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农民负担减轻20%

一、今年农民将减负20%（论文文献综述）

段萌琦^[1]（2021）在《政治态度的制度逻辑 ——基于S省农民的实证分析》文中认为

史晓玲^[2]（2020）在《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文中认为棉花是重要的经济作物,棉纺织业是中国近代第一大支柱产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象征,在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是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鲁西北是山东棉花发源地,明清时期为山东省的核心植棉区域,其中明代出现商业化,清代呈现专业化,民国趋于规模化。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四个阶段:恢复期、徘徊期、发展期、萎缩期,其中波动最大的两个阶段是1980年代成为全国商品棉基地和1990年以后逐渐退出市场。本文选取1906至2006年为主要时间节点,从生态环境、历史演变、品种改良、技术革新、市场流通、棉纺织业浮沉和社会生活等角度,全面考察鲁西北百年来植棉业的曲折历程及其对区域经济社会的影响。从生态环境和历史演变考察,鲁西北是山东地区最适合植棉的区域,这是原生态的最大优势。该地区具备气候、温度、光照、土壤等相对充分的自然资源,尽管受到降水量时有不足和自然灾害频繁的制约,但是通过灌溉排涝可以适当改善。鲁西北作为山东核心植棉区,是技术改良的试点区域。棉花生产的技术变迁主要体现在品种改良和耕作技术革新两个方面。从清末新政试种美棉到民国时期设立试验场进行品种改良,从日本侵华时的强制育种到名动天下的鲁棉1号,从虫害无法抵制到抗虫棉的产生,品种改良始终是技术革新的重点。其中,早期改良的目的是提升质量适应纺织工业需要,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以追求高产为主要目标。清末民国时期的品种改良由于战争等因素而断断续续,总体而言美棉在鲁西北得到成功推广。新中国成立后,棉花品种经历了5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更换,美棉最终替代了中棉。从耕作和管理的角度看,鲁西北在集体化时期进行了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土地改良和积肥运动,这些“硬件”为棉花增产提供了有力保障。棉花耕作技术的变迁主要体现在从不用浇水到确保灌溉、从靠天生产到科学种田、从人工捉虫到预防测报以及新式农具的广泛使用等方面,但是大型机械化的推广和使用却十分尴尬,集体化时期的机耕到1980年代恢复原始的人畜耕作。1990年代以后,小麦等粮食作物耕种收已经基本实现机械化,而棉花在机收方面仍旧没有进展。从生产组织形式看,棉花管理大致经历了家庭——集体——家庭的交替。具体来讲有几个典型组织方式,民国时期产销合作组织,集体化时期的互助组、合作社和植棉组、改革开放以后的专业户。不同时期的组织形式对棉花产出率影响较大,生产责任制是家庭与集体都不可忽视的生产组织形式。从市场建构和重组的角度看,鲁西北地区的棉花市场经历了三次重组,其典型特点是实现了从乡村集市贸易到出口国际市场的转变,棉花生产最终在完全市场化中被边缘化。第一次重组是因为政府的倡导、美棉的引种和日本的掠夺,棉花传统的运销网络被改变,由国内运销转向间接或直接进入国际市场,此时的市场价格有波动,但总体上是供不应求,棉花产销合作社也有力地应对了国际市场,使得棉花种植提高了农民的收益。第二次重组是国家统购政策的实施,完全由国家指令性政策主导运行,地方市场基本上与国际市场呈现脱钩状态,没有市场价格波动,农民生产相对安逸,但是统购后期对农民的不利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如导致棉花商品化特性在民间的削弱、农民卖棉难、奖售政策不能兑现等。第三次重组是国家棉花流通体制改革,市场完全放开,地方棉花直接进入国际市场,单纯的家庭生产模式要在各个生产阶段面临严峻的国际竞争,最终在棉花质量、成本收益等因素的竞争中被边缘化。随着棉花生产的演变,鲁西北地区的棉纺织业经历了从中心到萎缩再到崛起的过程。明清时期作为山东棉产区,借助先天的自然优势成为山东土布中心。