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论文文献综述）
石定娜[1]（2021）在《民国时期黔西北苗夷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意识研究》文中研究指明
沈昕[2]（2021）在《旅游凝视理论视野下福建长汀古镇客家身份的再认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
吴学峰[3]（2019）在《“三三”谱系作家小说研究》文中指出
宋心梅[4]（2019）在《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侨办教育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试图通过对清末民国时期梅州侨办教育的考察,探讨客家华侨与侨乡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对侨乡教育发展变迁的影响。侨办教育在广东侨乡的教育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清末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重要转型时期。这一时期,中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交流碰撞,中国传统教育与现代化的西式教育交汇交变,催生了新式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兴起。在华侨之乡梅州,大批出海的客家华侨,成为清末民国时期推动侨乡新式教育发展的主力军,他们的捐资兴学活动,为侨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侨办教育成效显着,梅县的教育成绩在民国时期一度成为广东省乃至全国的典范。在海外华侨的影响下,梅州的侨办学校吸收了更多现代化的因素,在办学方式、组织管理、学生学习、教育理念等方面显露出鲜明的华侨色彩。基于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清末民国时期的客家华侨保持了对梅州侨乡教育的长时性捐助。通过侨办教育,华侨积极参与到侨乡事务之中,增强了在侨乡的存在感和影响力,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自身对侨乡归属感的心理追求。在客家华侨的鼎力支持下,侨乡的教育现代化进程得以大大加快,社会面貌逐渐发生变化。侨办教育密切了华侨与侨乡的跨域联系,推动了侨乡国际化和地方化的进程,丰富了侨乡社会的历史文化内涵。
贺宇[5]（2019）在《黄河岸边蒙古人的歌声 ——内蒙古三部四村音乐生活的考察与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是以内蒙古黄河沿岸的蒙古族村落及其音乐生活为研究对象进行考察与研究。其视角是在“人-音-地”的整体结构中,把蒙古族传统音乐回归到它所生成运用的生活情境里,对村落音乐生活的解释回归到它赖以生存的社会文化变迁脉络中去。全文将围绕“一河两岸,三部四村”,运用六章内容展开讨论:第一章是以内蒙古黄河流域为文化背景,阐述其历史、地理、蒙古部落、蒙古族村落形成以及村落视野下的族群与族群关系。第二章是以黄河南岸的沙日召嘎查为研究对象,从嘎查与召庙的历史背景、蒙古族家庭的个案表述与阐释以及当地民歌古日道“个体-群体”的关系整体地看待沙日召嘎查民众的音乐生活。第三章是以黄河北岸的阿日齐嘎查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乌拉特标志性文化的论述,对民众观念下的乌拉特民歌进行分析,对乌拉特蒙古族婚礼仪式个案的描述与阐释,将民歌文化与地方精英联系起来,展示出乌拉特人的音乐生活与文化象征之间的关系。第四章是以黄河北岸杭哈地区的杨盖布隆嘎查为研究对象,从部落、地域、文化三维空间下去表述杭哈蒙古族民歌与民歌手,并以民歌大赛为个案去阐释当下杭哈蒙古族群体对自我音乐文化的建构。第五章是以黄河北岸蒙汉杂居区域的杨家堡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蒙汉杂居地区历史、文化背景的梳理,对杨家堡村蒙汉民众音乐生活的考察,以及农历二月十九庙会的描述与文化阐释,去总体地看待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蒙汉杂居区域的族际文化共享现象。第六章是在“三部四村”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村落-城镇”音乐生活的对照,去讨论当下黄河沿岸蒙古族的另一文化景观。文中以四胡手扎布家族为个案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父母村落生活、儿女城镇生活、夫妻穿梭于城乡之间生活的考察,对“村落—城镇”双层空间结构下的蒙古族民众音乐生活进行讨论,从时间、空间维度中去关注当代蒙古族音乐生活的社会形态。
郭学松[6]（2018）在《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宋江阵是闽台乡土社会武术组织,是闽台最具代表性的民族传统体育事项,凝聚了闽台民众数百年的历史记忆,是闽台同源文化的特殊例证。运用文献调研、参与式观察、访谈、口述历史、个案探讨等研究方法,以闽台宋江阵武术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从追本溯源伊始,对宋江阵的发展历程、仪式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基于此而阐释隐含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象征内涵,从而解构隐藏在广大民众内心的历史心性,透析这种仪式文化中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的内涵,以及三者之间的相互建构逻辑。研究结果得出:一、考证了宋江阵之源起,挖掘整理了宋江阵仪式文化。通过文献考究和实践调查得知,闽台明确标记“宋江阵”印迹的相关文献与实物出现于清朝末年。在宋江阵源起的种种传说之中,论证了宋江阵成型于抗倭中的“鸳鸯阵”,提出了宋江阵源自水浒传的质疑,解构了郑成功“寓兵于农”、南少林反清复明、民团自卫等历史事件对宋江阵发展的推动作用。对闽台宋江阵的兵器、乐器、衣物等器物文化进行了系统挖掘与整理,其中呈现出我国台湾地区对这些文物保存的完整性;并从宋江阵整个仪式的“前阈限”、“阈限”和“后阈限”三个阶段,重点探讨了闽台两岸宋江阵仪式的身体展演过程。