以设计图纸、造桥等为例浅显易懂地阐明了这一思想路线,同时宣传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重要性、必要性,以及这两条路线之间的辩证关系。通过胡绳的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这些科学理论不仅走进中国更多民众的心中,而且加深了民众对这些理论的认识。胡绳运用马克思主义撰写思想文化评论文章、中国近代史论着、编着中共党史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与理论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随着爱国主义热潮的掀起,思想文化领域又一次涌现出一股反理性主义和复古主义的思潮。针对此,胡绳写出一系列思想文化评论文章,着重批判了当时学界有名的冯友兰、贺麟和钱穆的几本着作。他在《评冯友兰着<新世训>》一文中指出,冯先生标榜尊理性,又主张理智要服从道德；标榜“以理化情”,又主张“天人合一”；标榜“为无为”,又主张“无所为而为”,这些都开了反理性主义的大门。在《评冯友兰着<新事论>》一文中,剖析了冯先生把一种生产方法生产制度的转变看作只是生产技术改进的片面的、机械的错误观点。在《一个唯心论者的文化观——评贺麟先生着<近代唯心论简释)》一文中,批评了贺麟作为一个公开的唯心论者将辩证法神秘化的唯心主义哲学观。在《论历史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关联》一文中,批评了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反映出来的历史研究的复古倾向。胡绳的这种批判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也推动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运动的深发展。胡绳还运用马克思主义写了大量近代史论着：《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中国近代史纲要》、《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与《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等。在这些论着中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阶级分析的观点和方法、人民群众的观点和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等常常相互交织贯通内里。20世纪80年代初,由于工作需要胡绳主要转向党史研究。他主持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两部权威性中共党史读本,始终坚持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的结合,始终坚持运用实事求是的重要原则、运用矛盾分析法和运用联系的发展的观点分析评价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80年代以来的胡绳又倾注热情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发表了多篇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这些文章曾以视角的独特、论述的深刻和见解的新颖而震动学界,特别是1998年发表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时的回顾和前瞻》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再评价》。在前一篇短文中,胡绳在总结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时指出,毛泽东“曾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即说毛泽东有段时间没有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后一篇长文中,胡绳从毛泽东是否带有民粹主义的思想说起,对建国以后我们党犯一系列“左”的错误作了最为深刻的理论剖析。他以直面责难的勇气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始终存在着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即是用民粹主义思想还是依马克思主义理论去处理这个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得好,革命和建设事业就顺利,反之就会遭到挫折,甚至失败。胡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不仅指出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路径：要真正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要科学地总结实践经验；要充分利用前人的思想理论积累；要有繁多的复杂形势；以及要树立好学风。还一定程度地具体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第一,关于科学技术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科学技术的快速跃进使人类对自然界达到亘古未见的新认识,而这新认识恰好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提供有力证据,从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过来,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先进哲学,吸引一批自然科学家用它作为观察与认识自然界的工具,而且这些科学家以此为工具进行的科学研究,又可以促进科学的大发展。第二,关于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科学和建设的科学的统一。自20世纪,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马克思主义所要研究的已不再是如何推翻旧社会,而是如何建立新社会的问题,即它的内容不能只限于原有的革命的科学,而要发展为不但是革命的科学而且是建设的科学。第三,关于阶级、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根据当时西方国家状况所提出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观点经过160多年的发展,西欧各国的生产力结构、产业结构、所有制结构等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变化。这些大变化要求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来的认识水平上,把阶级和阶级斗争简单化、公式化,而要根据新的现实情况,对此问题进行新的研究,给出新的论断。第四,关于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胡绳针对以前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两种形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水岭之说法,指出今天的时代已非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而是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求和平、求发展是西方各国人民的普遍诉求。现在如果我们还认为主张“暴力革命”的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和平过渡”的就是修正主义者,就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了,有悖于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胡绳一生在走进、宣传、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两个方面来探索和回答马克思主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胡绳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想；是科学；是发展的理论；是一个开放的、高层次学派；调查研究的方法是其根本方法。关于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胡绳指出,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要紧紧抓住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各国实际生活的密切结合；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胡绳之所以能够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和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入研究和对中国具体实践的深刻总结。在梳理、评析了胡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总体评价了胡绳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贡献,并指出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存有的一些可商榷之处。胡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作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表现在：胡绳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前锋；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于中国具体实际的倡导者；是具体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者；树立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当然,胡绳作为一位“百科全书式”人物,在研究领域也存有一定的不足和缺陷。比如胡绳在评价中间势力时,说中间势力自发顺着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评价现代化时,胡绳仍未完全突破传统的阶级框框。同时,在胡绳的性情中,也存有一些不足和缺陷。如他性格拘谨,不敢越雷池一步；易受外界环境的影响等。