随着清末国外资本的渗透,洋纱在当地没有太广阔的市场,本地的手工棉纺织业获得持续发展,并开始探索机器纺织,但在纺织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当青岛、济南大型纱厂建立以来,鲁西北地区因为运河断流,津浦铁路选址避开此地,导致交通闭塞,主要充当了原棉供应地的角色,潍县由于处于胶济铁路的有利位置,棉纺织业得到飞速发展,鲁西北地区土布中心的地位相对削弱。抗战时期,由于纺织工厂的停业,借助棉花资源优势,一直到集体化时期,传统的手工棉纺织业继续发展。“大跃进”到改革开放以前,该地区的棉花生产跌入低谷,棉纺织业也陷入萎缩。改革开放后,鲁西北地区的棉花生产达到顶峰,带动了区域棉纺织业重获新生。1990年代到本世纪初,由于棉花生产的萎缩和国家工业体制改革,鲁西北的棉纺织业出现分流,有的在整合中淘汰,有的则改组后崛起。当地棉花退出生产不但没有影响棉纺织业的发展,反而由于棉花市场的放开而获得了新的发展。总体上看,在统购统销时代,国家支援地方纺织工业建设,但是地方棉区为服务国家纺织工业也做出了一定牺牲,农民作为最基础的原料生产者在纺织工业发展中也向国家做出巨大贡献。新世纪以来,随着棉花生产政策调整、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纺织工业体制改革,这种国家、地方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被打破,重新组合的棉纺织企业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崛起。植棉业的变迁对区域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农业生产结构看,棉花面积的增减对当地农业生产结构影响深刻,特别是棉花鼎盛时期,突出强调棉花重要性,而忽视其他作物。由于该地区对棉花生产的坚守,导致聊城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非常缓慢。在国家提出发展多种经营时,没有跟上政策步伐,城镇工业发展相对滞后。从农民收入水平看,聊城地区植棉业的兴衰与农民收入的相关性密切,农民收入水平与植棉业的变化呈正相关,棉花复苏则农民收入达到全国平均水平以上,棉花减产则降至全国平均水平以下,似乎验证了鲁西北民谚“棉花兴,百业兴”。总体来看,棉花生产鼎盛时期对当地社会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如作为棉花技术传播的中心地带颇受关注,建立了区域棉业知识技术体系,成为全省、全国乃至国际的焦点;带动区域民众从业结构的变化,国营棉厂职工大起大落,棉农化身民营企业家,家庭妇女走进工厂,妇女成为棉花生产主力;植棉致富,吸引外来人口,等等。当地农民对棉花有着特殊情感,将本来具有经济性的棉花,又附加了社会性和政治性,从民国至改革开放前,从当地的偷棉事件中反映出国家与集体、农民之间利益的冲突与调整。鲁西北植棉有史以来,棉花其本身具备的经济和商品特性,逐渐成为国家、市场、技术与农民之间关系的纽带。特别是近代以来,美棉的引种成为鲁西北走向国际的突破口,百年来棉花生产在官方调控下经历了从中心到边缘的变迁轨迹,延续600余年的传统经济作物几乎退出了历史舞台,这个过程充满了曲折性和复杂性。其主要特点是:棉花生产影响因素呈现多元化,对区域经济影响具有延展性,对区域社会的影响体现阶段性,农民与棉花之间的情感饱含复杂性。从影响因素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是棉花生产的必备条件,国家政策（政府行为）是棉花生产的主导因素,市场机制是影响棉花生产进退的风向标,经济效益是影响农民生产意愿的关键因素,技术革新是影响植棉效率和棉花品质的重要因素。其中,最具决定意义的是市场和收益两个因素。从鲁西北植棉业的历史变迁过程中,不难发现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与农民的利益关系随国家发展的步伐不断调整。新中国成立以来,从人民公社化时期农民和农业对工业的无条件付出,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农民的自觉反抗中的建立,再到农业税的彻底取消,国家与农民作为利益博弈的双方不断调整策略。棉花生产能否延续、农业生产如何组织、政府调控政策如何发挥是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