在这三个阶段中,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在仪式内容、仪式过程等方面与福建地区体现了较大差异,唯有武术技术体系和演练风格相似。二、梳理了闽台宋江阵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历程。在近代,福建宋江阵的社会记忆主要与鸦片战争、抗法斗争、抗日斗争等历史事件关系密切;在日据时期,台湾地区宋江阵的主要功用是参与日据前期的抗日斗争以及日据中后期的庙会建醮仪式。该历史阶段,两地宋江阵在保持彰显尚武特质的基础上,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较多已转型到乡土宗教、宗族、节庆等场域。在新中国成立之际,宋江阵逐渐在各种庆典中参与展演,而文革初期宋江阵只能以“隐文化”的形式存续;在台湾三十多年的戒严期间,宋江阵文化并未中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得到鼓励和支持,呈现出两地宋江阵受到社会环境影响的共同特性,以及福建宋江阵传承的曲折性与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发展的顺畅性之差异。在改革开放以后,福建宋江阵文化展演出现在节庆、祭祀、庆典活动等场域之中;在台湾解严之后,宋江阵不仅在庙会等场域中继续保持生命力,同时又融入到大中小学教育之中,而且还成为休闲观光赛事的内容;多元化传承及功能彰显方面,我国台湾地区远胜福建地区。三、阐释了蕴藏在宋江阵仪式中仪式内容、仪式过程、器物、展演场域、身体模仿等方面的象征内涵。在宋江阵仪式的展演中,“前闽限”过程中的保护神祭拜仪式表征了对农耕文化集体记忆与象征。在“阈限”过程中,宋江阵文化是对早期战场搏斗历史场景的记忆、再现与象征。在“后阈限”过程中,宋江阵仪式展演文化体现了圆满的象征文化内涵,这种象征文化唯有我国台湾地区存续,福建地区已基本消失。宋江阵中的兵器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存在与社会延续的历史记忆或集体记忆;锣、鼓、钹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精神的象征;香炉、符篆等象征了乡土宗教文化;传统武术服装是对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重要识别与记忆,其中草鞋是生活化象征;宋江阵中脚巾是中国传统武术门派的象征;打面的色泽和线条是梁山好汉等英雄主义崇拜的文化象征。在传统武术门派识别、打面文化等方面所体现的象征寓意,更多的出现在我国台湾地区宋江阵文化之中。在乡土宗教祭祀仪式场域中,宋江阵被视为勇武本质的象征;在村落宗族或族群祭祀场域中,表征了族人对英雄祖先的尊崇;在节日活动中,宋江阵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展演与象征。四、解构了隐藏在宋江阵仪式文化中广大民众的自我认同、族群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心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建构逻辑。在宋江阵仪式展演场域中,个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源自于个体需求而产生,并在族群内部以及族际之间形成社会影响;而我国台湾同胞的自我认同还包括对自我中华民族子民身份认同成分。宋江阵仪式文化中的族群认同有根基性的,主要源自本族群先人所参与宋江阵展演的历史文化;也有情境性的,将宋江阵文化建构成为本族群的文化组成部分,这种情境性以我国台湾同胞的移民特质得以彰显;在某种场域中,这种“原生性”和“情境性”所形成的族群认同是交替互补的格局。在中华民族这种场域中,宋江阵作为一种“惯习”,往往通过其特殊的历史记忆来烘托这种场域,并勾勒乡土民众的中华民族认同思绪。当自我认同得以实现时,才有可能凝聚成族群认同,最后思考中华民族认同;中华民族认同反过来影响族群认同的形成或自我认同的形塑;以自我认同为中心,可直接上升到族群认同,或者上升到中华民族认同的层面;然而,中华民族认同同样也直接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型构。
罗颖男[7]（2017）在《信仰与民族认同 ——巴色会在广东客家地区的自立进程（1875-1937）》文中指出本文将以德文原始档案为依托,从"全球地域化"的视角出发,分析巴色会（Basel Mission）在广东客家地区的自立进程,并将其放在"基督教中国化"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全文结构以客家基督徒的"信仰—民族认同"为明线,按照时间顺序细致梳理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等不同历史时期巴色会基督徒认同的变迁,并结合以传教士为主导的教会"制度"变革,探讨认同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做到同时展开、两线并重。第一章将对19世纪新教差会来华做一概述,考察德国差会与英美差会的差别,以突出巴色会的特殊性和研究价值。另外,本章还会梳理巴色会的成立及在华早期传教概况,着重分析"敬虔主义"背景下巴色会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纪律,为后文探讨教会制度和基督徒认同的变迁做好铺垫。第二章,将以《巴色圣会规条》为依据,从"童养媳"和"祭祖"两个方面分析传教士和信徒的分歧,揭示信徒信仰认同和传统文化认同之间的矛盾。19世纪是教会自立的萌芽期,本章将详细介绍70年代后差会内部关于教会"自养"的讨论,以及制度方面的初步尝试和失败的结果。期间,嵩头堂会发起了客家教会史上第一次"自立运动",本章也将分析这一个案的起因、结果和影响,探究"自立萌芽"未能结果的原因。第三章,以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线索,一方面梳理客家信徒民族认同兴起的历程,另一方面关注差会和传教士在教会制度方面所做的推进——从自立思想的正式提出到《中国教会组织》的颁布,一个客家自立教会的基础已然成形。另外,还将着重探讨"一战"对自立进程的影响,巴色会因德国差会的身份遭受重创,中国教区事业一度陷入瘫痪。作者对此将围绕教会制度的停摆和基督徒宗教信仰的动摇展开论述,以窥探巴色会与英美差会在中国教会自立方面所显现的最大不同。第四章重点关注崇真会的成立。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基督徒普遍接受了"中国的教会"的概念,"本色化"成为中国基督教界的共识。