李庆喜^[5]（2011）在《胡绳哲学思想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胡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内比较有代表性的着名学者之一,他出生于纷乱复杂的思想斗争年代,成长于炮火纷飞的岁月中。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上,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在中共党史研究上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哲学着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通俗流畅,深入浅出,多次再版,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对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胡绳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1948是第一个时期。这时的胡绳活跃在思想斗争的第一线,发表了大量的哲学着作如《新哲学的人生观》、《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等,产生了很大影响,被人们称为“神童”和“写作专业户”。第二个时期是从1949年至1979年,这是胡绳一生写作的低潮时期。由于对政治形势的困惑,胡绳似乎失去了写作的兴趣和动力,发表的文章不多,而且有些文章还带有应付政治需要的痕迹。1979年到2000年逝世是他学术生涯的第三个时期。拨乱反正之后,中国政治环境、学术环境日益好转,晚年的胡绳老骥伏枥,写出了许多有重要影响的着作,形成了学界着名的“胡绳现象”。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张君劢1923年初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为肇始,中国思想界在人生观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论。为此,胡绳发表了《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新哲学的人生观》等论着,阐述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思想。在这些论着中,胡绳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其他各种人生观思想,阐述了他历史唯物主义人生观的哲学基础及其理论内容。在他看来,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作为人生问题的理论基础,积极主动地、有明确目的地把握人生,获得自由,实现个人对于社会的作用与价值,这就是青年应该持有的科学的人生观。理性精神长期被人们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一个光荣传统。胡绳认为,理性主义本身与唯心、唯物无关,理性主义不等于唯心主义,它本身更应该是唯物主义的方法。一种文化并非天生是理性或非理性主义的。文化是理性主义还是非理性主义是其生命阶段的反映。在它处于上升阶段,文化都是理性主义的,而当其没落时,它就是非理性主义的。理性主义的敌人是与唯心主义沆瀣一气的直觉主义、独断主义等等。理性主义有多种形态,真正的科学的理性主义是应该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性主义。在这种理性主义视域中,任何道德律令都必须经过理智的审查,而经过这种审查后,道德的理性也就成了理智的理性。理性就意味着科学,因为理性主义要求对事物进行合理的思考,科学方法的基本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理性也必然意味着要求自由,自由是走向民主的前提。要想实现人民的自由,首先必须在思想上唤起人民群众的自由意识,反对专制主义和愚民政策,通过革命实现民主。民主是中国的前途,这是中华民族实现团结与复兴的希望所在。胡绳毕生走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学术道路,他在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工作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一生中写了六本哲学专着,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功。其中《哲学漫谈》、《辩证法唯物论入门》、《思想方法》和《怎样搞通思想方法》的内容都主要是涉及唯物辩证法思想。《辩证法唯物论入门》通俗、系统地讲解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主要范畴的规律,《思想方法》则强调了唯物辩证法普遍联系观点,而在《怎样搞通思想方法》中,胡绳则对思想方法中的全局观作了通俗的说明。这些着作体现了作者思想方法论一个逐渐深化的发展过程。在思想斗争过程中,胡绳逐渐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认为人民大众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他批判了历史复古主义思想,指出代表先进文化、先进生产力的新兴阶级一定要战胜代表落后文化、代表落后生产力的腐朽阶级,这是历史规律的体现。历史中的事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成为“历史”。在今天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应该在吸收历史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在现实中把握新生力量,求得中华民族的革新之道。他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分期的理论依据,为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党史专家研究中国近代史、党史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整个中国历史学界、党史研究界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他阐述了历史研究的规律性问题,考察了史料考订与历史研究的辩证关系,批判了历史研究中的主观主义和各种唯心史观,为科学地研究社会历史指明了方向。晚年的胡绳又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关系,对中国近代史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复杂关系,对中国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过去、现状和未来,作出了新的思考和解读,为扞卫、发展马克思主义,为邓小平理论的传播和发展,都做出了卓着的贡献,从而形成为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胡绳现象”。胡绳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许多文章带有明显的政治痕迹。他的学术思想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事业几乎完全一致。虽然他自称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政治并不矛盾,但事实上他的学术研究受到了政治的广泛影响。这些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但是解放后的政治形势也给他带来了长期的困扰。不过改革开放后,他又能够适时的恢复自己早年实事求是的研究路线,反映了他学术研究中与时俱进的优秀品格。以今天的研究视角来看,胡绳的一些哲学思想显得过于“传统”,甚至已经不是哲学界的主流,但这并不能否定他的学术贡献。我们不能要求前人达到我们今天的研究水平,重要的是我们怎样理解前人的成就与不足,从而为今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找到借鉴。