王金娜^[3]（2017）在《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再生产理论主要研究统治阶层与劳工阶层再生产,认为家庭阶层背景与学校教育能“自动符应”,强调阶层结构而非行动者的力量,没有考虑到阶层内部个体的差异性。本文梳理了建国以来的教育政策,对中产阶层子女为主的白云小学和劳工阶层子女为主的蓝天小学进行田野调查,对20位母亲、4位父亲及其他相关人员进行深度访谈;利用场域、权力、符码理论探究中产阶层再生产如何在“国家支配教育实践”和中产阶层母亲“适应”教育实践的过程中进行;提出国家与中产阶层母亲同时发挥作用,兼具教育优势和教育风险,包含阶层惯习再生产和学业成就再生产的中国中产阶层再生产理论,即“新再生产”理论。通过分析访谈资料发现,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主要包括密集教育干预、教育选择、教育应对和教育参与。这四种教育卷入分别与国家素质教育政策的“精致型符码”偏好、义务教育类政策的“分流”偏好、减负政策的“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家校合作政策的“家长责任”偏好相关。其中,前两种政策偏好具有明显的中产阶层性,契合中产阶层母亲的阶层惯习,给其子女带来潜在教育优势;“弱化学校功能”偏好对中产阶层和劳工阶层母亲均有利与弊,不具有中产阶层性;“家长责任”偏好反映某些中产阶层母亲的利益诉求,具有不完全的中产阶层性。田野调查发现,尽管两所个案小学的教育实践存在差异,但总体来说,教育改革政策支配下的教育实践具有弱国家、强市场、强家长的“家长主义”偏好。弱国家功能体现在两所小学的“教育功能”弱化、X市小学教育系统的“选拔功能”弱化;强市场功能体现在X市公办学校的就近入学制度、民办学校制度、课外补习场域的兴起与白云小学的“半精致型教育符码”;强家长责任体现在两所小学的家校合作制度。“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不仅要求家长“占有”资本,而且要求发挥个人能动性“有效激活”资本“适应”实践,才能实现阶层再生产。这使得教育获得主要依赖父母的资本和主体性,而不是学生的能力和努力,因而存在教育风险。面对“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大多数中产阶层母亲能“有效适应”。她们在情感资本的推动下,激活惯习、发挥主体性,采用各种策略激活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成为新再生产的行动者。情感资本包括教育责任感、高教育期望、教育焦虑和教育操心,由女性的性别结构、中间层的社会地位、教育场域共同作用而成,主要被中产阶层母亲所占有,是她们成为新再生产行动者的根本动因。除此之外,惯习、场域和主体性都是中产阶层母亲教育卷入的动力因素。我国中产阶层再生产有先后进行的两条路径。第一,小学中年级以前以阶层惯习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教育责任感”的推动下,激活中等趣味、个性化性情、科学育儿偏好,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实施密集教育干预,培养孩子具有主体性且知识素养、兴趣特长、文化品位等全面发展;再选择表意性秩序相对开放的实施素质教育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博放惯习”。劳工阶层母亲实施粗放教育干预,让孩子就读表意性秩序封闭的小学,家、校共同形塑孩子形成“大众惯习”。第二,小学中、高年级以后以学业成就再生产为主。其机制是:中产阶层母亲在较高“教育期望”的推动下,受被建构的中小学场域、母亲所在的“体制内工作”场域、“热知识”等影响,激活“苦行”性情、“非学校化”性情、风险意识,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选择优质而精致的补习班、“团课”等策略实施精约式教育应对;在“教育焦虑”的推动下,受地方性知识影响,激活“追求教育优势”性情、“阶层惯习排斥”性情,继而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通过以房择校、证书择班、考试择班进行教育选择;在“教育操心”的推动下,发挥主体性,激活各种资本,以个人活动的形式参与学校教育,并使用与教师保持平等的不平等关系的策略进行教育参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有利于孩子学业成就再生产,但也给孩子带来沉重的学习负担。劳动阶层母亲因资本、惯习的影响,给孩子报低质或不报课外补习班、无力教育选择、消极教育参与,不利于孩子学业成就的获得,但学习负担得以减轻。受我国升学制度的影响,阶层惯习与学业成就关联性不大,阶层惯习对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独立价值。然而,阶层内部存在差异性,并不是所有中产阶层母亲都能适应“家长主义”偏好的教育实践。时间资本匮乏和居住位置偏远阻碍密集教育干预;“新型读书无用论”、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阻碍“精约式教育应对”;教师的专断权力,以家委会、信任为表现形式的集体社会资本的匮乏抑制参与学校教育;教育学类知识抑制参与家庭教育;孩子中等以下的学业资本量,母亲坚守师德惯习、重视知识惯习、毕业于名牌大学的优越惯习阻碍与教师互动。其中,教育学类知识、反思性实践知识使母亲成为反思性行动者、抵抗者。另外,激活资本未必产生教育利润,错过最佳时间、与教师保持绝对平等关系的激活资本方式不利于孩子的教育获得。这使得中产阶层再生产具有多样性和风险性。因而,有必要增强学校教育功能、规范课外补习机构、弱化教育“分流”机制、改变家校合作的“家长责任”偏好,通过增加“国家责任”改变教育实践的“家长主义”偏好,以破解改革过程中存在的阶层间义务教育不公平日益凸显、中产阶层子女学业负担日益沉重的难题。