民族认同已经上升为客家信徒最主要的身份认同,集中体现在崇真会的成立上。本章将梳理崇真会的筹备过程,分析差会与新生教会之间不平等的关系,以探究"半自立"的性质对崇真会初期发展的影响。同时,设专节考察新颁布的《中华基督教崇真会会规》,就"童养媳"等涉及基督教婚姻的规定与《巴色圣会规条》进行比较,结合教徒对新会规的执行情况,分析相对松弛的教会纪律对信徒认同所产生的影响。第五章探讨非基督教运动影响下的崇真会。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全国各地的影响超出之前任何一次反基督教运动,也迫使崇真会及其客家信徒必须认真思考他们的生存问题,并且面临国家政治的重大考验。客家信徒的解决之道是将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相融合,构建一种"基督徒中国人"的身份。崇真会的完全自立意味着教会完全从差会中脱离,本章也将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西平等合作"模式进行分析。在结论中,笔者将进一步对巴色会的自立模式和客家信徒的认同变迁做整体性的分析。
陈平[8]（2016）在《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集体行动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存在,维系着人类社会,从其产生根源上看,集体行动是个人利益实现的工具,国家的雏形——城邦的产生是一种集体行动,这是社会学与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行动,强调多个个体达成的一致行动;在政治学领域,集体行动既包括制度化的集体行动,也包括超出制度化框架的集体行为,后者强调非制度化和非常规化,也是本文的研究重点。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领域出现集体行动,这引发我们思考:为何集体行动能够发生,或者集体行动是如何得到参与个体的同意?哪些关键因素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这涉及到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本文提出一个有关集体行动发生的解释框架:观念—制度—利益,三种因素相互作用,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发生进程。观念的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发生的前提,而观念的不一致是导致集团组织之间发生集体行动的因素之一,但观念的冲突并非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充分条件,那么观念的冲突如何导致集体行动的发生,或者两者之间经过哪些中间变量发生联系?同样,制度因素、利益因素如何在集体行动的发生中发挥作用?这是本文解决的核心问题。此外,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之间的互动是动态的,研究特定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必须在具体条件下掌握导致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本文在综合分析已有的解释理论的基础上,提出“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路径。学界对集体行动的解释主要有三种模型:公地悲剧、囚徒困境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三种模型在理论上阐释了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的不一致,每一种模型的核心问题是搭便车困境,除非被排除在他人带来的利益之外,个体没有动力参与集体行动以增加公共利益。但在相关约束条件下,集体行动的困境能被消除,自发性的集体行动并非不可能。本文借鉴历史制度主义的研究框架,从观念因素、制度因素以及利益因素分析集体行动的动因。同时,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并非相互独立,依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价值体系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关系状况决定,在其政治结构的分析中,生产关系（阶级体系）与生产手段（技术和物质资料）作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则包括上层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以及中层的社会制度。也就是说,观念、制度与利益三者之间存在明确的层次性。观念因素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密切。观念的一致或认同是集团内部一致行动的前提,而观念的冲突是集团间爆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任何集体行动的达成,其前提是获得集团内部成员的一致认同,集团提出的目标或方案能够获得成员情感心理的认同。人类社会最初的、影响最大的集体行动是国家的建立,而社会契约论作为一种观念,在人们建构国家的集体行动中发挥重要作用。社会契约论提供了一个唯意志论的政治权威,即政治权威来自人们的意志,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在于人们对它的服从是自愿的,而且这种唯意志论假定所有人在服从政治权威时是一致同意的,一致同意是社会契约论的本质特征。同时,观念之间存在冲突也是常见的,严重的观念冲突引发的深远影响体现在国家认同危机上,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前提,民族国家内部存在的种族问题、宗教问题等也使国家认同不断遭受挑战。族群因素、宗教因素主要通过观念发挥作用,观念因素是社会分裂的思想根源,社会分裂因素通过选举程序转变为政治分裂,严重的政治分裂引发的集体行动会威胁到国家的统一。