何光全^[6]（2010）在《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文中提出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我国教育领域开展了许多教育批判。研究这些教育批判,对于人们了解这方面的历史,吸取其中的经验教训都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学术界对这方面的历史虽然有所研究,但还比较零散,还特别需要对其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81年“拨乱反正”基本结束这段历史时期教育领域所发生的教育批判及其相关问题为研究对象,对这段历史时期教育批判发生发展的历史脉络和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对该历史时期具有典型意义和重要影响的教育批判事件进行了深入的个案研究,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主要特点、历史影响、经验与教训以及对于教育批判的基本理论问题的启示等进行了比较系统和深入的研究。论文除导论外,正文内容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1949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背景与概况。该部分主要运用历史研究的基本方法,具体分为建国初期（1949-1952）、过渡时期（1953-1956）、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1956-1966）、文革时期（1966-1976）、拨乱反正时期（1976-1981）五个时期对1949至1981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批判的历史背景、动因、基本过程、基本线索、基本事件、基本历史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考察。第二部分：1949年至1981年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历史研究、个案研究等方法,分章对武训精神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批判、陈鹤琴活教育理论批判、关于过渡时期主要教育问题的争论、全面发展教育与因材施教问题的争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批判、胡适学术与教育思想批判、凯洛夫《教育学》批判、对教学原则若干问题的争论、“爱的教育”批判、孔子及儒家教育思想批判等重大教育批判事件的过程、内容、性质、特点、影响以及涉及的相关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分析和评价。第三部分：对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问题的反思。主要运用了哲学、解释学、比较法等理论研究方法,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反思。分别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批判与其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等背景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分析和实践考察,对该历史时期教育批判的基本性质与主要特点、历史影响与基本经验及教训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反思和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教育批判的本义及教育批判与教育批评、教育评论、教育争论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开展教育批判等问题进行了理论研究。论文的主要结论有：①1949年至1981年间的中国教育批判是在中国政治、意识形态、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重要变革的背景下,对中国教育改革之路的探索。当然,有时的这种探索步入了歧途。②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主要实践倾向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斗争与政治、学术批判的交织：多数时间的教育批判在批判方法方面的主要特征是形而上学：多数时间教育批判的组织与实施方式以“群众性”、“运动式”为主要特点。③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的内涵是丰富的、多元的、复杂的,它不仅指向教育思想或理论,而且也指向具体的教育活动或实践,涉及了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指导思想、教育制度、教育及教学方法、课程、教材等诸多教育思想、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基本问题。④1949年至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对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其经验和教训都是深刻的。从主要指导思想和主要结果来看,该历史时期许多教育批判成为了极左错误指导思想的阐释和体现途径,使教育批判异化成了政治斗争、阶级斗争及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许多教育批判不仅体现和延续了新中国建国后教育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错误。⑤开展教育批判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教育批判应该是肯定与否定的辩证统一,应该是“事实”澄清与“价值”判断的统一,或“无原则”批判与“有原则”批判的辩证统一,应该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的辩证统一。总之,论文对1949年至1981年间我国教育批判历史及相关问题做了比较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视角、研究范围、研究主题和内容、史料发掘、研究方法、研究结论等方面等都有一定的创新。但由于论文研究这段历史时间跨度较长、研究对象较复杂,涉及问题较多,因此,本文在史料的取舍、研究内容的进一步深入等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彭月球^[7]（2009）在《胡绳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胡绳是当代中国有很大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对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做出了自己的深入思考。他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个重要文本《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和《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探索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重大问题。中国从近代以来与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帝国主义的侵略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中国人民从此要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都面临着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的问题,这一问题也是影响中国道路选择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从人物思想研究入手,通过对上述两个文本的比较研究,将胡绳的个人经历以及时代背景的互动关系综合起来加以考察,以如何看待资本主义问题为主线,梳理胡绳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主要内容,分析这一思想的形成原因及特色,揭示这一思想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全文除导言和结论部分外分为四部分。导论:介绍了国内外知名学者对胡绳学术思想的积极评价,对选题的意义、研究现状、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了阐述。第一章:简单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和邓小平对社会主义道路问题的设想和艰辛探索,以及胡绳思想与这些探索之间的关联;对胡绳文本中所坚持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以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了基本阐述。第二章:胡绳探讨了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为实现民族救亡所做的各种努力,通过总结他们的经验教训之后,回答了中国近代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走不通,提出了依靠最广大的人民来反对帝国主义是实现民族独立的惟一正确道路。第三章:胡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各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怀疑和攻击,回答了中国应该走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向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一切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的东西。第四章:对两个文本的比较。胡绳坚持运用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横向联系两个角度来研究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同时,胡绳在两个文本中实现了从革命话语走向建设话语,从反对帝国主义走向学习资本主义,从救亡图存走向谋求发展的转变。结论:两个文本在不同时期分别探索了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它们结合起来则完整地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而且为什么只能走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当代中国同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中国的前途命运日益紧密地同世界的前途命运联系在一起。中国今天在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问题上更要注意正确认识和对待资本主义。胡绳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主要启示在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坚持向资本主义学习,同时坚持摒弃资本主义一切腐朽的东西,防止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防止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胡现岭^[8]（2009）在《胡绳史学研究》文中研究指明胡绳是中国共产党着名的史学家之一,他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以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其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开始为构建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种思考一直延续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所构建的中国近代史学术体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中国近代史学界奉为圭臬。八十年代以后,胡绳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中共党史,其所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也被誉为是最为权威的一部党史读本。胡绳一生学术研究的高潮和低谷时期,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几乎是完全同步的。当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进步的时候,胡绳的学术就处在高潮时期;相反,当党的事业陷入低谷的时候,胡绳的学术也是如此。从这一点足以看出胡绳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正是如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所言,他是属于“有机化”或“组织化”的知识分子,以革命为唯一志业。他写出的东西首先是服务于革命,服务于党的工作目标。他首先是战士,然后才是学者。胡绳的近代史研究是从四十年代开始进行的,他的研究首先是寻找时事评论的替代品,这个时期所写的文章带有很强的革命性。在很多具体论断上与历史真相有一定的差距,这种写作的指导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重视学术的革命性而相对忽视了作为学术根本的科学性。这种指导思想在建国后从1957年到1966年这段时间内发扬到了极致。胡绳积极或消极地投身到建国初的几次思想理论的批判中,虽然在当时他的文章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温和的,但不可否认,这些文章在当时的大批判中还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史研究方面,胡绳存在着以中国近代政治史代替中国近代史的倾向,虽然也顾及到经济、文化等方面,但总体来讲还是以政治史为主。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上,长期坚持以领导阶级的不同来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标准,而排斥了更具学术性的以社会性质为标准来划分中国近代史的分期思想。这种做法显然是为了突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新中国政权的合法性,但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要逊色许多。胡绳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更重视社会效果,虽然胡绳一再提出研究无禁区,但在具体的研究中还是提出一些委婉的限制;虽然强调只有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才能更好地为现实服务,但往往为了现实问题而有所回避,往往更多地谈中共党史上积极面,对消极的一面很少涉及。在中共党史研究上,胡绳与其说是史学家毋宁说是一个优秀的宣传家。晚年的胡绳在中国近代史以及中共党史研究方面,提出许多与自己以前论断相异的观点,被一些研究者认为是胡绳“晚年变法”,其历史观有重大的变化。实则非也。胡绳认为自己在历史研究中坚持的是唯物史观,但更多的时候他的历史观是革命史观。革命史观强调的是实用性,会随着形势的不同而对具体历史事件的判断有所区别,而唯物史观则以求真为唯一目标。其晚年新论点并不标志历史观有所变化。实际上,他是想以革命史观为主的旧范式来包容以现代化视角为主的新范式,使现代化理论成为旧范式中的一部分,同时实现对新范式的革命化改造和对旧范式的现代化改造,期以建构一种能回应现实的史学范式。这个现象其实也是革命史观灵活实用的一个表现。随着时代的发展,胡绳的学术成果很多地方都有待重新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成果价值不高。对他不能以一个纯学者的标准来评价,他的史学研究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党的理论宣传事业直接或者间接地提供了依据,在大多数的时间里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政治稳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种作用是一般的学者所不能比拟的,他在他的位置上出色的完成了自己的职责。