胡志辉^[4]（2014）在《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三农”问题关系着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也关系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农民是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农民的变迁则是解读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途径,同农村改革进程密切相关,相互影响。农业税改革作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改革的主线,是促进农民减负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在此基础之上,本文系统回顾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与中国农民的历史变迁。全文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业税政策的调整为线索,以时间为序,从纵向上系统梳理农业税改革的历程及后农业税时代涉农政策的走向。第一章简要回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农业税改革及不同历史时期党领导的农业政策的变迁历程。第二章在阐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农业税政策调整的基础上,系统回顾了始于本世纪初的以规范农村税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并对取消农业税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效与意义做出简要分析。第三章首先总结归纳了后农业税时代相关的涉农税收优惠政策,并分析了统一城乡税制的实现条件及实现路径,即当单位农村劳动力生产效率显着提高,农民不再是弱势群体,农业不再是弱势产业,廉洁高效的城乡财政体系、税收征管体系建立健全之时,城乡税制一体化便可真正实现。其次,系统回顾了以农村公共财政体制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义务教育体制改革为主要内容的农村综合改革,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从农村基本制度层面深化和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是重大的制度创新和社会变革,同时也是农业税改革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以农业税改革促进农民减负增收为线索,阐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影响下的农村居民的巨大变迁,主要表现为农民的经济变迁、生活方式变迁、生产方式变迁和社会价值观念变迁。第四章阐述了新时期农村居民负担状况及收支状况的变迁,较为全面地展现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经济状况及生活方式的变迁。首先,通过对农民负担及收入状况进行整体性和阶段性的数理分析,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在波动下降,人均收入波动上升,农民群体内部及区域间收入不均衡,并分析了引起农民收入变化的各种因素。其次,通过对农民消费支出及其结构变化的分析,得出如下结论：农民消费支出增长迅速,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费份额下降,用于发展性和享受性消费逐年增加,生活品质大幅提升,但农民内部、区域间消费不均衡的现象仍然存在。最后,通过构建向量自回归（VAR）模型对影响农民增收的四个可以量化的主要因素（税费负担、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财政支农支出）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在未来数十年中,税费负担对农民收入影响微乎其微,国家财政支农支出对促进农民增收有明显的滞后性,而工资性收入有替代家庭经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推动力量。第五章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和劳动力市场政策调整的阶段性分析,反映了农民在新时期生产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迁。生产方式上,由传统单一的农耕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经营和多元就业转变,体现在农业耕种、个体经营、城镇就业的相互融合；生活方式上,由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生活向现代的多元生活方式转变。此外,通过对比1978年以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并分析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体制性因素和非体制性因素,得出如下结论：户籍制度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主因,而在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完成农民减负历史使命之后,现阶段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最为有效的路径为通过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扫除农民“城市化”的各种障碍,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实现城乡劳动力的优化配置,继而以大幅减少农村人口的方式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生产效率,以实现个体收入的增长。第六章揭示了新时期农村居民价值观念的变迁,正在逐步由传统走向现代。传统的小农意识主要表现为缺乏主体意识的权威崇拜、封闭保守的经世心态和注重经验、安分守己的处世理念。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农民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得到根本改变,价值观念在传统与现代间交织碰撞,表现在主体意识不断增强；家庭婚姻观念日渐开放；自闭、守旧观念淡化,开放、竞争、功利意识增强；宗法、迷信观念有所淡化,科学、民主、法治意识增强。就农民价值观念变迁的影响因素而言,一方面是由于农民收入的提高,另一方面是由于农民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化。此外,通过对农民观念变迁效应的分析,可以看出,农民价值观念不仅能够反映出农民对社会事实的认知,映射出社会变革的发展趋向,而且能够在自我调整中重构深化,在与社会制度和改革机制的互动中起到推动或是阻碍的作用。再者,本文提出应加强对农民群体的精神救助,积极引导农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从而促进农民价值观念与个人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以避免农民群体在经济收入和价值观念上双重马太效应的出现。