基本制度的认同是现代政府能够发挥作用、引导社会一致行动的前提,制度自身设计的合理性、制度运行过程的规范性、制度与所根植文化环境的融合度是引发非制度化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制度发挥作用的前提是人们对制度的认同,民主制度作为基本的制度框架,为政府行为提供规范,是人们基本政治行动的框架;现代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已经由政绩认同发展到制度认同,具体制度的架构直接影响人们对制度的认同程度,选举制度作为一种精英选拔机制,在具体层面具有可操作性,投票原则影响甚至决定选举结果,选举很难处理个人理性与集体决策的关系,易导致社会精英边缘化,帕累托最优原则与个人自由原则易发生矛盾;政党制度的竞争程度、党争民主的形式、制度与文化之间的适应度等等这些是集体行动爆发的潜在因素。利益因素是当前引发集体行动的关键动力。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关系反映出人们利益观的变迁,古希腊时期的利益观,虽然也出现部分超前的个人利益主张,总体来说,城邦崇尚至高的公共利益,个体是保障国家机器运转的齿轮;从中世纪到近代社会,个体的权利意识不断受到启蒙,经过功利主义的洗礼,个体的理性不断觉悟。现代社会的集团理论以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博弈为出发点,探讨利益集团在政治过程中的作用;而奥尔森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解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存在的悖论关系。利益因素不仅包括物质经济利益,在政治权利、社会身份、生态诉求等方面获得满足也属于利益因素的范畴,因而对此类集体性的规制必须建立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作为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观念、制度与利益三种因素之间并非相互独立,研究三者的互动关系对于理解集体行动至关重要。利益是一切行为的基础,观念和制度是利益实现的保障,从集团内部来看,观念因素的一致、制度的认同与利益的一致都是促使一致行动的基础,同时这三种因素处于动态地互动之中,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共同作用于集体行动的进程。同时,集体行动必然发生在一个特定的具体环境,从“观念-制度-利益”的分析框架中能抓住其主要的发生动因,但分析特定环境中的集体行动的发生,依据三者的互动状态的差别,可以分为利益型集体行动、观念型集体行动以及制度型集体行动。三种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的划分,并不否认其他两种因素的作用而是凸显发挥主导作用的因素,实现对集体行动的规制必须在三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基础上综合把握,在统筹整合中注重关键因素的作用。
张德明[9]（2015）在《新世纪以来国内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文中指出新世纪以来,国内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日渐兴盛,研究范式及学科方法日趋多元,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着;国内从事基督教研究的机构与人员也逐渐增多,有关基督教史的资料及传教士的翻译作品大量出版;学界在研究领域上也不断拓宽,在加强区域、个案史研究基础上,还涉及到教会教育、医疗慈善及文字事工等基督教在华活动等方面。当然,国内的基督教史研究还应加强对外文原始资料的利用,充分借鉴学习西方研究成果,重视对基督教的本职布道事工及中国本土教会的研究。
廖文[10]（2014）在《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 ——客家文化传承论》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在中国，国家层面的文化发展战略是建设和谐文化，其主要任务是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传播中国文化价值等。其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是建设和谐文化的重要环节。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推进，绕不开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这既是历史必然，也是具有时代性的研究课题。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民族内部由于历史传统、语言、社会经济生活等方面的差异，又存在着“亚民族”的情况，在同一民族内部形成不同的族群。这些族群是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重要单元，也是具有相对文化独立性的实体。其中，客家族群是一个拥有特殊迁徙历史、坚守汉文化传统的汉族族群，人口数量上亿，主要分布于华南地区、台湾、香港等地，另有近两千万人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客家族群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文化的重要性、特殊性和特别的魅力，引起国内外人文研究学界的普遍关注。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是对客家族群、客家族群文化进行尊重传统、立足现代、面向未来的提炼总结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时也是发现过程、整合过程、参与过程、实践过程、改进过程、创新过程，甚至是一种精神洗礼升华的过程，它超越经验层面和研究层面，具有更强烈的现实意义。本研究的目的，就是在东西文化大交融的背景下，在面临新时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机遇和挑战的背景下，思考如何用科学发展的视域，尊重传统，激活文化内源的生命力，“以人为本”、“博采众长”、“创新发展”地传承客家族群文化。本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科学发展的文化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综合运用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手段开展研究：通过对史料的梳理，界定客家族群的相关概念，探讨客家族群的形成历程及其文化特征，进而系统呈现客家族群及文化“多元演进”的动态进程；运用文化观察的方式分析客家族群文化的本位和普泛化精神，进行文化比较和批判，构建科学发展的客家族群文化的多学科研究框架，揭示出客家族群强烈的自我探索、自我理解和自我实现的文化动力；通过对“全球化”、“现代化”冲击下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现状的调研，寻找族群传统文化保护与文化现代化发展之间的平衡，提出在科学发展视域中构建面向未来的客家文化发展圈、实现客家文化“承”与“传”的思考。