涂建萍^[9]（2009）在《反思与超越—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胡绳是我国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理论兴趣广泛,着述涉及哲学、中共党史、中国近代史和时政评论。他是我国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一生中以相当多的精力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用马克思主义开拓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先锋。特别是在晚年,他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若干问题上,他以无畏的独立思考的精神,提出了一系列有新意、有深度、有创见的观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文拟在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总结。虽然仍不能说全面,但在内容上力求有所拓展。全文由前言、正文三章和结语三部分组成。前言部分主要说明本课题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当前学术界对该课题研究的现状。正文部分,第一章主要分析胡绳晚年近代史研究与反思的缘起,分为社会背景和个人内在原因两个方面。社会背景主要是客观环境的变化。个人内在原因主要包括他密切关注现实,坚持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坚持独立思考,不断创新;有高深的理论修养和深厚的史学功底;积极倡导学术自由;正确汲取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中失误的教训。客观环境的变化和个人内在原因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使胡绳晚年的反思与超越成为必然。第二章主要阐述了胡绳晚年反思的问题和提出的新见,包括中国近代史的下限问题、近代以来的现代化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中间势力问题、革命与改良问题五部分内容。这些新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给史学界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第三章主要阐明胡绳晚年对中国近代史反思与探索的意义。结语部分概括性地说明胡绳晚年中国近代史研究与反思的内容及其意义与价值,并对研究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为将来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赵庆云^[10]（2007）在《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文中认为学术界对胡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生平、学术总体定位、近代史和党史领域的贡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等方面,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已有研究还难称系统深入。胡绳研究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都有巨大的开拓空间,胡绳在当代学术思想史上的重要意义应该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他为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值得进一步深入发掘。