孙迪亮^[5]（2012）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文中提出物质利益是经济利益的首要内容和主要组成部分，其测度指标具有多元性，其中最常用、最主要的指标是生活水平指标，一般用人均收入水平的增K率来苻代。具体到农民的物质利益，一般也用农民的收入水平和物质生活水平来衡量。改芊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农W改革发展的长期实践中，对农民物质利益问题一贯予以高度重视和努力解决，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丰富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既蕴含着许多基于新的实践而生成的新理念、新观点，从而体现出其现实创新性，也承接了古今中外许多有价值的相关思想理论，从而体现出其历史继承性。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理论渊源表现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农民物质利益理论，主要包括加强农业基础地位的理论、实现;r农结合与城乡协调的理论、H家对农民予以经济资助的理论、促进农民合作化的理论等；二是国外解决农民物质利益问题的理论与经验，主要体现在支持和保护农业发展，强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造传统农民、积极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等方面。自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是R趋深化、与时俱进的：为了解除广大农民生活上的严重困苦，屮国共产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形成了以保障农民温饱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随着农村脱贫目标的基本完成和农民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形成了以实现农民小康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鉴于农民小康总体实现后农民贫富差距的空前凸现，中国共产党自本世纪以来形成了以ia求农民共富为主旨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在每一时段，中国共产党都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相应举措。中M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基本内容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值的思想，解答了"为什么"实现农民物质利益的问题；二是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路径的思想，解答了"怎么样"实现农民物顶利益的问题。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战略价iff，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是多角度、多层面的，视之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根本保障、维护全H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关键环节和应对国际人权斗争的必然举措。关于农民物质利益的实现铬径，屮国共产党的基本思路是"加减并用"。所谓"加"，即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总量，这主要依赖于推进新农村建设、加快农业现代化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等三个途径：所谓"减"，即减轻农^负担。对中国共产党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的评析应恪守求真务实的基本原则、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地进行，既不应为之涂脂抹粉，更不应对之无端指责，而是应当在充分肯定其历史功绩的前提下，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与局限，并就此进行善意而中肯的建言献策。毋庸置疑，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实现了重大创新，而且在实践上带来了良好效应。但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的农民大国里，彻底解决九亿农民的物质利益问题确非易事，因而表现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上，也总是闪露出一些不足与缺憾，主要是：从思想的生成上看，应急性有汆而前瞻性不足；从思想的内涵上着，针对性有余而系统性不足：从思想的践行上看，宣示性有余而实效性不足。鉴于此，在末来的发展完善中，理应重点强化三个环节，即：及时体察农民的利益关切，增强思想的前瞻性；全面应答农民的利益诉求，增强思想的系统性；强力构筑农民的利益保障，增强思想的实效性。