二、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论文提纲范文）
（4）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侨办教育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1章 绪论 |
| 1.1 选题缘起意义 |
| 1.2 学术史回顾 |
| 1.2.1 民国以前的华侨教育研究 |
| 1.2.2 民国时期的华侨教育研究 |
| 1.2.3 建国后的华侨教育研究 |
| 1.2.4 文献综述总结 |
| 1.3 研究方法和材料 |
| 1.4 基本概念界定 |
| 第2章 梅州侨乡社会的形成 |
| 2.1 梅州概况 |
| 2.2 华侨数量及分布 |
| 2.3 侨乡的形成 |
| 2.3.1 出国因素 |
| 2.3.2 出洋风尚 |
| 2.3.3 跨域联系 |
| 2.3.4 事务参与 |
| 第3章 清末民国时期梅州侨办教育的历史考察 |
| 3.1 鸦片战争之前(1840年以前):孕育期 |
| 3.2 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前(1840-1911):初创期 |
| 3.3 民国前期(1912-1937):发展期 |
| 3.4 民国中期(1938-1945):低潮期 |
| 3.5 民国后期(1946-1949):恢复期 |
| 第4章 清末民国时期梅州侨办学校特色分析 |
| 4.1 兴学方式 |
| 4.1.1 捐资助学 |
| 4.1.2 独资办学 |
| 4.1.3 支持就学 |
| 4.2 组织管理 |
| 4.2.1 校董会 |
| 4.2.2 行政组织及管理 |
| 4.2.3 师资管理 |
| 4.3 学习特色 |
| 4.3.1 学生来源 |
| 4.3.2 学生组织 |
| 4.3.3 教育理念 |
| 第5章 清末民国时期梅州侨办教育兴盛的内外因素 |
| 5.1 外在因素 |
| 5.1.1 客家地区崇文重教的风尚 |
| 5.1.2 侨居国的推力 |
| 5.1.3 政府侨教政策的推行 |
| 5.2 内在因素 |
| 5.2.1 文化认同 |
| 5.2.2 身份认同 |
| 5.2.3 侨乡的期待与回馈 |
| 第6章 客家华侨对侨乡教育事业的影响 |
| 6.1 积极影响 |
| 6.1.1 推动了侨乡教育的现代化 |
| 6.1.2 改变了侨乡的社会风貌 |
| 6.1.3 加强了侨乡与海外的交流互动 |
| 6.1.4 促进了侨办教育的当代传承 |
| 6.2 局限性 |
| 6.2.1 传统观念阻碍新式教育发展 |
| 6.2.2 对高等教育重视不够 |
| 6.3 启示 |
| 结语 |
| 致谢 |
| 参考文献 |
（5）黄河岸边蒙古人的歌声 ——内蒙古三部四村音乐生活的考察与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绪论 |
| 1.研究对象及范围界定 |
| 2.研究目的及意义 |
| 3.相关文献综述 |
| 4.研究方法及基本思路 |
| 第一章 黄河沿岸蒙古人的历史语境 |
| 1.1 内蒙古黄河流域的史地空间 |
| 1.1.1 自然地理环境 |
| 1.1.2 历史背景 |
| 1.1.3 区域分布 |
| 1.2 黄河沿岸的蒙古部落与移民运动 |
| 1.2.1 鄂尔多斯部 |
| 1.2.2 乌拉特部 |
| 1.2.3 土默特部 |
| 1.2.4 近代历史的移民运动——走西口 |
| 1.3 黄河沿岸的蒙古族村落及村居蒙古人 |
| 1.3.1 蒙古族村落的形成 |
| 1.3.2 黄河沿岸的村居蒙古人 |
| 1.4 村落视野下的族群与族群关系 |
| 1.4.1 蒙古部落群体中的“族群” |
| 1.4.2 蒙古族村落的族群关系 |
| 第二章 沙日召嘎查——民歌、民歌传人、歌俗与村落生活 |
| 2.1 沙日召嘎查与沙日召庙 |
| 2.1.1 嘎查与召庙 |
| 2.1.2 召庙历史与村落记忆 |
| 2.2 村落生活中的古日道 |
| 2.2.1 古日道概念的导入与阐释 |
| 2.2.2 乃日中的古日道：一次蒙古族家庭乃日的个案 |
| 2.2.3 古日道演唱习俗的程式性 |
| 2.3 个人、家族、村落与民歌 |
| 2.3.1 一位民歌传人的故事 |
| 2.3.2 家族与民歌传承 |
| 2.3.3 地方民歌的“国家征用”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阿日齐嘎查——标志性文化、乌拉特民歌及其象征体系 |
| 3.1 乌拉特标志性文化：梅日更召与梅日更葛根 |
| 3.1.1 梅日更召的历史与现状 |
| 3.1.2 梅日更葛根与“希鲁格道” |
| 3.1.3 乌拉特标志性文化之阐释 |
| 3.2 乌拉特民歌与村落生活 |
| 3.2.1 村落文化空间下的阿日齐嘎查 |
| 3.2.2 民众观念下的乌拉特民歌 |
| 3.3 民歌、歌俗与文化：以乌拉特蒙古族婚礼为例 |
| 3.3.1 家庭背景 |
| 3.3.2 夜坐 |
| 3.3.3 女方乃日 |
| 3.3.4 送亲仪式 |
| 3.3.5 正宴 |
| 3.4 民歌及其象征体系 |
| 3.4.1 仪式、音乐及其文化象征 |
| 3.4.2 地方精英及其权力象征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杨盖布隆嘎查——部落、地域、文化三维空间下的村落音乐生活 |
| 4.1 部落传统与行政区划 |
| 4.1.1 历史与文化记忆 |
| 4.1.2 行政区划与杭哈地区 |
| 4.2 三重文化认同下的民歌与民歌手 |
| 4.2.1 杭哈民歌的“身份”表述 |
| 4.2.2 “杭哈风格”的表述与认知 |
| 4.2.3 杭哈民歌手的身份认同 |
| 4.3 民歌群体与文化认同 |
| 4.3.1 杨盖布隆的民歌群体 |
| 4.3.2 民歌大赛中的“自我”文化建构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杨家堡村——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村落音乐生活错误！未定义书签。 |