二、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论文提纲范文）

（1）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论文提纲范文）

（2）辛亥革命与广东画坛（论文提纲范文）

（3）论胡绳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传播（论文提纲范文）

（4）胡绳与马克思主义（论文提纲范文）

（5）胡绳哲学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7）胡绳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8）胡绳史学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9）反思与超越—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10）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论文提纲范文）

四、胡绳病中来信和他最后关注的一个问题（论文参考文献）

• [1]论胡绳对中共党史研究的贡献[D]. 朱海霞. 延安大学, 2020(12)
• [2]辛亥革命与广东画坛[D]. 魏祥奇. 中国艺术研究院, 2013(07)
• [3]论胡绳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接受与传播[D]. 曾鹏辉. 湖南师范大学, 2011(12)
• [4]胡绳与马克思主义[D]. 魏连. 山东大学, 2011(11)
• [5]胡绳哲学思想研究[D]. 李庆喜. 中共中央党校, 2011(09)
• [6]1949-1981年中国教育批判研究[D]. 何光全. 西南大学, 2010(08)
• [7]胡绳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研究[D]. 彭月球. 江西财经大学, 2009(S1)
• [8]胡绳史学研究[D]. 胡现岭. 南开大学, 2009(07)
• [9]反思与超越—胡绳晚年的中国近代史研究[D]. 涂建萍. 曲阜师范大学, 2009(10)
• [10]胡绳研究回顾与展望[J]. 赵庆云. 云梦学刊, 20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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