赵兴泉,郑娟,张玉洁^[6]（2011）在《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文中指出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这是党中央,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阶段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推进"三化"同步发展,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

贺雪峰^[7]（2010）在《农村土地的政治学》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当前中国存在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土地冲突,一是在城郊和沿海发达地区围绕土地征收而发生的土地冲突,二是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为农地权益归属而发生的冲突。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冲突,也服从完全不同的两种土地政治学。而就一般农业型地区农民之间的冲突而言,在取消农业税前后也有很大的差异。只有深入了解农村土地冲突的不同类型及不同时期的划分,了解农民土地权利意识的变迁,才能真正理解围绕农村土地冲突的群体性事件的不同性质。

李红婷^[8]（2010）在《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 ——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文中研究说明在大力提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口号下,农村社区发展再次被人们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改变农村面貌的直接方式,农村教育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我国对于乡村教育的研究已经大有进展,尤其是部分学者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中国乡村教育的发展与去向,成绩显着。然而,我国地域广阔,东部、中部、西部的乡村社区自然地理迥异,社区发展的进程与步伐不一,乡村社区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必然也有差异。本研究试图解剖中部省市的乡村社区,并集中探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在现代化历程中,中部省市乡村社区的发展轨迹是怎样的?与东部、西部乡村社区相比,它有何共性与差异性?二是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教育的发展历程又如何?与东部和西部相比,它面临哪些不一样的困境?三是在乡村社区及其教育的发展历程中,国家扮演怎样的角色?国家权力向乡村社区渗透的方式与途径是什么?学校又是如何应对国家与地方权力的渗透?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研究选择湖南大金村作为田野点进行人类学考察,在丰富而详实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将大金村的学校教育置身于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经济制度中来审视,并从交换理论的视角来探讨教育与社区、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本研究认为,在过去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大金村的教育经历了从清明民国时期的“族塾义学教育”,到集体经济时代的“普及小学教育“,再到改革开放以后的“跳农门教育和义务教育”,最后到现在的“免费教育”。1949年前大金村族塾义学虽然是在官方倡导下,但却是在地方乡绅、村落精英的支持下出现和发展的,但自从设立族塾义学以来,大金村李氏宗族一直将教育的意义同宗族的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最后成了维护和强化李氏宗族权力的一个有力工具。“全能型社会”时代,国家政权对于乡村社区的强势渗透导致乡村学校在生存与发展上依附国家权力与政治环境。全能型社会解体后,国家政权失去了控制乡村的经济基础,与此同时,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中转移,学校开始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乡村学校成为深入村落的国家机构,并在乡村背景与乡村社会中就显出一种不可替代的身份。近十年来,农村社区逐步衰落，乡村社区普遍处于一种无根状态。随着乡村社区的无根化,当代乡村教育也处于极其迷茫的状态,乡村学校更是被置于“县乡村三不管”的尴尬境地。总之,透过近百年来大金村及其教育发展的历程,本研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第一,学校与社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国家文化与地方性文化”的冲突与对抗关系,三者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基于权力基础上的对有限资源与空间的共享、交换与争夺；第二,学校与社区互动的前提是彼此之间有可以交换的资源。半耕时代的乡村学校,教育资源贬值、教育质量下降、教师权威撤销、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弱化。——乡村教育必然处于“悬置“的尴尬境地；第三,如果说20世纪80-90年代,乡村学校曾扮演过“村落中的国家”形象,如今的乡村学校更多扮演着“村落中的集市”形象。学校成为“资本”、“服务”、“商品”的集散地；第四,当代乡村社区“无根”状态的主要原因是在乡村社区传统价值体系失落,新的价值体系尚未建立,社区处于多元价值冲击下的混乱状态。当代乡村教育主要任务是如何加强信仰教育,重建乡村社区的核心价值体系。此外,针对当代乡村教育的危机状况,本研究建议：第一,社会各界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乡村社区与乡村教育的发展方向,重新建构社会转型中的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第二,各级政府要加大力度,采取切实可行的乡村学校管理体制,避免乡村学校管理中出现的主管部门缺席的现状；第三,在农村基础教育中,加强地方性知识传承以及乡土文化教育,在多元文化理论背景中重新构建农村教育的课程模式。