| 5.1 土默特地区蒙汉杂居村落的形成 |
| 5.1.1 土默特地区的生态环境 |
| 5.1.2 土默特地区社会结构的变化 |
| 5.1.3 蒙汉杂居村落的形成 |
| 5.2 地缘、业缘关系结构下的村落二人台 |
| 5.2.1 村领导与村民的音乐生活 |
| 5.2.2 蒙汉村民的“坐腔会” |
| 5.2.3 地缘、业缘关系结构下的“打小班” |
| 5.3 民族融合与文化融合：蒙汉杂居村落音乐生活的文化建构 |
| 5.3.1 个案描述：农历二月十九庙会 |
| 5.3.2 庙会传统与文化重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六章 从村落到城镇——城乡关系视野下的蒙古族音乐生活 |
| 6.1 “村落-城镇”：当代蒙古族民众的双层生活空间 |
| 6.1.1 城乡关系视野下的草原小镇 |
| 6.1.2 “村落-城镇”：“推拉”视域下的文化流动 |
| 6.2 城镇中的民歌传承主体 |
| 6.2.1 官方型民歌群体 |
| 6.2.2 民间型民歌群体 |
| 6.3 城镇化进程中的蒙古族音乐生活变迁 |
| 6.3.1 “撕裂”与“重建”：城镇化进程中扎布家族的音乐生活 |
| 6.3.2 城镇婚礼中的乃日音乐：以曹格新婚仪式为例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1.一河两岸 |
| 2.三部四村 |
| 3.从村落到城镇 |
| 参考文献 |
| 致谢 |
| 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科研成果 |
| 附录 |
（6）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中文文摘 |
| 绪论 |
| 第一节 研究依据 |
| 一、研究背景 |
| 二、研究目的与意义 |
| 第二节 文献综述 |
| 一、闽台乡土体育研究 |
| 二、闽台乡土体育研究现状的反思 |
| 三、闽台乡土体育研究需要解决的问题 |
| 第三节 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及创新 |
| 一、研究对象 |
| 二、研究方法 |
| 三、研究思路 |
| 四、研究创新点 |
| 第四节 理论背景 |
| 一、族群理论 |
| 二、移民理论 |
| 三、仪式理论 |
| 四、模仿理论 |
| 第一章 钩沉索隐:闽台宋江阵仪式文化 |
| 第一节 闽台宋江阵源起记忆 |
| 一、“宋江阵”之词的呈现 |
| 二、宋江阵的记忆与解构 |
| 第二节 闽台宋江阵器物与信仰文化 |
| 一、福建宋江阵的器物与信仰文化 |
| 二、台湾宋江阵的器物与信仰文化 |
| 第三节 闽台宋江阵仪式过程 |
| 一、福建宋江阵仪式 |
| 二、台湾宋江阵仪式 |
| 本章小结 |
| 第二章 发展历程:闽台宋江阵的历史记忆 |
| 第一节 福建宋江阵 |
| 一、近代福建宋江阵(1840-1949) |
| 二、新中国成立后至文革结束期间的福建宋江阵(1949-1976) |
| 三、改革开放后的福建宋江阵(1978至今) |
| 第二节 台湾宋江阵 |
| 一、日据时期的台湾宋江阵(1895-1945) |
| 二、戒严时期的台湾宋江阵(1949-1987) |
| 三、解严后的台湾宋江阵(1987至今)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象征之林:闽台宋江阵的文化表达 |
| 第一节 宋江阵仪式的象征文化 |
| 一、仪式内容象征 |
| 二、仪式过程象征 |
| 第二节 宋江阵仪式中器物的象征寓意 |
| 一、兵器文化象征 |
| 二、道具文化象征 |
| 第三节 宋江阵仪式展演场域中的象征 |
| 一、宗教仪式中的象征 |
| 二、宗族仪式中的象征 |
| 三、节日庆典中的象征 |
| 第四节 人物模仿中的身体文化象征 |
| 一、人物模仿的象征 |
| 二、肢体展演模仿的象征 |
| 三、模仿欲望的解构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勾勒认同:闽台宋江阵的历史心性 |
| 第一节 自我认同:身体运动的工具基础 |
| 一、自我认同的历史心性 |
| 二、仪式中自我认同的身体表征 |
| 三、仪式前后自我认同的结构与反结构 |
| 第二节 族群认同:仪式展演的本源回归 |
| 一、根基论:族群认同的逻辑起点 |
| 二、情境论:族群认同的工具理性 |
| 三、根基论与情境论互融:族群认同的移转 |
| 第三节 中华民族:仪式中想象的共同体 |
| 一、从仪式中审视想象的共同体 |
| 二、从族群的血缘认知中华民族认同 |
| 三、从文化的同源表达中华民族认同 |
| 第四节 自我、族群、国家互构:仪式展演的隐喻 |
| 一、从自我认同到族群认同 |
| 二、从自我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 |
| 三、从族群认同到中华民族认同 |
| 四、中华民族、族群、自我认同的互动逻辑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结论与展望 |
| 第一节 结论 |
| 第二节 研究不足与展望 |
| 附录1 |
| 附录2 |
| 附录3 |
| 附录4 |
| 附录5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学位期间承担的科研任务与主要成果 |
| 致谢 |
| 个人简历 |
（7）信仰与民族认同 ——巴色会在广东客家地区的自立进程（1875-1937）（论文提纲范文）
| 致谢 |
| 中文摘要 |
| Abstract |
| 序言 |
| 1. 选题缘起及学术价值 |
| 2. 文献综述 |
| 3. 研究视角与方法 |
| 1) "全球地域化"(Glocalization)——方法论的引介 |
| 2) 宗教学——方法论的综合运用 |
| 3) 实证—文献学的方法 |
| 一、历史背景 |
| 1.1 新教入华背景下的巴色会 |
| 1.1.1 新教差会早期入华概述 |
| 1.1.2 巴色会的成立:敬虔主义 |
| 1.1.3 巴色会入华 |
| 1.2 巴色会来华早期宣教事工概述 |
| 1.2.1 巴色会在华机构:严格的等级制度 |
| 1.2.2 早期宣教事工概述 |
| 二、信仰认同的坚定?——19世纪教会自立的萌芽 |
| 2.1 "敬虔"标准和客家传统的冲突 |
| 2.1.1 堂会规章:"敬虔"标准 |
| 2.1.2 堂会规章的执行与客家传统的保留 |
| 2.2 传教士主导的"自养":最早对教会本地化的讨论 |
| 2.2.1 "自养":自立的基础 |
| 2.2.2 组织制度改革的萌芽 |
| 2.3 基督徒的回应:1888年嵩头堂会的"自立运动" |
| 三、民族认同的兴起——20世纪初教会自立的兴起和发展 |
| 3.1 摘掉"洋教"的帽子:义和团运动后教会自立的兴起 |
| 3.1.1 义和团运动对中国基督教的影响 |
| 3.1.2 "仇外"情绪的涌动:巴色会传教士和基督徒关系的变化 |
| 3.1.3 传教士的积极回应:自立思想的正式提出 |
| 3.1.4 全球化的推力——爱丁堡世界宣教大会 |
| 3.2 革命思想的暗流:辛亥革命后教会自立的发展 |
| 3.2.1 辛亥革命后教会制度的确立与挑战 |
| 3.2.2 基督徒的主动出击:1912年钟清源的"自立运动" |
| 3.2.3 传教士的被迫回应:1913年的区域议会 |
| 3.2.4 教会制度的重订:《中国教会组织》的颁布 |
| 3.3 "一战"的冲击:自立的延迟 |
| 3.3.1 宣教事业受创与教会制度的停滞 |
| 3.3.2 自主意识的增强与基督信仰的动摇 |
| 3.3.3 战后自立的复苏 |
| 四、民族认同的高涨——客家教会的成立 |
| 4.1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教会自立的影响 |
| 4.1.1 "中国的教会":本色化的高涨 |
| 4.1.2 差会的积极应对:过渡期的进展 |
| 4.1.3 全国基督教大会与巴色会:最后的推进 |
| 4.2 教会制度的实施:崇真会的成立 |
| 4.2.1 新组织的引进:半自治的性质 |
| 4.2.2 差会与教会的新型关系 |
| 4.2.3 崇真会成立后的财政问题:走向自养 |
| 4.2.4 崇真会初期的发展 |
| 4.3 教会纪律的松弛:以《中华基督教崇真会会规》为中心 |
| 4.3.1 堂会规章的修订 |
| 4.3.2 新会规的核心内容与教徒的执行 |
| 五、民族认同与信仰认同的融合——非基督教运动影响下的崇真会 |
| 5.1 传教士和中国人的疏远 |
| 5.1.1 民族主义和自主意识的增强:非基督教运动的冲击 |
| 5.1.2 神学上的疏离:本色化神学和社会福音派神学的兴起 |
| 5.1.3 奋兴家布道:自传的实践 |
| 5.2 教会制度的革新:崇真会的完全自立 |
| 5.2.1 组织地位的修改:传教士的权力危机 |
| 5.2.2 传教士新的自我定位:中国人的"仆人"和"朋友" |
| 5.2.3 传教士的"自救":教会组织地位的修改 |
| 5.3 "真正的客家教会" |
| 5.3.1 平等的合作:教会和差会的新型关系 |
| 5.3.2 崇真会到抗战之前的发展 |
| 六、结论 |
| 6.1 巴色会在华自立模式探究 |
| 6.2 客家信徒认同的变迁 |
| 参考文献 |
| 原始档案 |
| 中文参考文献 |
| 西文参考文献 |
| 附录 |
| 附录一 巴色会中国教区地图 |
| 附录二 《巴色圣会规条》 |
| 附录三 《提倡某地自立耶稣教会缘起》 |
| 附录四 《中华基督教崇真会会规》 |
| 附录五 巴色会德文原档样例 |
| 巴色会来华传教士列表 |
（8）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引言 |
| 一、问题及其缘起 |
|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
| （一）西方学界对集体行动的研究综述 |
| （二）国内学界对集体行动的研究综述 |
| 三、概念的界定与核心问题 |
| 四、本文的可能创新及难点 |
| 五、方法论的说明与内容安排 |
| 第一章 集体行动发生基础的解释框架 |
| 一、集体行动发生机制的现有解释 |
| （一）集体行动困境的三种解释模型 |
| （二）集体行动的既有达成路径 |
| 二、集体行动生成的一种分析框架：观念、制度与利益 |
| 第二章 观念因素：集体行动发生的价值导向 |
| 一、观念的认同：一致行动达成的前提 |
| （一）观念认同：集体行动获得合法性的途径 |
| （二）作为一种观念的社会契约论 |
| （三）社会契约论与集体行动的合法性 |
| 二、观念的冲突：国家认同危机的根源 |
| （一）国家认同是民族国家存在的前提 |
| （二）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 |
| （三）社会分裂因素与国家认同 |
| 三、冲突的观念与集体行动的发生：以乌克兰为例 |
| （一）观念因素是社会分裂的思想根源 |
| （二）社会分裂是政治分裂的前提 |
| （三）严重的政治分裂导致大规模的集体行动 |
| 第三章 制度因素：集体行动发生的规范基础 |
| 一、民主制度的认同：当前集体行动的基本框架 |
| （一）民主制度：基本制度认同的渐进演变 |
| （二）民主制度与早期民主的实践 |
| （三）代议制民主的实践与价值 |
| 二、制度的内在困境与制度认同的缺失 |
| （一）现代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转变：由绩效认同到制度认同 |
| （二）选举制度的内在困境与集体行动 |
| （三）政党制度的运行与集体行动 |
| 三、制度运行中认同的缺失与集体行动：以泰国为例 |
| （一）制度安排的逻辑：人性、道德与权力的考量 |
| （二）制度运行中认同的缺失：制度与文化的冲突 |
| （三）制度认同的缺失与集体行动：以泰国为例 |
| 第四章 利益因素：集体行动发生的理性基础 |
| 一、利益认同的探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
| （一）组织中的个体：个人利益观的发展演进 |
| （二）现代集团理论的发展：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博弈 |
| 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集体行动的个人利益基础 |
| （一）利益观的发展：个人理性的不断觉醒 |
| （二）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困境 |
| （三）集体行动理论困境的解答及评价 |
| 三、利益认同的缺失与集体行动：以中国为例 |
| （一）转型期我国集体行动发生的社会生态 |
| （二）我国社会集体行动的现状及分类 |
| （三）我国社会集体行动类型划分的研究 |
| （四）基于不同类型的集体行动的治理对策 |
| 第五章 观念、制度与利益的动态互动：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 |
| 一、“观念-制度-利益”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关键因素 |
| （一）观念因素是集体行动发生的思想动力 |