陈建宏^[9]（2009）在《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文中提出十届全国人大十九次会议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废止。在本文中,笔者将重点研究后农业税时代农民负担和收入的现状,探讨继续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本论文主体内容共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国外农民收入支持政策概述。对于稳定农业生产、促进农民增收,很多国家在立法、管理、政府扶持等方面积累了大量有益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解决“三农”问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这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美国、欧盟、日本、巴西和印度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收入支持政策,供有关政策制定者借鉴。第二部分,改革开放后农民负担和收入状况的演进历程。只有了解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深层原因,才能真正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在这一部分中,总结了改革开放后各个历史时期农民负担和收入的水平、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形成的历史脉络。第三部分,废除农业税对于农民负担和收入的影响分析。废除农业税是国家解决“三农”问题采取的一项举措,对于农民减负增收有着多方面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既有直接的显性的,也有间接的隐性的;既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在本部分中,分别分析总结了废除农业税对于农民减负增收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有些进行了量化说明,有些只是进行了定性阐述。第四部分,当前农民负担与收入现状及成因分析。通过引用大量数据,分析总结了废除农业税后的这几年中农民负担和收入的变化历程、呈现出的新特点以及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了农民负担和收入问题依然存在的客观现实。全面地、详细地分析概括了长期以来造成我国农民负担过重与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深层次社会、经济、法律和观念等方面的原因,为这一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顽疾”把好脉。第五部分,减轻农民负担及增加农民收入的对策。分析了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的社会经济意义,同时针对这一问题的产生原因,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其解决的对策。

彭宏松^[10]（2008）在《历朝历代,要数共产党对农民最好!——江西农村税费改革纪实》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延续2600多年的农民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得以改写。江西则在全国提前一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广大农民发自内心地说:"历朝历代,要数共产党对农民最好!"为了展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本刊特约江西省农村税费改革领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原中共江西省委副书记,现任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彭宏松同志,以权威、而真实的笔调撰文,以飨读者。

二、今年农民将减负20%（论文开题报告）

（1）论文研究背景及目的

此处内容要求：

首先简单简介论文所研究问题的基本概念和背景，再而简单明了地指出论文所要研究解决的具体问题，并提出你的论文准备的观点或解决方法。

写法范例：

本文主要提出一款精简64位RISC处理器存储管理单元结构并详细分析其设计过程。在该MMU结构中,TLB采用叁个分离的TLB,TLB采用基于内容查找的相联存储器并行查找,支持粗粒度为64KB和细粒度为4KB两种页面大小,采用多级分层页表结构映射地址空间,并详细论述了四级页表转换过程,TLB结构组织等。该MMU结构将作为该处理器存储系统实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本文研究方法

调查法：该方法是有目的、有系统的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的具体信息。

观察法：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直接观察研究对象从而得到有关信息。

实验法：通过主支变革、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关系。

文献研究法：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从而全面的、正确的了解掌握研究方法。

实证研究法：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提出设计。

定性分析法：对研究对象进行“质”的方面的研究，这个方法需要计算的数据较少。

定量分析法：通过具体的数字，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跨学科研究法：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研究。

功能分析法：这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从某一功能出发研究多个方面的影响。

模拟法：通过创设一个与原型相似的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某种特性的一种形容方法。

三、今年农民将减负20%（论文提纲范文）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论文提纲范文）

（3）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论文提纲范文）

（4）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论文提纲范文）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6）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论文提纲范文）

（7）农村土地的政治学（论文提纲范文）

（8）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 ——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论文提纲范文）

（9）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论文提纲范文）

四、今年农民将减负20%（论文参考文献）

• [1]政治态度的制度逻辑 ——基于S省农民的实证分析[D]. 段萌琦. 山西大学, 2021
• [2]国家、生态、技术、市场 ——棉花与鲁西北社会变迁（1906-2006）[D]. 史晓玲. 山东大学, 2020(08)
• [3]教育改革偏好与中产阶层母亲的教育卷入[D]. 王金娜. 南京师范大学, 2017(12)
• [4]农业税改革与中国农民的变迁 ——改革开放以来[D]. 胡志辉. 南开大学, 2014(04)
• [5]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农民物质利益思想研究[D]. 孙迪亮. 曲阜师范大学, 2012(12)
• [6]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农民负担监管工作[J]. 赵兴泉,郑娟,张玉洁. 政策了望, 2011(10)
• [7]农村土地的政治学[J]. 贺雪峰. 学习与探索, 2010(02)
• [8]无根的社区 悬置的学校 ——大金村教育人类学考察[D]. 李红婷. 中央民族大学, 2010(03)
• [9]后农业税时代农民减负增收问题研究[D]. 陈建宏.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09(S2)
• [10]历朝历代,要数共产党对农民最好!——江西农村税费改革纪实[J]. 彭宏松. 党史文苑, 20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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