| （二）利益诉求是集体行动发生的根源 |
| （三）制度因素是集体行动发生的外部框架 |
| 二、观念、制度与利益之间的动态互动 |
| （一）利益因素决定观念，观念因素影响利益 |
| （二）利益因素决定制度设置，制度是利益协调的保障 |
| （三）观念因素影响制度变迁，制度因素固化既有观念 |
| 三、集体行动的三种类型及其启示 |
| （一）利益因素相对占主导的集体行动及规制 |
| （二）制度因素相对占主导的集体行动及规制 |
| （三）观念因素相对占主导的集体行动及规制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后记 |
（10）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 ——客家文化传承论（论文提纲范文）
| 摘要 |
| Abstract |
| 第一章 绪论 |
| 一 选题的意义与研究现状 |
| （一） 选题意义 |
| （二） 研究现状 |
| 二 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 |
| （一） 基本思路 |
| （二） 基本方法 |
| 三 可能创新之处 |
| （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考察 |
| （二） 以马克思社会人类学的文化视角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
| （三） 以全球及现代的视野，审视客家族群文化的存在与演进 |
| （四） 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发现区域文化的发展规律 |
| 第二章 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 |
| 一 关于“族群”意义的争鸣 |
| 二 文本中的客家族群 |
| （一） 民间谱牒中的客家族群历史面貌 |
| （二） 学术研究文本中的客家族群 |
| 三 近代意义上的客家“族群” |
| （一） 服从官府对移民活动的管理获得移民权力 |
| （二） 多途径提升社会地位，“反客为主” |
| （三） 官府创新管理模式“赋权” |
| （四） 从“地域认同”到“族群认同” |
| 四 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的内涵 |
| （一） 在文化认同上指向汉文化源 |
| （二） 在族群溯源上采用统一的文化认知 |
| （三） 在语言使用上通用客家语言系统 |
| （四） 在日常生活、风俗习惯上具有同源性 |
| 本章小结 |
| 第三章 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及文化的多元演进 |
| 一 客家族群的多元演进 |
| （一） 现代医学提供的解释之路 |
| （二） 客家族群多元演进博弈 |
| （三） 客家族群多元演进的“力场” |
| （四） 客家族群多元演进的典型案例 |
| （五） 客家族群多元演进模型 |
| 二 客家族群多元演进的文化特点 |
| （一） 客家族群文化的“儒根” |
| （二） 客家族群文化的“蛮味” |
| （三） 客家族群文化的“番风” |
| （四） 客家族群文化的“矛盾” |
| 三 客家族群文化研究的意义 |
| （一） 从历史的维度观察族群文化研究的意义 |
| （二） 从比较的维度观察客家族群文化研究的意义 |
| 本章小结 |
| 第四章 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文化的执正兼容 |
| 一 客家族群的文化本位 |
| （一） 以“耕山”为基础的人生本位 |
| （二） 以宗族为基础的群体本位 |
| （三） 以宋明理学为基础的道德本位 |
| （四） 以迁移为基础的乡土意识 |
| 二 客家族群文化的普泛化精神 |
| （一） 中原移民情结与大中华意识 |
| （二） 经典文本与客家族群心理分析 |
| 三 广东三大族群文化比较 |
| （一） 广府、潮汕族群形成史略 |
| （二） 三大族群典型聚落民居比较 |
| （三） “汉音”、“唐音”和“晋音” |
| （四） 客人开埠，广人旺埠，潮人占埠 |
| 四 客家族群文化批判 |
| （一） “群”对“人”的制约 |
| （二） 客家宗法传统与现代价值的矛盾 |
| 本章小结 |
| 第五章 科学发展视域中客家族群文化的传承发展 |
| 一 文化科学发展的基本特征 |
| （一） 以人为本 |
| （二） 博采众长 |
| （三） 创新发展 |
| 二 客家族群文化构成形态上的传承现状 |
| 三 传统文化内容与时代主题的融合发展 |
| （一） 客家族群文化的“现代病” |
| （二） 现代化语境下的客家族群文化重构 |
| 四 构建面向未来的客家文化发展圈 |
| （一） 全面促进大陆客家地区和谐发展 |
| （二） 加强海内外客家族群文化认同 |
| （三） 培育和谐发展的客家社会组织 |
| （四） 重塑客家文化自觉与自信 |
| 本章小结 |
| 结论 |
| 参考文献 |
|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
| 致谢 |
| 附件 |
四、论客家族群与近代基督教的互动关系（论文参考文献）
- [1]民国时期黔西北苗夷知识分子的国家认同意识研究[D]. 石定娜. 云南师范大学, 2021
- [2]旅游凝视理论视野下福建长汀古镇客家身份的再认知[D]. 沈昕. 云南民族大学, 2021
- [3]“三三”谱系作家小说研究[D]. 吴学峰. 苏州大学, 2019
- [4]清末民国时期广东梅州侨办教育研究[D]. 宋心梅. 南昌大学, 2019(02)
- [5]黄河岸边蒙古人的歌声 ——内蒙古三部四村音乐生活的考察与研究[D]. 贺宇. 内蒙古大学, 2019(09)
- [6]闽台宋江阵的仪式、象征与认同研究[D]. 郭学松. 福建师范大学, 2018(09)
- [7]信仰与民族认同 ——巴色会在广东客家地区的自立进程（1875-1937）[D]. 罗颖男.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7(09)
- [8]观念、制度与利益：集体行动的发生基础研究[D]. 陈平. 中共中央党校, 2016(08)
- [9]新世纪以来国内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J]. 张德明. 基督教学术, 2015(01)
- [10]科学发展视域中的客家族群文化发展研究 ——客家文化传承论[D]. 廖文. 华南理工大学, 201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